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春荒开始的时候，石陂公社曾出现有些大队的农民抢附近仓库粮食的事情。原因是有些小队的农田被山洪淹没了，但又没有减少征购粮。而多数农民因在冬天开河挖渠的时侯已超吃了粮食，大家挨不了饿，几个小队的贫下中农便联合起来向公社粮站要回荒废土地的公余粮。他们打开附近仓库把几千斤谷子担回小队去。公社便把为首的几个农民抓起来关了。这件事情后来闹到县里去，县委指示立即把这几个农民放了，又指示县粮食局迅速给这些生产队发返销粮，才没有把事情扩大，但公社书记受到了批评。黎书记现在怕的是上级的批评，他没有考虑到农民的痛苦。
“已经有人说，他们这样做是搞资本主义！”黎书记说到最担心的地方。
“当前农民正闹饥荒，我们要利用农民自己的积极性去解决，切不要把包袱拿来自己背，因为我们已经背不了啊！”范书记说，“岭塘大队没有向公社要返销粮，这便是自力更生的一个例子。我看，即使他们就是搞资本主义，也搞不到哪里去。我们全县还有二百多个不搞资本主义的大队嘛！”
他最后指示，在岭塘大队的农民着手去解决“两多一少”的生产问题的时候，县和公社应派人具体去帮助和引导他们。
于是，工作组就下来了。
易天华发现，工作组并没有像过去那样“狠抓阶级斗争！”他们没有把干部和社员对立起来，也没有继续再斗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从县商业局来的工作组长郑作宏说，根据县委范书记的指示，工作组要通过帮助生产队搞好生产管理来促进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发展，实现安定团结，把生产经济搞上去。看来，为了使挨饿了十几年的农民能捱过苦日子，这一次大家都想在一起了！吹了北风吹南风，这一段日子，似乎各样工作又开始有往年恢复生产的做法，慢慢地走向正轨。
这一年的两个荒月，由于有包产归己的冬种作物的收成，岭塘大队社员的日子比任何时候都过得安静。
转眼到了夏收，农民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一造风调雨顺，夏收分配结算，岭塘大队不但平均亩产达到了八百多斤，而且劳动力人均收入竟达到百元以上，一跃成了全公社和全县的冒尖队。
这一天，正是立秋日，县委范书记一个人悄悄地来到岭塘大队翻身生产队。他先到屋前屋后走走看看，看到生产队的几十亩农田全部都已在几天前插完了秧，禾苗开始长茎发绿，这是今天在其它大队还看不到的。许多大队的秧还未插完；再来到屋门前，看到生产队正在门前的池塘里捕鱼，只见一条条鲜活的大鱼在池塘里跳跃着，一群儿童在池塘边欢呼雀跃。鱼塘包产户告诉他，这是他们第一年有自己养的鱼，每个社员最少都可以分到两斤；他又走进屋里，看到生产队的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十分干净，成年妇女们都在家里忙着蒸糕，而年轻人和半大的小学生有的在织藤椅，有的在织鱼网。“立秋前，莳完田，”整个岭塘大队的莳田比其它大队抓早了近十天。各生产队实施了分组责任制后，社员的生产变得自觉，完全不用上面统一指挥，也没有生产队再敲梆上工了。现在，忙了一个月多的夏收夏种后，社员们正一边欢欢喜喜的准备过个庆“圆田”功的立秋节，一边又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副业生产。这是多么热闹而欢快的场面啊。他感到，多少年来，他在农村都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生动和快乐的景象！
没有人认识他，他高兴地与社员攀谈和讲价钱。人们看他的样子，以为他是找上门来买藤椅的司机。他悄悄的来又悄悄的走了。他准备回去以后再派人来作个认真的调查研究，看看这种群众自己创造的生产形式和生产管理究竟有哪些优势。自恢复职务之后，他觉得自己在位工作的时间不长了，但他一直炯炯于怀的还是农村的贫困。他看到，这两年来盲目的“农业学大寨”把农村经济破坏得体无完肤，整个农业经济都在崩溃中挣扎。他深深地感到了自己身在其位而不务其“正”的惭愧和痛苦。自邓小平复出以来，提出“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反修防修”，中央开始采取各项措施全面整顿经济，这是使人感到十分振奋的。看来，经过这些年来的教训，上面已开始求实。全国各地都到了应该抓生产的时候了！使他感到高兴的是，通过一段时间来的深入调查了解，他终于发现了当前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希望所在。他觉得，眼前，翻身生产队所萌发出来的这种“两多一少”的管理，就是当前把农村经济搞上去的有效方法。它能使经济效益直接与生产者的自身利益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农民对土地的投资，培养了地力。它既协调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分工和合作关系，又充分利用了农村各种经济的社会资源，发挥了平原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它改变了过去自从有公社以来生产管理混乱的状况，能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瞎指挥生产和用行政命令去代替客观经济规律破坏农村经济的许多弊端。它是农民在集体经济下求生存求发展的一种创造。
