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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到了市政府门口，向守卫的解放军请问，找到财政科。财政科的叔叔要我们去刻一枚私章。好在刻私章的工艺人就在市政府门口对面的人行道上设摊。我们又到大门口，花五百元，刻了我此生中的第一枚私章，领到了补助款。
舅母十分高兴，满面春风地拉着我的手，脚步也轻盈了许多。
我们回到大门口，往回走，到了十字路口，被烤红薯的香味吸引住了。舅母买了两个半大不小的烤红薯，一人一个。这时候大约九点多，正是半晌进点心的时候，嚼着烤得微黄不焦的薯皮，吃着蓬松略烫的果肉，心里惬意极了。舅母余兴未尽，招来一辆人力车，说好价钱，将我们母子一直拉到家门口。自从父亲离开我们，这恐怕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充当阔佬了。
到了期末考试的前一天，老校长又派人把我找去。到了她的办公室，她依旧把我拉在身边，双眼从深度眼镜的圈圈中望着我，仿佛在和我作依依不舍的告别。她用那双枯干而又满是皱纹的手，习惯地抚摸我的头。
“显欠仔，显欠仔，今天叫你来，有一件重要的事儿要和你商量，”许校长那张虽然干瘦的脸，充满慈爱和怜悯。她那轻轻的话语，缓缓的语气，象一注甘泉沁入我的心田。许校长是我尊敬的长辈，有重要的事情还要和我这个十岁的孩子商量，让我有点受宠若惊、不知所措。
①显欠仔：福州方言，傻子。但又并非真正意义的傻子，出于长辈对晚辈的疼爱，有点
“大智若愚”的意思。
“你在舅父、舅母家的艰难处境，我们都很清楚。我们总想帮助你，介绍你做
几个小杂工，申请补助你几万元钱，都只能解决你一时的困难。因此，我们继续向市政府申请，请求政府彻底解决你的问题。现在好了，市政府的批文已经下来了，同意送你到孤儿院去。”
我认真地听着校长介绍孤儿院的情况，就象我上课时听讲一样，一字不漏。
校长说，孤儿院是美国教会创办的慈善机构，解放后由政府接管。孤儿院是没有父母的孤儿的人间天堂。在那里三餐好饭好菜由你吃饱；每年春、秋两季都请来一批裁缝。为孩子们量体裁衣，穿得温温暖暖。年小的，还有专职的保育员，为你洗衣、照顾饮食起居。这样好的地方，你不想去吗？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校长。这么好的去处，自然是我求之不得的。但是，舅父、舅母会同意吗？他家里还需要有人纺纱呢！还有，去孤儿院还会有书念吗？
校长接着又说，孤儿院里也有老师，会教孩子读书，还发给我们一样的课本和本子，铅笔、笔盒都是崭新的。每个孩子都有一份。而且所学的书和我们是一样的。为了证实她的话，她还告诉我，我们学校的陈琼英老师，正好要调去孤儿院呢！
我终于点了点头。
接着，校长又和我商量，明、后两天就是期末考试了。问我是等考试结束，有个评语再走，还是放弃考试，明天就走？
我不知道该如何决定。在这个决定自己命运的关口，向我这样一个仅仅十岁的孩子征求意见，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许多转折的关口。一般都由大人来帮助掌握。许校长却将这么重大的决策权交给我，我会有什么样的选择？一方面是与舅父、舅母的亲情，一方面是天堂一样的美好生活，何去何从，应该由大人来决定。我以沉默来应对此时的尴尬处境和两难心境，没有说是，也没说不是。
还是校长做了决定，她说：“还是明天就走吧！早一天离开，早一天解脱。明天，你就跟琼英老师一起走吧。你先回家，把批文交给舅父、舅母，让他们知道情况。明天，琼英老师去你家里接你。记住啦，千万别把批文弄丢了。”
我点点头。
“好了，再见吧！”校长再次抚摸我的头。这次摸了很久很久。好像没有这样，表达不了她对我的疼爱似的。渐渐地，她的眼眶湿润了。她取下眼镜，用干布擦了擦，同时用手绢擦擦眼眶内的泪水，再次戴上眼镜。
