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迪厅领舞太累了。”杨红霞为自己的跳巢开脱着，她在迪厅认识了几个东北女孩，她们一块约着辞了工到一家郊外的夜总会当小姐。开始杨红霞只是陪酒和唱歌，她的酒量好，就算是喝多了，自己扶着墙到卫生间去吐空了，还能回来继续喝。后来看着其他的小姐不用喝那么多的酒也能多多地挣钱，就眼红了，就顾不上别的，也跟着客人去宾馆开房了。
但她有点好，她从来不把她的客人带到她们俩的小屋里来，红灰想，也许是嫌这间小屋太小了吧。
红灰觉得，自从杨红霞当小姐的那天开始，她们的生活轨迹从此就渐渐地岔开了，而且越来越远。
杨红霞问过她，她的父母是干什么的，她就按照早已想好的说法告诉她，她的父母都死了，她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因为她在福利院长大。
杨红霞说她的父母就是农民，她是家中最小的，也是最漂亮最聪明的，她不想继续像她父母和姐姐们那样在田里劳作，把皮肤晒黑，晒粗糙。到老了要靠儿女养着。她觉得她漂亮，年轻，身材好，她有本钱，她可以利用她的这些本钱过得更好。红灰则说她没有这方面的本钱，她的本钱就是她的这双手。
杨红霞找到自己认定的发财路之后，红灰就又失掉了一个可以说说话的朋友。她就这样孤寂地在北方的大都市里一成不变地生活着，天天从大斗篷里端出李家旺烹制的种种美味。
她想等拿到毕业证之后，她要回到潭州，开始新的生活，她不会再做一个流浪的艺人了，她要像黎燕语的爸爸那样做一个文化人，有社会地位，别人会尊敬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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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燕语，路过的风景
黎燕语，路过的风景
偶尔会想到黎燕语，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肯定是长高了的，漂亮些了吗？应该是漂亮了，再丑的女性在年轻的时候也会洋溢出青春的美，就像一茎野花，只要有嫩绿的颜色，有灿烂的花，它就是美的。
也许是感应，也许是巧合，某一天晚上，红灰突然又想起了她，那样清晰地想到她笑起来鼻子皱成一团的样子，第二天，她就遇到了她。
就在红灰上学的师范大学，在学四食堂的粥锅前。她只是在这个学校的成人教育部上学，没有资格享受学校的图书馆和自习教室，但可以在学校食堂吃饭。学四食堂的菜是学校所有学生食堂里最便宜的，每天中午还有免费的粥喝，有时候是棒子面粥，有时候是小米粥，只要费点时间排队。
为了省钱她一般都只在学四食堂吃。通常她会打半份菜和二两米饭，半缸子粥；或者买个馒头，一两猪头肉或者一两灌了大量的淀粉但还是被称作香肠的东西，再打满满一缸子粥，能吃得很饱。
那天的粥不多了，她排在后头，紧张地盯着快要见底的粥锅和被人传递着的那柄裹满了稀粥的大勺，揣摩着轮到她时还能捞到多少干一点的粥。正琢磨，忽然听到一个南方语调的女声在温和地说：……好久没有到这里来了，今天还就想喝口粥…。
她一抬头，黎燕语就这样确实地站在了她的面前，她的模样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胖胖的，因为胖就更加显出了细成一条缝的眯眯眼和比她的小团团鼻子，她笑起来还是像个和蔼的老太太。她穿着一条红花的短裙，和同学站在一起，也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前面的粥锅。
她没有看见红灰，也许黎燕语根本就想不到她也会出现在这里。红灰站在黎燕语和她的同学的身后，踌躇了半天，还是没有上前叫她，只是看着她们说笑着一人舀了一勺粥，端着出了食堂。