然而，他知道，这种依存于集体经济的“两多一少”虽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是当前发展生产，解决温饱的好方法，但由于它与“三自一包”同出一穴，都是通过现实的“自”和“包”去强化个体在生产中的积极作用，反对多年来已被证明错误的却又一直被坚持的“大锅饭”、“一拉平”。这就触及了十分敏感的所谓“上层建筑”的问题，触及了当前政治思想领域中上级领导曾经唯心地一直坚持肯定或否定了的一些问题，就必将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甚至会招来全盘否定的灭顶之灾。对待这种新生事物，他感到不能宣扬，只能加以保护，并让它进行局部的实践和试验，最后让事实说话。他相信实践识真理，而真理的力量永远是无穷的。一个生产队能影响一个大队，一个大队能影响一个公社，一个公社能影响一个县、一个地区甚至整个社会！
没有不透风的墙。几天之后，人们还是知道县委范书记来过翻身生产队。有人说，见到他曾在田埂上走了几转，这里瞧瞧，那里看看；有人说，见到他走进农家，曾尝过社员蒸的甜糕和煮的汤圆；又有人说，他曾经向织藤椅和织鱼网的社员问过销路，讲过价钱，算过他们的收入，还夸他们的手艺好，质量实在。但是，生产队长李素琼和大队书记易天华却都不知道他的到来，也没有见到他。不过，他们从社员的口中知道，县委范书记一直是很高兴的。看来，上级领导不会批评他们。
一个新的生产管理方式在岭塘大队实践着，并且，迅速向附近的一些大队和公社扩展。有些一直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队小队也自然地在不同程度上多多少少的开始搞起了“资本主义的门道”。但是，由于上级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政策规定，所以，经过一年两造，各地的情况就产生了许多变化。
例如分给社员养猪地，上面没有明文规定准不准分，或该怎样分，分多少，但社员却一致要求要分。因此，各个生产队便各有各的做法。有的队分给社员水稻地的，也有分给旱地的；有的队暗中分多点儿地的，也有相对分少了地的。但不管怎样分，毕竟社员每户除了自留地外还有一块猪地，自己可以耕种的土地增多了。于是，就像鸟儿有了自己的窝儿那样，它们开始认真营造自己的小窝，因为那儿才是他们自己的天地。不少社员总是先自己地里的，然后才是生产队的。有些社员分到了猪地又不养猪，或只是养小猪，但用猪地去种菜种薯苗搞买卖。因此，即使是农忙季节，队上的活儿既做不好也抓不紧，出工的人稀稀落落，以至常常误过了农时。由此，许多生产队长急得天天都要骂娘！
又例如搞副业，有的生产队把上交的副业款定得高，也有的定得低；有的副业户规规矩矩按合同交款，但也有不能交款的，或又有担心上交了的副业款被队干部贪污而不愿交款的。横竖大家都是贫下中农，就是不交副业款，队长又能奈你何？所以，有一些生产队终于无法定副业合同而随之任之。但不管定合同与否，大家都知道在家里养鸡都比出工好，搞副业是一条生路。因此，搞副业的社员越来越多，没有人是一心在队里耕田种地的。于是，耕作既失农时，作物又缺细心的管理，农田又缺肥料，集体生产便越来越差。由此，那些没有条件搞副业的社员便越来越穷了。
又如分组作业，有的生产队把“四定”定得比较详细合理，也有的生产队的“四定”存在许多漏洞和争议。由于收成后的生产分配有高低，便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人与人、组与组和组与队之间的一些矛盾。于是便有的作业组又再分叉的，原来的大集体便逐渐分小了。由此，有些生产队表面上勉强维持着架子，但实际无法管理集体生产，面临解体。
人，本是有独立思想的自由的个体。这些个体中，又组成了有共同利益和感情的小家庭。这些家庭，便是相互竞争的小群体，犹如在一定空间一定地域里的一条条的藤，一棵棵的树。这种竞争，使得人类生生不息，不断创造财产，不断发展进步。这是自有人类之来的一条生存规律。但是，二十多年前，毛主席发明了“走集体化道路”，把一百几十个人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环境，在同一个大集体里，同吃一家饭，同在一块地里劳动生息，要大家过同一样的日子，并把这叫做“共同富裕”。毛主席教导说，这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它能有效地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天梯。从组成农业合作社开始，发展到人民公社，二十多年来，这种“集体化”被人为地一再坚持并愈演愈烈，终于使得作为劳动者的个体没有一点儿劳动的积极性，因而造成了社会生产衰退的现实。几亿万人民年年在饥饿中挣扎，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举国贫困。经过近二十年苦难的教训，物极必反，人心思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队体制面临解体，这本是一种必然的趋向。这种趋向，实际证明了“走集体化道路”、“共同富裕”的那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彻底错误和失败。
