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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的日子仍是挤着过，很挤，即使不去西门町，它也一样挤，挤不过去了，有一片随 时可去的地方，三小时来回就可以漫游的仙境，就在那条不是高速公路通得过的地方。它不 会变，除了山区里晒着的衣服变来变去之外，它在时空之外，一个安详的桃花源，而且可以 出出进进的，不会再寻无踪。
去海的事情，成了自己的习惯。
很不忍看到一天到晚生活在四面公寓墙里的家人和手足，尤其是下一代的孩子，星期假 日，他们懂得的、能做的，是去挤挤嚷嚷的餐馆，全家人吃一顿，然后对自己说：这一个假 日，总算有了交代，对自己，也对孩子。
其实，天伦之乐，有时是累人的，因为不大乐，是喧哗、汤汤水水的菜和一大群人，不 能说知心的话，不能松驰，只因我的家人是都市中的居民，寸金寸土大都会里的家族，我们 忘了四面墙外面的天空，当然，也因为，吃成了习惯。然而举筷时，我仍然相信父母起码是 欣慰的；儿孙满堂，没有一个远离身边，而且小孩子越生越多，何况又有那么多菜啊！父母 的要求不多，对他们，这就是生命的珍宝了，他们一生辛劳，要的真是不多。每在这种聚会 时，总有些发愣，觉得父母牺牲得已经没有了其他的能力。
一直觉得，三次去海边不带家人同行是不好的行为。说了，弟弟说那么全家都去，三辆 车，十七八个男女老幼，大家忙着安排时间。我怕母亲，她第一个想的，必然是这一下，她 要带多少饮料、食物加上每一个孙儿孙女的帽子、花伞、防风的衣服、奶瓶、尿布……她会 很紧张的担起大批食物和一切的顾虑，郊游对她就是这种照顾家人的代名词。这只是去数小 时的海边呀！
母亲的可爱和固执也在这里，将那无边无涯如海一般的母爱，总是实际的用在食物上叫 我们“吃下去”。我们家的天伦之乐，已很明白了，不肯安静的，很闹，而一片大好江山， 便无人静观自得了。我们一家，除了那个二女儿之外，好似离群索居，总是有些不安全而孤 单，非得呼朋引伴不可。每当我几天不回家而确实十分自在时，母亲的心，总以为她主观的 幸福判断，为我疼痛，其实，这是不必要的，跟电视机共存而不能交谈的家庭团聚，其实在 我，才叫十分孤单而寂寞。
试了一次，只带弟弟全家四口去海边，车上人满了，心里也快活，可是同样的，跟山水 的亲近，怎么便消失了，那条寂美的路，也不再是同样的平和、简单又清朗。阳光很好，初 生的婴儿怕风，车窗紧闭，只有冷气吹着不自然的风，而我，正跟亲爱的手足在做一次郊 游。
不喜欢一大群人去海边，回来的车程上，这种排斥的心情，又使自己十分歉然和自责。
在海边，连家人都要舍弃，难道对海的爱胜于手足之情吗？原因是，大家一直在车内讲 话，又不能强迫他人——不许开口，面向窗外。那才叫奇怪了。
有的时候，我又想，别人已经安然满足的生活，何苦以自己主观的看法去改变他们呢， 这便跟母亲强迫人吃饭又有什么不同？虽然出发点都是好的。
昨天，又去了同样的地方，这一回，海边大雨如倾。
对我来说，也无风雨也无晴并不十分困难，可是有风有雨的心境，却是更会自然些。
常常跟自己说，一定要去海边，那怕是去一会儿也好。这十分奢侈，就如看红楼梦一样 的奢侈。孤独是必要的，它也奢侈，在现今的社会形态里。
晚上和朋友吃饭，他们抱怨老是找不到我，我说，大半是去了海边吧！
“你带我们出——”
“不——要。”
“为什么？”
“不为什么，天下的事，哪有凡事都为什么的？”
话说出来举桌哗然。为了所谓的不够朋友，喝下了一大杯酒，照了照杯子，笑笑。