粥锅里还剩了多少粥似乎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轮到红灰的时候，她怅然地用勺子刮了点粥底，端到座位上，就着馒头吃了起来。黎燕语肯定是在这里读本科的，她平时肯定是在收费最贵的学一食堂吃饭的，她还是那种生活优裕的样子，她长高了，更丰满了，长得像她曾经羡慕过的那些成年的女青年那样，有丰润的脸和丰润的身板。红灰看看自己的手腕，还是以前那样的黑瘦。
红灰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跟她重新相识，她不想把过去的记忆又牵扯出来，有时候她在想，宁愿她和她的家，还有古道巷以及古道巷里所有的邻居和情景，都在她的记忆中渐渐地淡掉，她也不愿意在她的未来的日子里遇到他们，遇到能够触及她记忆深处的所有事物。
她自怨自艾地在食堂的长凳上坐着，她对面坐着两个女生，在大声说着考托福的事情，她们的语速很快，偶尔还蹦出几个英文单词。
红灰低着头嚼着碗里的一窝凉拌菠菜，那菠菜的纤维很长，咬不断，叶子也很老，油放得不多，嚼起来就象在吃草。红灰象一头驴似的嚼着她面前的草，耳朵里塞满了那两个女生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她的牙被菠菜的纤维纠缠着，心里也如同搅了一窝菠菜似的。
不知道坐了多久，对面那清脆快乐的对话声终于消失了，红灰还在坐着。直到窗口都没有了打饭的学生，服务员开始打扫卫生了，才落寞地洗了饭盆和勺子，离开了黎燕语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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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霞也成为了过去
回到地下室，杨红霞还是没有在，她现在似乎只是把这间房子当成了她的衣柜，偶尔回来换件衣服，补补妆，平时就只有红灰一个人。很自由，红灰想，这样也好，她从小到大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独自一人住过一间屋子。
到北京这些年，杨红霞很快就脱掉了土气，学会了使用昂贵的化妆品，学会了着装和化妆之间的色调搭配，她得意地说：她现在只用欧泊莱。
有一天杨红霞兴奋地告诉红灰说，她有了更明确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嫁一个大款。这是很多到北京来淘金的妙龄少女的梦想。她说原来跟她一块在舞蹈学院学舞蹈的女孩就告诉她，在北京找一个不但有钱，而且有学历的大款不是难事。
杨红霞说后来那个女孩终于找到了她理想中的大款，一个有绿卡的王老五。杨红霞对着镜子仔细地查看着她因为作息颠倒而发黑的下眼睑，叹道：还是不如人家有心计，不过咱们也不晚，不刚刚二十出头吗？来得及。
揣着这个梦想，杨红霞就会在每次出去前到她的简易衣柜里一顿乱翻，寻找能够迷惑男人的衣服。她现在购买每一件新衣服和每一双新鞋的前提条件就是突出性感，轻薄冶艳的质地上头不是镶着蕾丝、假钻就是缀着亮片，色泽要有诱惑力，再配上她染成金红色的头发和叼着摩尔烟的样子，足了一个欢场女子的做派。
红灰很反感，可是杨红霞的自我感觉好极了，她说在夜总会里，她的上客率是很高的。红灰劝过她，说到夜总会去的男人都是去玩的，没有谁愿意到那种地方去找老婆。傍一个有可能，嫁一个估计困难。
这个变得越来越信口雌黄的女孩不以为然地说：先玩吧，傍上一个也行，碰上合适的再说嫁的问题。我的要求也不高，只要有钱，没学历也可以，没离婚也可以。
杨红霞终于玩过火了，有一天晚上红灰回到地下室，一边洗脚一边打开那个又小又破的电视，晚间新闻正在播放前些天扫黄打非的成果，红灰在画面里看见了杨红霞。虽然有染红了的头发垂了半边下来遮住脸，但是当镜头滑过她的面前，她还是本能地抬起手挡了一下，于是，红灰就看见了她手腕上一直戴着的那只镂空的骨雕镯子。