我被许校长无微不至的爱心深深地感动了，眼泪也流了下来。多好的人哪，校长奶奶，再见了！我向校长挥挥手，步下楼梯，到教室里取了书包，直接回家去。
我将批文交给舅母（舅父白天不在家）。舅母去问玉英姆，玉英姆肯定地帮我说话：
“让孩子去吧！我的三个孩子都是靠孤儿抚养长大的。”接着她就介绍起自己二十八岁守寡，如何将三个孩子分别以不同的姓氏，一个个送去孤儿院的故事。
孤儿院的生活是怎样的呢？让我们在第四章《脱离苦海》里了解吧！
第三章丧母之痛
母亲去世了。亮亮由唯一的亲人舅父收留。也因此失学。舅父家是个土布作坊，有两台织布机。在街坊邻里的干预下，舅父不得不送外甥去附近的小学。但不交学费和杂费，课本也不买。校长是个独身的老基督徒，她免费接纳小亮亮，自掏腰包为孩子买了课本。
但是，要读书，就要纺纱做工。小亮亮每天凌晨三点半，被舅母揪着耳朵起床，纺足一板纬纱（约四个小时），才能吃早饭、上学。中午、晚上，都要做工，到晚九点多十点才能休息，第二天三点半又要起来。其间，经常挨打、挨骂。
校长许瑞英听在耳里、记在心里，为小亮亮向市政府申请了困难补助。又为他报告市政府，得到批准，送他进入孤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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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喜欢过生日。把生日当作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自然值得庆贺。但是，当一个新生命诞生之时，岂不知孕育它的母亲，却经受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有俗语说：田螺生子半条命。成年后，我有机会摸了一面盆的田螺，把它们养在水里，观察母螺生子的全过程：母螺为了把孩子生出来，必须先把身体翻出螺壳之外，产下幼螺之后，再将身体缩回螺壳里去。如果这时候静静的水底被意外地震动，螺壳移了位置，使母螺产子后找不到归宿，那它的生命就等于结束了。因此，西方人习惯将自己的生日称作“母难之日”，实在是对母亲的一大尊敬之举。基督教的初期教会，也不给人过生日，因此对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的具体生日也没有记载下来。直到教会不断扩大，异教徒纷纷转入基督教，使他们的生活习惯融入基督教，才想到要给主耶稣基督过生日，却没有确切的日期，只知道大体是在冬天，下雪的季节。到公元354年的教会儒略历里，在12月25日这一天，记下了“耶稣诞生于伯利恒”的字句。后来才将这一日子，追认作为纪念耶稣降生的日子。因为儒略历与阳历有半月之差，后来就将这前后半个月，作为“圣诞节期”。
母亲在舅父、母家，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她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不太知晓人事的地步。所以舅母不得不到城内，将我接出来。
听大人们闲扯，母亲曾经赤身露体冲出大门，跑出半条横街巷。她张开双臂，伸向天空，披散着头发，一路高喊“解放台湾，解放台湾！”她应该是思念爸爸过于殷切，急火攻心，而导致的精神分裂症吧！一般精神分裂症患者，对寒暑已失去辨别的能力，他们的心里会爆发出一种虚火，既不怕冷，也不怕热；而且还有一种难以制服的爆发力，即使是平时的懦夫，这时也会变成勇士。舅父抓了一床被单追了出去，在四周充满惊讶的目光中，用被单将母亲囫囵包裹起来，和舅母两人连推带搡地弄回家来。