去海边，会一直去下去，这终于是一个人的事情了。
他
去年那天，也是冬天，我在阳明山竹子湖一带走路，同行的人随口问了一句：“你一生 里最好的朋友是谁？”还在沉吟，又说：“不许想的，凭直觉说，快讲——”讲了，是父亲 母亲姐姐小弟还有我的丈夫。
“那他呢？难道他不算？”当然问他罗，他们是好同学。
我拿了根干树枝拍拍的打过一排又一排芦花，一面跑一面口里呜呜的学风叫，并不回 答。
他当然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人。
打过他，用刷头发的梳子，重重一掌下去，小钢钉在面颊上钉成小洞洞，过了好几秒 钟，才慢慢渗出数十个血珠子来。那一回，他没有哭，我还要再打，是夹在中间死命拉扯的 母亲发着抖流泪。那一年，我十九岁，他十七。
后来，没有几天，又在街上看见他，台北桃源街的牛肉面馆外边。他低头在踩摩托车， 口里叼着一支烟，身后跟着一个穿迷你裙的女孩。还记得，他们上车而去的时候，那套西装 在夜风里飘出来的是一块大红的衬里，女孩的手，环在腰上，那么意气飞扬的招摇过市。他 没有看见我，那个手里拎着一袋书，看到他就站住了脚的人。
我回家后并没有对母亲说什么，那几年，母亲稍一紧张就会极轻微的摇摆她的脖子，那 种不自觉的反应，看了使人心酸。我深信，她的这种毛病，是因为女儿长年的不肯上学和阴 沉的个性造成的。在家里，我总是攻击人，伤害性的那种打法。尤其看不惯只上学而不真读 书的人。当年的他，就是那个死相，他假上学真跷课，只对自己花钱，对人不友爱，而且自 高自大语气轻浮。
想了一下在街上看见他的那副样子，把一本自己批注的《水浒传》送到小弟的房间里 去。那时候，小弟初二了，正是我当年批注这本书的年纪，我们一同看书，小弟也开始批 写，批上一段，上学校去的时候，我就拿起来看。跟小弟，也没有说他什么。
又过了好多天，长春市场的路边边有人卖药玩蛇，算是夜市吧。围观的人怕蛇，圈圈围 成很大，卖药的人费力的连说带表演，一直让蛇咬他的手肘——真咬，却没有一个人上去买 药。那个弄蛇人又表演了吞蛇，紧紧握住长蛇的尾巴，让蛇身蛇头滑到口里去，这一招惹得 许多人退了一步。就在人群扩散开去的那一刹，我又看见了他，有一丝惊惧，又有一丝哀 怜，透过他的表情默默的投射到那个在一支光秃灯泡下讨生活的卖药人身上去。人群里的那 个他，陌生、柔软，有一点孤零，透着些青少年特有的迷茫。他没有在摩托车上。
再从窗口望他的那一年。小弟已经读大学了，我初次回国。巷子里的他，蹲着在锁车 子，知道必然会进来，我等着跟这个一别四年，没有通过一封信写过一个字的人见面。
进门的时候微笑着喊了我一声，自己先就脸红了。看见他的手上拎着一个帆布袋子，里 面装着想来是到处推销的油墨样品，没有穿什么怪里怪气的红衬西装，一件夹克十分暗淡， 头发被风吹得很毛，看上去好似很累，脱鞋子的时候半弯着身体，那个灰扑扑的帆布袋也忘 了可以搁在地上——那一年，他进入了社会。也是那个夜晚，想到他的口袋和脱鞋子时的神 情，我伏在床上，在黑暗中流了一夜的眼泪。过不久，我又走了。
我们依然没有什么话讲，也不通信，有一天，母亲写信来，说他有了两个女儿，做了父 亲。又不久，说他离开了油墨行，跟一个好同学拼凑了一点点小资金，合开了一家小公司。
