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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等我开口，我叔叔就朝我叫嚣开了：“卵钱，屁钱，把整个家当翻给你，你就心甘了，免得你跑长了腿。”随后我叔叔从裤兜里掏出一把皱皱巴巴的钞票往桌上啪地一摔，接着打发叫花子一样地说：“拿去吧，下次再不要来了，我没有开银行！”我没有去取桌子上的那散发汗臭的破钱，轻轻地退出了我叔叔家的门。
我走到门阶上，我叔叔又中邪似的追了出来朝我卖弄嗓子：“不是来借钱吗？怎么给你又不要，嫌少了，也真是的。”我没有回头，也没作声，很从容地走出了我叔叔家的院子。回到家里，我洪峰泻闸似的哭起来。
我感觉我被猛烈刺激过的心灵淤着一滩一滩的血。母亲也陪着我哭，我们母子哭得天昏地暗，痛快淋漓。
后来，母亲奔波了几天几夜给我凑齐了那3000块钱的学费，我如愿以偿地上了远在开封的河南大学，真正成了我们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我上路的时候，母亲对我说：“贫困是暂时的，有一口气就能生活，你要在贫困中争取更好的前途，男子汉要用自己的骨头顶起一块天。”那年我18岁，18岁的我开始懂得了生活的沉重与苍凉，也深知母亲为支撑起我们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家所经历的苦难与艰辛。我发誓从此不再让别人看到我母亲跪着借钱的卑微与辛酸，我发誓从此不再轻易向别人说借。我没有理由自己去作贱自己，我没有必要自己怜悯自己。我要用自强和自尊去拭净所有的侮辱，树起自己铁壁铜墙一般的尊严。
父亲在我还未降生的时候就瘫痪在床。为了给父亲治病，从我上学起，母亲背了一万多块钱的债务。那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得最多的信号就是钱，我时常幻想自己在山里挖到一坛黄金，或是在街上捡到厚厚一沓人民币，连夜里做梦都疯了一般地喊着：“钱、钱、钱，想方设法赚钱。”
在大学里，我除了学习，就是挣钱。我首先向校管委申请，让我包扫教学楼一至三层的教室，每月可得100块钱。大大小小的24间教室，每天中午花一个半小时扫完。晚上干家教。我是幸运的，碰上了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家庭，我每次“授课”都让我吃饭，有时还让我带些水果糖什么的回学校，并且送给我一辆五成新的自行车。我每周去4次，每次2个小时，每月工资160块。干完家教就回宿舍读书或写作。我从上高一起就开始发表作品，上大学写得勤些，每月平均能挣200来块钱的稿费。星期天我又去做商品推销，甚至上街发传单，或多或少能挣点小钱。这样一来，我不但生活过得像那么一回事，而且还能寄钱回去帮母亲还债。我曾写信给我母亲说我现在有了工资，要她别再像以前一样受苦受难了，好好照顾一下我父亲，那些债我保证用3年的时间全部还清。我母亲相信，她见人就说：“如今我总算是轻松了，我仔子赚钱回来帮我还债了，月月有几百块！”那年寒假回家过年，我给家里带些开封特产回去。我母亲舍不得吃，她将我带回去的东西乐颠颠地送这家，送那家，每送到一家都说：“这是我仔子带回来的河南特产，你们也尝一尝吧，天遥地远的东西，难得一吃的，若不是我仔子孝敬我，我连看都看不到哩。”母亲很自豪，我也很高兴。返校的时候，母亲对我说：“仔子，你现在情况好些了，不过要继续努力啊，人的后脑自己是看不到的，无论你怎么富有了，也不要忘记你是苦出来的人。”
大一的第二学期，由于写稿需要，我采访了开封正大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林先生。我们谈得很投机，从不向人坦白真实处境的我，那一次竟然向林先生将自己的一切和盘托出。林先生热心公益，他决定每月给100块钱的无偿资助，让我一个季度去取一次，并反复交代要我主动去找他。他当场给了我300块钱，我不肯收，跟他推来推去弄了好一会。最后林先生握住我的手说：“看得出来，你很自强，这些钱都是我诚心资助你的，你一定得带走。人难免有困难，我曾经也像你一样，能给你一点帮助我感到幸福。我不要你报答，你要报答的是整个社会，将来有钱了，也去帮助需要帮助且值得帮助的人。”当时我不禁双眼盈满泪水，最终我把钱收下了。只是后来我一直没有去拜访过林先生，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我知道只有逃避才能拒绝那笔不属于我的钱。
