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场雨，一场雪之后，我和英子就再也分不开了。
雪。落雪天的故事我还没有讲吧？那是更早一点的冬天头，真正的大冷天。
《拉莉亚的祈祷》，又一个名称叫《拉莉亚的祭典》，我一直找不到原曲的出处。包括作曲家，作品年代说明，一概不得而知。但我一直感觉应该是首英国曲子，18、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风俗画的意蕴。这首曲子，我比认识英子还早六、七年熟悉了它、也就是说，前后加起来，我弹奏了快二十年了。对我来说，它就像英格兰旷野上矗立的一座无名小教堂。我时常让自己躲进去，坐到教堂昏暗的光线长椅子上，以求得一丝宁静。整首曲子壮严静谧之极，静谧中又隐隐透露出少女苍白的肌肤色泽。和弦组合有教堂的穹顶之感，也就是说，极其壮严肃穆。我从中体味到了英国清教徒味道，英国国教，大诗人艾略特后来畈依的一宗教派。它也是艾米莉·勃朗特式的诗歌残片，它也教人想起年龄更为古老的、人生经验较为沉重的格雷，托马斯·格雷（Tnomas Gray）——那首著名的《墓地挽歌》的作者。壮严——但满怀希望。肃穆——却又不无轻盈。那知道我自己弄错了。天哪，我竟也犯这样可爱的错误。它不是一首英国曲子，而是一首更加著名而地道的意大利曲子！直到前几年，我才在手头乱七八糟的资料里翻查到它的真名：Feste Lariane（《拉里亚涅的节日》），节日亦可译作“祭典”。作曲家名叫路易·莫札尼（Lujgi MOZZ ani），1869年3月9日生于意大利拉文纳省的法恩察，他很晚才学习音乐，但却大器晚成。1942年左右在的里雅斯特省内有归属于他的一所吉他学校。他在那里创办了这所深受大众喜爱闻名遐迩的吉他学校。我在想：《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曾携夫人一道流亡到那个僻远的省份，并且在那儿结识了《泽诺的意识》的作者斯韦沃。因为的里雅斯特省隶属意大利北方的边陲城市，依塔洛·斯韦沃就是那里人——人们称他为“意大利的普鲁斯特”——他是上世纪最早把精神分析学说作为文学创作的支撑点的作家。没准，莫札尼——也就是我现在正在弹的这首曲子，乔伊斯和斯韦沃都曾经听见过它呢！
唉！人不知道自己的本质！根本无从知晓这些本质。伟大的艺术品——音乐，诗歌，绘画——都曾触及到了这个本质。
我有十二年没有见到冯建英了，自从分手嫁人之后，再没碰见过这个说话像是有弹跳力的姑娘。她仿佛从这座城市的任何角落消失了，从茫茫人海之中……但是，有一天，她碰巧路过某家音像店，没准！或在某家开着电视机的窗口，碰巧听到正在播放的这首《拉莉亚的祭典》，我想，她的脚步一定会突然停缓下来。她会想起我，想起那段岁月。她会对边上的人——她的小孩，她的爱人，她自己的心——没头没脑——我前头讲过，像是有弹跳力一样——嘟咕一句：“喔，这首英国曲子！”
我没想到，我会犯这样一个错误。
第一部分月光（1）
没有字词，没有字词，绝对没有字词。
——雷纳多·阿瑞纳斯：《向大海告别》