红灰拔起湿漉漉的脚套进鞋里，奔到街上的电话亭里打杨红霞的手机，电话铃响了好多声，才传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红灰问：你在哪里？
“一个朋友家。”她说。红灰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她不知道该责备这个天塌下来都不怕的朋友还是该安慰她。杨红霞的声音有点沙哑，但还是满不在乎，听着红灰没说话，她倒劝起了红灰：早出来了，几天前的事，朋友保出来的，哎呀，没事的…。。
红灰叹了口气，她告诉杨红霞，她准备走了，到北京都快三年了，她的大专毕业证也很快就要拿到了，功课都还不算太难，只要她的毕业论文通过了，她就要回到潭阳。她不适应北京的气候，而且这里的房租太贵了，她住不起。
红灰问：我走了以后这个房子你还回来住吗？杨红霞犹豫了一下，说：算了吧，等你走了我还是搬吧，我现在都不习惯住在那种地下室了。
放下电话，红灰有些黯然，这个跟她相处了几年的姑娘就这样淡出了她的生活，嵌到了别人的生活里。
要走的那天，红灰把行李捆好了，给杨红霞打电话，说要退房了，让她回来一趟。杨红霞回来了，带着一个瘦高的小伙子。她自己把金红色的长发剪了，染成了紫色。满脸的憔悴，全身瘦成一把骨头了。
红灰看到她这个样子心里一惊，她握起杨红霞的手，撸起她的袖子，厉声问：“你在注射毒品？！”
杨红霞挣脱了红灰，把袖子放了下来，遮住针眼，轻描淡写地说：“少一点没事。”红灰看了那个小伙子一眼，不再说什么了。她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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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潭阳，伯父在房屋即将拆迁的时候出现了
红灰说不通杨红霞，杨红霞也改变不了她，红灰带着在“潭江食府”攒下的一小笔钱离开了北京，又回到了潭阳。这是她权衡了许久做出的决定，理由是：北京的人才太多，象她这样没文凭长得也不好看而且又豁不出去的姑娘太难出头了。而潭州毕竟是省会城市，发展前途要比其他小城市大。
也许在她的潜意识中，还幻想着有一天能在某种场景下偶遇王辛强，但不一定是为了爱。
一路上，红灰都在心里暗暗地说，她一定不会住回古道巷了，她要在外面自己租房子住。
可是在找到房子之前，她还是要先在古道巷落脚。
到了古道巷，她发现这个地方安静了不少，巷子口张满家的槟榔摊不见了，巷尾的麻将桌竟然也破天荒地没有了，每一栋小楼上都写了一个大大的“拆”字，她家的小楼也不例外。放下行李，她到了巷子后头的居委会，居委会的房子上也写了一个“拆”字。推开门，刘老太倒是还在，不过屋子里的东西都已经打了包，捆上了，准备搬家的样子。刘老太说市里要建步行街，把这一带的地征了，以后在别的地方按面积补给她们房子，她现在可以带上手续到房地局领一笔拆迁补助费。
古道巷就这样不存在了，红灰在心里暗自高兴，所有关于这里的痛苦记忆都将随着新景观的落成而消失掉。她计划着把未来的房子租出去，自己在城市的另一边租一套带卫生间的房子，她不想和以前许秉昌他们的邻居继续住在一起，她想重新开始，在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里，开始她真正的不与他们有任何关系的新的生活。
然而，伯父来了，在一个周二。从小到大，红灰只见过伯父许秉利两次，因为他住在郊区。红灰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远离南门口这个许家世代生活的地方。许秉利比许秉昌长得壮硕，当他握着一叠登有南门口古道巷即将拆迁的消息的潭州日报，气咻咻地坐在居委会的办公室里时，真把刘老太吓得不轻。
刘老太对他说：我们又没有你的电话，怎么通知你？再说了，许秉昌的女回来了，没有别个的话，这个房子自然就归她继承了。