很多年过去了，我结婚，他也没有片纸只字来。后来我便以为自己是忘了这个人，直到 有一天的梦里，看见一大面狰狞的铁丝网，他在那边，我在另一边，清楚看见是他，脸上还 有铁刷子打上去的那些小血洞。我很紧张，唤他，叫他跳铁丝网，他向四周张望了一下，退 了几步，然后向我跑过来，上网了，接着看见电光强闪，他无助的被挂在铁丝上成了一个十 字形，然后，我在梦中的的确确闻到了生肉烧焦的气味——我被摇醒的时候还在惨叫，知道 经历的是梦，只是一场梦，仍然不能停止的叫了又叫。梦的第二日，收到一封电报，是大伯 父打来的，没看清楚内容先扑到地上去便痛哭，赤着脚没有带钱，奔过荒野，走进简陋的电 信局，一定要他们挂长途电话回台湾。等到丈夫大步走进电信局的时候，我已经等了六个多 小时。丈夫来，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父亲，我喊了父亲一声抱住电话筒失声大恸，好不容 易双方弄懂了，说他没事——那个以为已经忘掉了的人没事，这才再细看那封捏成一团的电 报；那封会错了意的电报。
那事以后的几日，当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总是恍惚，夜间，睁着眼睛向着黑暗，想起 他，那个一生没有交谈过什么话的他，才发觉这个人对我，原来也有什么意义。
又是一年，我回国，父母一同回来的，下飞机，他不知道要跟我说什么，那时候，我心 情不好，一路上很沉默。他将我放在前座，开到家的巷子里，他掏出来一把钥匙来给我看， 脸上是逼出来的笑，他跟我说：“来，来看你的汽车，买给你的，二手货，可是里面要什么 有什么，不信你问我，音响、冷气、香水瓶、录音带……你高不高兴？你看，买给你的车， 来看嘛！看一眼……”我快步跑上楼，没有碰钥匙，他跟上来，我说：“以后精神好了才去 看——”那辆车，在巷子里风吹雨打了三个月，我没有看它一眼，后来，他没有说什么，赔 了三万块，转手卖掉了。
爸爸贴了他钱，他头一低，接下了。那一刹，我眼眶有些湿，他根本没有什么钱，却贴 出了财产的大半，标会标来的，给了我。
再见他当然又是回国，窗外的大个子从一辆漆成紫绿两色的破汽车上下来，锁好车门， 一手夹着一个小女娃儿上楼，那时候我叫了他，从窗口送下一句话：“胖子！好丑的车。” “实用就好，丑不丑什么相干？”还是谈不来的，可是这句话已经慢慢中听了。当年那件西 装并不实用，却悄悄去做了会女朋友。那时候，也只是打架，我们不谈的。
有一回我问他，他家里为什么不订大华晚报，偏偏每天要来一次看看这份报才走。他 说，怕忘了看有一个“爱心基金会”的消息，问他看了做什么，他不响，向母亲和我讨钱， 讨到手便走。第二天，他汇了钱去基金会，然后才说了一句：“这种开销每个月很多，看报 不大好，看了会有心理负担，不寄钱又不安。”我没有什么话跟他讲，可是也有了自己的负 担，是他传给我的。
很多年后，才发觉他早已通信认养了一个新竹地区的苦孩子。那时候，他的头发开始一 丝一丝白出来了，我去香港，替他买简便的治白发药水，而我，早也染发了。
有一次在他家里，我赖他偷我当年的书，他很生气，说我的那种枯燥书籍他是一定不会 看的，我不肯信，他打开书柜叫我搜，看见那些宝贝书，我呆了好一会儿，也确定了他不可 能偷我的书。那一天他很慷慨，说可以借我三本书带回去看，借了，当天晚上，翻了三页， 便睡着了。我还是有些讨厌他，没有什么话跟他讲。
有一天他来，已经深夜了，我正在因为剧烈的肩痛而苦恼，母亲一定要替我按摩，而我 死也不肯。他问我为什么不去做指压，我说夜深了，不好去烦固定做指压的朋友春香，他拿 起电话便拨，听见在跟太太说要晚些回去。那一次，他替我做指压，做到流汗。
我没有说什么，他很晚才走，走的时候，说了一声：“那我走了！”我说：“好”。想 起当年打他的事情，呆呆的。