早些年，我是这座城市最穷困、富有的人。这句话分两个内容。前一个，穷困，也许三言两语就讲完了。后面那个富有，老天，我要想把话讲清楚，可得要化费巨大的勇气，而且没准几年也讲不完。我一直生活在这种奇特到了恐怖地步的富有里。我的富有使我失去得太多，你只要认真瞧一瞧那些国外的百万富翁们众叛亲离的结局就知道了，约略地能够弄明白一点我的意思，也就是说：我奇特的富有在江阴这样的小县城已超出了别人的承受力，它年复一年，慢慢地也就压垮了我生活中的那些快乐喜悦，时至今日，终于也开始压得我有点气喘呼呼，也把份量压到我肩膀上来了。因为我的肩膀已经不再年轻，它慢慢把自由浪漫的空气挤兑出我的房间，我的富有使我一直过得很糊涂，特别天真，我坐在这里和你说话，弹着吉他。我们听听音乐，不时从书架上拎下一本书来查阅一下某段历史，某个思想观点大致的出处——这样说吧：我到将来老死了也会是个不谙世事的大男人。因为诗歌，因为艺术，或者说：书本上的那个世界——我自从少年发育之后，就一直没能长大。我对自己长大成人已经不抱希望，不存丝毫信心了。嗨呀，别那样看着我嘛！我太早、太多地知道了人世间的天才之命。不知是我有天份，还是我的命运更有天份？或许是我出生的日期，太富有人的天份的含金量了？总之，我渡过了世间罕有的，平静而狂放的青年时代，我的生活故事，一定是另一种形式，过于富有之后的脑肥肠满。我吃得太多，太饱了，而我针对自己惟一的自我谴责是：胃口太好了。像我这样的精神饕餮者，别的地方一定也有吧。在南京、上海、西安、拉萨……一个永不知足的贪吃者。是的，在美国式的另一个关于财富的版本里，那个家伙是因为有钱，太有钱！在我这里，却是因为说不清道不明的诗歌，音乐。或者说，因为歌德说的那个吁请：“美呵，请你停留……”！他晚年的呼吁。同样，我们是对人世生活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一切书本空气大自然的抽象意义上的美食家。我们总是贫困，与此同时，却又总是在品尝——品尝、抚摸、偷窥或吮吸。我们总是两手空空，却一往无前，几乎可以说愣头愣脑。我们总是兴冲冲往前赶路，却又总是在回忆。故事里说，一个穷人到了一个上流社会的聚餐会上，不仅放开肚子吃了，而且还要把身上所有的口袋都塞满了食物，带走！这就是部分人如我辈合适的精神肖像。我就是那个不要脸不知足的穷人。对呀！贪婪——科学能够解决这个黑暗的命题吗？各种宗教都曾阐释，都指责过这种类似的贪婪黑心，但是，万一这颗黑心是针对音乐呢？他贪婪，只是因为上帝不小心灌进了他的耳朵的歌曲太美，太悦耳动听；他贪吃，只是因为上帝的烹饪术太过精美狂放——那怎么办呢？谁像我这样渡过那样的童年？十四岁之前县城里里外外没有一本像样的书，一首耐得下耳朵中听的歌曲；十四岁之后却如洪水猛兽般的来了那么多司汤达、梅里美、哈代和笛福，以及跟外国作家名字进来的我们自己的李白、曹雪芹？真的，十四岁之前，我只听样板戏、“文革”歌曲、语录歌；14岁之后的某一天，忽然来了个对着人生咆哮不止的贝多芬，你说，谁会吃得消？和贝多芬一起来的还有邓丽君、山口百惠，还有套配的电子科技，什么三洋电器、什么单声道。你知道吉他那时候是一种“流氓乐器”吗？在1977年的中国，人们只能偷偷地学着弹响它们。而且差不多是仅限于知青一代人，把这个火种从外面世界带进来，传承给了我们。吉他，在那时的中国，可以说有类似十字军东征的艰难历程。谁能够相信中国人—我是指中国普通的音乐受众——一直要到1978年左右的样子，才听说了吉他中的“分解和弦”？而它早在1830 年左右，就由一个奥地利制作吉他的工匠发明了。斯道费尔，他名字的全称是约翰·格奥尔格·斯道费尔。他不仅制作吉他，也制作小提琴，其中包括舒伯特本人也用过的提琴。他是分解和弦（arpeyyione）的发明者。我的耳朵、我的眼睛喉咙，全被那个时代的命运灌满了。我就是那个被洪水淹没的孩子，也许，今天，我已成为这洪水本身，我被彻底淹没了，被两种时代生存的巨大反差完全弄昏掉了！