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书剑盯了我好长时间，忽然哈哈大笑起来，说：“你呀你，你这钟家上好的一个小孩！你最好过几年去当一阵子农民，亲自种些东西吃吃，就再不轻信、不人云亦云了！”居然就是被他言中：我几年后果真开始当农民，且一当好一阵，8年。彻底搞清了陈书剑有理，还是报刊杂志有理——不过当时，见他笑，我就也笑，还感到自己对他有一种长者般的宽容，忖度着管他信与不信。反正早建成共产主义早好，总要让他看到点儿那个理想社会才是。
然而破铜烂铁越来越难发现。比如在红房子，家属们继铜片铜条等大件被拆尽后，就搜罗小的，最后连锅、盆、勺、铲、锁、钥、门扣……通统一扫而光，像刘婆婆说的那样：“这搞得比打日本那会儿的坚壁清野还干净！”我和妹妹常常出门寻得火眼金睛也只是空手而回，只恨自己学不得民间故事里那个有点金术的国王，好伸指头点点戳戳将桌椅板凳乃至花草树木全变了金去……
终于有一天，1070万吨钢铁给炼出来了！那个晚上，人们点燃或凳腿椅脚或天知道从什么家具拆下来的什么。高擎着，跑出大街庆祝游行。我记得那晚设呼多少口号，重庆人兴奋得嗷嗷乱叫，每一张被炉火和希望煎熬得又黑又瘦的脸都在笑，大笑，笑得那么自信那么自豪。男女老少欣喜若狂互相朝着不知谁的肩上背上乱拍一气，扯了不知谁的手就乱握乱摇。许多大汉顺手抓往一个跟在身边屁额屁颠的小孩朝天上扔了接、接了又扔，将夜幕撤得星星点点都是嫩嫩的尖叫、嫩嫩的笑……就有人唱歌，唱的是“锣鼓响来传捷报呀，锣鼓响来传捷报呀，1070攻下了。你欢呼来我拍手呀我欢呼来你拍手呀，六亿人民齐欢笑。红旗当头飘我们劲头高，红旗当头飘我们劲头高，嘿，1070攻下了，1070攻下了！”就有人跟了哼，哼着哼着就唱，唱着唱着就吼。歌声如潮，汹涌澎湃，渐逐渐高……凡火把经过的房子就有人跑出来加入，那队伍竟是越走越长越长越壮。到枇把山公园岭头往下看去，队伍已是前不见头后不见尾，上岭而来，又下岭而去，像一条巨龙在山城欢跃翻滚，火炬熊熊，如金鳞闪闪，好壮观……
身边几条中年汉子挺胸叉腰，满脸壮烈，吼着叹出一句“格老子！到底把你个狗日的1070给炼出来了！”我大为所动，也学了去挺胸叉腰吼叹一句：“格老子到底把你个狗日的1070给炼出来了！”
妹妹大惊，忙来扯我胳膊说：“姐！你讲脏话！”
唉唉，那时山风烈烈，松涛嗬嗬，将人唤得豪气干云，虽是已经笑了，唱了，烧了凳脚，爬了山了，还是不足以宣泄生命的激动。我想哭。我的身体在颤抖，我觉得灵魂也在颤抖，觉得跟这片土地有一种血亲，觉得自己的命就是生来献给共产主义理想的，我愿意为了我的祖国去死。我猛然悟到诸葛孔明为什么会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境界，也懂得了为什么父亲曾说“读出师表不哭不忠”的道理。我牵了妹妹的手，高唱着歌子下山去。
回到家，就伏在空气电池灯写了封长长的信给我的苏联朋友沃洛加，告诉他今晚的游行盛况。说共产主义很快就要来中国了，等共产主义一到，可以各取所需时，我就立即飞往莫斯科看他。
我好久没给沃洛加写信了，因为自从开始大炼钢铁，柴天惠的身影就极少在红房子出现，就没人帮我译俄文。我就一笔一划以仿宋体写这封信，希望沃洛加能找个留学苏联的中国学生译出。我在信里还介绍了妹妹。还叫妹妹也伸出手掌，以铅笔勾了形在纸上。信寄出后我们就开始天天盼：盼着沃洛加的回音。盼着共产主义的来临。
……就盼了好久好久，沃洛加的信都没有来，共产主义也没有来；可是饥饿来了。
24
