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委会大妈没在街上看见我，就找到家里来，问我干嘛不去，我说我肉眼混浊，好坏不分，犯罪分子从眼皮底下堂而皇之地过去我都不知道，大妈说其实就是让你出去往那一站，造造声势，我说我哪里造得出声势，那几个人足够了，谁看着不跟玩闹似的，七个人的头发整个就是一七色光。
社会为像我这样的待业青年提供了很多消磨时光的地方，譬如图书大厦，它是为数不多的几家能够吸引我进去的商业场所之一，主要原因是在这里看书，不用花一分钱，比图书馆还划算，而且冬暖夏凉，四季如春，非常适合阅读。
图书大厦也是青年男女的约会场所，时常有些人手里拿本《蛋白质女孩》或《我们不结婚，好吗》作为约会标志，站在门口东张西望，等待同网友见面。但他们的接头象征不够个
性化，多以那一时期的畅销书为主，而被青年人所接受的畅销书就那么几本，如此一来，不免张冠李戴、驴唇不对马嘴况，但只要对方还看得过去，错就错下去吧，找谁不是找呀。此外，图书大厦门口还经常在傍晚之后或周末（工商下班了）聚集一批中年男女，怀揣光盘若干，他们是来养家糊口的。
大厦一层进门处摆放着哲学佛教书籍，经常有几个其貌不扬、胡子拉碴，穿得破破烂烂的人在这儿扎堆侃山，听他们聊天特长见识。一层的其余书籍多以党政报告、专题摘要类为主，我的思想觉悟尚未达到如此高度，通常都是直接坐电梯去二层看文艺书。
我经常在二层逗留，看看谁又出书了，或哪集电视剧没看全，来这里翻翻改编的小说，把落下的补上，再就是翻翻人体摄影、艺术写真，以加深印象，了解构造。看着二层比比皆是的文学书，我感觉文学事业就是一辆大公共，什么人都拉，其中不乏蹭票者。不知道这辆挂着文学牌子的公共汽车载着这么多人能否跑起来，车里人虽多，却只是少数，更多人堆积在车下，甚至想从窗户跳进来。车里情况也是因人而异，有些人刚上车就有了座位，而有人站了半天仍旧没座儿，还有人晕车，半路就下了，他们熬不住去坐地铁了。
三层是音像制品和考研书籍，我除了买几盘磁带很少光临于此。四层是机械、建筑、化工、数学、纺织等各类专业书刊，上大学的时候我陪同学来此买过参考书，后来再没到过这里，索性将三层当作顶层。
社会进步就是好，要是搁十年前，待业青年的选择除了上街茬架，就是调戏妇女，哪儿有这么多精神食粮。
人类读书看报、下棋搓麻、蹦迪上网等各种爱好，无不是业余时间过多所致，像我这样除了吃饭睡觉别无他求的人，总感觉时间富裕。
我给自己算过这么一笔帐，每天用10个小时睡觉，拉屎撒尿洗手吃饭共计2个小时，一天有12个小时足矣，而一天对任何人而言都是24小时，多出来的这12个小时我就难以打发，除了多睡2个小时，其余的10个小时只好被我通过发呆或千方百计地浪费掉。
所以，如果我有一份工作的话，一切都解决了。
在我认为理想的职业中，老师占第一位。因为我生性自由散漫又懒惰，希望工作时间越短越好，而老师恰好符合此标准，特别是非主课老师，一个礼拜才几堂课，还不用备课，就凭一张嘴，喷呗，小屁孩懂啥，说什么都信以为真，还特崇拜你，没准儿从中还能划拉儿个心甘情愿的女学生做老婆，作业又少，几乎不用判，只划勾就够了，哪怕学生明明写错了，他们还会因此感谢你，对错不是他们感兴趣的，勾叉才是他们看重的。老师又经常和花季的人打交道，能让自己返老还童，但有一点，要遵循职业道德，教书育人可以，毁人不倦也可
以，但不能做采花大盗。不过美中不足的是，教师的工作过于重复，没有创造力，就那么几本书，课上讲课下留，还要判作业、出考试题，跟那点儿东西打一辈子交道，也够烦的，这一点对于中学老师尤为严重，他们不同于大学教师，后者还有科研课题，时不时地搞个小发明小创造，中学教师却是三年一个轮回，送走高三迎来高一，学生都是十六七八岁，而自己却在不经意间由小张变成了老张。
