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就不能来吗？”他有些不自然地笑笑。钟离东倒了杯水给他。这时，他压低声音对我说，下周他要去采访国庆45周年大庆的准备活动。
我心里不平静了。回想往昔，自已那趾高气扬、那青年作家的光环，办报、交友、到处参加笔会，无不出尽风头。而东方一笛、钟离东虽然有文凭，但比起自已来，只不过是无名小卒而已。虽然如今世易进迁，风景大有不同，但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的大翻覆与大反差，对我来说却是巨大的。
当然，我羡慕之余又感荣幸。毕竟他们两人都是我的朋友。友人的荣耀，也就是自已的荣耀呀。在家乡，我不就曾有有意无意地向杜鹃红提起过东方一笛、钟离东他们的名字吗？虚荣之心，人皆有之。知道自已有点阿Q，但心里毕竟享受了一种虚荣与满足。
东方一笛听了我所说的工作。很认真地说：“北京外来人口有300多万，高学历、有特长的人很多，要找一个差事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湘辉呀，机会还是有的呀。我想不管什么差事，只要你自己觉得轻松就可以了。我采访过一些刚来时收破烂、捡垃圾的人，他们才真是不容易，可他们每年也能‘弄’过一两万回去。我有一个叫司马义雄的画家朋友，他在这方面很不错，今后有机会把他介绍给你。你要多体验、积累生活，这对你有好处。”
我认为这番话对我来说有点刺耳，但的确有点道理。
东方一笛也是位业余棋手，吃完饭便与钟离东对奕起来下到最后，一个劫处竞争夺了上十次，可见两人的棋艺相当。
我在旁边写日记，读小说。不过自己心里老是在想，钟离东为什么每次同东方一笛在一起，话题就少了呢？我想起了这么一则童话：
一个桔红色的茶杯摆在客厅的一张桌子上。一天，茶盖对茶杯说：“茶盖，我每天都给盖着，你呢？怎么一点儿也不谢我？”茶杯说：“我们本来就是一起的嘛！还说什么感谢不感谢的。”茶盖听了，说：“我再也不给了，你自己盖去。”说着，茶盖就从茶杯上滚下来，玩去了。
这一天，茶盖走到卖茶杯的商店里，看见有很多比它大的茶盖哥哥、姐姐，茶盖们看那桔红色的茶盖，“你是谁？你不是我们商店的，快滚！”茶盖们异口同声地骂道。茶盖听了，惭愧地离开了茶店。只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弟弟朝茶盖一脚，把茶盖踢到一个蚂仪洞旁，洞里的蚂仪见了，就说：“兄弟们，快来看，我发现了一个漂亮的玩意儿，快来呀！”茶盖听后，连气都喘不过来就走了。
茶盖滚到半路上，看见蚂蚁没来，就停下来。茶盖一边喘气，一边说：“还是回到自己家里去过个平安日子吧！”说着，就滚向自已的家了。
茶杯见茶盖回来了，连忙去迎接茶盖。茶盖也滚到茶杯面前说：“茶杯，世态炎凉啊，我再也不出去了。”从此，茶杯和茶盖相处得更好了。
我认为钟离东和东方一笛的关系，或许就像这茶杯与茶盖的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吧。
［第三章完］
第四章
人就是这样，当初为了找工作就那么不顾一切，但真正干上了反而会轻易放弃。没多久，我便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事实上，那份工作我很难干下去。
尽管我克服自卑心理，接近了那些大腹便便的经理、厂长们，但没有一个愿意陶腰包。可以说，我想从他们手中得到一个子儿，比登天还难。
我也知道，那些经理、厂长们，他们不会凭白无故地相信一个口才并不是最好，穿着也很土气的外地青年。虽然，有几位经理对我宽仁地表示兴趣，但也仅仅是兴趣而已。没有行动，再好的“兴趣”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就只能是不成功。
不成功！对我来说就是失败。好在自己并不灰心。“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我没有理由打退堂鼓，没有理由灰心丧气，一定要总结失败的原因，重头再来。
