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等着我回去跟他们一起横平竖直，一起悬梁刺股，和他们一起一次次进行艰苦卓绝的“鲤鱼跳龙门”游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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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两列火车，擦肩各奔东西；也许是命中注定，有相聚就有分离……”
“晚会”后当天晚上，一档子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不知道喝了多少酒，流了多少泪，摔碎了多少个酒瓶子。大家哭哭笑笑，疯疯癫癫，乱作一团。老大阿昶情绪上来，抄一把红棉吉他，将一首《车站》演绎得凄凄哀哀，揪心扯肺，让大家更加感觉到这真正是一场生离死别。
那夜酒尽、人醉、暖壶碎，加上阿昶一曲《车站》唱毕摔碎吉他的木屑，加上大家大醉后从胃里倒出来的东东，宿舍里一地狼藉、一股臭气。醉了，累了，大家昏昏然睡去，满腔的离情别绪交由梦神来细细化解了。在醉意和伤感的双重压榨中，我挨个儿仔细地看了看横七竖八的哥们儿，发现大家都还有在出气，便放心地爬到二层的床上，闻着自己的汗味和酒气，消失在一个无边无际的黑色梦里。在梦里，我一个人孤独地走在黄河南岸的滩涂上。橙红色的天空中，悬停着一轮大大的黑色落日。我不停地走，走，不知走了多少路，走得大汗淋漓。又忽然，双足深深地陷在淤泥里，无论怎么挣扎也丝毫活动不了半分，无论怎么喊叫，怎么求救，也没有一个人影出现，感觉上是那么地无助，那么地绝望。忽然又见红日一轮高高地跃起在眼前，我遂雄心陡起，带着八角帽，穿着红军服，随一支队伍迤逦而去，一路兴高采烈地高唱着：“朋友！我们要打回老家去！老家已经太不成话了！……”（出自《黄河大合唱》毕业歌，作者注。）
第二天醒来时已经是天光大亮，宿舍里的哥们儿早已背着铺盖卷儿走了，独留我在这里做最后的告别。人去室空，四年的纪念只剩下眼前满地的狼藉：烟蒂、空酒瓶、磕掉了搪瓷的脸盆、没有瓶胆漆痕斑驳的暖水瓶壳子。阿朗贴在墙上的范。巴斯滕还在以一成不变的姿势冲一个模糊的足球的影子使狠劲，老大阿昶昨夜屁股朝天从嘴里喷涌而出的呕吐物还在长条桌下面散发着阵阵莫名其妙的味道，小杜原本挂布帘子的那条钢丝上一只臭烘烘的袜子用一个大大的破洞展现主人无情蹂躏后的效果。太阳透过灰蒙蒙的玻璃窗子投射进黄黄白白的光线，光柱中缭绕着纷飞的纤尘，飘飘摇摇，无处可着。
走了，都走了。 厮混了整整四年的哥儿们都走了，不管带着满腔热情还是深深的失落。我们便象蒲公英成熟的种子一般，在初秋的热风中，飘飘荡荡，身不由己地飞散到任何可以落足的地方，不管是贫瘠的穷山恶水还是肥沃的草原，不管是波涛汹涌的大海深处还是都市里硬硬的柏油路面，不管是白雪覆盖的千里茂林还是峻傲挺拔的都市楼林。十几年的寒窗熬下来，我们从老师那里连偷带摸学来的不仅仅是abcd和1234，更多的还是如何做人――不管是挺起胸膛高傲地人五人六，还是垂头丧气低三下四地苟且偷生。
搭上开往老家的车，行囊却是一封信。一封信告诉我，没有必要再去担心因为误人子弟而良心不安了，老家的一个机关单位需要一个舞文弄墨的秘书。摆脱了梦魇一般缠绕了四年之久的“师范”二字，兴冲冲杀回老家，找一个理发店花上一元五角，剪去标志性的齐肩长发，一副精干利索的模样，我成为泱水河边的海城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最年轻的秘书。
第二章 浴火重生