我不想让别人无偿地资助我，我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处境，我有能力去这样做，也这样去做了。尽管遭受过无法言传的艰辛，但我用自尊与自强树立起了自己的尊严，找到了一种生存的价值。那些本来很冬天很黄连很沉重的日子，却被我过得温暖暖甜蜜蜜轻轻松松。当我们身处困境之中，可以接受别人精神上的善意和真情，但绝不要轻易地接受别人的物质帮助。接受物质帮助不但会减弱自己的自尊，而且容易养成依赖别人的坏习惯，容易使自己脆弱起来。人生的路终究得靠自己去走，自然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命运是死的，人是活的，活的人怎么没有能力把握死的命运呢？别人用脑袋和手在创造美满生活，自己也不废不残，为什么要原谅自己的懒惰？怎么接受别人的无偿给予呢？只要用自己最大的激情去开拓生活，日子就会一天天地蔚蓝，阳光就会每天来拍打我们的脸蛋。回首快过去四分之三的大学生活，虽然很充实，但也有些单调。没有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没有公共场合一呼百应，至今连风靡大学校园的“快三慢四”我都不会踩。不过我无憾，我想得到的基本得到了，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大千世界，有所得就有所失，人在学会执著的同时还要学会放弃。剩下的那四分之一的大学时光乃至整个余生，我将始终以一种穷人的心态和精神去度过，我将以一棵高山青松的姿势在生命的旷野里定格出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阅后感悟
阅读重点推荐：
母亲对我说：“贫困是暂时的，有一口气就能生活，你要在贫困中争取更好的前途，男子汉要用自己的骨头顶起一块天。”
“尽管遭受过无法言传的艰辛，但我用自尊与自强树立起了自己的尊严，找到了一种生存的价值。那些本来很冬天很黄连很沉重的日子，却被我过得温暖暖甜蜜蜜轻轻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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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心声：
贫困是暂时的，希望是无限的，奋斗是无限的。对于弱者来说贫困就像可怕的深渊，而对于强者来说贫困是攀登的垫脚石，是拼搏的巨大动力。有志者会在贫困中争取更好的前途，用自己的骨气顶起一片天；无志者面对贫困总是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并永远趴倒在贫困的脚下。你愿意怎样去面对困难的挑战呢？
你同意我的观点吗？你一定还有更深更好的感受，请赶快记下你闪光的想法，时时提醒自己，将来你必成大器。
粟爱诚：一份特别的亲情（1）
我能够上大学应该归功于我有一个疯妈妈
1975年10月13日，我出生在湖北监利县柘水乡施粟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由于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妈妈在生我时已经虚弱不堪了。奶奶为了给妈妈补身子，偷偷养了一只下蛋的母鸡，谁知两个月后那只母鸡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大大小小的批斗会让妈妈喘不过气来。偏偏在这时，比我大7岁的哥哥患上了小儿麻痹症竟瘫痪不起，妈妈再也经受不住这沉重的打击，突然神经错乱，把家里的锅碗瓢盆打得稀烂。爸爸带着妈妈四处求医，负债累累也无法让她清醒过来。妈妈疯了以后，年近70岁的奶奶便挑起抚养我和照料哥哥的重担。
