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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常常在夜晚，我握了那节紫竹坐在1幢山边石上细细想我陈世伯，想一阵，吹一曲，吹一曲，哭一场；倦了时，回家上床苦巴巴盼在梦里能见他吹萧论史下围棋；却又怎么也做不出梦来，就更伤心，直觉得有一部份我的命，也随他死去了。
外婆对她的小女儿百般放心，不断交待的，就只一件事——有三种人千万嫁不得：第一是军人，因为生死难卜；第二是客家人，因为重男轻女；第三是结过婚已有孩子的，因为后娘难当。所以当母亲将毕挺毕挺的父亲带回娘家笑吟吟说大局已定那天，外婆伤心得很：我父亲犯足了那三条戒律——他是军人又是客家人，还已经有了5个儿女。
幸好外婆历来深信姻缘皆由天作合。当母亲轮流着将我的哥哥姐姐从乡下带到广州时，我的外婆，就一个接一个十几年如一日高高兴兴照看着孙孙读书。
外婆告诉我，小哥哥走后不久，她有一天忽然觉得生命快到尽头。还在姨妈刚完婚时，外婆就说过她一定要在我母亲身边活完最后一段时日，于是就来重庆了。离开广州之前，外婆拄着棍，独自在这城市走来又走去，把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看个够。她被一辆自行车撞倒，跌断了右腿。住进红房子后，她依然继续养伤，天天给我哼儿歌，讲故事。
外婆的一日三餐，几乎全由父亲照料。红房子的老军官们是从不买菜的，即使到了站轮子的时代，买菜也是家属与孩子的事。外婆来了之后，我发现父亲进了家门常常掏出报纸裹好的一包东西：或是块骨头，或是块肉，有时甚至是半边鸡，然后下厨弄好端去给外婆。有次云娃子神秘兮兮告诉我：“今天看见你爸在学田湾那个自由币场拿出盒《大前门》跟农民换藕！”我大吃一惊。后来才发现，爸爸就是从那会儿开始戒了烟的。我注意到，他的皮鞋、呢子大衣、丝棉被，甚至那块带日历的英纳格手表，都渐渐变成些我外婆的吃食了。
尽管爸爸极为孝顺，我外婆依然有件事不肯原谅她女婿，而且坚决不肯原谅：因为他有次差点把我打死了……
从我经常为四哥送馒头给塔吉雅娜时起，陈书剑就极少露面，后来干脆没了人影。他一向如同闲云野鹤爱来就来爱走就走，所以谁也没把他的失踪放在心上，谁料后来竟死了！父亲得到消息，携我赶去火葬场。我见这位原本显得仙风道骨的良师益友竞死得面如骷髅肚如山丘，不禁跪下哭得肛肠寸断。他遗下管自制的洞箫，刻着字，是“钟家一个上好的小孩笑纳书剑”。常常在夜晚，我握了抓节紫竹坐在1幢山边石上细细想我陈世伯，想一阵，吹一曲，吹一曲，哭一场；倦了时，回家上床苦巴巴盼在梦里能见他吹萧论史下围棋；却又怎么也做不出梦来，就更伤心，直觉得有一部分我的命，也随他死去了。
有天在两路口缆车站，忽然见个老头儿吹箫乞食。老头儿瘦高如竿青竹，还带着两个皮包骨头的女孩。女孩大约五六岁，长得一模一样。他吹的是《小白菜》，一曲终了又一曲，只是《小白菜》，反反复复幽幽怨怨，听得我发呆。想想，就回家抓几把米跑出门，见了云娃子，他问我为什么眼圈红红，我说见了个吹箫老头，想起陈书剑来，不由心中难过。云娃子也回他家抓把米，跟我跑去缆车站。
老头儿问人讨碗凉水，和两个小女孩一起就着凉水嚼生米。老头儿说是陕西人，原在小镇上摆付桌椅代写书信，家有老妻，有儿子媳妇两个孙女一个孙儿。他儿子是攀悬崖采燕窝的，家中日子原本不错。自从儿子两年前失足摔死，生活就开始艰难。随着饥荒越闹越严重，家中饿得大人病倒小人哭。媳妇一咬牙，将自己换了一担白薯，给公公婆婆磕个头，就背上一岁多的儿子，嫁到秦岭山区一户不能生育的人家去了。老头儿留下白薯给病妻，牵着这对一胞双胎的孙女儿，沿铁路一线直讨饭到重庆。
