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人，手再大也捂不过天来，更何况广场上的公安也不止你一人，要说有责任，大家都有责任。”
“都是建设局和拆迁办的那挡子人，奶奶个熊，惹毛了老少爷们儿，害得吴市长受伤不说，还连累我们跟着挨了一顿臭骂。”王魁依旧忿忿不平，猛抽两口烟，长叹了一声，“命苦啊，偏偏我站在中间位置，偏偏市长走到我的身边，偏偏又出了个飞来横祸。这事儿一旦让市局知道，我只好站马路喝尾气了。”
一个警察失职后被贬到路上指挥交通，看来不仅香港警方的专利。王魁是在担心为护驾不利，背上一个处分。
“对这件事情，吴市长已有指示。”我不忍心看他胖鼻子胖眼睛凑到一块儿的愁苦状，宽慰他说，“吴市长让我告诉公安局没有必要小题大做，回去后我就给你们市局的葛局长打电话。王所长不必担心会受什么处分。吴市长还说了，在这次的事件中，你处理得非常得当，措施也非常的果断，尤其是你当机立断开车及时送她去医院急救，还让我替她谢谢你。我看这事，你不但没有过失，反倒立了一功。”
听我这么一说，王魁立时满脸喜色：“王秘书，吴市长真的是这么说的？”
“骗你干啥？”我半真半假地说，“你尽管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就是，吴市长不会睚眦必报，迁怒于人的。”
“可是，你看她老公……”显然他又想起吴副市长的丈夫横眉冷目没鼻子没眼照死里训他的情景。
“放你身上你也会发火的，发过火去就会没事的。”话虽这么说，想起吴副市长的丈夫训我的情形，我心里也很没底。同时，我也很不理解，自己的老婆受伤了，作丈夫的不赶紧去查看伤势，嘘寒问暖，却偏偏先耍一顿威风，直到别人提醒才想起正事儿，吴副市长的丈夫也实在令人费解。
“王老弟，那可就全靠你了。”王魁伸出胖胖的大手，拍拍我的肩膀，“跟葛局长通电话的时候，千万要替我开脱一下。拜托，拜托！以后有要是有事需要我，尽管言语。”说完递上一张名片，上面也有着一个“9”字开头的电话――看来，一个派出所的所长比我这个副市长的秘书还要牛逼――同时也要走了我的传呼号码。
第九章 浅水初涉
街道扩建引起的这场风波，其实只是当时海城市经济转型期各种矛盾凸现的冰山一角。规划转向和结构调整势必要重新划分社会各层面的利益格局，在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中，预期利益的向往，既得利益的缺失，总是让部分人笑，让部分人哭，让有些人抱着金砖狂笑不止，让有些人家徒四壁黯然泪下。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不仅仅发生在一个小小的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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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市府办工作之后，随着岗位的变化，随着工作性质的不同，我逐渐接触到各个层面上的各类人物。政界、商界、文艺界，三六九等，不一而足，在商言商，从政论证，各有各的招数，其表现或表演也各各不同，各有各的际遇，也各有各的造化，着实让人大开眼界。我曾亲眼见过一位房地产老板一掷千金，只为争得画廊大酒店领班小姐亲自前来服务，我也亲眼见过卖水果的老大娘挎一只篮子被城管局的执法人员追得满街乱蹿；我的身边不乏年仅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短短四年间便平步青云完成了从学生干部到正处级干部的升迁，也曾在某乡镇见到一位50出头的花白了头发的老宣传委员30多年革命工作干下来，连做梦都想提个副科级。
人的追求决定于其所处的环境。换一句通俗的话说，叫做“屁股决定脑袋”。你处在什么位置上，你就会考虑你所处层次的事情――你是市长，你考虑的是如何协调发展各个产业，充分发挥资源、人文优势，在GDP和财政收入上更上一个新的台阶，安定和繁荣一方，如何更有所作为；你是公司老板，你梦寐以求的肯定是如何使你的公司做大做强，你的所思所想不外就是“经济效益最大化”，至于“爱心捐助”、“奉献社会”等等看似慈善家的举动，只不过是你谋取更大利益的大方略、小手段而已；你是农民，你考虑的肯定是如何让你的一亩二分地增产增收，至于经营城市的事情，你可以在不自觉中参与，但那时你已经在建筑工地的脚手架上了。