妈妈发疯时乱砸东西但从来不打我，即使这样，幼时的记忆恐怕永远会像梦魇一样留在我的脑海里。大约在我3岁时，妈妈一路上唱着歌，竟拖着不谙世事的我流浪到离家200多公里的岳阳地区。在那里我们被警察收容进了收容所，又冷又饿的我差不多奄奄一息时才被爸爸领了回去。
在我稍稍大些的时候，妈妈同样不会给我带来好运。有一段日子，妈妈出门常常挟三带四地抱些萝卜白菜回来，那麻烦便像黄蜂群起似的盯住我们家。前来“相骂”的村邻双手叉腰、唾沫横飞几乎要把我们家的小屋顶掀翻。口齿笨拙、为人老实的爸爸就是一声不吭地抽闷烟，吓坏了的我便飞快地从屋里抱出疯妈妈“偷”来的蔬菜瓜果，小心翼翼地摆在别人面前，却被一名壮汉狠狠地踢了一脚。结果，瘦弱不堪的我重重地摔在地上，后脑勺留下了一块永远无法消除的大疤痕……
在我比同龄人懂得更多的人情冷暖后，奶奶走一步歇两步地将我送到学校。就在这时，我才开始感觉到疯妈妈对我竟有一分牵挂。妈妈几乎每个星期都要绕过十来里的水泊走我们不愿意走的旱路来学校看望我。妈妈每次来时便被小朋友们围住，一齐唱道：“疯子疯，邋遢鬼……”并向妈妈身上乱扔土块。每当这时，我常常一个人偷偷地躲在教室一隅流泪。有几次，我冲出教室，可拉也拉不走妈妈……
在一种压抑的气氛里，我的性格越来越内向，脾气越来越古怪，几乎从不主动跟其他的小伙伴来往、玩耍。倒是书本给我增添了不少生活的乐趣，从小学到中学，我的学习成绩一溜烟蹿上来，家里四壁被各种奖状糊得一片荣光。可是，谁也不知道在我那幼小的心灵上有一层无法抹去的忧伤，不知道多少个夜里，我摸着后脑勺上的伤疤，恨起妈妈来……
1991年清明节那天，卧床16年的哥哥终于闭上那双木然的眼睛。当我们痛哭流涕时，疯妈妈却在一旁傻傻地笑。不久，在我升入高中时，多年不曾生育的妈妈为我添了一个可爱的妹妹，她那圆圆的脸蛋上挂着甜甜的微笑。也许这微笑感动了上帝，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妈妈平静多了。
在我读高二的一天晚饭后，几位要好的同学邀我出去逛街。在那个小镇上的一处垃圾堆附近，我看见蓬头垢面的妈妈正抱着脸上满是炭木灰的妹妹在捡烂水果。我那小小的尊严立即深深被刺痛，鼻子一酸，便噙着泪水跑开了。那时，爸爸已经到新疆打工去了，还有谁来管妈妈呢？
以后，我害怕上街，除星期天回家拿米拿菜外，我几乎从来不出校门，即使生病了也宁愿躺在寝室里而不去找医生。但是周围不少关于妈妈的议论却不时传入我的耳朵里……听着听着，我心中的血在一滴滴地淌下，妈妈呀，你疯了，到处乱跑也好，偏偏还带着妹妹造孽呀！
两天后的晚上，当我在教室上自习时，天突然下起瓢泼大雨来。想着不到两岁的妹妹和疯妈妈还露宿在街头，我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我借来电筒和雨伞后，像疯子一样冲进雨幕中。我找遍了所有的垃圾车、车站、商场、居民区，甚至连公厕也没放过，可哪里有妈妈的影子！当我绝望地往回走时，却发现妈妈紧紧地搂着妹妹蹲在校门口的屋檐下。我搂着冻得哆嗦的妹妹哭了。在几位同学的帮助下，我们连夜将妈妈和妹妹送回十几里外的家里。
在我升入高三不久，妈妈的病突然发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厉害。她将妹妹锁在屋里后便到处跑。后来竟一点消息也没有。从新疆赶回来的爸爸四处张贴“寻人启事”也得不到半点回音。这时，我虽然被功课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在许多夜里，我常常在心里呼唤：“妈妈，你在哪里？”可是一年的时间快过去了，仍没有妈妈的半点音讯，以至我们全家都认为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