祖孙三人各有一条干粮袋，讨得食物，尽量省出点儿蓄进袋里准备背回陕西过冬。我翻翻老头儿的干粮袋，见些晒得缩成拇指大小的白薯干，红红绿绿的馒头干——想来不是用土茯苓就是用榆树叶磨了浆合面做的，还有些玉米颗，他又将我和云娃子给的米掺了两把进去，但那条干粮袋依然空荡荡剩出大半截。他两个孙女的袋子，还什么也没有装上哩。
当天晚上，我和云娃子半夜三更溜出家门，翻墙进了师范学校，趟过一排木栅栏下的蓄水池，钻进厨房偷吃的。大蒸笼里剩看半圈冷馒头，我们只敢抓出3个，怕偷多了被人发现，回家藏在书包里，翌日送去给那吹箫的老头。看着两个小姑娘吃馒头，看着吹箫老头将馒头一小坨一小坨掰开晾晒，我和云娃子强忍着不当他们的面咽口水。一转身，两人就豪情万丈大唱着《洪湖赤卫队》中“愿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的歌子离开缆车站，自觉成了行侠仗义劫富济贫的江湖英雄。晚上又结伴再去偷。
几天之后，老头千恩万谢道别，说翌日要携同孙女上列货车回陕西。我和云娃子就拿了两个女孩的干粮袋，准备去偷些米给他们上路。
谁知我们刚从水池爬上厨房，就灯光大亮，被早已埋伏好的炊事员抓获。我们俩就被水淋淋押回红房子。
我根本无颜看父亲的脸。师范学校的两位老师还没把话说完，父亲就从门口抓过我重重摔去。跌倒时，我的头碰在饭桌尖角上，立即血流如注。师范学校的老师惊呼着一个挡住我爸一个抱起我。外婆闻讯扶张竹凳用只尖尖小脚踅出小厅问原委。是平生第一次，我有机会在父亲面前为自己申辩，就从那老师臂弯脱出，也不敢去捂头上的伤处，一面任由鲜血顺额流染了衣领染前襟，一面用广州话结结巴巴对外婆说那吹萧老头的家事。
正说着，满脸鼻血的云娃子也被他爹押到我家来了，身后也跟着两位师范学校的老师。云娃子他爹郭伯伯因为营养不良已经双脚水肿，走起路来有点慢，不过打起儿子来照旧狠恶。郭伯伯押他儿子来对口供：因为云娃子一口咬定说我们俩谁也没吃过偷来的馒头。
我对郭伯伯说，我和云娃子只是对着每个馒头拼命深呼吸拼命深呼吸，但从没揪来吃，因为我们认为哪怕只要忍不住馋舔一下馒头的皮，就算不得剑仙侠客的行为了。
爸爸一句一句用广州话将我说的译给外婆听。外婆听完面如止水，摇摇头不准父亲搀她，依然扶着竹凳重回自己房间。剩下那堆大人，就看看我和云娃子，又互相看来看去。
突然两个老军官就要拿出粮票和钱赔馒头，4个当老师的就连连摇手说：“算了算了，又不是小家伙吃的！”后来也不知到底赔了没有，因为我爸爸突然瞪了两个孩子一眼喝道：“还不滚出去裹伤！”云娃子就赶紧伸手捂住我的头，我俩就血糊糊湿漉漉，转身穿过八角厅向我的小房间走去——因为那儿棉签绷带跌打药酒镇痛膏应有尽有，都是我自小用惯用熟的。
这是爸爸最后一次打我。不过，他作出这种决定时，已经是一周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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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眼泪汪汪提了条青杠柴进来，爸爸没有接，看了我好久说：“丽丝，你已经长大了。爸爸从此再也不打你。我相信你今后一定会自尊自爱，自强不息。你要记住：爸爸妈妈都希望你成为正直的、尽量有所作为的人。”