我才知道，小街每天7点钟卖10来斤鸡蛋，按人头算，每人买半斤。倘若不早早排队便连蛋影儿也见不着。我将菜篮去排队，然后就着街灯。坐着我的板凳看小说。看两个钟头的小说。
饥饿刚来时，还似乎有点鬼祟，起码，并没有令红房子的家属们太在意。可以说，第一个深切感受物质匮乏的是我，而且，第一件让我感受到匮乏的物质就是鸡蛋。
那时母亲已生下我小弟，在家休产假。我眼见这孩儿刚从医院抱回时皱得像个被水泡久了的小老头，然后就看着他一天比一天光鲜一天比一天漂亮，日渐如同粉雕玉琢，就爱他爱得要命，上学前放学后，总去他那小竹床边守着，认认真真给他讲故事。邻居都笑我傻，妈却说我不傻，说婴儿是听得懂的，不过科学手段有限，还没测出来从哪一天起开始懂。只是，妈妈微笑着，交代我不要讲那些关于吊颈鬼呀、吸血鬼呀什么的。
但我总有一股讲鬼故事给小弟听的欲望。因为我想，将来为了早早把他造成个彻底无神论者。爸必是要逼他独个儿深夜穿过什么乱葬岗的。我记起6岁时奉命于雷雨中宵走坟场的恐惧，就巴不得小弟早日习惯许多关于鬼的传说。以后受父亲考验时得以从容过关。就像我的老同学柳风眠，上学之前已大读《聊斋》，任怎么厉害的鬼，也从不放在眼中。
有一次趁妈妈在厨房，我急急忙忙给小弟讲了一个僵尸鬼的故事，还翻了白眼硬了身子围着他的竹床跳跳。喊着“鬼来了鬼来了！”小弟就手脚乱动格格笑。
妹妹异常愤怒，说你再讲一次鬼我就告诉爸爸！“从此她一放学就往家跑。她就读的大田湾小学跟我们大院以一篱相隔，比我去依仁小学的脚程少了几十倍，每次待我赶进家门，就见她已守着小弟，津津有味地读格林童话。我只好打开琴盒，往弓上抹松香，等到妹妹唇焦口燥，停了讲在一旁提高警惕看我时，就开始拉琴。妈妈曾给我买过一把音色亮丽的小提琴，我喜欢用它拉舒伯特的小夜曲，或有时换把胡琴，如歌如诉，拉些《二泉映月》、《良宵》什么的给我小弟。反正不管两个姐姐为他做什么，小弟只是笑，笑得手舞足蹈。我极少见他哭。父母很少抱他，也只准我们每人每天小小地抱两回，说要给他故事给他音乐是为了让他知道有人爱；却不可多抱，抱多的孩子将来很难独立，老大都希望有人照顾。
其实我心中极愿意一辈子照顾这个比我小了整整12岁的弟弟、然而过了不久，我发现，急需我每天照顾的，却原来是比我年长整整12岁的哥哥，我二哥。
二哥从吉林部队转业，分到上海钢琴厂学造琴。但他不去，一门心思要当大学生，就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里，像条虫那样蛀进书堆，只有开饭时才在我们眼前如昙花现一现。这点跟三哥真不一样。三哥也读书，但同时兼顾玩我妹妹的小辫子，还时不时就苦口婆心规劝我要言行举止注意斯文。二哥读书比三哥狠多了，即使进餐时也没停向妈妈请教代数几何。绝不像我三哥手中翻开书嘴里讲着《木偶匹诺曹》，还凝了脑袋让两个妹妹帮忙揪白头发。红房子许多女儿大了的家属都喜欢我三哥。尤其4楼的马姨姨，每见三哥，就上下端详，笑眯了眼说：“可子长得像个演员。”
二哥比三哥长得更灿烂，而且因为当过兵，就身板神态都练得很帅气。三哥拉二胡，二哥却拉手风琴。有时，我猜他是把眼睛读累了，他就拉琴，一面拉还一面唱，每次都唱“我复员回到了故乡，故乡全都变了样；万亩土地连起来，村连村来庄连着庄。我们亲爱的故乡，到处是一片新气象。”可就那么来来去去一首歌，还唱得楼上楼下的姑娘们有事没事都来我家门口转悠，心不在焉地跟我东拉西扯，好像突然一下子，她们都不嫌我是匹害群马了。我就告诉妹妹，我丝毫不为二哥的将来耽忧，那是不愁没有好姑娘为他献青春的。
