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天主教徒在大谈其教会的权威；但是，正如其他的教派必须罗列多少证据才能直接地证实它们的教义，天主教徒也必须同样地罗列多少证据才能证实他们具有这种权威，所以，这样地闹嚷一阵有什么用处呢？教会断定教会有作决定的权利。这岂不是一个打不破的权威！深入一步，你就会明白我们讨论的全部问题了。
“你可知道有许多基督教徒在煞费苦心地仔细研究犹太教在哪些事情上对他们提出非难吗？如果有人对犹太教所非难的事情略有所知的话，那也是从基督教徒的著作中知道的。好一个了解他们对方的论点的办法啊！不过，怎样办呢？如果有人敢在我们这里印行一些公开替犹太教辩护的书，我们就要惩罚书籍的作者、出版者和发售的书店。为了要始终说自己是对的，就得采取这个既简便又可靠的办法。要反驳不敢说话的人，那是很容易的。
“在我们中间可以同犹太人进行交谈的人也不可能获得更多的了解。可怜的犹太人知道他们的命运是操在我们的手里的；在我们施行的暴政之下，他们已经变得很胆怯；他们知道基督教虽然是讲慈善，但不因此就不做出不公平和残酷的行为；他们既然怕我们指摘他们亵渎神明，还敢说什么话呢？贪心给了我们以激情，而他们由于没有过错，反而很富有。最有学问和最有见识的人总是很谨慎的。你可以使某一个穷苦的人背弃他的宗教，拿钱收买他去诋毁他的宗教，你可以叫几个拾破烂的人出来讲一番话，他们将为了讨好你而对你屈服；你可以利用他们的无知和怯懦而制服他们，而他们的学者也会悄悄地讥笑你们的无能。但是，在他们觉得安全的地方，你们以为也可以这么容易地对付他们吗？在巴黎神学院，一提到救世主的预示，就显然是指耶稣基督。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犹太的法学博士们中间，一提到救世主的预示，就同耶稣基督毫无关系了。我认为，只有在犹太人有了一个自由的国家，有了经院和学校，可以在其中毫无顾虑地进行论辩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正确地了解犹太人的论点。只有在这种时候，我们才能知道他们有些什么话要说。
“在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可以述说他们的观点，可是我们则不敢述说我们的观点；在那里，就轮到我们向人家拜下风了。我们强迫犹太人遵奉他们不十分相信的耶稣基督，如果土耳其人也学我们的榜样，强迫我们遵奉我们根本就不相信的穆罕默德，我们能不能说土耳其人做得不对？能不能说我们做得有理？我们按什么公平的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人类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既不是犹太教徒，也不是回教徒或基督教徒；有千千万万的人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摩西、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有些人否认这个事实，他们说：‘我们的传教士走遍了世界的各个地方。’这说得很好。不过，传教士可曾深入到我们迄今还不十分了解而且还从来没有一个欧洲人去过的非洲的腹地？在远离海岸的鞑靼的游牧民族，到现在还没有同外国人接触过，他们不仅没有听说过教皇，甚至还不晓得什么叫大喇嘛，请问我们的传教士可曾骑着马去寻找过他们？传教士们是否走遍了辽阔的美洲大陆，那里有好几个民族的人还一点不知道另一个世界的人已经来到了他们那个世界？在日本，我们的传教士曾经因为自己的行为而永远遭到驱逐，他们的先驱被当地好几代的人都当作是表面上热心肠的而实际是想悄悄篡夺那个帝国的狡猾的阴谋家，请问我们的传教士现在还到不到那个国家去？传教士们可曾走进亚洲各国的国王的王宫向成千上万的奴隶宣扬福音？那个地区的妇女究竟是什么原因始终不能听到任何一个传教士向她们讲道？她们会不会因为与世隔离而全都进入地狱？