当然，收获也还是有的。那就是这不辞辛劳的跑来跑去，增加了自己对北京的感性认识，我渐渐地喜欢上了北京。很自然地，我掌握了一些交往的技巧，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
“我喜欢北京！”我自言自语。是的，自己渐渐熟悉的北京以她那博大精深的内涵吸引了自己。北京浓烈的文化气息更是感染了自己。
那天是五月一日，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在头一天，自己就唠叨了：“钟离东，明天我们去看升旗吧。”
那天清晨，我和钟离东三点就起了床。我们用一个空矿泉水瓶子装满了谅开水，再带上六个馒头上了路。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钟离东和我每人一辆自行车。我的车是花50元钱在旧货市场上买的旧车。买回后，彻彻底底地修了一遍，骑着就舒服多了。我们从八里庄出发，骑到天安们广场最少也得90分钟。一路上都很顺利，到达广场时还不到五点。
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外的小树林里停了下来吃馒头，喝开水，两人都感觉饿了。
我们走到那个靠着树的人眼前。我看清了他的脸。这是一张和我差不多的脸。我敢肯定他和我一样，也是一个从外地来北京打工的青年。他这么靠着树，在凉凉的风里睡了一宿，就是为了在第二天清晨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到来时看升旗。
在这一天，我有着无数的话要说给祖国听，说给党听，说给江总书记听。我把双手贴在胸前的心脏部位。尽管风有些凉，但如此似乎可以抵御一下风，增加一些温度。
我的眠眼睛几乎要戳到他的脸了。我想把他看得更清楚一些。我看到他微微闭着眼睛，眼皮闪着幽幽的光，在轻轻地不停地跳动。似乎在告诉我，他的身体内部，神经和血液，每一根和每一漓都在激烈地喜悦着，为那一场辉煌的升旗仪式，那一个渴望已久的就要实现的心愿。路灯的光透过斑驳的树叶，在我脸上形成了一团又一团小小的柔柔的光晕，使自己的脸看上去就是一个梦：一个童年的梦。在梦中，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感到凉？我的右嘴角低低往上翘……不知不觉之间，我的鼻尖已经碰上了他的鼻尖，我突然像遭到电击一样清醒过来。原来，这一切的一切就是自己。
见我有些不知所措地傻乎乎地呆着，钟离东便拉住了我的手。
我发现那些人，他们的身体下铺着几张报纸。他们身上的衣服都不是很厚。有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靠着路灯坐着，在看一本书。奇怪的是，在如此的五月一日的晨风中，他的额头上竟然有几颗亮晶晶的汗珠。它们在不太亮的路灯下闪闪发光。我在那个小男孩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眼睛。
我的眼睛除了有湘江的水之外，每一只里还有湘江岸边的石头。原来，那个小男孩就是9岁的我自己。我似乎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天啊”。自己轻轻地叫了一声。
升旗仪式在我们的热切盼望中，终于开始了。
天还不太亮，仍然是灰蒙蒙的。那时大约是5点15分吧。高空中，满天的星星不见了。广场上，旗杆的四周已经挤满了看升旗的外地人。他们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得多，挤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老人、孩子、妇女以及青年人和中年人，还有许多外国人。尽里层的人有的蹲下身子，有的干脆就盘腿坐在地上。在军乐队演奏的国歌声中，一队整齐的士兵迈着正步走了出来。走在前面的那个双手捧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紧随其后的则扛着枪，看上去一个一个全都有凛凛然浩浩然和慨慨然的威风。似乎天踏下来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一伸手就能托住。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是我（所有这些从各地赶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议式的人）盼望了一生的时刻。我们中这一生只能看上一次，从此再也没有机会了。要知道，这样的事，根本就是一般老百姓不能随便看到想到的。
