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白天或是晚上，我将这样东西拿在手中，总有一种非常凝固的感觉在掌中如同磁 铁似的吸住我。很不能自拔的一种神秘感。
我是喜欢它的，因为它很静很静。
许多年了，这块东西跟着我东奔西跑，总也弄不丢。这与其说是我带着它，倒不如说， 是它紧紧的跟着我来得恰当。
有一年，在家里，我擦书架，一不小心把这块东西从架上的第一层拂了下去。当时先生 就在旁边，他一个箭步想冲上来接，就在同一霎间，这块往地上落下去的东西，自己在空中 扭了一个弯，啪一下跌到书架的第三层去，安安然然的平摆着，不动。
我是说，它不照“抛物线”的原理往下落，它明明在空中扭了一下，把自己扭到下两层 书架上去了。这是千真万确的。
先生和我，看见这个景象——呆了。
先生把它拿起来，轻轻再丢。一次、两次、三次，这东西总是由第一层掉到地上去，并 没有再自动转弯，还因此摔坏了一点呢。
那么，那第一次，它怎么培的？
从那次以后，我就有点怕这块东西，偏偏又想摸它；从来舍不得把它送人。
那些静静的手表零件，好像一个小宇宙，冻在里面也不肯说话。
写到这儿，我想写一个另外的故事，也是发生在我家中的。这个故事没有照片，主角是 一棵盆景，我叫不出那盆景的名字，总之——。
在我过去的家里，植物长得特别的好，邻居们也养盆景，可是因为海风吹得太烈，水质 略碱，花草总也枯死的多。而我的盆景在家中欣欣向荣，不必太多照拂，它们自然而快乐的 生长着。
每当有邻居来家中时，总有人会问，怎么养盆景。那时候我已经孀居了，一个人住，不 会认真煮饭吃，时间就多了一些。我对邻居说，要盆景好，并不难，秘密在于跟它们讲话。 “跟盆景去讲话？！”邻居们大吃一惊。
“我没人讲话呀！”我说。
说着说着，那一带的邻居都去跟他们的盆景讲话了。
我跟我的盆景讲西班牙文，怕它们听不懂中文。
就在一个接近黎明的暗夜里，我预备睡了，照例从露台吊着的盆景开始讲，一棵一棵讲 了好多，都是夸奖它们的好话。
等我讲到书架上一棵盆景时，它的叶子全都垂着，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我一看就忘了 要用鼓励的话对它，就骂：“你呀！死洋怪气的，垂着头做什么嘛？给我站挺一点，不要这 副死相呀！”
那个盆景中的一片手掌般大的叶子，本来垂着的，听了我的好骂，居然如同机器手臂一 样咔咔、咔咔往上升，它一直升，一直升，升到完全成了举手的姿势才停。那一个夜晚，我 被吓得逃出屋去，在车子里坐到天亮。等到早晨再去偷看那片吓了我的叶子；它，又是垂下 来的了。第二天，我把这盆东西立刻送人了。
在我的家里，还有很多真实的故事，是属于灵异现象的，限于“不科学”，只有忍住不 说了。
橄榄树
这明明是一只孔雀，怎么叫它一棵树呢？
我想问问你，如果，如果有一天，你在以色列的一家餐馆里，听到那首李泰祥作曲，三 毛作词，齐豫唱出来的——《橄榄树》；你，一个中国人，会是什么心情？以色列，有一家 餐馆，就在放橄榄树这首歌。
当时，我不在那儿，在南美吧！在那个亚马逊河区的热带雨林中。
是我的朋友，那个，在另一张南美挂毡的照片故事中提到的朋友——他在以色列。是 他，听到了我的歌。那时候，我猜，他眼眶差一点要发热，因为离开乡土那么远。
回来时，我们都回返自己的乡土时，我给了他一张秘鲁的挂毡。他，给了我一只以色列 买来的孔雀。然后，把这个歌的故事，告诉了我。
一九八九年，如果还活着，我要去以色列。在那儿，两家犹太民族的家庭，正在等着我 呢。
西雅图的冬天