那天下午数学毕业考，我第一个交了卷冲出校门。到小街之前，见斜坡下围推小孩，我挤进去，见地下躺了个八九岁的男孩头上破个洞，那血还在往外渗，渗得他面色如纸气息若丝。我一着不好，赶紧扯把青草嚼烂敷在伤口，又撕了自己一只白衫衣的袖子紧紧包扎他的头。他眼仁暗淡，话都不会说了。我怕他死掉，想想干脆将他背去医院。离得最近的是工人医院，在两路口，待我一步一挨到急诊室，天已擦黑了。
离去的，我经过一条长廊，见迎面远远走来一大一小两个人，不禁高兴得吼了一声“段虫龙！”就冲过去。
分别快到两年的段志高，依旧补疤衣裤黑布鞋，长得比我高出一个头。和他走在一起的是个医生——白框眼镜听诊器，双手揣在白大褂的衣袋里。段志高朝我点点头，又去苦苦求那医生：“还给我吧！医生请您还给我吧！我以后一定等满18岁才来！”医生拍拍他的肩膀不作声。和颜悦色朝前走。我想也不想马上伸展双臂拦医生，喝道：“嘿！你拿了他什么东西赶紧交出来！”
医生说：“咦——小鬼怎么没了一只衣袖？怎么身上有血？”就弯下腰来摸我，“看看伤了哪里？你家大人呢？”我说我背了个破了头的小孩来，沾了他的血，我没伤，袖子撕去裹他的头了，又说段志高是我的同学，是好学生，绝不干坏事的。问医生拿了他什么，赶紧还给他才是。
医生往上推推眼镜笑起来，更加和颜悦色，说我的同学并没干坏事，说他跑来医院要求参加输血团，却根本未到规定的最低年限——18岁，所以医生收起他的户口簿，要请他家长来取。医生正向我解释，就来了另一个人跟他说话。
段志高告诉我，刚开始闹饥荒，民办幼儿园就解散，他娘一时之间连糊火柴盒的工作也找不到，生活变得很困难。后来她就帮人洗衣服补衣服。随着粮食越来越紧张，她的顾客也越来越稀少。段志高几次想退学专门拉板车养家，但她坚决不允，说眼看高小就快毕业，定要两个儿子都努力准备功课去考六中——那是重庆市出名的好学校。
因为缺吃，段志高他娘的双脚已肿得不见踝；胫骨那面，使拇指一按一个深深的凹，10多分钟复不了原。医生说如果再不设法吃些米面油腥，可就要一直往上肿去，危及生命。有个拉板车的说，拿着户口簿去医院登记参加输血团，就可以每3个月一次，卖给医院300毫升鲜血。每次，不但可以得到60元，还可以领到肉票和蛋票。于是段志高瞒着娘和弟弟，取了户口簿来工人医院要求输血；不料医生非但不为他作体格检查，反而将户口簿揣进白大褂，说要教育家长爱惜少年儿童的身体。段志高跟在医生旁边已经两个钟头求他交还户口簿；医生不肯，一味和颜悦色让他请家长来取。
段志高说：“这事无论如何不可以让娘知道。”我说，那我们把户口簿偷回来便是。他说不行，说到别人衣袋偷东西属于盗窃行为。况且，医生的手总插在袋里和户口簿在一起，万一弄不回来激怒医生，怕会更麻烦。我说当年信陵君窃符教赵却也并未遭到史书遣责，何况这次是为了救母！他问：“窃符救赵是什么？”我说：“算了反正眼下也跟你说不清。一句话，你到底想不想急死你娘，羞死段志强嘛？”他当然不想，最终只好同意我的办法。
医生跟人谈完话，又将双手揣进白大褂往前继续去。
我看清长廊只走着几个慢吞吞的病人，就突然冲上去使劲胳胶医生两个腰眼。他哈哈笑伸双手捉我，我立即从那白大褂抓出户口簿扔给段志高叫他快跑，然后伸脚绊倒医生，自己也飞逃而去……
回到红房子，全家正吃饭。我向爸爸解释为什么弄得血斑斑满身泥还少了条袖子。爸爸就叫我去洗澡换衣，说要带我返医院看那小男孩，查证我有没有撒谎，起码要亲自了解是否我把别人打伤的。我就高高兴兴去洗澡，边洗边想，想想就忽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全家人见我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却又把那条已经弄脏的红领巾端端佩好依然穿上缺了一油的白衬衣进来，就都莫名其妙。我说：“爸爸，我不去医院。”