憨哥，知道我为什么特意提到那次设在下午的“晚会”舞会，提到“最后的华尔兹”吗？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共同度过的那段美好时光已经深深印在我们记忆深处，更重要的是，我的这段离奇故事也是开始于一场舞会。我跟你说过，在毕业前夕那个安排在下午的“晚会”上，在一曲华尔兹终了之后，那个叫阿菱的女孩子曾俯在我的耳边用温柔的声音，笑意盈盈地说过一句话。一年以后，在另外一场舞会上，另外一个女人同样的笑意盈盈、同样温柔的声音，同样的吹气如兰，也在我的耳边说过同样的话。不过，接下来的这场舞会上，舞池里只有两个人。伴我翩翩起舞的不是阿菱，而是这故事的女主角，是我的瑰湄；那舞曲不再是让人伤感的《最后的华尔兹》，而是让人心潮澎湃的《浴火重生》。
她们都说过的一句话是：“谢谢你，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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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城市级机关管理局的办公楼就在海城市政府接待中心院子里一幢三层的小楼上。
接待中心始建于建国初期，陆续经过多次翻修改建，楼宇不断推陈出新，但是唯一没有改变的却是院子里二十几棵高高大大的槐树。四五十年活下来，树干已经长成盆口粗了，高高壮壮地刺向天空。春天里挂一片白云，洒一院子清香；夏天里抹一片绿，留一地荫凉；秋天里挂一片黄叶，洒一地金黄；冬天里枝枝桠桠披散树头，一地白雪掩埋了沉睡的豆荚。
我很喜欢这个城市中的乡村环境，喜欢院子里长了几十年的槐树，更喜欢这个院子里恍如故乡的四季，尤其是在春天。春深了，推窗处就有一阵清香便急不可耐地扑面而来，挥之不去的乡情便会涌上心头，叫人心神旌摇，忘记了自己到底是身处异乡还是故乡。
日日公文，日日码字，日日迎迎送送，时间就在刚刚参加工作的惊喜、忙碌和惶恐中慢慢地度过了，期间除了适应还是适应，除了谦虚还得谦虚。几次因为粗心和毛躁造成的小失误，换来了主任和风细雨的批评和教诲，我变得更加谨慎，更加谦虚。每日里不再为下一顿如何填铇肚子而操心，每月里定时发薪水，想吃点啥随手便买来大快朵颐，更想不到的是，不用你掏钱，也不用你处心积虑地去寻找去组织，一场场的酒局总在你不经意间来临。所以，一年下来，我不再是那个顶一头黄发的瘦瘦高高的穷学生模样，慢慢地我开始长肉，开始象主任说的那样，慢慢地我也有了官相了。
那个时候我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游泳。从小在泱水河边长大，我学会了姿势不算优雅却绝对实用的游泳技术。那时候穿城而过的那条泱水河还没有彻底治理，沿河十几家化工、造纸、农药厂日夜不停地排污，黑乎乎一股浑水卷着黄色的泡沫，大老远便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连生命力最顽强的水草也已经无法生存了，人到里面去游泳那肯定是活够了。幸亏海城还有一个可爱的所在，那便是设在海城娱乐中心的占地10000余平方的室内游泳池。
作为海城标志性的建筑，海城娱乐中心诞生于90年代初期。那年头一切都在膨胀，一切都在高速，一切都在奔第一，一切都奔一个“大”字。为赶超迪斯尼，海城市先期投入了两个亿的资金，很快便变成了高耸的塔尖、名贵的树木和德国进口的烟灰缸。可是，两个亿砸进去以后，才发现离预想的目标、离开业运营还有很大的差距。骑虎难下之极，万般无奈之下，海城市政府出面具保，几家银行联合又注入了两个亿，摩天轮才开始旋转，疯狂兔子才开始乱蹿，过山车才开始从头顶上呼啸而过，富丽堂皇的大酒店里才有了金发碧眼的洋人，室内游泳池里才有了欢笑的男女。关于娱乐中心，我的同事们告诉我一个奇怪的现象，说是每年年关到了，没见中心的老总给银行的行长送礼，反倒是银行的行长大包小裹地往中心老总家跑。银行的行长病了，中心的老总照旧坐着卡迪拉克赶赴国际机场；中心的老总病了，几位银行的行长却孙子一般地守在老总的病床边问寒问暖。要知道，一般情况下那可是企业求银行的。要新建项目啦，要扩大规模啦，没有银行的资金，没有银行的支持，门都没有。所以，求爷爷告奶奶，好话说尽，又验资、又考察、又请客、又回扣，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才能让财神爷开金口贷出个百八十万。为什么偏偏这个娱乐中心的老总就让各位行长大爷作了孙子了呢？我一肚子疑惑，同事却笑而不答。