就拿我李湘辉来说吧，如果不是跟杜鹃红怄气，能来北京看升旗吗？来北京，这是自己以前想都没想过的事情。不敢这样去想啊。首都不是每个人想来就来，想去就去的地方。
站在天安门广场，登上天安门城楼，我有一种庄严、神圣的感觉。
往后几天，我在中关村和北大、清华等高等学府里徘徊。我感受到了一种沉重的失落。自己没上过大学，是错过了人生路上的一段美丽的时光。在三环路，我惊叹城市的流畅与固执；在华堂商厦，在西单，在长安街，在王府井，在琳琅满目的商品面前，我又强烈地感受到，自己是多么的想拥有一笔真正属于自己的巨大财富，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这里的一切……但现实生活中的我，却是一文不名，一无所有。失落、失衡、奋发、占有……各种情愫一个又一个的结，在我心里缠绕。
伍晓琴这几个晚上常常过来玩。很快的，我与她混熟了。她看我无所事事的样子，便诡秘地笑了。第二天，她就委托钟离东给我送来了一件小礼物：一个体积只有打火机大小带耳塞的随身听小放音机。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小巧玲珑的放音机，有点爱不释手。在我的潜意识里，小巧玲珑的东西是很受欢迎的。当初，唐姨问我为什么那样如痴如醉地爱上了杜鹃红，自己只说：“她的嘴小巧。”真的，杜鹃红那小巧的嘴在我的心里刻下的映象太深刻了。古往今来，多少骚客墨人，总以纤纤玉手，腰如杨柳，三寸金莲，樱桃小嘴之类来描绘自己心中的女子，
尽在“小”字上发挥，可见女人之娇小，是吸引异性的一种潜在因素。推而广之，现在中国文坛上兴起的“小女人散文”，大概也是因为“小而得宠的。”
小的东西是精品意识渗透的结果。我认为越是小巧的东西越值钱。就闷钟离东，这随身听的价格怎么样。钟离东好笑：“你认为她送了个宝贝给你？到街滩上去看看吧，才10块钱一个。”
我咋舌。但问题不在于价格，而是包含在里面的友情和关怀。这友情和关怀令自己温暖，也感动。想来，除了钟离东和东方一笛，还有那天在慈云寺邮政局碰见的“杨小小”外，伍晓琴是我在北京仅有的朋友了。
我也陆续知道了伍晓琴的一些情况。她是北京通县（现已改为通州区）人，与钟离东是湘潭大学的同学。毕业后她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我猜，钟离东从深圳来北京可能就是因为她的原故。要不，钟离东来北京后又去她所在的公司打工呢？另外，钟离东曾向我透露他和伍晓琴的一段初识经历。据钟离东“估计”，她大概是在大二时就“盯”上他了。
那是一个初秋的早晨，南方清新的空气飘浮在湘潭雨湖公园里。钟离东独自一人在林荫深道漫步，湖水静静地流淌着奔向远方，落叶在湖面上随波逐流，绊着无言的湖水默默奔流。
啊，一切都仿佛离他而去，但一切又都留下痕迹。灵魂的闭合呼吸，心的收缩与舒展，使他强烈感到一切幸福的源头随风而至。
他在树下一块石头上坐着，呆呆地望着平静的湖水。
“嗨，你好。”
钟离东回头一看，是伍晓琴。“哎，你怎么也在这里。”他皱皱眉，心里有点浅试浅的不悦，他的宁静遭到了骚扰。
“人生何处不相逢。世界太小了，哪儿都能碰到。”他笑笑，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其实，我天天来这里，打完球，用这个天然浴冲个凉，很舒服。你呢，是第一次来吧。”
“嗯。”
“一个人？”
“当然一个人。”
“不怕吗？”
“怕什么，大白天的。”
“来这儿看风景吗？”
“来这儿发呆。”他瞥了她一眼。
“你就喜欢来这儿发呆？”她睁大眠眼睛。
“人生本来就是孤独的。”他依然平静地说。
“大概，你内心挺复杂的。”她笑着说。
“复杂有何不好？”