“如果福音真是传遍了全世界，那又有什么好处呢？在头一个传教士到达一个国家的前夕，准定有一个人听不到他讲的福音就死去的。请你告诉我，我们对这个人怎样办？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那样一个人，传教士未向他宣讲耶稣基督，那么，单是因这个人而造成的缺陷，其严重的程度是如同未向四分之一的人类宣讲一样的。
“当传教士向远方的民族宣讲基督福音的时候，他们所说的话有哪些是可以单凭他们的言辞而不需要确凿的证明就能为那些民族所接受？你向我宣称两千年前在世界上极其遥远的地方有一个神在我不知道叫什么地名的小城里降生和死亡；你告诉我说，凡是不相信这个神秘的事情的人都将受到惩罚。这些事情是相当的奇怪，所以不可能叫我仅仅凭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的权威马上就相信的！既然你那位上帝一定要我知道那些事情，他为什么要使那些事情发生在一个离我很远的地方呢？难道说一个人因为不知道蹠地上发生的事情就算是犯了罪吗？我怎能猜想另外一个半球上有一个希伯来民族和耶路撒冷城呢？这等于是硬要我知道月球上发生的事情。你说，你来告诉我，但是你为什么不来告诉我的父亲呢？你为什么要因为这个善良的老人不知道这些事情就说他有罪呢？他，这样一个极其忠厚、极其仁慈、一心追求真理的人，应不应该因为你懒于告诉他而永受惩罚呢？请你公正地替我想一想，我应不应该单单凭你的见证就相信你所说的那些毫不足信的事情，就认为许多不公正的事情同你向我宣讲的公正的上帝的旨意是一致的。请你让我去看一看那出现了许多在此地闻所未闻的奇迹的遥远的国度，请你让我去了解一下耶路撒冷的居民为什么会把上帝当成一个强盗来处置。你也许会说他们不知道他就是上帝。那么，我，只从你的口中才听说过上帝，又怎么办呢？你也许接着就会说，他们已经受到惩罚，已经被赶得四分五散，已经受到压迫和奴役，而且，他们当中从此就没有任何一个人再走到那个城市了。当然，他们是罪有应得，不过，今天的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他们的先辈钉死耶稣这件事情抱怎样的看法呢？他们否认这件事情，而且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来看。他们同原先的居民的子孙是一个样子。
“怎么！上帝是死在那个城里的，但是就连那个城里过去和现在的居民都不认识他，而你竟要我，两千年以后才出生在相隔两千哩远的人，能够认识上帝！你未必不知道，这本书你虽然视为神圣，但我是一点也不懂得的，所以，在我对它表示信仰以前，我应当从别人而不从你口里弄清楚它是什么时候和哪一个人做的，它是怎样留传下来和怎样达到你的手中的；我应当弄清楚，那个地方的人虽然也象你这样十分了解你给我讲的这一番道理，但为什么会把这本书弃如敝屣呢？你要知道，我必须到欧洲、亚洲和巴勒斯坦去亲自考察一下，除非我是疯子，否则，在没有考察以前我是不会听信你所讲的话的。