几年后的某一天，就在这个娱乐中心，瑰湄躺在我怀里拨弄我的鼻子时，我忽然想起了这个疑惑。
瑰湄刮了一下我的鼻子，粲然一笑道：“小笨蛋，连这都搞不明白。那是行长们怕这里的老总翘了辫子呗。”
我还是一副疑惑不解的模样。瑰湄柔荑的手指在我额头上点了一下：“想想看，要是这老总死了，那好几个亿的债谁来还？”
我恍然大悟：“也对啊。这老总活着，即使本金还不上，最起码每年还能熬点儿利息，行长们还能向上头有所交待。要是这老总咯嘣一下，恐怕又是一笔死账拔地而起了。如此巨大的呆帐，那些行长们就很乌纱难保啦。”
“不仅如此啊，王良。”瑰湄点上一根德国产的“R1”，优雅地吐个烟圈：“金融界、企业界你涉足得太少，其中一些所谓的‘行规’和‘猫腻’你都不知道的。银行的钱为什么要贷给你，而不贷给我？这不仅仅要看你的信用、你的实力、你项目的潜力，还要参考很多其他方面的因素。”
“这里的贷款不是市政府出面作的担保吗？”
“市政府担保仅仅是一个因素。政府的信誉当然是一块金字招牌，但更重要的还是人的因素掺杂其中。”
“人的因素？”那种让瑰湄又气又爱的疑惑又出现在我脸上。
“王良，你真的太单纯了。”一支烟过后，瑰湄的眼波又开始荡漾。我坏笑着望着她不出声，瑰湄有些不好意思地环上我的脖子，细细的牙齿轻轻地咬我的耳垂，喃喃地说：“不过我最喜欢你的就是这份单纯。告诉你吧，这里的老总不是别人，是市委孙书记拜过八字的把兄弟。”
３
初识瑰湄在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年头。那个夏天我逃离了省城的燥热，离海不到一百公里的海城用清凉迎接游子归来，大海一般地容纳了我。作为事务局办公室的一员“猛将”，主任在接待外地客人的几场“恶战”中发现了“人才”。仗着年轻气盛和初生牛犊不怕虎，仗着一口不算很标准的普通话，天南海北的领导和同志们我都敢死皮赖脸地举杯过头频频“交流”，公斤左右的低度白酒下肚，我竟然还能搀着客人回房间休息，还能陪着客人垒长城直到日出东方，大学期间锻炼出来的几种被老师们深恶痛绝的“毛病”到了社会上竟然成了“强项”。我的顶头上司，事务局办公室的庄主任伯乐一般发现了我的这些“才能”并屡次验证了我“酒平”和熬夜的水平，不禁刮目相看，每逢遇上有“恶战”要打的场合，一般都带上我去迎战。
那次“恶战”的战场是海城市首家五星级的饭店画苑大酒店。来自东北的几位领导前来海城参观考察，专门学习海城市级机关事务管理的经验。据主任讲，参加这晚招待宴会的除了政府办公室的几位同志，为了表示诚挚的欢迎，一位新来的吴副市长也要参加本次接风酒宴。
那天我换上了刚刚买来的一件蓝色体恤，穿上了新买的牛皮凉鞋，加上刚理完发，自我感觉清清爽爽。（后来瑰湄也说，那天我简直帅呆了，也年轻呆了，有种感觉叫做眼前一亮。）主任上楼去安排客人入席，让我在楼下恭候吴副市长大驾光临。
自动门开了又闭，闭了又开，人进来了又出，出去了又进。坐在门厅的沙发上，我左等右等，左顾右盼，愣是没看到一个市长模样的人物出现，主任匆匆地从楼上跑下来时，我的脖子还在抻得老长。
“王良，你是怎么接的领导？”主任劈头盖脑地训道。
我被训得有点儿发蒙：“我，我一直都在等啊，主任。”
“靠，市长早就上去了，你的眼睛长到屁股上去了吗？”主任口气里明显地有些不慢。
“我一直在门口这里候着，没见市长来呀？”考虑到被主任视作“屁眼”的后果，我更加发慌，赶紧辩解道。
“那肯定是你的眼瘸了！上去后好好向市长解释不，要不咱肯定被认为失礼了，肯定得挨铆。”主任黑着脸说。