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人，除了说一说，反复回忆或试图去描摹出洪水来临的一刹那情景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我这被毁了的一生，又还能派上些什么别的用场？江阴是个小县城，虽然早已扩建成了县级市区，可是在我眼里，再过五十一百年，它仍旧是个区区小县城，它大不到哪里去。在这个不大不小的地方，你说说：1980年我已经听完大部分贝多芬肖邦的音乐作品，而我又不识五线谱，不能正常去辩读一般起码的简谱，我这样子的人，还能做什么？是不是注定报废掉啦？艺术！不要和我们这一代人里的无数个“我”去谈论什么艺术！我们吃的苦头太多了，我们受尽了各种白眼、凌辱、指责、怀疑。我们自己也怀疑自己。谁的生存技能，能够从纯粹的艺术世界中得益？我们是未来中国的新艺术第一层贫瘠荒凉的土壤。中国人将来要建造自己东方的“罗浮宫”，第一批砖瓦必定属我辈。如同谭嗣同的话：“中国之变革，若说流血，请从谭某起”。这不是什么豪言壮语！这实在是最痛彻肺腑的痛苦。我相信谭嗣同当时一定十分绝望。我们只有把这种绝望有能力，有决心去弄清楚了，我们才可能有一点点希望！你感觉我很骄傲吗？我很激动、很厉害？这一切全因为我难过！我为我的一生而难过，这是不可逃避，无法面对的一生。我现在正在面对它，我难过地面对它——
第一部分月光（2）
有时我会想：我这辈子再不可能有爱了。因为不再有那样的夜马路，那长江边上静谧古老的山路森林。凡我以前和英子逛马路的熟悉地方，那些弄堂、小巷、公园、郊外、电影院全没有了，都督坊巷、青果路、观音弄、东平庙巷、君山路……全没有了，在江阴城里，你也许还能找见这样一些空洞无物的地名，但那个静悄悄的小县城，早已随我俩的爱情一起死亡了。胜利路口那幢西洋式的小木楼，1992年就没了。南门石子街口头的天主教堂，建成于清代道光年间，正好也在新千年的第一年，塌倒在了一批奸诈的建筑承包商手里。那样一个教堂，在那几年里，是一个多么好的去处啊，你若骑车从北门走到那里，总要骑上半个小时，期间要经过县城最后一批临河而居的老城区。经过忠义街、石子街、河东街。玻璃台板底下压有诗稿的那个朋友，家就住在忠义街。街口口我还另有一个弹吉他朋友，一个工人，弹一手像样的古典吉他。现在他早就不弹，放弃了，整个江阴城的东南面，就只有他这一个人会拨弄这样的乐器。我们平常见面总是说：什么时候聚聚！聚聚！总是搞得很激动，很正规。但却总是见不了面，一年也大概见一次罢。后来说看不见他了。我总有七八年的样子，不知他的下落了。以他性格的木纳，不大喜欢说话，现在大概是个下岗工人了吧。这座城市大面积的扩建改造，其结果是相对我难忘的青年时代，连一砖一瓦也没给人家留下；连半条我和英子的眼睛都同时看到过的弄堂也没剩下啊！现在，我不仅过的是另一种生活，表面热闹成功，貌似很休闲的生活，甚至有时还会觉得自己置身在另一座城市里，一个更陌生、冷漠的街道城区。岁月带来的结果是：不仅相爱的一对男女分手了，城市和城市之间也分道扬镳，形同陌路人了。新楼房和旧民居之间彼此说着再见，有时甚至白眼朝天，恶语相加。在如此陌生的新城区，我如何寻回往日的爱情？怎样去把对英子的思念放到一个妥当的地方？我们中间谁更无望？今天的我，还是昨日之我？
我的第一把吉他是和……，至今我仍难以分辨，哪一个形象更重要，更其清晰且震撼人心……。
