元旦那一天，几挂鞭炮响过之后，游艺室开放了。借书的借书，借棋类的借棋类，有在那里现看连环画的，十分热闹。此后，游艺室按规定在星期六下午半天和星期日全天开放；其余为周一、三、五的晚上七至九点，让学生到这里来借书、还书。
教养院还发动同学，以班级的名义，给赴朝作战的志愿军叔叔写慰问信。不久，我们就收到志愿军叔叔的来信。其中有一封来信的字，写得十分秀气。一定是一位文化很高的叔叔写的。从他的字里行间，能够体会到他对我们的无限关爱。昭英老师挑选了几封，在黑板报上刊登。
看到六年级同学玩一种叫“国头国仔”的游戏，很感兴趣。到了六年级，我们也学着用旧课本和作业本，折叠糊成 128开、如扑克牌一样大小的纸牌。选一些常见的国家，取一张作为“国头”，写上它的首都和四个重要城市的名字；再取四张牌，分别写上该国的这四个重要城市的名字。游戏开始，将牌洗乱，参加者轮流取满12张牌。然后决定谁先叫牌。凡手中据有“国头”的，可以呼叫该国的城市名，也就是“国仔”，手里有“国仔”的，应该将牌放出来，交给据有“过头”的。被叫出牌的一方应将不足的牌补足。这样轮流叫牌，最后确定，谁拥有最多“国家”的得胜。
“国头国仔”游戏的发明者是谁，无从查考，但它对学习地理知识确有帮助。特录于此。
1954年初夏，六年级下学期即将结束了。舅父接到儿童教养院的通知，到院里来了。有同学告诉我，说我舅父来了，我根本不相信。当我到办公楼的会客室时，舅父和教导员已经谈了很久了。我一声“报告”，得到教导员应许，进到屋里。教导员指着一张沙发，让我坐下。继续他们的话题。大意是：一九五三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五年计划”。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时期，国家需要大量资金。因此要实行增产节约的有力措施，精减压缩孤儿院等慈善事业的开支，也是措施之一。现在我小学即将毕业了，希望我唯一的亲人——舅父，能够将我领回去。继续升学或学手艺，政府都不会撒手不管，仍然会给适当帮助的。
他对舅父说：“你现在也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建设国家，人人有责。希望你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这件事情。我们儿童教养院在七月一日前放暑假，你可以在七月一日至十五日这段时间，前来办理你外甥的领养手续。
舅父的织布生意破产后，经人介绍，进入福州造纸厂。他年轻时学过的钳工手艺，正好派上用场，被推荐到机械制浆车间作机械维修工。舅父当了工人以后，对工作认真负责，得到领导的器重。在文艺活动方面，也很热心。他喜欢自编自演福州评话，将先进人物的事迹，在文艺会演中演出。他不但在厂区各车间之间表演，还参加厂际之间的交流，到港头工人俱乐部去演出。据说，他还向车间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呢！
有着以上这些因素，舅父爽快地答应了教导员的要求。在七月二日，到孤儿院办理了一应手续，将我领回了家。
以后的命运如何？有升学再造的机会等着我吗？请看第五章《金兰姐弟》。
第五章金兰姐弟
胡振铎考取福州第八中学。此时舅父不再经营织布作坊，改租地种菜了。当然，他得一边读书、一边挑水浇菜、卖菜。
一个孤儿，在学校享受免交学杂费、助学金，得到政府和老师的关怀。又结识了一个助人为乐的姐姐，使中学的生活丰富多彩。这其间，经历了1955年蒋帮对福州的大轰炸，目睹达道路繁华街区在顷刻之间夷为废墟。学校上课时间改为早晚两个时段，以避免人员的过度集中，减少危险。福建空军基地完善后，蒋帮飞机被堵截在沿海地带，福州平静了。学校恢复正常上课时间。