许秉利拍了一下桌子：什么叫没有别个？！凭什么许秉昌住着这房子就是他一个人的？我不是我爹的崽吗？这房子拆迁当然应该有我的份！我今天来了，这拆迁款就该给我！
刘老太看着她的搪瓷杯子在许秉利的重力敲击下跳了两下，她赶紧把杯子拿了起来，斟酌着说：那我看还是把红灰找来，你们两个商量去。我们外人不好参与。
那天红灰正在家里收拾，准备搬离。她蓬头垢面地穿着件旧外套，琢磨着是不是该留下点什么。她在蓝灰的床边坐下，摸起一个已经生锈了的自行车铃铛，按了一下，那个铃铛有气无力地响了一声。红灰无奈地把它扔在地上，想了想，又拣了起来，放进自己的口袋里。她想，总要留下一件弟弟的东西吧，如果一件都不留的话，也许以后会更加后悔的。
下了楼，屋子中间堆着乱七八糟的家居用品，她把江蕙的那双脏污得没了颜色的半高跟的塑料拖鞋踢到了那堆物件中，脱下旧外套，拢了拢头发，准备到巷子口叫一个收破烂的过来，把家腾空了。
刚把门打开，刘老太喘着气拎着她的搪瓷杯子从巷子后面赶了过来，告诉红灰，她的伯父来了，以为这个家里没有人了，就直接到居委会要房产证，要去领拆迁款。
听了刘老太的话，红灰没有吭声，她默默地跟着刘老太后面到了居委会。
这是她成年之后与伯父的第一次见面，红灰一眼就从许秉利那个塌鼻子和小眼睛上找到了许家的特征。她的心里竟然漫过一阵哀伤，同样有着这种鼻子和眼睛的另外两个男性都永远地消亡了，面对的这个人，应该是她在血缘上最亲近的人了。但可笑的是，这个很少见面的亲人这次专门来不是为了看他唯一的侄女，而是为了那栋即将拆迁的小楼。想到这里，红灰淡淡地笑了一下。
看见红灰进来，看见瘦弱的红灰那淡漠的微笑，气势汹汹的伯父居然有点乱了方阵，他撑着藤椅的扶手准备站起来，想想又坐了下去。
红灰没有叫他，只是看着他。刘老太赶紧上来说：你们俩谈谈吧，这是你们的家事。
红灰很直接，没等他开口，就冷冷地说：拆迁费对半分。
许秉利张了张嘴，但一肚子的话被红灰那冷冷的眼神堵了回去。他想了想，说：那把房产证拿来。
红灰说：房产证我拿着，我们一块去拆迁办。
就这样，红灰回家拿了房产证，和许秉利走在了去房地局拆迁办公室的路上。红灰一言不发，她在口袋里捏着那本房产证和自己的身份证，紧紧的。
许秉利问：房产证上是谁的名字？
红灰说：许秉昌。
许秉利说：是许秉昌吗？怎么不是许大有？这房子什么时候过户给许秉昌的？我怎么不知道？他站了下来，向红灰伸出手，命令道：给我看看！
红灰拿出了房产证，翻到有许秉昌名字的那一页，在许秉利眼前晃了一下。许秉利伸手准备拿，红灰晃了晃手指，房产证顷刻之间就不见了。许秉利的手扑了个空，眼神狐疑，欲言又止。
两人不再说话了，各自想着心事，默默地走着。
红灰的余光看着许秉利，许秉利的余光在他自己的鼻尖上，他在心里吃了一惊，这个侄女怕莫也走了许秉昌的路了，要不然身手怎么那么敏捷呢？但好象这个女孩跟许秉昌两口子是搞不来的，怎么会肯学许秉昌教的东西呢？他想旁敲侧击地问问，但又不知道从何下口，转念在心里想，管他呢，这家人本是孽种，就连自己活着也是作孽的，自己的儿女都管不过来，还管人家干什么？
想着这些，慢慢地也就安心了，只管自己把手插在口袋里向前走着。
红灰看伯父不说话，便有些悲哀地想：这房子一拆，这钱一分完，这个唯一的亲人可能就会再也见不着了。她的手也插在口袋里，捏着口袋里的房产证，红灰在心里冷冷地说：不见也罢。
蜕变 痛苦多于快乐
红灰拿了她的那一部分钱，在城市的另一边租了套小房子。安顿下来以后，红灰开始到处应聘，在以后的日子里，她当过打字员、校对和文秘，二十九岁的时候，她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以她为主策划一本带广告性质的大画册，介绍省内的烟酒企业及他们的负责人。需要拉赞助，拉广告。她又一次跑遍了全省，但是这一次，她是为了自己的事业，所以她很累，但很快乐，她觉得自己终于走出了从前，开始拥有了与父辈截然不同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