第二年夏的一天，正当我为冲刺高考而紧张复习时，突然听见楼下有人喊我。啊，是妈妈的声音！我跑下来一看，果真是妈妈！又黑又瘦的妈妈一手提着满满的一罐咸鱼片，一手牵着妹妹来看望我。这以后，疯妈妈就经常带着我所喜欢吃的东西来看望我，并不时地拿出乡下人常说的“跳农门”老话来鼓舞我。妈妈这次回来之后，虽然依然疯疯癫癫的，但她对快要升学考试的我多了许多关心。能读书识字的妈妈说这一次她终于见过大世面，她回忆起这一年自己所呆过的地方好像是郑州火车站，我们真无法想像妈妈这一年在外面是怎样生活的。
不久，我以远远超过录取线的成绩被湖北大学录取了。爸爸说我能够边担粪桶浇菜畦、边考进大学，应归功于我有一个疯妈妈。
我的大学生活像上足了劲的发条紧张地走着
1994年9月10日，舅舅从我的几个表哥家里收集了七八套虽旧但整洁合身的衣服给我，伯父10年前结婚的一只红皮箱还够结实也给了我。这样，我又怀揣着东拼西凑的2000元学费独自一人来到江城沙湖之滨的湖北大学。这时，我满脑子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我以为生活开始向我微笑。
粟爱诚：一份特别的亲情（2）
在开学的第二天里，我无意中从室友用来包衣服的旧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说汉口一家康复中心对像妈妈那样间歇性的精神病医疗效果颇佳，便激动不已地剪下那份广告，并暗暗发誓一定要尽快将妈妈接到汉口来治疗。但是我的梦很快被击得粉碎。我到那家康复中心咨询时，得知每个疗程至少要花2000元左右，这让我瞠目结舌。事实上，作为全班最困难的特困生，我早已感觉到贫困的威胁远远出乎自己的想像力。那时，交足了一年的学费剩下的钱还不够别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幸好在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很快在武昌积玉桥找到一份家教，每月可以拿120元钱，学校也开始给我每月发放30—50元的特困补助。为了减少开支，我拒绝了同学们一起爬山、逛公园、上舞厅和看电影等娱乐活动的邀请，常常用一两个馒头就着开水算作一餐饭。
但天有不测风云。1996年夏，一场罕见的洪涝灾害袭击了我家乡所在的江汉平原，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投资近2万元的鱼塘被暴雨洗劫一空。这2万元中有近1。2万元是高息贷款，另8000元则是亲戚朋友的借资和父亲喂鱼10多年蓄养下的鱼苗折价。这是我们家的“灭顶之灾”。年近半百的爸爸一夜之间头发白了许多，80岁高龄的奶奶更是欲哭无泪，疯了20多年的妈妈只会挤在小孩堆里看热闹，不时地拿树枝从水面上挑起发臭的死鱼，而近30亩的鱼塘的辽阔水面已将我的头脑冲得白茫茫一片……
梦醒的第二天，我回到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我想通过打工来凑齐学费。我带着学生证和身份证，从武昌的解放路到彭刘杨路，到汉口的武胜路、解放大道、黄浦路再回到武昌的徐东路，可是没有哪一家餐馆营业部招聘我；在武胜路新华书店门前，我冒着酷暑站在太阳底下两天，却没有等到一个家长为孩子请家教；有一整天我靠两元钱买来的劣质苹果充饥……
那天晚上，想到自己念中学时，爸爸不听别人劝阻坚持送我上学的种种往事，想到已到入学年龄的妹妹将无法上学，更想到我那受苦受难的疯妈妈，我一个人偷偷跑到沙湖堤坝上痛哭了一场，从未有过的绝望和无助阵阵袭来……
所幸的是第二天我在学校门口的小面馆里找了一份工作——帮助掌厨小姐洗菜、切菜、打下手，面馆包三餐饭，每天五元钱。虽然每天10多个小时下来，我已头昏脑涨，但从未有的充实和幸福开始占据我的心灵。
在开学的日子逼近时，我彻夜难眠，难道社会就这么狠心地抛弃了我们全家吗？最后，我不知哪来的勇气找到省民政厅信访科，我说我家户口原在施粟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