前年冬天，我在西雅图念书。开始胆子小，只敢修了一些英文课，后来胆子大了，跑去选了“艺术欣赏”。
在选这门课之前，我向注册部门打听又打听，讲好是不拿画笔的，只用眼睛去看画，然后，提出报告，就算数。这才放胆去上课了。
那堂课，大概是二十个学生，除了一群美国人之外，我是唯一的中国人。另外两个犹太人，一个叫阿雅拉，一个叫瑞恰，是以色列来的。
阿雅拉和瑞恰原是我英文班上的同学，因为三个人合得来，就又选了同样的课。
在“艺术欣赏”这门课上，一般美国同学的态度近乎冷淡。那个女老师，只看她那纯美国式的衣着风格，就知道她不是一个有着世界观的人，看书也相当狭窄。我猜，在美国著名
以前也上过西班牙的“艺术课”，那个马德里大学的教授比起这一位美国老师来，在气势上就不知要好多少。
主要是，那个美国老师，把教书当成一种职业，对于艺术的爱之如狂，在她生命中一点也没看见。我就不喜欢她了。
我知道，老师也不喜欢我。第一次上课时，我报出一大串伟大画家的名字，而且说出在某时某地看过哪一些名画的真迹。那个气量不大的女老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我当时就知
小小的西雅图，有人容不下我。
同学们，怎么交朋友，都谈不上来。人家讲话，他们只是回答：“是吗？是吗？”不肯接口的。冷得很有教养。
那个犹太同学阿雅拉本身是个画家，因为先生被派到波音公司去做事一年，她好高兴的跟来了。也只有她和瑞恰，加上我，三个人，下课了就叽叽喳喳的争论。
阿雅拉不喜欢具象画，我所喜欢的超现实画派，正好是她最讨厌的。我们经常争辩的原因是，彼此说出哪一幅名画或哪一个画家，两个人脑子里就会浮现出背景来。可以争，只因
后来我要离开美国了，阿雅拉很难过很难过。她拿起久不动的相机和画笔，特别跑到西雅图城里去拍照，以照片和油彩，绘作了一幅半抽象半具象的街景送给我，算是一种“贴画
这幅《西雅图之冬》我非常喜爱，其中当然也加进了友情的色彩。目前正在等着配个好框。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阿雅拉在西雅图已经开过了一次个展，报纸给她好评，也卖掉了一些画。没多久以前，阿雅拉回到以色列去，我回到台湾。我们通信，打电话，约好一九八九
亚当和夏娃
“如果他是亚当，那时候上帝并没有给他胡子刀，他的胡子不会那么短。”我说。
“这个时候亚当才造好了不久嘛！还没有去吃禁果呢。”荷西说：“你看，他们还不知 道用树叶去做衣服，以此证明— 。”“吃了禁果还不是要刮胡子。”我说。
那时候，我们站在一个小摊子面前，就对着照片中这一男一女讲来讲去的。
因为价钱不贵，而且好玩，我们就把这一对男女买回家去了。艺术性不高的小玩意儿罢 了，谈不上什么美感。这一对男女被放在书架上，我从来没有特别去重视他们。有一天跟荷 西吵架，没有理由的追着他瞎吵。吵好了，我去睡觉，就忘了这回事。我的生气是很短的， 绝对不会超过五小时以上。如果超过了，自己先就觉得太闷，忍不住闷，就会去找荷西讲 话，如果他不理，我就假哭，我一哭，他就急了，一急就会喊：“你有完没有？有完没 有？”我也就顺水推舟啦，说：“完了，不吵了。对不起。”
有一次也是吵完了，说声对不起，然后去厨房弄水果给荷西吃。厨房跟客厅中间有一个 美丽的半圆形的拱门。道了歉，发觉荷西正往那一对裸体人形走过去，好像动了他们一下， 才走俊。
我跑过去看看人形，发觉他们变成面对面的了，贴着。我笑着笑着把他们并排放好。
以后我发觉了一个秘密，只要荷西跟我有些小争吵— 或说我吵他，那对裸体人形的姿 势就会改变。是荷西动的手脚。