为了表达对前线解放军的感谢，学校发动同学给解放军叔叔写慰问信。胡振铎在姐姐的家里做作业（因为舅父家用不起电灯），想起给毛主席写信，得到姐姐的支持。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秘书处办公室代表毛主席他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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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孤儿院两年之后，回到舅父家里。舅父家的成员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91岁的祖奶奶去世了。姨姨也出嫁了。嫁给正对门的做伞骨的师傅。姨父也是自幼失去父母的孤儿，单身一人。他为人忠诚老实，是谁牵的红线，只有大人知道。
姨姨结婚那一天，舅父为我向孤儿院请了一天的假。让我回来给姨姨做“小舅子”。随着迎亲的唢呐、十番队伍，到拐角处姨丈的远房亲戚家里，迎娶新娘。权当那是姨姨的婆家。三亲六眷忙忙碌碌，中午在舅父家吃了便饭，接着操持晚宴。
如今的“小舅子”都有红包。红包的份量，从三五十元，涨到三五百元，甚至三、五千元。所以，没有“小舅子”的，就找自家的儿孙充任，并不存在实际意义上的“小舅子”。为的是不让红包肥水外流。当时那个年代，有没有红包，我不知道。即使有，对我也没用。只有九泉之下的舅父、舅母知道了。
午饭过后，我睡得昏昏晕晕，一次又一次想起来，又睡过去，一直到下午三点多钟。我急着要赶回孤儿院去，大人也不再留我，因为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再说，从横街步行走到下渡周厝巷，至少也要三个多小时。晚了怕赶不上吃晚饭，大人也没给我乘车的车费。
真正离开孤儿院，回到舅父家里并不惬意。舅父每个月56元固定工资，要负担全家七口，不太容易。后来联系租赁了达尝堂近二亩的废弃房宅地，垦荒种菜。我还在孤儿院的时候，大礼拜回来，也参加了垦荒。
说是垦荒，并非开垦腐熟的土地，而是从成堆成堆的瓦砾中，寻找那被遗忘的熟土。我回到家时，还有一小半的荒地没开出来。每天除了三点半起来，到园内的小池塘担水浇菜以外，就是继续开垦荒地。舅母用山锄开挖，每刨四五下，就要蹲下来，拣拾瓦砾。这样，一米宽、十二、三米长的菜畦，至少要四五天才能开好。可见它的不易。
达尝堂是富裕之家，对这片废弃地并不在意。到年底，去送租金的时候，我也跟了去。他们仅象征性地收了我们二十元人民币。这区区二十元，对他们如九牛一毛，可有可无。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承诺，一种应许，一种获得垦荒种植的契约和权利。
上午垦荒，到九、十点钟的时候，舅母会给我五分钱，让我去铸鐤湾买油炸芋粿。好大的一块，娘儿俩一人一半，足够充饥，可以干到十一点左右再回家。
我当时才十二岁，挑水的水桶是烂了底、经修桶师傅整修过的，比正常的水桶短了一截，打满水也只有七八十斤。孤儿院回来正值暑期、夏天，小池塘里的水渐渐干涸了，涌出来的泉水不够用，我们要到园北角去打井水。对于娇嫩的小白菜来说，清晨、傍晚给它浇灌清凉的井水，是再好不过的了。这样可以防止它因闷热而滋生蚜虫。但是，那么大的菜园子，每天要浇灌百十担井水，就十分劳累了。
我也帮助舅母掐空心菜或甘蓝菜。因为不知从哪里下手，常常遭到舅母的唠叨。还是那一句：“吃大猪的料，叫小猪的声音”。这句话一直闷在我的心里。到了星期日那一天，我对舅母说，让我去孤儿院玩一天。舅母答应了。
那一天，卖完了早市菜，吃完早饭，我去了孤儿院。在孤儿院吃过午饭，又吃过晚饭，其间与伙伴们玩得很开心。天色渐渐黑了，却没有回舅母家的意思。孤儿院里已经没有我睡觉的床位，我踟踟蹰蹰地到了昭英老师的房门口，眼里流着泪，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昭英老师问明情由，将我送到办公室，交给教导员。