从此，舅父母在马桶间的空地上铺了一张草蓆，让母亲睡在那里。整日地锁上门。除了三餐送饭时打开，其余时间都锁着。只怕母亲再跑出来。我被叫唤出来后，就陪在母亲身边，和她共眠。常言道：虎毒不食子。母亲虽然疯癫，却知道躺在她身边的是她的独生儿子。当她清醒的时候，会直愣愣地望着我。但她毕竟太劳累了，以致心力衰竭，更多时候是处于一种半休克状态。
母亲的病，没有请过正儿八经的医生，倒是请了算命的、卜卦的。有一次舅父领着我到城内北街的什么宫去，抽药签。我们步行到了那里，穿过小小的门洞，进到香烟缭绕的神像前。舅父买了香，点燃了，面对神像念念有词，大约是求菩萨医治他姐姐的病。然后将青香插进香炉里，拿出装满竹签的竹筒，一边念词，一边摇晃签筒，让它能从中跳出一支竹签来。如果同时掉出的不只一签，要重新来过。直到正好掉出一支时，再从地上拾起这支签，在香火上头绕三圈，口中仍然念词，大约是：“菩萨啊，若这只签能治我姐姐的病，请你给我启示。”然后再从香炉边取出以老毛竹笋头风干破成两爿的“信杯”，绕香三圈后往空中一抛，让它自然落地。若是一阴一阳，则表示菩萨已答应：此签可用；若是全阴或全阳，则要重新来。那天是抽了第二十四签（签房将所有疾病的药方归纳成若干种，每种病一个处方，治愈治不愈，看你自己的造化。因为任何疾病都有治愈和治不愈的可能），拿到签房去，向师傅付款取出木板印刷的一张药签，回来到横街巷对面的和生余药铺，取了中药，回家煎了。按仙宫师傅的吩咐，调入香炉灰作药引，让母亲服了。
母亲服药以后，睡得很安稳。第二天清晨五点半左右，舅母在楼上喊我，让我起来给母亲喂开水。我到伙房打了一杯开水，用汤勺搅拌晾了，开始给母亲喂水，但母亲始终不开口。她眼睛直瞪天花板，眼白翻出来，但我并不觉的吓人。我只是对舅母说（当时我还是说普通话）：
“妗妗，妈妈不喝茶了。”
“什么？”
我又说了一遍：“妈妈不喝茶了。”
“松松（舅母这样称呼丈夫），快问清楚，振铎说什么？”
舅父就问了我，我再说了一遍。只听舅父重重一拍床沿，说：
“坏了，快起来。”
舅父很快就披衣下楼。舅母尾随其后。舅父打开门，跨进马桶房，蹲下身子看看母亲。用手掌捋了母亲的双眼让它们合上，摇了摇头，无奈地说：“准备后事吧！”
舅父家设置两台织布机，大小他也是个老板。人家称舅母都叫松松嫂或老板嫂。两台织布机一台由舅母娘家侄儿志源表兄操作；另一台雇一名女工，是个寡妇。我们叫她玉英姆。舅父母则称她为玉英姐。还有两架纺纱机，用来纺经纱团和纬纱只。
家里要为母亲办丧事，就把两台织布机和纺纱机都拆了，空出正厅来，请五六个和尚来念经，超渡亡魂。让母亲的灵魂有个归宿，不会成为孤魂野鬼。
舅父到城里的印刷厂去，向厂里要了三十五万元的丧葬费（旧币制，一万元等于后来的一元）。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费用了，母亲在印刷厂还未工作几个月哩！
棺木放在正厅的一边，刷上红漆。和尚因地制宜地摆放了两排念经的桌子，还有木鱼、罄、钹、锣之类的法器。在棺木的旁边，安了一台轮回架。师傅吹着号角，走在前头，让我跟在后头，推着木棒，像驴拉磨似的围着轴心团团转。不知道要转多少圈，才算完事。据说是为了让母亲的灵魂离开十八层地狱，一层层地往上提升。
几个师傅端坐在桌前，穿着宽大的袈纱，面对特大号字的线装经书，念念有词的唱起来。他们时不时敲一下罄，击一下钹和锣，木鱼则不停地敲，构成一种阴森森的阴间气氛。仿佛他们正在阎罗殿里，跟阎王爷为我母亲的出生入死讨价还价呢！
和尚师傅们到底在念些什么呢？我钻到他们的胳肢窝底下，趁他们眯缝着眼的时候，认真看了看他们所念的经书。这些经书是大开本，毛边纸木板印刷，每页只有六七竖行，每行十来个字，都是“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南海观世音菩萨”之类。虽然他们读得很慢，但因每页只有百十个字，所以读完一页也不需多少时间。翻书页是用竹签穿插在对折的两页之间，翻起页来不太难。时间渐渐逝去，也不记得这种法事到底要做多少天，至少七天吧！只记得我们每餐好饭好菜地供应他们，就是让他们能如此心安理得地来享用。他们吃饱了，喝足了，罄、钹、锣、木鱼之声又余音缭绕起来，吸引许多从门前路过的人们驻足侧目。
