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而花费的力量，将比他自己做教师花费的力量多得多。因此，他愿意做一个朋友，也愿意培养他的儿子做朋友；这样就省得到其他的地方去找教师了，而且，大自然已经把教育的工作做了一半了。
有一个人，我只知道他是很显贵的，他曾经请我去教他的儿子。这当然是给了我很大的荣誉；不过，他不但不应该怨我拒绝了他的请求，而且应该以我的谨慎从事而感到庆幸。如果我接受了他的请求，如果我在我采用的方法上走错了路，那么，即使去教也是要失败的；但是，如果我成功的话，其结果可能是更糟糕的，他的儿子也许将放弃他的头衔，再也不愿意做公爵了。
我深深明了一个教师的责任是十分重大的，同时感到自己的能力是太不够了，所以不论什么人请我担任这个职务，我都是绝不接受的；至于朋友的荐引，对我来说，更是一个新的拒绝的原因。我相信，看过我的这本书之后，就很少有人向我提出这样的请求了；我要求那些打算请我做教师的人再也不要白费气力了。我以前曾经对这个职业做过充分的尝试，以便证明我不适合于这个工作；即使我的才能使我能够担任的话，我的景况也是不容许的。有些人似乎对我的话还不十分重视，因而不相信我的决定是真心诚意的，而且是有根据的，我认为，我应该公开地向他们声明这一点。
我虽然不能担负这个最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我可以大胆地尝试一下最容易的事情：按照其他许多人的样子，不去参与其事，而从事著述；应当做的事情我虽不做，但我要尽我的力量把它说出来。
我知道，在类似这种著书立说的事业中，由于作者总是在自由自在地阐述一些不用他去实施的方法，因此，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出许多不能实行的美好的方案，但是，由于缺少详细的内容和例子，他所说的话即使可以实行，在他没有说明怎样应用的时候，也是没有用处的。
所以，我决定给我一个想象的学生，并且还假设我有适合于进行其教育的年龄、健康、知识和一切才能，而且，从他出生的时候起就一直教育到他长大成人，那时候，他除了他自己以外，就不再需要其他的指导人了。我觉得，这个方法可以用来防止一个对他不信任的作者误入幻境；因为，一旦他离开了通常的方法，他就只好把他的方法试用于他的学生，他不久就会感觉到，或者说读者会替他感觉到，他是不是按照孩子的成长和人心的自然的发展而进行教育的。
这就是在种种困难面前我要努力去做的事。为了不致使本书因许多不必要的材料而篇幅太大，我就把每个人都能觉察其是否正确的原理提出来就是了。至于那些需要加以实验的法则，我把它们都应用在我的爱弥儿和其他人的身上，并且使人们在极其详尽的情节中看到我拟定的方法是能够付诸实践的；我准备实行的计划至少要做到这个样子。至于说我是不是做得成功，那就要由读者判断了。
由于这个原因，我在开始的时候便很少谈到爱弥儿，因为，我对教育采取的首要准则，虽同大家公认的准则相反，然而是非常明白的，凡是通情达理的人都很难说是不赞成的。可是，当我继续说下去的时候，我的学生由于跟你的学生所受的教育不同，因此他已经不再是一个一般的儿童，必须对他采取一套特殊的教法。从此以后，他就频频出场，到结尾的时候，我没有一刻工夫不见到他，以致不论他说什么话的时候，都不需要我替他说了。
我在这里没有论述一个好教师应该具备哪些才能，我假设了这些才能，并且假设我自己具有这一切才能。在阅读本书的时候，人们将看到我对自己是多么落落大方。
我只谈一下我跟一般人意见不同的地方。我认为，一个孩子的教师应该是年轻的，而且，一个聪慧的人能够多么年轻就多么年轻。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他本人就是一个孩子，希望他能够成为他的学生的伙伴，在分享他的欢乐的过程中赢得他的信任。在儿童和成年人之间共同的地方不多，所以在这个距离上永远不能形成十分牢固的情谊。孩子们有时候虽然是恭维老年人，但从来是不喜欢他们的。
人们也许希望他的教师曾经是教过一次学生的，这个希望是太大了；同一个人只能够教一次学生，如果说需要教两次才能教得好的话，那么他凭什么权利去教第一次呢？
一个人有了更多的经验，当然可以做得更好些；但他是不可能这样做下去的。不论是谁，如果他相当成功地把这种事业完成一次之后，他就会感到其中的辛酸，因此就无心再从事这样的工作了；至于说他头一次就做得很糟糕，那就可以预断第二次也一定是很坏的。
我也认为，跟一个青年人相处四年，或教他二十五年，其间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你是在你的儿子已经成长的时候才给他找一个教师的；而我则希望他在出生以前就有一个教师。你所请来的这位教师每五年可以换一个学生；而我请来的这位教师则永远只教一个学生。你把教师和导师加以区别，这又是一种愚蠢的想法！你还区别不区别门徒和学生呢？只有一门学科是必须要教给孩子的：这门学科就是做人的天职。这门学科是一个整体，不管色诺芬对波斯人的教育说了些什么，反正这门学科是不可分割的。此外，我宁愿把有这种知识的老师称为导师而不称为教师，因为问题不在于要他拿什么东西去教孩子，而是要他指导孩子怎样做人。他的责任不是教给孩子们以行为的准绳，他的责任是促使他们去发现这些准绳。