又有一天晚上，他又来，说肩痛可能是在欧洲常年习惯喝葡萄酒，在台湾不喝酒的缘 故。他很急的在我桌上放下了一只奥国的瓶子，说是藏了很多年的葡萄酒，要给我。说完两 人又没有什么话讲，他便走了，看看德文标签，发觉那是一瓶葡萄果汁。我们还是不通的， 那么多年了。他的车子换了许多次，办公室搬了自己的，不再租房子。有一天，我在街上看 见一个人骑着一辆摩托车，觉得眼熟，一看是他，吓了一跳，才发觉，在白天跑工作的时 候，他仍然骑车而不驾车。不太认识他，使自己有些脸红，我们已经认真够久了。
去年夏天，我在西班牙，邮箱中一张明信片，写的人是他美丽贤慧的妻子，夫妇两个人 在东北亚旅途中寄的。他只在上面签了一个名字，出国十八年来第一次看见他写的字——两 个字。
这个人喜欢看电影、听歌、跳舞、吃小馆子，原先也喜欢旅行，那次东北亚回来的飞机 上遭了一次火警，便发誓不坐飞机了。以后的钱，捐了好多给基金会，那个基金会骗钱不见 了，他仍然不坐飞机，也没有多余的钱。
我们谈不来，只有一次，他跟我悄悄的讲了好久的话，说他大女儿如果坐在我的车子 里，千万不要一面开车一面放音乐，因为女儿睡不够神经衰弱，一听音乐便说头昏，要烦 的。我答应了，他又叮咛一次，叫我千万不能忘了，我说不会忘，他还不放心，又讲又讲。 那一回，是他一生里跟我讲最多话的一回。我发觉他有些老了。
他的小公司，开业的时候明明是两个股东，后来各让出百分之十，无条件分给了一位职 员。我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说，那位职员是开天辟地便一起跑单子来的，做事勤快认 真又忠诚，两位合伙人商量了一下，便分他二十股，不要投资，算做另外一个老板。做了好 多年，那位股东要求退股，于是和和气气公公平平的分了帐，说了再见，而今也仍是朋友。 回想起小时候过年时我们孩子赌钱，可以赌三天，如果有他在场，我一定不参加，那时候他 最善赖帐，输了钱脸色很坏而且给的时候一定打折扣，如果赢了，死活也说做庄的要讨双 倍。为了过年的赌，也跟他摔过碗，吵过、气过，将新年气氛弄成大僵局。当年的他，守财 奴一个，新年的收入，可以用上半年几个月不缺钱，而我，是看不起他的。
他的朋友多，在外买东西吃东西都有固定的人家，我洗照片，他叫去他的那家冲洗，去 了，说是邦德公司介绍来的，老板娘一面开收据一面随口说：“邦德那两个老板真不简单， 合作了那么多年，没看他们红过一次脸，从来不在背后说彼此一句坏话— ”我有些发愣， 这两个大宝贝，当年都是混毕业的，那种，打电动玩具出来的，那种，看书不用脑子只用眼 睛的，绝对不是读书人，可是— 对于金钱，他越来越淡了，自己有限的吃吃用用，对他 人，却是慷慨。手上一只光鲜好表，万华地摊上买来的，见人就要伸出来显一显，我猜那是 “COPY”表。我看他，衣服也整洁，孩子护得紧，妻子也很疼爱— 也确是一位可敬可 爱的妇人。那辆长长的面包车很老爷了，是父亲母亲姐姐小弟全家和我的公共汽车，假日东 家接西家送，当年的烦人和锐气就如他的体型，由瘦长到微胖，是一个和气又有耐性的小胖 子，口头语，在从前是：“气死人！”而今，只说伤害他人的人“可悲可悯”。
有一次，在我的面前他动手打了左也不是右也不要的孩子，孩子惊吓大哭扑在妈妈的怀 里，我气得发抖，想打他，并没有真动手。那几日看见他，我不跟他说话，他的脸，十分羞 惭，穿鞋子的时候总是低着头。那几日，母亲对他也很冷淡。我们绝对不打孩子的。
他不是我的朋友，我们不能琴棋书画和谈人生，一说这些，他就很不耐烦，就如他当年 那辆可怕汽车的颜色一样，他偏说汽车是将人载到目的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