然而，在经过“反右派”、“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后，“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那个极端时代，伟大领袖的英明指示岂能有错？毛主席举起的红旗谁也不能怀疑和反对。谁要是反对就打倒谁！由此，便产生了所谓“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路线斗争”。于是，在“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施全面专政”的口号下，便有“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和“个体发展，集体衰退”的理论，便有“要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造成资本主义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的主张，便产生了强制性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和运动，提出宁要那些在生存竞争中已频临枯萎的“社会主义”的“草”，不要那些在自然竞争中长得有些生机的“资本主义”的“苗”的响亮口号。农村里，有大多数因在集体体制下无法发挥个体积极性而彻底破产了的农民，也有少数在保持集体的体制下却能寻求发挥个体积极性的办法而得到适当生存发展的一些农民。在生存竞争中，他们之间便产生了新的差距，成为新的矛盾和斗争。在越穷越革命的时代，可怜那些日子稍为过得好一点的农民便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户”。他们便不可避免的又成了大逆不道的“新生的资产阶级”，成了“无产阶级”打击的对象！石陂公社岭塘大队翻身生产队既是全县的冒尖典型，它便自然地处在这场斗争的刀刃之上。范书记担心要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前些日子，当许多生产队的社员都揭不开锅盖的时候，人们看到，翻身生产队社员的生活却似乎越过越好。不少家庭都有了单车和收音机，有些青年还戴起了闪闪发光的手表。走进屋里，人们到处可以听到收音机里播出来的歌声。屋背的空地上已建了几间新房子，土改时分的房子经过二十多年的岁月，现在已不够用，有的家庭为儿子娶媳妇已作好了准备。外队的姑娘都愿意嫁到这里来，因为这个生产队的社员有饭吃，工分报酬也高，去年一个劳动日竟有七毛钱，做这儿的媳妇有新房子住，还有几套新衣服穿。
周昌年的两个儿子也结了婚。这几年的藤椅生意虽然到处受管，时常被没收或被低价收购，但靠着儿子做生意的机敏和一家大小的勤劳节俭，总算能求得一家的温饱，并且还稍有积蓄。他眼看两个儿子都过了二十五岁，到了结婚的年龄，便也在屋后建起了两间平房。婚事说难又不难，靠着媒人说合，又有较丰厚的身价银，又处在较富裕的生产队，家里两年便办了两桩亲事。大媳妇是地主家庭的女儿，结婚一年后就生了个儿子，夫妻恩爱，家庭和睦；二媳妇李月英却是福星大队贫农家庭的女儿，生得长挑身材，容貌端庄，但结婚才两个月，就住在娘家不回来，弄得二儿子周伟文神魂颠倒，不可过日。据说，娘家的家里穷，几年前，父亲曾经把她许配给同村的一个名叫伍水华的青年，代价是伍水华的父亲给了他一担谷子。后来，李月英的父亲患病死了。伍水华三年前参了军，但在她结婚后的一个月就复员回来了。当他知道自己心爱的女人嫁了的时候，十分恼怒，便到她娘家去闹。结果，周伟文再给了丈母娘一千块钱，丈母娘又给伍水华家里赔了三百元，才算息了事情。
不想，这件事情并没有完。几个月后，周昌年竟因这件事情搞得家散人亡。
那一年四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再一次撤消了邓小平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发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当时，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被“四人帮”喻为是八百多年前《水浒传》中搞复辟的山寨主宋江，说他主持整顿国家经济工作患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错误。于是，一些已经习惯了“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人们便立即闻风而动，深入进行批判“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各地各单位唯恐落后，纷纷联系实际找出“右倾翻案”的靶子来进行批判斗争。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指导下，上层领导认为，当前农村的自发势力十分猖獗，它严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农村的阶级斗争已变得越来越残酷和尖锐，这是邓小平取消阶级斗争的“三项指示为纲”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成果，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狠狠打击这些自发势力，要对它们刮一次“十二级台风”！
于是，在广大农村中，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
徐昌县的农村自发势力的典型是石陂公社的岭塘大队，岭塘大队的典型是翻身生产队。那一天，由县革命委员会的宣传科科长易志雄带队到了石陂公社，对岭塘大队翻身生产队的副业户进行了“地毡式”的扫荡。他们在大队民兵营长刘古泉和几个民兵的配合下，没收了手工副业户的原料和工具，没收了饲养副业户家庭的三只以上的鸡鸭，并也对一些没有定合同的副业户进行罚款，没收他们的新家具和财产。工作队员都是一些单位的青年和刚从部队回来的复员军人。他们敢想敢干，敢打敢斗，一切行动听指挥。所到之处，噼里啪啦，雷厉风行，一时弄得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