有一天，我被几个姑娘甜言蜜语哄了，正坐在楼梯上，将从哥哥房里偷出来的相册翻给她们欣赏，妈妈来找了我去，说家里很需要鸡蛋，希望我每天早上能去小街排队买。妈说父亲到外地开会，妈要照顾小弟走不脱，妹妹小，哥哥每天早上从6点钟起就要攻书，妈就不得不指望我了。
翌日凌晨，5点钟，妈妈轻轻拍醒我，递过一张小板凳一只菜篮，篮里有本《牛虻》。我就上小街去了。
我才知道，小街每天7点钟卖10来斤鸡蛋，按人头算，每人买半斤。倘若不早早排队，便连蛋影儿也见不着。我将菜篮去排队，然后就着街灯，坐着我的板凳看小说。看两个钟头的小说，买到鸡蛋冲回家，才刷牙洗脸吃早餐，跑步去上课，上课就直想打瞌睡，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虽然我没有见过红房子任何人来排队，但依然深切感到鸡蛋的匮乏的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倒从来没吃过自己买回去的鸡蛋，妹妹没有，妈妈也没有。那每天半斤的鸡蛋是为我二哥买的。因为他忽然之间，头发纷纷地落。母亲带他访遍重庆的名医，就有人开出鸡蛋方子来。说是每天把个头，反反复复使蛋黄按摩、蛋清浆洗就不但可以止秃，而且头发会越长越旺。于是我二哥就将拉琴的时间花了来护发，再顾不上唱他复员回到了故乡。不过即便这样，姑娘们也常来跟我没话找话，还很体谅地说“读书真辛苦呀！”什么的。她们并不知道这个小军官拼命洗头的事。
我二哥不在澡房洗，不在厨房洗，而是在他卧室躲着洗。妈妈一盆一盆帮他换水。
妈在厨房告诉我，二哥初中毕业就去参军，在部队只有很少的时间自学，现在突然没日没夜用功赶考，怕是焦虑所致而落发纷纷。二哥当年参军，为剃头还难受了好一阵，一当军官就赶紧蓄发，眼下头发去得这般气势汹汹，自然有些害怕。妈说她知道我买鸡蛋是很没趣也很辛苦的事，但还是希望我能继续照顾哥哥。
我眼瞪瞪看着好端端一个漂亮哥哥，却被些蛋黄蛋清酱得满脑瓜稀里糊涂，心里就会替他难过。好几次，我都想开导他说“为人处世，品格好才情高就很不错了”，又想说“其实光头也没什么不光彩。比如人家杨五郎，还特意跑去五台山将自己剃得溜溜光哩！”但一见二哥那副又气又急又无可奈何的样子，关于耗子掉头发也能活，耗子能活你能活“之类的劝喻，就无论如何也出不了口，就只好作罢，就第二天又去排队买鸡蛋。
一样是排队、重庆人却分别有叫法。学生士兵或什么群体部门的集合，叫“排队”，哪怕5个学生或3个兵成一条直线在走在站——是排队；但别的队，如等部等车等送电影院的，叫“站轮子”，几个人是站轮子，几十个乃至几百个人也是站轮子。一天又一天，我发觉小街这儿越来越不对劲：站轮子的人越来越多，红房子的家属也先后出现，各自抓了鞋底、毛衣在街灯下打发瞌睡。人们越到越早。起先我5点钟赶到，总不外乎排在一二名。后来渐渐成了第十几名……终于，要变成4点半起床……再变成4点钟起床……终于，就没有蛋卖了！不过到了那时，买肉已经要站轮子，买豆腐正开始站轮子，紧跟着，节奏快如急急风的锣鼓点儿，买青菜也要站轮子……凡是买吃的都要站轮子……凡是与吃有关的都要站轮子……凡是与活下去有关的，都要老老实实站轮子。来了，来了，这回饥饿真的来了。重庆人管它叫“饥荒”。饥荒这时候，一点也不鬼祟不扭捏，而是来得那么明目张胆，那么穷凶极恶，没等我们从对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憧憬中回过神来，饥荒便如龙卷风，将每一家人卷出门，卷上街变成各类轮子，卷进一个温饱生死已经难以料测的严峻时代。