急匆匆进得房间，客人们都已端坐着眉飞色舞了。橘黄色的水晶吊灯下，大大的圆盘转桌周围已团团坐满了人。主陪位置上端端正正坐着一位年龄在三十岁左右的女士，着一件碎花图案的短袖高领上衣，留着齐耳的短发，大大而又妩媚的眼睛顾盼生辉，正与右边一位男士悄悄地交谈。
见我们进屋来，主陪女士挑了挑眉毛，往我们这边看来。一道秋水横向扫来，先是扫过主任，然后停留在我的身上，停留了不短的时间，目光里有一些惊异，还有一些我读不懂的意味。这时主任凶巴巴的眼神也来了，我红着脸愣站在地毯上。
“入席吧，你们。”女士收回眼光，和蔼地说道。我们事务局的殷局长坐了副陪，庄主任和我找边座坐定。
宴会开始了。按照海城的待客习俗，先是主陪敬三杯，然后是副陪敬三杯，然后主陪、副陪按照顺序挨个敬酒，接下来客人中的长官或者长者再回敬一杯，最后便展开，有仇报仇，有怨抱怨，无仇无怨那就有恩报恩，有情报情，大家捉对厮杀。一般情况下，经过这几轮的冲杀，大部分人都已经面红耳赤败下阵来，抱着一个茶杯找地方眯起来了。但是很不幸，那天晚上我们接待的却是以善饮而闻名全国的东北人。正如雪村后来唱的那样，不管你的酒量如何，“喝得少了他不干”，东北人的豪放劲儿洋溢起来，那才叫一个“狠”字。
主宾是来自东北短黑山市的政府副秘书长。带一副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和文雅而又不失幽默的谈吐已经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酒过三巡以后，金丝眼镜也挡不住本质上的豪放，只见七钱一杯的白酒象喝白水一般地哗哗落肚，人家竟然面不改色心还跳，除了舌头有点儿发直之外，面色上不见有什么明显变化，更让我恨不能马上行拜师礼。
眼见得客人们的战斗力明显地减弱了。主任向我使个眼色，我站起身来。
“各位领导，各位老总，”主任拉过我来说，“这位是我们刚分来的大学生，年轻人不太懂事，等领导时走了眼，害得大家久等了。下面就让他挨个给大家敬个酒，算作赔罪。诸位要是原谅他，就请跟他喝一杯，要是不肯原谅他，就让他自己喝一杯，算作惩罚。”
我便从那位副秘书长开始，一个个地给客人各敬了一杯酒，然后恭恭敬敬地走到主陪女士后面，期期艾艾地说：“吴市长，实在对不起了，我看走了眼，没接上你。”
副市长回过头来。也许是因为喝过了几杯酒，她的脸上淡淡地添了些红晕：“没关系的，我刚来海城没几天，认识我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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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的酒局是在异常融洽的气氛中结束的。酒局结束之后，殷局长提议请大家到酒店的舞厅去喉两嗓子、活动一下筋骨，消消酒。大家便欣然同意，乘电梯进得九楼的舞厅。吴副市长本来想走，但见客人兴致正高，不忍拂大家的心意，便跟大家一起来了。
大家落座后，悠扬的音乐响起来了，是《蓝色多瑙河》。大屏幕上的投影也正是波光粼粼的多瑙河之波，荡荡漾漾的散发着异国情调。来自短黑市的副秘书长请吴副市长了一曲跳舞之后，大家便开始唱歌，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直到我的心是六月的海。吴副市长坐在一个圈椅里，用吸管啜着一杯饮料。球灯不停地旋转，红色、绿色、蓝色、白色，五颜六色的光掠过她的脸。明明暗暗中，她好象在想着什么心事。我乖乖地坐在角落里点一根烟吸着，看一眼副市长，看一眼局长，看一眼主任，再看一眼正在兴头上的客人，不知干点儿什么才好。
“王良，会跳舞吗？”主任不知什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