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我吃了一惊，但没好意思说出“妓女”两字。
女人似乎明白了我想问什么，却并不介意，眨眨眼睛，很大度地说，“我是老板。”
我忙点头，掩饰自己的尴尬。她可真能干，这么年轻，就是按摩院的老板了！
我胡思乱想着，女人情绪激动起来，“我和一个朋友在小台北租了套三间的别墅，她一间，我一间，另外一间接待客人，钱好赚得很，每月三千多现金。我才做了三个月，都是回头客。那天，来了一个客人，带着眼镜，斯斯文文，我们聊了一会儿，我问他需要什么服务，他说要全方位的。我于是让他等，忙去呼小姐。一般我不做，都是呼外面的小姐做，我收钱，每次60或更多，分给小姐30。客人不在乎钱，只要服务好。那天，大约一刻钟后，小姐来了，与那个客人进了房。但没几分钟，我就听见小姐大呼大叫、大声求饶。坏了，要出事了。我的第一反应告诉我，但还没来得及多想，三个警察已闯了进来。房门开了，那个斯文的客人从里面走出来，手里举着个证件，指着我说：‘洛杉矶警察局，你被逮捕了。’原来是个坐探！我一下子傻了，这怎么可能？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那人怎么也该是个博士！警察铐了我，那人又进了房，不知和那小姐谈了些什么。我什么也听不见，但我知道没戏了，那小姐为了自保也得把我全抖出去。”
东北同胞讲这些事，我都听傻了。后来，她接着讲，我才知道个大概。那天，那个警察坐探与小姐一进屋，就先去了浴室，一分钟后出来，毛巾裹着下半身就走到床边坐下。床上的小姐拿出避孕套，他便转身从搭在沙发上的衣服里掏出了警察证件。小姐一看，“哇”地一声大叫，就跪在床上求饶起来。警察坐探第二次进房，是对小姐记录口供。避孕套就是犯罪证据，这位东北同胞成了教唆犯。
良久，我恍然大悟，这才长长地呼出一口气，“那，你认罪了？” 我瞪大了眼睛。
“认了。没办法，他们有人证物证。”
“你认了，服罪或许能短些。”我点点头。真奇怪，到了狱中，人怎么一下子变了，张口闭口都“罪恶”、“服刑”的！
“可不短。今天早晨法官判我保释金10万，坐4个月牢，取消绿卡，出狱后就递解出境！”
噢，我一下子明白了，她是被判了felony，重罪。只有重罪，才会被取消绿卡、递解出境。唉，干什么不好，偏偏干这一行。长得又不难看，到餐馆做，也不会少小费。她这么年轻，为什么不去学校读书？我不禁为她惋惜，同时更充满了疑惑，“你什么时候拿到绿卡的？”我问。
“三个月前。”她答，或许因为憋了这许多天，今天终于得以诉说，有所释放，她看上去已平静了许多。
“那你什么时候来美国的呢？”我又问。
“半年前。”她一耸肩。
“半年前？那开按摩院是什么时候？”我不敢相信，紧跟了一句。
“两个月前。”似乎看出了我的心里，她笑笑，深出了一口气说。
“你可真能干！”这回，我是真惊讶了，如果当时我的面前有一面镜子，我想我一定能看到自己快要掉出来的眼珠子！一个连英文都不认识、也不会说的女人，到美国才半年，就把自己身份搞定了，这事换了谁，这么容易做到？！
“你怎么这么快就拿了绿卡？”我太好奇了，忍不住又问。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回过北京了，和朋友也没有太多联系。即便知道些老黄历，那也过时了。现如今，新黄历出来了？
“法/轮功。”大概是感觉到了我的大惊小怪，她倒一副见过大世面的样子。
法/轮功！哇！原来是这时髦东西！以前，一些人到美国，为了身份，搞政治避难；现在倒好，更上一层楼，变“法/轮功”了！一下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事儿是一件接一件发生，借事儿做文章的人也因此一拨接着一拨。不过，不管怎么着，美国的律师最高兴，天下越有事儿，他们越有赚钱的机会。美国政府打中国牌，总要有些红桃Q、梅花K、黑桃A之类，所以，就总会放进一些人充当这些角色。今天，真是开了眼，眼前这位Q，没给中国人丢了脸，倒给美国外交政策丢了脸：“法/轮功”避难者，原来是非法开妓院的！