如果说一定要十分仔细地挑选一个老师，那么，也必须容许老师去挑选他的学生，尤其在打算挑一个学生来做样子的时候更是如此。不能根据孩子的天赋和性格来挑选，因为，一方面只有在我的工作完成的时候才知道他有怎样的天赋和性格，另一方面我是在他出生以前就接受了他作为学生的。假如我能够选择的话，我便照我假想的学生那样选择一个智力寻常的孩子。我们要培养的，只是一般的平常人；只有他们所受的教育才能作为跟他们相同的人的教育的范例。
地方对人们的教养并不是没有关系的；人们只有在温带才能达到十分健全的境地。在两极地区显然是不利的。一个人并不象一棵树木那样栽在什么地方就永久留在那个地方；从地球的这端走到另一端的人，就不能不比从中部出发到达同一个尽头的人多走一倍的路。
一个温带地方的居民接连走过地球的两极，他所占的便宜更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虽然他所受的变化同那个从地球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的人是一样的，但他的自然的体质起变化的地方是不到一半的。一个法国人可以生活在新几内亚和拉普兰，但一个黑人却不能同样地生活在托尔尼欧，一个萨摩耶人也不能生活在贝宁。此外，头脑的组织似乎在两极地方也是不够达到完善的。无论黑人或拉普兰人都没有欧洲人那样聪慧。因此，如果我希望我这个学生是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的话，则我将从温带的地方挑选这个学生，例如说，在法国，就比在其他地方挑选的好。
在北方，人们在不毛的土地上消耗的东西多；在南方，他们在富饶的土地上消耗的东西少。因此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差别，使北方的人十分勤劳，南方的人耽于沉思。在同一个地方，我们看到社会上穷人和富人之间也有类似这样的差别。穷人住的地方很贫瘠，富人住的地方很肥美。
穷人是不需要受什么教育的，他的环境的教育是强迫的，他不可能受其他的教育；反之，富人从他的环境中所受的教育对他是最不适合的，对他本人和对社会都是不相宜的。自然的教育可以使一个人适合所有一切人的环境，所以，与其教育穷人发财致富，不如教育富人变成贫穷；因为，按这两种情况的数字来说，破产的比暴发的多。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富有的人；我们深信，这样做至少是可以多培养一个人的，至于穷人，他是自己能够成长为人的。
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我不认为爱弥儿生长名门有什么不好。这毕竟是抢救了一个为偏见所牺牲的人。
爱弥儿是一个孤儿。他有没有父母，这倒没有什么关系。我承担了他们的责任，我也继承了他们的全部权利。他应该尊敬他的父母，然而他应该服从的只是我。这是我的第一个条件，或者说得确切一点，我唯一的条件。
我对上述条件还要附加一点，其实这一点也只是以上条件的继续而已。那就是，除了我们两人同意以外，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这一条是极关紧要的，我甚至希望学生和老师也这样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不可分离的，把他们一生的命运始终作为他们之间共同的目标。一旦他们觉察到他们以后是要离开的，一旦他们看出他们有彼此成为路人的时刻，他们就已经成为路人了；各人搞各人的一套，两个人都一心想到他们将来不在一块儿的时候，因此，只是勉勉强强地相处在一起。学生把老师只看作他在儿童时候遇到的灾难，而老师则把学生看作一个沉重的负担，巴不得把它卸掉；他们都同样盼望彼此摆脱的时刻早日到来；由于他们之间从来没有真心诚意的依依不舍的情谊，所以，一个是心不在焉，一个是不服管教。
但是，当他们象从前在一起生活那样，彼此尊重，他们就会互相爱护，从而变得十分的亲热。学生不会因为在儿童时曾跟着的而到成年时又结为朋友的人学习而觉得羞愧；老师也乐于尽心竭力，等待收获果实，他赋与他学生的种种德行，就是他准备他老年时候享用其利益的基金。
这个预先做好的约定，假设了分娩是很顺利的，而且孩子也长得很好，又活泼又健康。一个做父亲的，在上帝赐与他的家庭中不能做任何选择，也不应该有偏心，所有他的孩子，都同样是他的孩子；他对他们都要一样地关心，一样地爱护。不管他们是不是残废的，不管他们的身体是弱还是强，他们之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寄存品，他应当考虑他手里的这个寄存品。婚姻不仅是夫妇之间的一项契约，也是同大自然订立的一项契约。