教导员和颜悦色地开导我：“你刚刚回去，总会不习惯的，过一阵子就好了。况且，我们孤儿院没有设立初中部，也没有工厂什么的，可以让你学手艺。你现在还很小，应该回到舅父家去，复习功课，考上中学，继续学习。我们已经跟你的舅父说过了，以后有什么困难，政府还会帮助你们的。你舅父也向我们做了保证，今后一定好好待你。你放心吧！”
我没有什么话好说，只有沉默。教导员扶着我的肩膀，继续说：
“那就这么办吧！天色已经很晚了，我们派一个员工送你回家，就让李叔叔送送你吧！”
他转身呼唤李叔叔，李叔叔来了。教导员对他说：
“小李，天黑了，你送胡振铎回家吧！看他家里人有什么说法。你就多劝劝他们。”
“行，走吧。”李叔叔拥着我，走出了孤儿院的大门。
虽然我们搭乘了公共汽车，到家时，还是七点半以过了。大门早已闩上。敲门后，听到舅父从楼上下来的脚步声。大概他下班刚刚回来不久，才会有这么快的反应。
舅父打开门，见到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正在疑惑，李叔叔撒了一个谎，说：
“振铎在孤儿院参加活动晚了，让我送他回来。”
舅父向李叔叔道了谢，径自上了楼。我随后关上门，进了屋，到楼下自己的床上，那是祖奶奶临终前睡过的苦竹编成的床。
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很久很久，才迷迷糊糊入睡。
刻板的生活日复一日：清晨三点半起床，打水、挑水、浇菜，然后摘菜，挑着菜担子，和舅母一起，在菜园子附近走门串户地叫卖。卖完菜，回家吃早饭。早饭后，继续到菜园子里垦荒。中午回来，午饭、午休，下午三点半至四点，再去菜园子里，打水、挑水、浇菜，大约七点钟回家。吃完晚饭，已是七点半、八点光景。
舅母到斜对门的钟俤嫂家门口闲坐。钟俤嫂家正当交叉路口，人来人往，凑在一起，就谈天说地，王五马六。我也跟随舅母身边，听大人闲扯。
听了别人的议论，舅母对我半是玩笑、半是责备地说：
“很快就要升学考试了。人家的孩子一天忙到晚地复习功课。你倒好，从孤儿院回来，没见你翻过一回书。”
舅母说得轻巧，每天凌晨三点半起床，做了那么多的体力活，晚上八点才能安歇，对于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哪有精力支持得了？
邻居们建议，让我去三山小学。参加补习班听课。舅母也同意。那时候的补习都是免费的。我去了两三次，都没有去见我的恩人许校长。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怎么那么糊涂呢？
临近考试的前两三天，依然是在钟俤嫂家门口，依然是晚上八点钟，舅母还是责备我：
“你不复习功课，要是考不上初中，我看你这张脸，得到菜园子的尿缸里去洗啰！”
对舅母所说的话，我只能似是而非，不必作答。因为，即使是去补习，也免不了清晨三点半起床，打水、挑水、浇菜……这些劳作。
我只能苦笑，心里的凄楚谁能知道？
考试那两天，没再让我起早干活。连续两场的考试虽然不觉得累，但也没什么好心情。我只是将能做的题都做了，做不来的题没做，一定考不出好成绩。能不能录取，只能听天由命了。
发榜的那一天，邻居的孩子早早就到福州八中去了。我去得略晚。
录取名单贴在传达室进去、旁边高高的墙上。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名字，不知道从哪里看起。还是邻居的一个小孩眼疾手快，伸手指着墙上，呼叫起来：
“喏，胡振铎，看见没有？”
我顺着他的手势望去，果然看见我的名字。虽然录取了，成绩却不太好。两科都在八十分上下。不过，总算录取了，这张臭脸，至少不用到尿缸去洗了。
注册的时候，班主任王淑英老师把我们初一甲班的同学，都集中在图书室里。她让大家靠墙围坐，先一个个站起来作自我介绍；接着做“击鼓传花”游戏。鼓点停了，手绢落在谁手里，谁就表演一个节目。学猫叫、狗叫也可以。