我的第二个理想职业是记者，因为不用坐班，无非就写写稿子，打听点儿隐私，东家长李家短的，高兴了就吹捧宣扬，不痛快就揭露批判，靠写点儿“章蔓玉做爱做的事情”、“北三环发生严重性交通事故”等类似题目的文章，吸引读者眼球。
第三种理想职业是白痴，没有烦恼，一天到晚总是张着嘴笑，跟朵花似的，天塌下来都不怕，饿了抠点儿鼻屎吃，困了甭管到了谁家，逮哪儿躺哪儿，跟谁都不见外，怎么高兴就怎么来，虽然被人嘲笑，但白痴还在乎别人怎么看吗。无论白痴还是黑痴，快乐就是好痴。
以上只是我理想中的职业，然而生活中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处不在，现实是难以改变的，所以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丢掉理想，为了现实而现实。
对许多人而言，选择职业的首要因素就是热爱。金钱没有人不热爱，所以但凡挣钱的工作，人们就会予以考虑，于是选择工作就成了挑一个挣钱最多的活儿。
一个和我至少通过8层关系才能扯上亲戚，无异于陌生的人，给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去某报社做记者，还行，理想职业之一。我非常正式地去报社和主编见了面，主编说为了报道好亚运会，他们决定招聘体育记者若干，但要等到亚运会开幕前一周才可以上班，让我先回去等消息。
我回了家，终于盼到距离亚运会只差七天了，打电话向主编询问情况。他说不要着急嘛
，距亚运会开幕还有一个星期呢。我只好耐心等待。亚运会开幕前一天，我又打电话询问，他说：着什么急呀，毕竟亚运会还没有开始嘛。后来主编又在亚运会开幕的第一天对我说，亚运会才刚开始嘛，还有15天的比赛呢；在亚运会闭幕前三天说：亚运会尚未结束嘛；亚运会结束后说：没关系，还有后年的奥运会和下届亚运会嘛。
我终于明白这家办了十年的报社为何至今出的报纸还跟火车站卖的小报似的。
不要以为大学毕业就好找工作，像我这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卡在中间最难受了。拿最简单的体力劳动来说，包工头对我不屑一顾，手上连个茧子都没有。而纯脑力劳动的工作，最低要求也是研究生。我既当不成劳动人民，又做不了知识分子，只能以社会公民的身份四处游荡。
虽然对学习的兴趣丧失殆尽，但我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习的
好坏，这仅限于上大学之前，上与不上大学有着天壤之别。等上了大学，学习因素在人此后生命中所起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主要决定因素是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正应了那句话：性格决定命运。
当然，也有例外，王大鹏就是其后一例，他是我的初中同学，中考勉强考了一所三类中专，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混入人民警察的队伍，再后来辞了公职，利用在职期间的关系，下海经商，发了财。
毕业多年后，我在一处位于北京某胡同深处的公共厕所里面与王大鹏久别重逢。
毕业前的一段时期，我手头紧得厉害，兜里的钱没有超过五十块的时候，除了走在揣着刚借来的钱从某人家出来，去另一人家还钱的路上。一次我洗衣服的时候从兜里翻出五块钱，着实兴奋了好一阵子。
手头紧是因我忽然迷恋上打麻将所致，没白天没黑夜的和同学支着牌桌，瞪着通红的眼珠，用沾满污垢和铜臭的手，斗志昂扬地抚摸着136张麻将牌。我的手气也不怎么就那么差，
几圈过后，便债台高筑，从此开始了长达半年之久的逃债生活。