那个时代，票证可真多呀！我迄今仍记得起的证，就有粮证、煤证、柴证、菜证、白糖证、饼干证、煤油证……票就更多，仅仅粮票就分市票、省票和全国粮票，另外就有油票、肉票、布票、肥皂票……我小弟是婴儿，所以还有你粉票，到你粉都供应不出时，就增加一种代乳品票——以上那些证呀票呀，都是用来购买每天要吃要用、没有了就活不下去的东西。至于想买那些即使没有也能活，不过就是活得有点尴尬的东西——比如能吃的东西像豆腐啦，粉丝啦，海带啦什么的，则有付食品票；又比如，能用的东西像火柴啦，闹钟啦，鞋子啦，枕头啦，门锁啦，菜刀啦什么的，就要凭工业品票；抽烟的男人还发一种烟票，关于什么证可以买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应该用什么票证，大人小孩全能分得清清楚楚，就是绝不识字的尖脚老好婆也断断不会搞错了去的。错不得，一不小心搞错了，就有麻烦。比如去站肉轮子，在前后左右的人堆中连夹带挤好不容易，三两小时后终于捱到肉案子前，卖肉的把手一伸：“拿来。”如果那顾客，竟阴差阳错递出张煤票或粮票，卖肉的只说得3个字：“票错了。”便眼皮也不眨随即抬头扬声喊：“下一个。快点快点！”于是，肉轮子就一面向前蠕动半步一面又同情又责怪朝那搞错票的人吼：“还不跑回家换！”或是“住得近不嘛？换回来趁肉铺子没关，赶忙重新站两个钟头轮子嘛！”
除了上学，找大部分时间都在站轮子。因为二哥考入四川大学，已经踌躇满志奔成都，顶着一头黑发读书去了，可可还在幼儿园住着，钟家就没什么壮丁可以出阵。妹妹无论怎么争取，我也坚决不准她上街站轮子，深怕她被人挤了踩了，于是她就在家把洗碗扫地包下来——那正是我平生最感头痛之事。而站轮子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苦差，反正手中有本书。那个时代，我读得最多的是剧本。
妈妈的私人藏书除了数学理论，几乎全是剧本。我先从老舍的《茶馆》读起，然后读曹禺，读郭沫若，读完又读汤显祖、关汉卿……读完中国的读外国的。妈妈的外国剧本比中国剧本更丰富：从埃斯库勒斯到莎士比亚、萧伯纳、莫里哀、席勒、契诃夫……应有尽有。我就一个剧本接着一个剧本读，一条轮子接着一条轮子站，简直感到其乐无穷。
25
我的小哥哥将我的心挽进一层一层的诗的意境使我感到生活很美，很美，美得让人有时想叹气。
我四哥从广州来时，背上斜挂一盒小提琴，还使根柚木扁担，挑着两个白藤箱闪悠闪悠走进大院……开箱后，我见一头装了满满的书，另一头是对铸铁哑铃。他手上背上的肌肉很结实，是一块一块成板状的。我就很兴奋，问他的理想是不是参加奥运会举重像陈镜开那样夺块金牌回来。四哥却说“不”，说“我的理想是当个诗人，行吟诗人。”
从第一天住进红房子，四哥就喜欢给我背诵诗篇，还特别交待在听他读诗的时分，一定要同时想象诗句描述的意境，说只有由诗句带入意境又出意境薰陶心灵，才能真正欣赏到诗人美好的情怀。我就频频点头。但是，由于他的普通话难听得吓人，带着极为原始的广东腔，我要一面听一面在心中随即翻译成普通话，所以，往往顾得上词义就顾不上意境，就不但无法欣赏诗人的情怀，反而把自己的神经弄得紧张兮兮的。广州话，我已经一句都不会说，但听起来还没忘光，有时就可以猜得出四哥念的是什么，有时就让我彻底糊涂。比如有一次，四哥带我去嘉陵江边散步，说：“妹妹，你喜欢汽缸吗？”我说我对汽缸一窍不通。他说那是普希金的长诗，诗中渗透一种悲壮而无奈的美丽，就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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