“我觉得，这些话不仅是很有道理，而且我认为，所有一切明智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都要这样说的，都要把传教士远远地赶开，要是他们在没有证实他们的证据以前就急于想教训他和给他施行洗礼的话。我认为，没有哪一个启示是不能用以上的或类似的道理象驳斥基督教教义那样加以有力的驳斥的。由此可见，如果真正的宗教只有一种，如果所有的人都应该信奉这种宗教，否则就注定要遭受苦难的话，那么，大家就需要以毕生的时间把所有一切的宗教都加以深入的研究和比较，就需要游历信奉各种宗教的国家。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不尽他做人的首要的职责，没有哪一个人有依赖别人的判断的权利。所以，无论是以手艺糊口的工匠、还是不识字的农民、羞涩娇弱的少女或几几乎连床都不能下的病人，都应该一无例外地进行研究、思考、辩论和周游天下，这样一来，就再也没有什么人能安然定居了，在全世界处处都可见到朝圣的香客，不惜巨大的用费和长途跋涉的劳苦，去亲自比较和考察各个地方所信奉的宗教了。因此，就再也没有什么人去从事各种手工、艺术、人文科学和社会职业了；除了研究宗教以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研究的了；一个人即使是身强力壮、寸阴必争、善于运用理智和活到最高的寿数，到了晚年也很难知道他到底是信哪一种宗教才好；要是在临死以前，他能够明白他这一生应该信什么宗教的话，那就算很有收获了。
“如果你缩手缩脚地使用这个方法，让人的权威有一点可乘之机，那你马上就会一切听命于它的。如果说一个基督徒的儿子不经过一番公正无私和深入细致的考察就信奉他父亲所信奉的宗教，是做得对，那么，为什么一个土耳其人的儿子信奉他父亲所信奉的宗教就做得不对呢？我敢断言，所有一切不容异教的人对这个问题都不能够作出可以使一个明理的人感到满意的回答。
“有一种人虽然被这些问题问得无言回答，但他们也宁可使上帝成为不公正的上帝，宁可让天真无辜的人为他们父亲的罪恶而受到惩罚，也不愿意放弃他们的野蛮的教义。另外一种人的办法是：见到任何一个极其愚昧然而还过着很好的道德生活的人就好心好意地派一个天使去教导他。想出这样一个天使来，这个办法真好！他们拿他们妙想天开的东西来愚弄我们还觉得不够，还要使上帝感到他自己也需要使用他们发明的东西。
“所以，我的孩子，你看，当每一个人都自以为是，都认为只有他说得对而别人都说得不对的时候，骄傲和不容异说的做法将导致多么荒唐的事情。我以我所崇拜和向你宣扬的和平的上帝为证：我进行探讨的时候完全是诚恳的，而当我发现我这番探讨将永远得不到什么成果，发现我掉入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的时候，我马上就回过头来，依旧按我原始的观念保留我的信仰。我绝不相信：我不成为那样博学的人，上帝就要罚我入地狱。因此，我把所有一切的书都合起来。只有一本书是打开在大家的眼前的，那就是自然的书。正是在这本宏伟的著作中我学会了怎样崇奉它的作者。任何一个人都找不到什么借口不读这本书，因为它向大家讲的是人人都懂得的语言。要是我出生在一个荒岛上，要是我除我以外就没有看见过其他的人，要是我一点也不知道古时候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所发生的事情，那么，只要我能运用和培养我的理性，只要我好好地使用上帝赋予我的固有的本能，我就可以自己学会怎样认识上帝，怎样爱上帝和爱上帝创造的事物，怎样追求他所希望的善，怎样履行我在地上的天职才能使他感到欢喜。难道说人们的学问对我的教益比它对我的教益还大吗？
“谈到启示，如果我是一个高明的推理家或有学问的人，我也许能意识到它的真理，意识到它对那些幸而能理解它的人的用处；不过，虽说我看到了一些我无法反驳的论证它的证据，但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一些我无法解决的否定它的疑难。在论证和否定两方面都各有许多充分的理由，以至使我无所适从，因此，我决定：我既不接受启示，也不否认启示。只有一点我是要否认的，那就是有些人所说的人有相信启示的义务，因为，这个所谓的义务和上帝的公正是不相容的，而且，不仅不能排除阻止我们得救的障碍，反而使那些障碍成倍地增加，使它们变成了绝大多数人不能克服的难关。我在这个问题上将始终保持一种敬而疑之的态度。我不敢自认为是没有错的，所以，其他的人要相信我不相信的东西，那就让他们相信好了；我是为我自己而不是为他们推演这些道理的，我不责怪他们也不摹仿他们：他们的判断也许比我的判断更正确，不过，如果说我的判断和他们的判断不一致的话，那也不能怪我。
