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管制了三四年之多。接着，在“一打三反”和结合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又差点儿被公社贫宣队长许载迪诬为参与策划“叛国投敌”事件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受到公社文革领导小组的“通缉”而落魄亡命。一个朝气蓬勃的年青干部，一个什么坏事也没有做过的人，由于“斗争”的需要，竟然无端就变成了“阶级敌人”。一张白纸，被肆意涂上最肮脏的狗屎。此情此境，真是令人身心俱碎！但自“九大”之后，情况便开始有些变化。到了“九大”召开的时候，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已经被打倒，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但全国上下却还在为此而狂乱着，并且，由于打击面太大，乱得大有一发不可收拾的趋势。于是，毛主席便在“九大”会上发出指示：“要安定团结，”“多团结一些人好”，“有些地方抓多了人，这个不好；至于犯走资派错误，那更不能抓”。由此，许多在过去“无非是跟着刘少奇那种路线走”的人，经过一场“脱胎换骨”的斗争之后，便不能当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那样去对待了。有关组织认为，既然易志良是“跟着走”的人，便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属于“受蒙蔽无罪”；而其它罪状又一时落实不了，就只能按照政策“挂起来”。故“九大”之后，他虽然仍在公社窑厂劳动，却长期没有人再去过问他。及至到了“九·一三”之后，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他属于“犯了错误”的新干部，是团结的对象，应以教育为主。至此，历经五年半的无端磨折，他终于得到了“解放”。当一九七二年的元旦来临的时候，易志良离开了新兴公社窑厂，被安置到县的水库农场去任农场的会计。
其时，张滔已不幸病逝。张滔因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被逮捕后，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服役。那年十月的一天，他在劳动的时候突然感到肚子痛，但身上却没有带药，便坚持捱到放工休息。可是，回到监狱之后，喝了些水，肚子便开始剧疼，吃药也止不了。狱友见他疼得打滚，便连忙告知管教人员。管教人员立即报告值班领导。值班领导带了一个卫生员来看看，此时，只见张滔勾曲着两腿，脸色苍白，大汗淋漓，他正咬紧牙齿在忍受着疼痛。听他哼声低微，卫生员告知值班领导耽误不得，便决定先用三轮车把他送到附近的县人民医院去治疗。县人民医院经过检查，判断他患的是阑尾穿孔弥漫性腹膜炎，急需开刀。但因县医院外科开刀的老刀手是“反动的学术权威”，还在“靠边站”，造反派的新刀手又没有经验，不肯对犯人负此责任，便只得将他转送百多公里外的监狱医院。可不巧监狱仅有的一辆车子刚好又外出去了，于是，一拖就过了半天，张滔开始呕吐和发烧。待车子回来把他送到监狱医院时，他已经高烧休克，不省人事了。最后，因延误时间太长和身体太虚弱的关系，不能耐受手术治疗，终于不治而离开了人世。当陈兰英突然接到张滔的死亡通知书时，犹如一下子坠入了深渊。她没想到张滔一去竟成了永别，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忧伤和悲哀，睹物思人，哭了几天几夜！
此时，学校工宣队早已把陈兰英定为地主分子，把她清除出队。张滔死后，陈兰英只身一人，已不能留在学校，便要遣送回农村去。于是，那一年的年底，一个凄冷的上午，学校工宣队派人把她送回岭塘大队。
腊月天气，日头虽已有半天高了，但仍然寒气飒飒袭人。这一天，社员们忙着给厕所里的粪坑担水。这福源楼的厕所在屋子的西侧另起一栋，一共有十个粪坑，但真正搭了桥板可用来做厕所的却只有一半，其余都空着，用来沤草积肥或堆放鸡粪猪粪。冬种作物就要全面施肥了，每个粪坑都要注满水来沤肥。门前的禾坪上，易凌胜正坐在凳子上，一边给挑水的社员发竹签子，一边翘着双腿在抽烟。太阳晒在他光溜溜的圆头上，闪闪发光。这些年来，他既当翻身楼生产队队长，又兼做记分员和会计，正是大权独揽，说一不二。每当社员集体挑担的时候，他都亲自负责发签。挑一担发一支签，这样，便没有人偷懒，否则，这几个粪坑十天八天也注不满水。别看这些小小的用红纸染过的签子是竹子做的，那些娘们可紧张了，她们当它就是纸币。收工的时候，他就可以收签登记入簿，日后再给她们计算工分。这本工分簿是那些娘们的命脉，只要他掌握了这本簿儿，她们就都象羊羔般的听话。当然，他发签儿既不辛苦，又同样可以拿到最高的工分，并且，有时他还可以坐在凳子上悠哉优哉的抽烟和喝茶。当他正抬起头，色迷迷地欣赏着那些娘们扭捏扭捏的挑担姿势的时候，忽见大队治保主任刘古泉带着陈兰英从田那边走来，便站起身来迎了上去。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易队长，陈兰英回来当农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刘古泉介绍般地说
“欢迎，欢迎！”他站起来皮笑肉不笑的说道。鼻子吼了两下，骨碌碌的眼睛在陈兰英浑身上下打量着。