吵架的时候，荷西把他们背靠着背；和好的时候，就贴着，面对面，平日我擦灰时，把 他们摆成照片上的站姿。等到我不知觉的当儿，他们又变成面对面的了。
这个游戏成了我们夫妻不讲话时的一种谜语。有一天，我发觉荷西把那个“我的代 表”，头朝上向天仰着，我一气，把他也仰天给躺着，变成脚对脚。没过几天再去看时，两 个人都趴在那里。
本来没有什么道理的两个小人，因为先生的深具幽默感，成了家中最有趣的玩具。
这一回卖掉了那幢海边的家回到台湾来，当我收拾行李的时候，把这对人形用心包好， 夹在软的衣服里给带回来。关箱子的时候，我轻轻的说：“好丈夫，我们一起回台湾去 罗！”
我要心形的
每次圣诞节或者情人节什么的，我从不寄望得到先生什么礼物。先生说，这种节日本意 是好的，只是给商人利用了。又说，何必为了节日才买东西送来送去呢？凡事但凭一心，心 中想着谁，管它什么节日，随时都可送呀！
我也深以先生的看法为是，所以每天都在等礼物。
有一天先生独自进城去找朋友，我不耐那批人，就在家里缝衣服。先生走时，我检查了 他的口袋，觉得带的钱太少。一个男人，要进城去看朋友，免不得吃吃喝喝，先生又是极慷 慨的人，不叫他付帐他会不舒服的。就因为怕他要去一整天，所以又塞了几张大钞给他，同 时喊着：“不要太早回家，尽量去玩到深夜才开开心心的回来。不要忘了，可以很晚才回来 哦！”
站在小院的门口送他，他开车走的时候挥了一下手，等到转弯时，又刹了车，再度停车 挥手，才走了。邻居太太看了好笑，隔着墙问我：“你们结婚几年了？”我笑说：“快五年 了。”那个太太一直笑，又问：“去哪里？”我说：“去城里找朋友。”邻居大笑起来，说 我怎么还站在门口送——生离死别似的。我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哗一下红了脸。
没想到才去了两个多钟头吧，才下午一点多钟呢，先生回来了。我抬起缝衣服的眼睛， 看见他站在客厅外面，伸一个头进来问：“天还没有黑，我，可不可以回家？”“当然可以 回家罗！神经病！”我骂了他一句，放下待缝的东西，走到厨房把火啪一点，立即做午饭给 他吃。做饭的时候，问先生：“怎么了，朋友不在吗？”先生也不作声。上来从后面抱住 我，我打他一下手臂，说：“当心油烫了你，快放手！”
他说：“想你，不好玩，我就丢了朋友回来了。”
等我把饭菜都放在桌上，去浴室洗干净手才上桌时，发现桌上多了一个印度小盒子，那 个先生，做错了事似的望着我。
我一把抓起盒子来，看他一眼，问：“你怎么晓得我就想要这么一个盒子？”先生得意 的笑一笑。我放下盒子，亲了他一下，才说：“可是你还是弄错了，我想要的是个鸡心形 的，傻瓜！”
先生也不响，笑笑的朝我举一举饭碗，开始大吃起来。等我去厨房拿出汤来的时候，要 给先生的空碗添汤，他很大男人主义的把手向我一伸——天晓得，那个空碗里，被他变出来 的，就是我要的鸡心小盒子。
这一回，轮到我，拿了汤杓满屋子追他，叫着：“骗子！
骗子！你到底买了几个小盒子，快给我招出来——。“
八年就这么过去了。说起当年事，依旧泪如倾。
印地安人的娃娃
那半年在中南美洲的旅行，好似从来没有错过一次印地安人的“赶集”。
常常，为了听说某个地方的某一天会有大赶集，我会坐在长途公车里跟人、动物、货 品、木头挤在一车。有时膝上还抱着一个满头长虱子的小女孩。
虽然这种长途车很不舒服，可是为着赶集的那种快乐和惊喜，仍然乐此不疲的一站一站 坐下去。
最长的一次车，坐了三天两夜，沿途换司机，不换乘客。为着那次的累，几乎快累死 去，更可怕的是：他们不给人上厕所。