我先后欠了十几个同学的钱，总共七八百，平均到每个人头上也就几十块，不要小看这几十块钱，足够一个大学生活一礼拜的。最多的一笔外债是人民币一百二十元，那是一个同学准备带女朋友去打胎的备用金，却让我一宿输了个精光，第二天他让我赶紧还，我说等两天的，后来就一直拖着，直到有一天他忍无可忍对我说，你他妈赶紧还钱，还不依不饶地揪住我的衣服死不松手，我说我确实囊中羞涩，不信你翻，他真就翻了，结果只翻出香烟三根、火柴半盒，他说，我求你了，还我钱吧，救救我一家老小，让我叫你爷爷都行。
现在人就是爱金钱胜于面子，为了这么点钱宁愿当孙子。该同学还不顾女朋友身孕在身，动用了美人计，企图以此打动我，但我没吃这一套，于是他又实施空城计，说他肚子空空如也，久未进食，正等米下锅呢，我说你还有口锅，我早就砸锅卖铁了，幸好无妻女，否则她们难逃被我贩卖的劫运。
我把学校发的建行龙卡给了他，里面存着我每月60块钱的伙食补助，当然，这个月的已被我取走，从下个月开始，两个月后就能凑够120块钱，该同学不要，说远水解不了近渴，甭说两个月，两天都不能拖了，我说那就没办法了，然后赶紧逃之夭夭，可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我一气之下进了女厕所，他居然也跟了进去。结果当然是女厕所的“哗哗”尿声嘎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啊！流……流氓！抓流氓呀！”的叫喊。
我赶忙说：“大姐，不，大妈，您别嚷嚷，我什么也没看见，我走，我这就走还不行吗？”
“哪里走！”一双强劲有力的大手揪住我和该同学的脖子。“跟我走一趟吧！”一英姿飒爽的人民警察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操，王大鹏吧！”我惊喜问道。无巧不成书，这个警察居然是我初中时候的一个铁磁。
“你是，哦，我想起来了，你是……你是谁来着？”王大鹏拍着脑袋回忆。
“我是我呀！”
“啊，是你，怎么在这儿碰着了。”
女厕所里，我和王大鹏紧紧拥抱在一起，看得撒尿妇女目瞪口呆。
原来，王大鹏正在隔壁男厕所出恭，听到“抓流氓”的喊声后闻讯而至，于是发生了如上一幕。
尽管是哥们儿，王大鹏还是出于职业习惯，象征性地批评我几句，大白天的，女厕所怎么能随便闯呢。我进女厕所的动机是为了躲他，我指着债主说。债主说他为了要帐才闯的女厕所。
“你欠了人家多少钱？”王大鹏问我。
“一百二。”我说。
王大鹏掏出一百二十块钱给了债主，后者接过钱来不及说一句话，就直奔医院而去。
王大鹏问我干嘛欠钱不还，我说我要是有钱就不向人家借钱了，他说你怎么混这么惨，我说我一点儿不觉得自己惨，债主还口口声声地叫我爷爷呢，王大鹏说这样不好，你要想脚踏实地地当爷爷，就赶紧结婚，先弄出个儿子，把他抚养成人，让他再给你整出个孙子。
我忽然反应过来，现在的王大鹏与初中时候相比，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初中时候，王大鹏是我们班同学中鸡巴最早长毛的人，但我不敢确信他是第一个长阴毛的。在他长毛两年后，我才发现自己的下身不再谢顶。
我的第一根毛究竟长自何年何月何日我也说不好，有一段时间我还天天脱了裤子弯腰观察，并未发现破土而出的迹象，时间久了就烦了，便不看了，就像接一班不知道几点才进站的火车，等待太折磨人了。
直到有一次上厕所的时候，先撒完尿的王大鹏瞟了我下身一眼，然后用还粘着尿的手在我肩膀上拍了拍说，也是爷们儿了。这时我才注意到自己下身那几根扎眼的黑色。那时王大鹏是我们班老大，打架比谁都牛逼，学习谁都比他牛逼，但就是这样的人，长大后往往能成为人物。能够得到他的嘉奖，是我们的光荣。