因为入学的新生很多，初一年段的六个班租用民房作教室。我们初一甲班的教室，从下操场出后门不远就到。上学时，我们都从铺前顶走。我们的教室是独间，在二楼。从教室门口的拐弯处，另有一架小梯子通上阳台。它是木板搭盖的，经不起重压，但若是三两个人在上面，倒是复习功课最好去处。这是菊英姐姐发现的。
菊英姐姐是个细心的女孩，却又带着几分男孩的好强性格。听说她在小学时，百米短跑曾以11秒4的优异成绩，获得全校第一名。攀竿、爬树，她也不让须眉。她还会针线活儿，她所背的书包，是她自己做的，用的手绢，也是自己绣的。她做手绢十分认真，我看得也十分仔细。她取一块白色或月白色府绸，剪成与手绢一般大小，在距离四边约一厘米处，抽出五六根纬纱，然后将布边用密密的针线封上。在抽纱的地方，每隔五、六根经线打一个结，使它形成四边皆有的镂空花边。在手绢的一角，绣上一朵菊花或荷花。一块细雅的手绢就算做成了。
在教室里，1号是贾端生，背后的9号是我，再背后的17号就是菊英姐姐。不知道是她对我的特别关爱，还是我无兄无姐，孤独一人，需要安抚。她对我总是特别严厉，我对她，象一只温顺的小羊，总是百依百顺。如果我做错了一件事，说错了一句话，只要她给我一个眼色，我就会立刻规矩起来。上课做小动作，她就会用铅笔的橡皮头，在我的脊梁上一点，给我提出警告。我立即端正姿势坐好。因此，老师从来没有发现我有不规矩的行为。
当时，新中国刚建立不久，许多失去学习机会的大孩子都来上学，因此，我们班里同学之间的年龄相差悬殊，最小的，前排几个，都只有十二、三岁；最大的，后排几个，有二十二、三岁的；菊英姐姐居中，自认为是我的大姐姐，对我有绝对的“监护权”。
当时，老师教课后喜欢小测验。那天上午有植物课，菊英姐姐提早上学。她从上杭路水巷边出来，特地绕道经过我家，时间才六点半，离八点上课，还有一个半小时。她先跟我的舅母说好，带我一起去教室的小阳台复习植物课。上一节课是有关植物的构造，我们复习了一遍又一遍，采取你问我答，我问你答的方式，把课题掌握的滚瓜烂熟。上课时间到了，萧文瑞老师果然不出所料，给我们十分钟小测。第二周试卷发下来了，我和菊英姐姐都得了98分。
同学们羡慕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调皮的同学在黑板上分别写了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并在其间划上了大大的等号。我心里想，只要菊英姐姐不嫌弃我，有个姐姐关照我，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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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奶奶去世以后，我在厨房间占用了她的床位。祖奶奶79岁起由舅父赡养，活到91岁离开人世。接下来，祖父和祖母也不再另起炉灶。他们那二楼的前半部分，两个房间，也并入我们的“版图”。奶奶和大表妹在前屋住，爷爷住后屋。
奶奶的前屋我很少进去。偶尔进去，看到临窗的桌椅，床架、箱柜等家具，都是比较考究的。雕花镂刻，深红色的漆面，几十年过去了，仍光彩可鉴。左墙上张挂一副条幅，上书：“梅花百本鼻功德，茅屋三间心太平”。大概爷爷早已料到，他晚年会落到自告奋勇，给儿孙烧饭混口饭吃的地步；少壮时的辉煌，早已光阴不再，因此选择了这样一副条幅。
爷爷每天四点多钟起来，为全家九口人烧饭。并打出两份，端上楼去，与奶奶共同进餐。奶奶弄了一台手摇缝纫机，为老朋友缝制汉衣，挣点零花钱。她从不到楼下来和我们大家一起进餐。不知道她和舅父、舅母之间，心存什么介蒂，即使到爷爷72岁离开人世，她此后还有20多年的独居日子，仍然是独来独往。
奶奶的话，对我们虽然没有什么约束力。但有些话，还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