“复杂的人容易发呆，不好。”
“我发现你狠独立。”
“你是说的对，我喜欢独立。”他一愣。
她笑笑，目光一直望着他，他有些不自在起来。忽然，他发现那本是纯净的湖面似乎隐匿着某种深意的关注和探究，他有些不安起来。他不喜欢这种目光，他低头不语。
“想什么？”她侧头问他。
“什么也没想。”
沉默了半晌，她说：“今晚学校有舞会，你去吗？”
“我不喜欢跳那些舞，戒舞了。”
“像你这样戒舞多可惜。其实，你的舞姿很潇洒。”
午后的阳光明媚地铺张着。这时，他觉得该回学校了。他站起来：“我该回学校了。”
“一起走吧。”
两人一前一后地上了开往湘大的公交车。快到学校门口时，他突然对她说：“伍晓琴你先走吧，我还有点事。”看着她消失的背影，他快步朝寝室走去……
钟离东跟我谈起这些时，说：“伍晓琴应该说算是个漂亮的女孩，虽然人稍胖一点，但因有了那份矜持，更因有了那对顾盼有神的眼睛，还算有几分魅力。”
可直到现在，钟离东也不想明确他们两人的关系，他是事业心高于一切的人。那一夜三个人去了一个叫“沁园春”的卡拉OK厅唱歌，伍晓琴唱了一首《真的好想你》。她唱的很投入，如歌如泣，真的好让我感动，我走上去献给她一束鲜花。这时，整个大厅的气氛都被感染了。唱完，伍晓琴竟满眼晶莹。旁边的钟离东递给了她一叠餐巾纸。这一切，我看在眼里。
我的心又回到了这随身听上。我装上五号南俘电池听了起来。钟离东已经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爱情诗选》来，翻了一下。忽然发现有张彩照夹在里面，忙又翻过去。但我已经看清了，那是陈彩辉的一张旧照。
高中的时候，钟离东和陈彩辉一直深爱着。可班主任和学校领导却以中学生严禁谈情说爱为由，横加干涉。后来陈彩辉跳了涟水河，谁也不知为了什么但却又清楚是因为什么。那一件事闹得满城风雨，整个湘乡城里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可见，钟离东对这段“早恋”心里也有痛楚，有创伤。
我再瞄去，只见钟离东眼角有点湿润了。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我深知这些。我便转过身来，找出自已的写作稿纸，我不想让他难堪。
我这几天灵感很好，时不时想喷发一下。今晚，我想写篇日志。我是这样计划的：我想在北京先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报酬不必太计较，能保障自己能生存下来即可，然后潜心写作，待到条件成熟后，也像钟离东那样到鲁迅文学院作家斑进修，以弥补自己未上过高等学府的不足。
在我的计划里，写满着前景。但我知道，自己当前要克服的，仍是钟离东和东方一笛所指出的：浮躁！
“对，必须克服浮躁！”我暗下了决心。我决定从今日起，认认真真的写点实实在在的东西。于是，我便铺上稿子，写下了《笑对生活是强者》的标题。下面是我当晚写下的文章：
人一出生便会扯开小嘴大哭几声，有人就说那是他不愿降临人间，降临人间意味着痛苦生活的开始。这话我不敢轻言对错。也无从考究，但有一点我敢肯定，人生在世，谁能没有痛苦呢？社会是多彩的，有阳光的一面必然有黑暗的一面，只要有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矛盾存在，人就难以摆脱痛苦。如果说，痛苦是与生俱来的，那么上帝也会有痛苦的。试想一下，如果真有上帝存在，他会忍心让他的子民受各种痛苦的折磨吗？
痛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没有人喜欢被痛苦所包围，所束缚。可痛苦又无时不在左右，在我们的周围。既然痛苦无处不在，我认为未必就是一种厄运，有时也会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磨炼我们意志难得的一块砺石呢。从幼小学步走到处事受挫，让我们领受了如何坚稳地启动双脚和圆滑地面对繁杂的人际关系，不同程度地增加了生活阅历，增长了智慧，丰富了人生的感受，“想知梨子的滋味，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