这不是“惟成分论”的翻版。“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正确定位。处在什么位置，你便考虑什么事情，这是机关生活最基本的生存原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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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安居工程中，市政府在海城市东郊划出了80亩左右的土地，拟新建十座宿舍楼，安置芙蓉大街的拆迁户，并解决部分下岗职工的住房问题。充分考虑到群众的实际困难，市政府从财政上划拨出专项资金用于房价补贴，每平方米仅售1000元。拆迁时每平方已补偿800元，仅仅付出一两万元便可入住新房，拆迁户们再也没有话说了。看一看还算理想的结果，想一想那日把市长搞得头破血流的过激行为，居民们有点儿内疚，那一日又凑了几百人到了市政广场。不过这次横幅大书特书的不再是血淋淋的“我们要吃饭，我们要住房”，而是红底白字“感谢政府为民作主，勤政为民堪称楷模”，上次是啸聚上访，这次却是敲锣打鼓送“万民旗”了。
“老百姓的要求其实并不高。”在不久后的“三干”会上，已经就任海城市市委书记、后来升任水西省副省长的闵德高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感慨万千，“安居乐业啊，只要能够有一套不大的房子，能够有一份安定的工作，能够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养家糊口，老百姓便心满意足了。什么上访，什么游行，都是官逼民反，都是官僚主义在作怪。在座的各位都应该仔细地检视一下自己，在你所分管、你所从事的工作中，有没有沉到基层倾听老百姓的呼声，有没有真正地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去看问题干事情。同志们，真该静下心来考虑一下‘公仆’二字的真正含义了。”
我不知道闵德高同志的讲话是不是有所指，因为我不在权力的核心，也无法彻底领会领导的真正意图。作为领导同志的随从或者叫做附属品，那时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以及我所遇到的仅仅是表象之表象，我的感觉、我的发现以及我的体会还是肤浅又肤浅。
跟在吴副市长身边接近半年左右的时间了。时常出入她的办公室，偶尔出入她的家，时不时跟随她到基层调研检查，吴副市长就象她身后高挂的启功先生的那副 “静水深流”书法作品一样，终日不温不火，看不出她的喜怒哀乐，看不透她的内心世界。在给她干秘书之前，我还可以有幸得到她的指点，给她干了秘书后，反倒除了安排工作就是工作安排，倒显得生分了许多。
从别人的口中，从她的话里，我知道了一些她很个人的情况。吴副市长老家不在本地，也不是京城，而是在天寒地冻的黑龙江。一向聪慧的她考上了首都大学，大学毕业之后留在了国务院某部。作为某部的年轻女干部，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就在我刚毕业的那年，她挂职来到了海城。来海城市后的第一年她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工作分工，第二个年头便开始分管交通、城建等重要工作，除了得益于“要大胆启用女干部”的大方向外，主要还是“朝里有人”，她的背后好像有高层人士在替她谋划，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市府办里几个跟我关系走得比较密切的哥们儿在透漏这些情况给我的时候，曾经做出过推测，吴副市长恐怕干不长，最多干上个三年五载，等基层工作经验积累得差不多了，等政治资本积攒得可以了，她会拍拍屁股走人的。所以，王良你一定要看明白形势早作打算。