“你找律师了吗？”碰到这样的人，我本不想再多说，但关在这大房子里，实在太无聊，所以又随便问了一句，不过，她如果没有找，我也不会帮她介绍律师。
“找了，是我的移民律师。”
瞧瞧！她的律师！帮她进美国，现在又送她出美国，里外里，全方位服务，无论结果如何，全是赢家！
“你后悔吗？”我又问。
“没什么后悔不后悔。美国警察真鬼，一下就抓到我。我是倒霉！”她似乎并不后悔，只是自认倒霉，让她这样一说，我倒反觉瞎替人家操心了。
不过，管她呢，我继续问，“你没有要求保释吗？”我想，她口袋里应该有一大笔现金。
“我已经叫朋友打电话到长春，一个可靠的兄弟，能电汇4万美金过来。”
看来她是有钱，4万美金，一个普通的美国人一下子拿出4000美金都不容易。
“你在长春做什么？”不行，我还得问问，好奇心驱使着我，我忍不住不问。
“开酒楼。开始很好赚，坐着收银子就行，后来竞争厉害了，就难做了，只好加花样儿。”我一直在注意，从我与她交谈，直到这时，她一直很坦然，一副处事不惊的样子。倒是风月场上的，见过世面，身至如此，仍然一副赢家的风范。
酒楼是地方话，刚改革开放那会儿，从香港传到大陆的，这类词儿北上的速度真快，可东北人说起来，怎么说，也没有香港人那种嗲劲儿。这位东北同胞所说的花样儿，我能想象，那不是什么海鲜野菜，而是特色“服务”。要不，她才来美国几个月，做起来，怎么会儿如此轻车熟路？！
《爱之罪》第九章3
过了好几天哑巴生活，东北女人终于找到了诉说的机会，把仿佛憋了一辈子的话差不多都讲给了我，她活命的把戏、诡秘、绝道……也许，正因为在监狱里，她才如此坦白，如果在外面，这种直率绝对少见。她告诉我，她叫崔娥。她的直率感动了我，我告诉她，我叫杨眉，在这个百分百的英语世界里，我可以为她翻译。一直少有激动的她，眼圈儿竟一下子红了。
我拍拍她的肩，站了起来，坐了这么久，腰都酸了，得活动一下。也是直到这时，我才猛地想起，我怎么在这里？我怎么还呆在这房子里？！我环视四周，房间里的人仍横七竖八、无精打采地坐着，刚进来时的清醒劲儿早被晕晕欲睡替代了，除偶有一两处仍在低语外，多数人已静下来，开始打盹儿。我转了转腰肢，第六感告诉我，一双眼睛正注视着我，我的目光寻过去，正与投来的目光相遇。说来也巧，与我目光相遇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刚进来时，曾让我观察了良久的清秀淡雅的白人女人。
我冲她笑笑，跨过几个坐在地上的犯人，走到她身边，问：“你从欧洲来？”
“你怎么会猜我是从欧洲来的？”她微笑。
“你长得不像美国人。现在更肯定了，你的口音是欧式英语。”
白女人点点头，微笑着问：“你是学人类学的吗？”
被她的气氛所感染，我也笑了，“差不多吧。”我说。
“我是俄国人。”她的表情很甜。眼睛会说话。
“啊，你好。”或许是条件反射，听她说自己是俄国人，我一下子蹦出句俄语。
“你会讲俄文？！”白女人大为惊讶，一下子兴奋了。
“就会这一句了，过去学的，现在全忘了，都还给老师了。”
我们俩又笑了。中国人何止学俄文，还挖战壕、备战呢。而现在，一个中国人，一个俄国人，在美国的监狱里相遇，真有些别样滋味。历史和大自然真不一样。太阳从东边出、西边落。历史呢？却没有规律可循，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会儿说不定又朝南或朝北。
“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你不像是属于这里的。”我问。