“我还要坦率地告诉你：《圣经》是那样的庄严，真使我感到惊奇；《福音书》是那样的神圣，简直是说服了我的心。你看哲学家的书尽管是这样的洋洋大观，但同这本书比较起来，就太藐小了！象这样一本既庄严又朴实的书，是人写得出来的吗？书中的故事所叙述的人，哪能是一个凡人？书中的语气象不象一个狂信者或野心勃勃的闹宗派的人的语气？他的心地是多么温柔和纯洁！他的教训是多么循循善诱！他的行为的准则是多么高尚！他的话说得多么深刻！他的回答是多么敏捷、多么巧妙和多么中肯！他对他的欲念是多么有节制！哪里有这样一个人，哪个圣者在自己做事、受苦和死亡的时候能够这样毫不怯弱和毫不矜夸？当柏拉图描绘他心目中所想象的一生虽蒙受罪恶的种种羞辱但确实理应享受美德的奖励的好人时，他所描绘的人和耶稣基督是一模一样的，其间的相似之处是那样的明显，以至所有的神父都可以感觉出来，都不会弄错。一个人要多么有成见和多么糊涂才敢同索福隆尼斯克的儿子和玛丽的儿子相比呢？他们之间的差别是多么大呀！苏格拉底在死的时候没有遭遇痛苦，没有蒙受羞辱，因此可以很容易地一直到最后都能保持他的人品。要不是因为他死得从容而使他一生受到尊敬，我们大可认为苏格拉底虽然是那样的睿智，但终究是一个诡辩家。有些人说他创立了道德，其实，在他之前已经有人把道德付之实践了；他只不过是把人家所做的事情加以叙述，把他们的榜样拿来教育人罢了。在苏格拉底还没有阐明什么叫'公正'以前，亚里斯泰提为人已经是很公正了；在苏格拉底还没有说爱国家是人的天职以前，勒奥尼达斯已经是为他的国家而牺牲了；在苏格拉底对做事谨严表示赞扬以前，斯巴达人已经是做事很谨严了；在苏格拉底还没有下'道德'的定义以前，在希腊已经是有许多德行素著的人了。但是，耶稣在他同时代的人中间，到哪里去找只有他才教导过和以身作则地实行过的这样高尚纯洁的道德呢？在最疯狂的行为中，我们听到了最智慧的声音，坦白的英勇的道德行为使人类中最卑贱的人蒙受了荣光。苏格拉底在死的时候还能安祥地同朋友们谈论哲学，所以他这种死法是最轻松的；至于耶稣，他临死的时候还在刑罚中呻吟，受尽了一个民族的侮辱、嘲笑和咒骂，所以他的死是最可怕的。苏格拉底拿着那杯毒酒的时候，向那个流着眼泪把酒杯递给他的人表示祝福；而耶稣在万分痛苦中还为屠杀他的残酷的刽子手祈祷。不错，如果说苏格拉底的一生是圣人的一生，他的死是圣人的死，那么，耶稣的一生便是神的一生，他的死便是神的死。我们能不能说《福音书》里的故事是为了消遣而虚构的呢？我的朋友，不是为了消遣而虚构的；苏格拉底的事迹虽然大家都不怀疑，但不如耶稣的事迹那样确凿。其实，要回避难题就不能解决其中的疑难；说这本书是由几个人合起来编造的，比说这本书是以一个人的事迹为其主题，更令人难以相信。犹太的著述家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语气和寓意，而《福音书》中的那些真实的人物是这样的伟大，这样的吸引人和这样的无法仿效，以至撰述这些人物的作者比书中的主人翁还令人惊异。‘尽管这样，在《福音书》中还是有许多的事情不可相信，还是有许多的事情违背理性，是一切明智的人不能想象和不能接受的。遇到这种种矛盾，你怎样办呢？’我的孩子，你始终要虚怀若谷；对你既不能理解又不能否认的东西，你要默默地尊重；对那唯一知道真理的伟大的上帝，你要谦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