早作打算？又能作什么打算？一介书生如我，武不能开枪打炮，文不能长篇巨著，只能挥舞着一只秃笔造一些冠冕文章，写到好处的时候挨领导两句“残酷表扬”便会自己偷着乐上好几天，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痴心妄想？
一来二往间，我知道了吴副市长的丈夫叫甘卓吉，就是吴副市长受伤后劈头盖脑地逮谁训谁的那位中年男子。吴副市长到海城工作的第三个年头上，他也从京城某报调到了海城，现在海城市税务局干纪委书记。戴着一副当时海城市面还没有出现的据说是南韩进口的树脂镀膜眼镜，瘦瘦弱弱、文质彬彬，典型的白面书生形象。
出入吴副市长家次数多了，我发现了一些让人奇怪的现象。一是吴副市长和她丈夫之间好象缺乏一般夫妻之间的那种眼角眉梢时时显露出的默契和爱意，貌似相敬如宾，但是彼此之间也太象宾客了，分明透出些冷淡。两个人说话之间都极为客气，客气得不象是一家人。再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这个家庭里，我从来就没有见到过孩子。按吴副市长和她丈夫的年龄，他们的孩子最起码要读初中了。在我知道答案之前，我还一直认为他们的孩子是留在北京接受更好的教育呢，直到那次悄悄地问小丁吴副市长孩子上几年级了的时候，才知道吴副市长根本就没有孩子。
同时小丁也悄悄地告诉我，可能正是因为没有孩子的原因，吴副市长两口子关系很冷淡，不是吴副市长不愿回家，便是甘卓吉有家不回，又是两人都在家，也是草草地吃完饭，然后个人忙活个人的，吴副市长在书房处理白日里的未尽事宜，甘卓吉则一个人闷闷地在客厅里抽烟，看电视。
“两个人都不在一个卧室里睡。”我记得那天小丁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红了脸。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那天我假装没有看到小丁的神情，只是悄声感叹道，“没想到吴副市长的大后方就象北极圈。”
我好像明白了吴副市长为什么要夜以继日地工作，为什么要马不停蹄地穿梭于各个工地。工作性质是一个原因，敬业精神也可以是一个原因，而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在逃避，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那叫“移情”。
总感觉到，这位女强人的背后，不是温暖的胸膛，而是一块难以融化的刺骨锥心的寒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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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芙蓉大街破膛开肚、准备凤凰涅槃的同时，安居工程招标在即了。为了把好事办好，市政府成立了安居工程指挥部，吴副市长分工靠上抓出任总指挥，招标、建设等工作由建设局具体负责。
作为政府投资的项目自然有着强有力的财政后盾而无赖帐之忧，里面尚有较为丰厚的利润空间，这在当时垫资施工已成不成文行规的建设市场上并不多见。如同发现了一块大肥肉，消息一经当地媒体披露，各路建筑商闻风而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必欲得之而后快。竞争之激烈我深有体会，因为连我这样一个小兵卒子建筑界的老板们都没放过。