“你也不像是属于这儿的。你一进来，我就注意到了。”
“是吗？大概是面孔不大一样。”我说。
她看看我，挺认真地说，“不是，是你的气质，你的气质不一样。”
在这样一个地方，难得有人这样看，我很感动。几天来，无论我说什么，都没有人相信我，人人都把我当成罪犯，连我自己都不自觉地习惯了这些。我看看白女人，又看看我们的四周，叹了口气，鼻子一酸，就情不自禁地向她说我的我遭遇，当然，毕竟是面对陌生人，我的讲述比较简单。她很认真地听，然后说，“听上去，你的男朋友真像邪恶的亲戚（He is a evil’s relative）。”我真想说，不是什么亲戚，他本身就是邪恶！但我忍住了，我不想在陌生人面前发泄。
听完我的故事，白女人开始了她的陈述，她说：“故事很长。”我点点头，心里说，长点儿好，时间过得快。
“我原先在莫斯科大学教钢琴。十三年前离开莫斯科，移居法国。”白女人的蓝眼珠儿很深很深，但很平静。
我猜对了，她是个音乐家。去法国，Good！
“后来，我又移居了加拿大。”
“为什么？”我打断了她的陈述。
“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我怀念俄国的辽阔、莫斯科的雪和乌克兰的森林。加拿大广播电视公司为提供我一份不错的工作，电视专题‘俄国文化’的主编，让我们的怀念变成了真实的生活。一年前，我辞去了电视台的工作，独自来到美国。我想在有生之年，看看真实的美国。我在洛杉矶落了脚。第一站，也可能是最后一站。我不开车，只走路或搭公共汽车，能步行我就步行，公共汽车能到的地方，我都去了。我主要在好莱坞、西洛杉矶和桑塔莫妮卡一带。见闻感想太多了，我写了一本书和几篇新闻报道，想和电视台、报纸联系，但没有人睬我。我寄录音给广播公司，也没有回音。于是我决定做一件事。三天前，我进了ROSS（劳斯百货店），偷了件价值10美金的衬衫，故意让服务员看见。我当然被捕了。我没有汽车驾照，也没有身份证，我拒绝告诉警察我住在哪儿。我以为商店经理会去通知新闻机构，但他没有，反而叫来了警察。我想，正好，我还没有进过美国的监狱，正好参观参观。今天在法庭上，公共律师问我认不认罪，我说我认罪，因为我想进来看看。法官说，我要么付2000美金，得到自由；要么坐4天牢。我选择了坐牢，4天，太好不过的事儿了。我的罪等于2000美金或坐4天牢！”
真是一个特别的俄国女人，一个作为音乐家的特别的女人！大胆而高素。白女人看上去已不年轻，大概有50岁吧？还敢如此尝试，真让我肃然起敬。我记起了Elizabeth Berg的小说《The Pull of the Moon》，讲一个中年美国女人，突然离开自己的家庭和丈夫，独自去旅行，去寻找自己的精神。试想，一位女音乐家，为了一种追求，甚至愿放弃自由，这是怎样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无论如何，都不是世俗能够体会和理解的。
“美国的刑法可以用钱衡量，偷一件10美金的衬衫，罪恶是2000美金或坐4天牢，即平均每天500美金。多有趣啊。”她说，很得意她的重大发现。她还掏出两张纸给我看。那是两张逮捕证，一张是洛杉矶警察局签发的，一张是洛杉矶监狱签发的。她指到逮捕证上自己的名字……经她指点，我的嘴都惊成了“O”型，两张逮捕证上，她的名字不一样！一个是Jundou1，另一个是Jundou2。怎么回事？我用眼神向她询问。
“这不是我的名字，警察问我叫什么，我就顺口说叫Jundou（琼度）。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有意思的事儿，他们把这个名字分别编了号，1号和2号，我不知道，如果以后我再被另一个警察局逮捕了，会不会再把我克隆成Jundou3。”