任何事情，在当时是苦的；如果只是肉体上的苦，过了也就忘了。回忆起来只会开心， 有时还会大笑。照片中的娃娃，看上去很怕人，好似是一种巫术的用具。其实它们不过是印 地安人手织的老布，穿旧了，改给小孩子玩的东西。
南美的赶集，是一场又一场奇幻的梦。睡在小客栈中，不到清晨四点吧，就听见那一群 群的人来啦！我从旅社的窗口去看那长长的队伍，那些用头顶着、用车拉着、用马赶着而来 卖货的印地安人，那挤挤嚷嚷的嘈杂声里，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在依旧黑暗的街道上活生生的 泼了出来一般叫人震动。也许，前世，我曾是个印地安女人吧，不然怎么看见这种景象，就 想哭呢？
逛市集是逛一辈子也不会厌的，那里面，不只是货品，光是那些深具民族风味的人吧， 看了就使人发呆。他们，太美了，无论男女老幼，都是深刻的。
特别喜欢印地安人的小孩，那种妈妈做生意时被放在纸箱子里躺着的小婴儿。有一次在 玻利维亚，看上了一个活的小女孩，才七、八个月大，躺在纸盒里瞪着我，很专注的盯住我 看。那双深黑的大眼睛里，好似藏着一个前生的故事。我每天走路去看那个街头的婴儿，一 连看了十几天，等到要走的那天，我盯住婴儿看，把她看进了我的灵魂，这才掉头大步走 去。
带回台湾来的是三个布娃娃，布娃娃做的是母子型，母亲抱着、背着她们心爱的孩子。
有趣的是，那个价格，如果母亲之外又多做了一个孩子，就会卖得比较贵。
照片中左边的母亲抱了一个男孩，右边的母亲抱着一个比较大的女儿，背后还绑了另一 个更小的，做得太松了，背后那个小孩子的头，都吊垂着了。是秘鲁老城古斯库得来的。
一共带回来三个，其中之一，送给了史唯亮老师的孩子——史撷咏，也是一位作曲家。
今年，在金马奖的电视转播上看见史撷咏得奖。当时，为他快乐得不得了，同时想起， 那只送他的印地安娃娃，还被他保存着吗？
再看你一眼
一件衣服，也可以算是收藏吗？
不，应该不算收藏。它，是我的宝贝之一。
我的女友巴洛玛，在西班牙文中，她名字的意思，就是“鸽子”。
巴洛玛是我去撒哈拉沙漠时第一个认识的女朋友，也是后来加纳利群岛上的邻居。她的 先生夏依米，是荷西与我结婚时的见证人。
大漠里的日子，回想起来是那么的遥远又辽阔，好似那些赶羊女子嘹亮的呼叫声还在耳 边，怎么十多年就这么过去了。
当时，留在沙漠的西班牙人，几乎全是狂爱那片大地的。在那种没有水、没有电、没有 瓦斯、没有食物的地方，总有一种东西，使我们在那如此缺乏的物质条件下，依旧在精神上 生活得有如一个贵族。
巴洛玛说过，她死也不离开沙漠，死也不走，死也不走。结果我们都走了，为着一场战 争。
离开了非洲之后，没有再回去过，而命运，在我们远离了那块土地以后，也没有再厚待 我们。三年的远离，死了荷西。多年的远离，瞎了巴洛玛。
这个故事，被收录进已经出版的一本书，叫做《倾城》里去。在那本书里，有一篇《夏 日烟愁》写的就是巴洛玛和她家人的故事。
在巴洛玛快瞎之前，她丈夫失业已经很久了。她，天天用钩针织衣服，打发那快要急疯 了的心乱。有一天，她说要给我钩一件夏天的白衣服，我并不想一件新衣服，可是为着她的 心情，我想，给她织织衣服也好，就答应了她。
巴洛玛是突然瞎的，视神经没有问题，出了大问题的是她因为家里存款眼看就要用光而 到处找不到事做的焦忧。
在那之前，她拚命的替我赶工钩衣服，弄到深夜也不肯睡。有一天前襟钩好了，她叫我 去比一比尺寸，我对她说：“不要太赶，我不急穿。”她微微一笑，轻轻的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