说到这件事就不能不说到一个人。简攸敏，与我同年入水师读大学，又在同一年分回海城。虽然他读的是外文系，我读的是中文系，但由于同为海城人，又在一个学校读的书，自然也成为大范围内的同学关系了。毕业那年，我稀里糊涂地进了事务局干秘书，他顺理成章地进了外经委当了翻译。在全民皆商、机关大力兴办实体的风潮之中，毕业刚刚两年的他过够了朝九晚五的疲沓日子，寻一个机会停薪留职，拉一支七、八个人的队伍，租两间房子，搞起了英国独资诺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就在我挑灯夜战，苦心孤诣为事务局局长大人造讲话的时候，他却凭借当时独资公司的关税优惠和他敏锐的市场嗅觉，专门从德国进口彩色B超，卖给大肆抢上高、精、尖设备而求得晋级的医院。具体的利润属商业秘密，他自然不会随意告诉包括我在内的外人。但那次酒后他接了一个电话，然后破口大骂之间却透漏出了一些天机。我问他为什么如此愤怒，他愤愤不平地说：“他奶奶的，那个鸟院长竟然要我8万块钱的回扣！”买一台机器的回扣都到了8万元，简攸敏的生意利润如何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英国独资诺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的总部便由海城搬到了省城，简攸敏的坐骑也由创业初期的天津大发面包车，一跃而成为VIP公爵王。在我调到市府办之后，借到省城出差时抽空去看他时，他派出了公司的公务车――一辆奔驰300――来接我，公司总部也已经不是当初租来的两间10个平方，而是一座独门独院的小洋房了。
在他那宽敞的总经理办公室里，我们品着纯正的轩尼诗，抽着来自英国总厂的“555”，天南海北地一通神侃。我开玩笑道：“简攸敏你小子为富不仁啊！当初你下海淘金连声招呼都不打，只顾自己捞了个盆满钵满。那时你要是跟哥们儿说一声，咱哥们儿给你鞍前马后跑跑腿，你吃肉，哥们儿跟着喝点儿汤也好啊！”
他却正色地说了：“人跟人从根本上讲，就是不一样的。就拿你和我来讲，同样是分配到了政府机关，你有一手好文笔，搞材料是如鱼得水死得其所，而我只会哇啦哇啦讲几句半拉子洋话，除了陪洋鬼子四处乱转还有替领导当二传手之外，根本就没有再大的发展余地了。看明白形势，看到自己的长处和局限，王良你说我不赶紧找个机会蹿出来干点儿正经事，难道呆在那里等死不成？”
我在艳羡他游刃商场百战百胜的业绩和风范的同时，时不时也试想一下，如果换作我，我会毅然决然地炒掉自己的“铁饭碗”，义无反顾地一头扎到风高浪急、深不可测的商海里去吗？
临渊不结网，徒有羡鱼情。说自己没有经商的天赋，没有做生意的头脑，那纯粹是在为自己开脱――谁也没有一出娘胎便在脑门子上刻着“商人”二字。
还是那句老话：环境决定选择，选择决定命运。我不可能砸掉自己的饭碗，因为砸掉自己的饭碗之后，我便一无所有了。正是对于既得利益的不舍，对于相对安逸的环境的眷恋，决定了自己不敢投身商海的事实；简攸敏之所以敢砸掉自己的饭碗，除了他对于那份工作的不适应以及对于自己未来的正确预期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要是他商海行舟阴沟翻船，还可以回首上岸，还有一个可以避风躲浪的港湾。
他的父亲是当时海城市外事办公室的主任。英国独资诺亚医疗设备有限公司项目之所以洽谈成功，其中最重要的条款是，总经理由中方选派。
那是在招标公告发出的前几天，简攸敏从省城打来电话：“老同学几年没见了，想念的紧哪。捎两瓶好酒过去喝喝，不知欢迎否？”
几年没见的老同学过来看我，岂有不见之理？我当即表示热烈欢迎。
来看我的不仅仅是简攸敏一人，还有几个我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各式各样的高档休闲服展示着这群人不同寻常的来路。在画廊大酒店，热烈的寒暄之后，简攸敏为我介绍了同来几位的身份和身价。
“这位是万众电讯器材公司的毛经理。”他指着一位上身穿“柏仙多格”休闲夹克，下身着“剑龙”牛仔的年轻人说，“省城手机经营第一家，已有12个连锁店。我省第一批168就是他搞过来的。”
“这位是名利达国际经贸有限公司的阚经理。” 一位着“圣玛田”休闲服的平头小伙子起身致意，“从俄罗斯进口皮装，输出白酒，每年营业额12个亿。”
“这位是大业汽车有限公司的关经理。”那位带着眼镜稳稳当当地坐在下首的书生模样的人欠欠身，“你要是想买辆宝马或者凯迪拉克就找我，包你全套正规手续，比市场价还要低上30％。”
本来是同学小聚，简攸敏这小子干嘛招呼来了一批身价不凡、牛逼哄哄的小老板，这不是明摆着来寒碜我这个每月收入不到千元的“杨白劳”吗？
“下面隆重推出我们水师的大才子，海城市市府的王科长，王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