王大鹏初一的时候父母就离了婚，原因是，他爸在路边摆了个修车摊，生意一向冷清，于是想出一计，每次出摊前，在方圆两公里内撒些图钉玻璃茬儿等尖锐物。生意果然因此起色不少，补车的人络绎不绝。他爸识得，车带上扎的都是他撒的，头天晚上刚喝的二锅头瓶茬儿，取下来回收再利用，明天接着撒。
王大鹏他妈的工作是扫大街，原来负责清理另一条街道，但后来被调到他爸修车摊那一片儿，每次都把他爸刚撒的图钉和碎玻璃茬儿扫走。他爸说，别扫，扫了我没生意做。他妈说，必须扫，不扫就扣我工资。他爸说，那别扫太干净，给我留点儿。他妈说，扫不干净就没有奖金，拿什么养家！
两人都想给家里挣钱，结果吵了起来，不亦乐乎，还大打出手，见面就掐，一发不可收拾，最后的唯一选择就是离婚，两人彻底脱离关系，划清界线。
就这样，王大鹏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一三五和他爸住，二四六和他妈住，隔周的星期天去奶奶或姥姥家。
王大鹏就是在这个时候学会夜不归宿的，一三五他跟他爸说去他妈那儿了，二四六再跟他妈说去他爸那儿了，此时他爸他妈已不相往来，根本不知道其实王大鹏谁那儿都没去。
王大鹏也没去别的地方，就是跟几个比他大点儿的孩子瞎转悠，开开别人的自行车，或者拿板砖拍白天没让他们偷窃成功的商店的玻璃门窗。
那个时候我们对金钱还没有什么概念，兴趣只停留在谁谁谁上课又给某某某传条儿了，王大鹏却已在这个时候尝到了有钱花的甜头。当时北京的马路上刚出现“皇冠”出租车，没几个人消费得起，连打面的都犹豫不决，王大鹏却可以大摇大摆地坐进去，无论是偶尔来上一趟学还是课上到一半就出去玩。他说：不就是两个车架子的事儿嘛。
王大鹏很聪明，弄来的车不直接而是拆开卖掉，一辆完整的自行车顶多卖到三五十，拆开就不一样，车座、车圈、内外带，都能卖钱，辐条卸下来卖给烤羊肉串的也是钱。
我们许多同学自行车上的部件都是找王大鹏配的，要个前轱辘，换个后车架，上个挡泥板，安个车铃，什么都能让他搞到。王大鹏绝对够意思，甭管国产还是进口件，不要我们一分钱，他常说，举手之劳嘛。可见其技艺之深厚，也算子承父业，继承了一手好功夫。
后来我们一致推选王大鹏作为劳技课代表。那学期劳技课上的是学修自行车。
那时王大鹏不只对钱感兴趣，对异性也着迷，每天放学都在学校门口等一个比我们小一届的女生，说想和人家好，要勾肩搭背地上下学，但女孩不理他，一句话不说地往家走，王大鹏说就喜欢这样的女生，有味儿。
一次王大鹏扬言要亲这个女生，并留下吻痕，我们不信，就跟在后面看，结果看到王大鹏拿出一个嘴唇形状的印章，在女孩脸上深深地按下去——他不敢真亲。
女孩擦去印油，冷冷地说，有劲吗，王大鹏欢蹦乱跳地说有，女孩藐视地说你是坏孩子，我不和你好，然后匆匆走开，留下王大鹏一人孤零零地站在街边。
从这以后，王大鹏改过自新，发愤图强，考上了警校的中专，学的是经侦，即经济侦察。毕业那年不知用了什么手腕，极其幸运地进了公安局的经济处，负责处理经济案件。他接手最大的活儿就是盘查刘大庆的公司，有段时间北京的报纸连载了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谁把刘大庆送进监牢，用的是疑问句，好像面向社会征集答案似的。我当时真想给报社写封信，告诉他们，是我的同学王大鹏。
王大鹏做的是经济警察，用不着真刀真枪地打打杀杀，但他看着警校的同学拿着真家伙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不免手痒，于是借查抄网吧之机，撵走了老板，让同事在网吧外面贴了封条，自己关在里面打CS，两天两夜后他有气无力、两眼昏花地出来，可过足了瘾。
很快，王大鹏就加入了我们（老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