1978年，那是知青时代的夜晚。知青们从那天春天开始闹着回城，在我们这里这样小小的县城，也闹了一出集体去县政府门前静坐绝食的大行动。县政府门口墙上还破天荒贴出几张大字报。那是我记忆中有关大字报这种丑事最后恐怖的印象，从那以后，这种噩梦般的文字形式至少从我个人的生活中销声匿迹了，完全引退进了人类文明的茫茫黑夜。那几天，我到县城政府门口看热闹，看见黑压压一群人坐在地上，并不算吃惊，因为以前这种人多坐地上的情景很多。讨饭的乞丐，汽车站火车站广场，候车室里，还有乡下放露天电影的打谷场上，军队的操场等等；但一看见大字报，人立即就本能地往后退缩，仿佛嗅闻到了一种污迹未干的血腥味。这种感官反应，是源于我这辈年龄的中国人特别的童年记忆，源于文革。文革时候我们全太小，四五岁的样子。对那种非人的影像见识太多，却又无从消化，一直淤塞在精神的肠道里。平常不知道，一旦触及，会特别害怕，反应特别大。我当时就想，这帮老兄兄要倒霉了！世界未日。中国汉字，若要想叫它杀人，就用墨汗刷到墙上去，就有一种似乎比刀刃还更吓人，锋利邪恶的感觉，我想这是一名文革男孩对汉字形式的一种鉴定。我幼年就已经尝过这个味道了。我有一半识字课，就是在满世界张贴着的大字报口号上，在大街小巷乱钻乱看中学会的。1966年全城像下了一场大雪般覆满了这类邪恶的满街张贴的纸张。风一吹哗哗作响。到处全是浆糊和没干透的墨汁味道，我从此对毛笔和中国传统的墨敏感。我本能地躲避有这两样东西在的场所，所以我对“龙飞凤舞”这四个字的成语很反感。认为它的骄纵后面颇有一种要人命的危险味道。它似乎暗示了一种很可怕的文化人格。我自然不会去从事书法，我知道这有点因噎废食，就是没办法改变。那年知青绝食也闹了十来天，后来结束了。到了夏天，有一天夜里，很闷热的夏天头，我已经睡了。我想不起来那天怎么会这么早睡，也许是上夜班。我那时已经在县城的一家集体企业的工厂做临时工打工了。初中上了两年，毕了业，就拒绝再上学了，闲在家里无所事事。那天我已睡觉了，睡不着，天太热了，突然听见附近街上有人在弹吉他，声音很响地唱一只歌。啊，在我困思懵懂中听来的这个歌曲，有如天堂里的仙景。有时我觉得，换任何人在我那晚那一刻的经历，全会深爱上吉他音乐的，真的，琴声太清亮，太年轻，太麻醉人心了。而年轻人的心也太需要这样一种金属弦声音来灌溉他内心的饥渴了。我的听觉，我全身的肌肉，全像忽然飘来一阵凉凉雨丝的沙漠般“嗤嗤”开裂开来，拼命地吮吸起了这来自天国的甘霖。那是一名上海知青，返回老家前来江阴的北门街上，和同一个生产队的知青们喝酒聚会，带来一把吉他。他起先忸怩不安，忽然一下子进入状态唱得激越颤粟起来，唱得很豪情，唱得半条北门街都激情洋溢起来。他唱的那首歌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若干年后，我哼着这样一首歌把冯建英带回家。歌声就像冲出峡谷的一条河流。我的一生就像那样的一个夏天的晚上，豁然开朗了……这是我长这么大最爱唱的一首歌，我反复地唱，翻来覆去。一 次次地回到一个我自己成长年代里的少年之夜。这首歌仿佛允诺我做一个永远快乐的少年。奔放激越，无忧无虑……那天上完课，我把她带回家。第一次带回家去时我的前妻不在。我那时候和她离了婚不久。床头柜上有我儿子八个月时的一张照片。她几乎是第一眼就看见了它。那天一道去我家里有八九个人，全是诗歌班上的同学，大家吵吵闹闹，互相开着玩笑，朗诵诗、唱歌和打闹，坐在我家卧室里惟一那张三人沙发上，坐在椅子、床沿上，有的甚至坐到我写作用的桌子上。惟独她一个人发出那种表面兴奋，听到我耳朵里却有些怅然若失的声音：
“你有一个孩子？这是你儿子吗？”
第一部分月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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