母亲就这样被封闭在那一口红漆棺木里面，永远不会再起来。在农历十一月二十三日这一天，也是她出生的日子，走完了她整三十八年的人生路程，没有多出一时半刻。她为了生养我，将身体翻出螺壳。由于世事的动荡，使她没能翻回她的螺壳里去。早早地抛下了我：这个给她带来诅咒、带来厄运、带来不幸、不该出生的孩子。
法事总算做完了。和尚师傅开始收拾器具，和舅父清算劳务费用。当他们都走了之后，时值近午十点钟，大门所有的门板被拆卸下来，大红棺木被抬出门槛。此时，女眷们开始掩面哭泣，真哭假哭只有她们自己知道。这其中有我的舅母、堂舅母和姨姨。但我并没有哭。也许我是惊呆了。因为我始终还未弄明白，我唯一至亲的亲人，我的母亲，到底为什么会被收拾到红漆棺材里去。从母亲不喝茶开始，直到棺木抬出门槛，整个过程都像录像片一样历历在目。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今后我该怎么办？也许舅母在母亲说她像只母猪一样只会生孩子的时候，她所下的毒咒应验了？
突然，一只大巴掌重重地搧在我的右脸颊上。我本能地伸出手去捂住痛处。我几乎晕眩了一会儿才清醒过来。疼痛使我大声号哭起来。行刑者堂舅依栋总算满意了。棺木顺利地离开大门，“孝男”也哭出声来了。
作为唯一的孝男，我跟着棺木后面，一直到仓山师范学院再往后的坟山上，那里早已挖好一块长方形的深坑，然后用长绳子将棺木慢慢缒下坑底，抽出绳子，填上土，在棺木头部地方，埋下一块薄薄的石板墓碑。由于碑块太短，经土掩埋，只能看清一半的内容。第二年清明，舅父曾领我去扫过一次墓，后来好象就不再去了。
妈妈临死的前几天，老奶奶——就是舅父的养母七婶婆说，这一定是浙江原配丈夫的鬼魂来了，要讨回他的妻子。她主张在马桶间门口插上三柱香，答应我的先父，待母亲病好了，立马将我改回来姓胡。请先父不要叨扰母亲。但母亲还是死了。母亲死后，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改姓。从此我便叫胡振铎。继父对我们的养育之恩就此一笔勾销了。
听大人说，浙江曾经来过信，是我叔叔写来的。大约是舅父先给他们去了信。我在正厅的横头桌旁的抽屉里，发现了一封直书的信封，寄信署名处是浙江东阳。因为害怕被大人发现，没有看清，更没有取出信笺，看看信的内容。从此，使我的生世留下一个谜团。舅父临死都没把这个谜底给我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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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去世之后，我就留在舅父家里。
卸下的门板又重新安上，正厅仍然留下边门，恢复成一个半封闭的织布车间模样。我虽然没有去卖油条、卖光饼，没有去推大粪车，却被大人逼着学习纺纱。怎样用毛竹管作芯纺经纱，怎样用木纱芯纺纬纱。左手捏纱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太轻会使纬只太松，容易缠梭；太重会使纱从梭子里抽不出来。经纱断了有经纱的打结法，纬纱有纬纱的打结法。看似简单，学问也不少。尤其是经纱打结，学了很久，要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已经交叉的两根线头，然后取出右边的一根线，在左手拇指上绕一圈，使交叉部分绕在圈子里，再将其中一个线头折下摁住，用右手拉紧起先绕圈的线，这个结就打成了。松开双手，分别将两根线尾一拉，果然结结实实。
舅父家所织的是土纱格子布。开头生意还可以，一家八口人，包括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