不论是谁，只要承担了不是大自然硬要他非承担不可的任务时，就应当先弄清楚完成这个任务的方法，否则对他将来办不到的事情也要承担责任。凡是照料体弱多病的学生的人，就把他所担负的老师的职责转变成护士的职责了；他把他应当用来增加生命的价值的时间都浪费于照料这样一个没有作用的生命；他将看到一个哭哭啼啼的母亲有一天会因为她儿子的死而责备他，其实他已经替她把那个儿子的生命保全了很长的时间。
一个身体多病的孩子，即使他能够活八十岁，我也是不愿意照管他的。我不愿意要一个对自己和对他人都一无用处的学生，因为他成天耽心的，只是怎样保全自身，他的身体损害了他的精神的陶冶。我在他身上那样白白地大费心思，岂不是使社会受到加倍的损失，为了一个人而夺去它两个人吗？要是另外一个人来替我教这个病弱的孩子，我是同意的，而且对他的仁慈表示赞扬；可是我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才能：我简直不知道如何教这个只想免于死亡的人怎样生活。
身体必须要有精力，才能听从精神的支配。一个好的仆人应当是身强力壮的。我知道放纵能刺激欲望，它久而久之也会摧残身体的；至于断食和少食，也往往由于相反的原因而产生同样的效果。身体愈弱，它的要求愈强烈；身体愈壮，它愈能听从精神的支配。所有一切感官的欲望都寓于娇弱的身体之中；它不仅不能满足那些欲望，却反而愈加刺激那些欲望。
虚弱的身体使精神也跟着衰弱。医药这一门学问对人类的毒害比它自认为能够医治的一切疾病还有害得多。就我来说，我不知道医生给我们治好了什么样的疾病，但是我知道他们给我们带来的病症实在是足以害死人的，例如懦弱、胆怯、轻信和对死亡的恐惧；所以，虽说他们能治好身体，然而他们却消灭了勇气。即使他们能叫死尸走路，对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需要的是人，但是我们就没有看见从他们手中救出过什么人来。医学在我们这里很时髦，它应当是这样的。它是那些闲着没有事干的人的一种娱乐，这些人不知道怎样使用他们的时间，所以就把它消磨于怎样保全自己的生命。如果他们偏偏生成一个不死的人的话，他们也许就是人类当中最不幸的人了：永远不怕丢失的生命，对他们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对于这些人，就需要医生去威胁他们，使他们感到得意，每天使他们感到自己唯一能够感到的快乐，即自己还没有死去的那种快乐。
爱弥儿（第一卷）第三节
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医学的无用。我的目的只是从道德方面来考虑医学问题。然而我不能不说明的是，人们在医学的应用上，也在搞他们在真理的追求上所搞的那种诡辩。他们老是说，治疗病人就可以医好病人，寻求真理就可以找到真理。他们不知道，结算一下医生救活一条性命的帐，就需要用一百个被他杀死的病人才能取得平衡，我们从发现的真理中获得了效益，然而同时发生的谬见也造成了错误，结果也是两相抵消。开导人的知识和医治人的医学，当然是非常之好的；但是，那种误人的知识和杀人的医学，就是很坏的了。要告诉我们怎样区别它们。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如果我们懂得忽视真理，我们就永远不会受谎言的欺骗，如果我们不一反常态地去求助于医药，我们就绝不会死于医生之手；这两种节制的做法都是很明智的；照这种做法行事，显然能获得很大的好处。因此，我不争论医学对一些人是不是有用处，但是我要说它对人类是非常有害的。
有些人也许又会那样喋喋不休地向我说，错是错在医生方面，医学本身是不会错的。妙极了，那我们就要医学而不要医生好了；因为，只要医生和医学是联在一起的，则医生的错误之令人恐惧担忧，比医术的帮助之令人怀抱希望，其程度要大一百倍。
这门虚假的艺术，是用来治心病而不是治身病的，但是，它对心病的功用，也并不比它对身病的功用大：它替我们医治的疾病，还不如它使我们感到的疾病的可怕的印象多；它没有推迟死亡，反而使我们预先感到死亡；它在消耗生命，而不是在延长生命，而且，即使它能延长生命，但对人类来说也是有害的，因为它硬要我们只关心我们自己而不关心社会，使我们感到恐怖而忘却责任。我们所以怕危险，是由于我们知道有危险；至于相信自己不会受任何伤害的人，他是无所恐惧的。诗人使阿基里斯具备了抵抗危险的武装，但这样一来，也就显不出他骁勇的特色，因为，任何人处在他的地位，都可以用同样的代价成为一个阿基里斯的。
如果你们想找到真正勇敢的人，就请到没有医生的地方去好了，在那里，人们是不知道疾病会带来什么后果的，是很少想到死亡的。人天生是能够不屈不挠地忍受痛苦、无牵无挂地死去的。正是医生所处的药方、哲学家讲述的教条和僧侣宣扬的劝世文，使人自甘堕落，忘记了应该怎样死去。
你们要我教一个学生，就不能再要以上这三种人来教他，否则我是要拒绝的。我绝不愿意其他的人来搞坏我的事业；我希望单独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