我也差点儿不相信了，但工工整整的手写体英文名字就静静地躺在这富有法律效力的证件上，白纸黑字，不相信也不行！以前，我曾听梅小清说过，罪犯的档案最后都要送到司法部存档，她的档案如果送去，司法部该如何处理呢？分别以Jundou1、Jundou2存档？还是放在一起？虽然人都有疏忽的时候，警察也是人，但明明白白的阿拉伯数字1、2编号，是无意中疏忽？还是另有目的？
“你想念莫斯科？”
白女人深深地点点头。我也想念北京。
“我想念我那时候的莫斯科。但现在……”她叹了口气，又说：“中国不错。”我很高兴她这样说，这让我心里多少暖和和的。于是，我们聊起了各自的祖国。
“刚开始都艰难。失去利益的人总是埋怨，好像一埋怨，历史就能逆转，就会好起来。其实，任何社会变革都会埋葬无数的牺牲者，只不过要看谁是自愿、谁是被迫罢了。中国和俄国不一样。中国先从经济上改，慢慢好起来。俄国先从政治改，主义改了，没有物质基础来支持新主义，新主义就缺能源，上不去，下不来，怨声载道，于是人们就觉得还是点煤油灯好。点了100年，点惯了，一点就着，总比黑灯瞎火的强。”不知为什么，我竟慷慨激昂起来，这不像我的语言，倒像是废话，特别是在监狱。我突然有些想笑，忙调转话题，“俄国的芭蕾、绘画、艺术、科学都是一流的，连土地的颜色都是一流的，黑油油的。”我甚至还想说，“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那是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一段经典台词，但我没有说出来。如果历史过了50年，还能重演，那最好还是别说。因为一说就要思想，一思想又是50年，这样的问题，还是留给大学的教授们写书吧。
“是的，是一流的。我的学生，柯文斯基、达尔涅夫……都是当今俄国和欧洲年轻有为的钢琴家。”听我说到俄国的文化，她兴奋了，很快接过了我的话，声音轻渺。
我不搞音乐，对柯文斯基、达尔涅夫是何许人自然全然不知，但从白女人的声音里我能听出一种让整个俄罗斯民族自豪的东西：我们是俄国人，什么时候都是俄国人，俄国的东西是一流的！我的俄文早就遗忘了，但声带上还是留下了淡淡的曾经颤动过的痕迹，这痕迹慢慢扩大开来，扩大成一望无际的雪原，尽头的地平线上，参差地同样是没有边际的灰色的白桦林，深沉的土地上跳动着热情和冲动，dance with passion and violent。
《爱之罪》第九章4
开门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狱警进来了，一共五个，全是女的，每人手里握着一根警棍和一把短枪。洛杉矶狱警的制服是浅褐黄色的，胖子穿着显胖，苗条的穿着显苗条。五个狱警都不胖。
“全体站好，准备入狱检查。不准讲话，听见了吗？嗨，说你呢！”一个狱警开始喊话，很凶的样子，她的手准确地指向了一个黑女人。这个狱警，不高也不矮，大约1。65米左右的样子，大眼睛，小翘鼻，厚嘴唇，一头黑发，眉毛干干净净，很像托尔斯泰《复活》里娜达莎混了墨西哥血液生出的女孩子。说实话，她很漂亮，这让我想不通，她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职业——在地狱里值班！
“再说一遍，不准讲话！你们要听从命令，我说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否则惩罚。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如果你们选择惩罚，我们不拒绝。”女狱警的嗓门很高。对着上百人喊话，嗓门不高不行。
崔娥悄悄地蹭到我跟前，低声说，“妈呀，她在说什么？”
她在说你不准讲话！我瞪着崔娥，用手指指嘴，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