我看见妹妹和弟弟开始悄悄把自己移向外婆的房间。大概父亲马上觉察到两个孩子想请他岳母出来救我，就冷冷道：“可可，坐好吃你的饭。丽珠，你去厨房拿条柴根来。”妹妹马上红了眼圈。我说：“爸爸，我没有撒谎。我今大就算被您打死，也是不去医院的。”
父亲目瞪口呆盯着我，不知这个女儿到底在想什么。我自己也理不清思绪，脑海至浮出些长长短短的画面：我想起小男孩软咯咯偏在我脖子上的脑袋；想起那幕渐垂渐浓的夜色，我在夜色中固执地一路恳求小男孩忍耐一下，恳求他再忍耐一下，不停地告诉他只要到得了医院就不会死的；想起我几乎是聚齐全部生命力才背着他蹬完的工人医院的长长斜坡；想起外科医生一面使镊子剥离小男孩伤处的草浆块一面问我骂我，又说我是见义勇为的优秀少先队员；我想起从医生护士眼中看到的那种赞赏——可是我没法对父亲讲清这些。我只是刹那间开始有了一种陌生的感觉：是尊严，是我自己的尊严。我无法忍受父亲去向那些赞赏我的人查究是否我对他讲的一切属实。我心中涌起一浪从未体验过的痛楚，竟是自伤自怜之极，心一横，决定要保卫那种赞赏的完美，即使丢命也不让父亲侵犯我的尊严。我又说了一遍：“爸爸，我没有撒谎。我今天就算被您打死，也是不去医院的。”就再怎么也无法说明白自己。
妹妹眼泪汪汪提了条青杠柴进来，爸爸没有接，看了我好久，说：“丽丝，你已经长大了。爸爸从此再也不打你。我相信你今后一定会自尊自爱，自强不息。你要记住：爸爸妈妈都希望你成为正直的、尽量有所作为的人。”
毕业考试一结束，学校就宣布让六年级的孩子放3天假，然后集中住校一月，为的是强化复习，准备参加升入初中的全市统考。
外婆问我知不知道哪儿有大百货公司，又说：“你反正明天不上课，带婆婆出去玩好不好？”我说当然好，想了想，就跑出去找我的老同学陈大柱。
外婆自从进了红房子，就没有出过大院。平日如果天气暖和，吃罢晚饭，父亲会抱她下楼，我和弟妹就端椅端茶跟着，把外婆安置在大院乘凉。我们满院子追追逐逐，她就靠在躺椅看着。爸爸总在她椅边坐张小板凳，一边抓把葵扇赶着椅边的草蚊子一边轻声轻气不知跟她说些什么。周末则由妈妈把外婆背上背下。
妈妈在家唱歌时，外婆会自己点歌听。她点的歌并不多，叫我大吃一惊的是她那两类性质风马牛不相及的歌目——第一类是《黄水谣》，《黄河船夫曲》和《松花江上》；第二类只有一支歌，是支彻头彻民的洋歌叫《圣母玛利亚》！外婆告诉我：第一类歌，是母亲学生时代参加抗曰救亡演出队时天天回家都唱的，外婆就记熟了；那支《圣母玛利亚》则是母亲抗战前最爱唱的歌。母亲嗓子好，从小就参加教堂的唱诗班，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她就不再为上帝歌唱，而是跑到街头演《放下你的鞭子》去了。
我的老同学陈大林他爸是抬滑杆的。好几年来，重庆市已经没人要坐这种交通工具，于是大柱爸那付滑杆就靠在他家山墙成了个纪念品。我要借那付滑杆抬我外婆上街玩。大脑不但一口答应，还拉我去约了另外两个男孩，说好翌日在大院外边会齐。
第二天上午陈大柱果然跑进红房子。我自小顽皮惯了，根本没想到带个风烛残年而又不能行走的老人上街会是件多么不妥当的事情，只一心巴望让外婆高兴。保姆见我要带外婆出门，慌忙拦阻，又去叫了隔壁黄幼仁他妈来，说怎么也不能由我如此胡闹。黄幼仁他妈急得双手直拍大腿喊道：“哎呀我的祸祖宗也！老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