他发现她还是那样的美丽漂亮，虽然岁月的沧桑在她的眼角留下了几条浅浅的皱纹，但那桃花一般含笑的眼睛，那仍然洁白嫩滑的肌肤，那端庄的面容，还有那丰满而柔美的身段，无处不流露出那种成熟的丰韵。看着，看着，一股骚情悄然潜进血液，他似乎忘记了刘古泉的存在，只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不转。
“她是地主家属，上级交代，要按照单位精简下放人员对待，与社员同工同筹。你要安排好她的生活和劳动。”刘古泉歪着嘴，邪笑着交代政策。
“好的，同工同筹，社员对待。”他机械地重复了一次，鼻子又吼了两下，回过神来说道，“住的地方我早就安排好罗，自己打扫一下就成！”
原来，前两天在大队开会的时候，刘古泉就告诉他关于陈兰英要送回生产队来的消息了。这是他意料中的事。他给徐昌高级中学写检举揭发信那会，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到来。现在，这只美丽的雌天鹅终于又回到懒蛤蟆的面前来了，他打从心眼里要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自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不但自己在四清时贪污的事被平了反，退赔了的钱又拿回来了，而且，那些曾经与他过不去的人，一个个都被打得落花流水。更且，自己又当了队长，儿子也当了官。这些年来，有贵人扶持，自家的事情件件得心应手，万事胜意，正是时来运转，“行运行到脚趾公”哩！
陈兰英的三间屋子早已被易凌胜霸占去了，但他不愿意分还一间屋子给她，他叫陈兰英到生产队屋侧的那间牛栏房里去住。既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回来就得听话，他要让她先喝一喝辣的。
翻身楼的屋侧，有一间灰石垒基，土砖为墙的屋子，过去福源楼用来堆放杂物，后来生产队用来做牛栏。这几年生产队耕田不用牛，请大队的手扶拖拉机来耕作，牛栏便空着没再用。治保主任刘古泉交代了后便走了。陈兰英没有说话，拎着简单的行李，跟在易凌胜的后面，走进牛栏房里。她举目一望，只见屋顶墙角，到处布满蜘蛛网，多年积聚的灰尘一串串一搭搭的挂在房顶和墙壁上。屋里放着两张她早年用过作睡床的铺板，地面烂糟糟的。一股骚臭味直往人的鼻子扑来，她的眼睛感到有点儿刺疼，便扑簌簌地流出眼水来。
“毛主席说，‘概（既）来之，则安之’罗！”易凌胜冷笑了两声，鼻子再吼了两下，便捂着鼻子走了。“‘概’来之，则安之”是印在一包胃疼药的包装纸上的“最高指示”，是他最近买这药来治胃疼时才学到的，正好在这个知识分子面前活学活用。
陈兰英失神的坐在铺板上，心里有说不出的凄凉。她离开了这个伤心的地方已经十七年了，现在，命运又要她再回来。这里是阶级斗争的策源地，到处是饥饿和贫困，到处都睁着血红的眼睛；有吃人的魔鬼，有陷人的深渊，有残酷的刑役。她知道她现在被赶到有人挖出来的鸿沟那边，像许多人那样，是新时代的奴隶，是被圈定了的罪人，应受鸿沟另一边的人欺压。这叫“阶级斗争”。只有存在这种斗争，才能使这贫穷饥饿的天下太平，才能有挑动起斗争来的那些人的“其乐无穷”。为了这被蓄意挑动起来的斗争，在枪刀和棍棒下，被圈定的人们只能低头做奴隶，去过罪人的日子。命运要她下地狱，她一个弱女人又有什么办法啊！她像一只疲惫的鸟儿，四处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她不敢想象将来的日子怎么样过，她只能考虑现在该怎样在这里搭个窝来栖身。
门外忽然出现了两个中年女人。她们一前一后的走进来，热情地执着她的手问短问长。
“兰英，不要担心，俗语说，出了山口有大路，我们大家会帮你！”一个名叫李素琼的嫂子说。她早先在塘那边就看见陈兰英回来了，便约了婶子一齐去解手，把挑的空担子放在外面，拐个弯儿就来见见她。这牛栏与生产队的粪坑只隔了一条巷子。
“人家有屋不还给她，要她住这个肮脏地方，这条老骚狗没安好心，不得好死！”另一个叫何桂珍的婶子手指着外面骂道。
“唉，现在生产队里他就是皇帝。俗语说，住在底檐头，不得不低头，先暂时委屈一下过日子吧！”素琼嫂子安慰道。她的娘家也是富农的成分，所以对此深有体会。
“我就看不惯那些龇牙咧嘴的人。他们不忧愁吃饭，成天找人欺压，作威作福！”何桂珍愤愤不平地说。
“没有欺压哪有饭吃？这叫做阶级斗争！”嫂子小声地说话。
“我不知什么‘鸡脚’、‘鸭脚’斗争，无非是恶狗咬羊般的倚强欺弱的嚎叫！”何桂珍一边挥手，一边大声喊着，许多唾沫星子喷落在地上。
陈兰英的眼眶红了，鼻子酸了。泪水浸湿了她的眼睛，扑簌簌地掉落下来。良言一句三冬暖，在这个时候听到她们的心声，她感受到了巨大的安慰，觉得那破碎的心被人轻轻的呵护了起来。毕竟世界上还是有不少好人，他们虽然只知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知道下雨了要穿蓑衣，天热了要戴竹笠，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耕田吃饭更重要的事情，但他们却有着朴素的爱憎和善良的感情。对他们来说，所谓要天天讲，日日讲的念念不忘的那些谆谆教化，已经听惯了，听厌了；而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受着那些口中念念有词的恶人的卡压。因此，他们觉得这世界很不公平，没有什么道理。他们对弱者有着深切的同情。放工之后，李素琼和何桂珍相约了几个妯娌，用了一个中午的时间帮助陈兰英打扫屋子，并给她搬来煮食的家伙。
经过一番打扫，原来象屎坑般的牛栏换了一个面貌。坭砖墙壁虽然没有用石灰沙坭批荡过，但也没有破损的地方，一块块土砖砌得十分齐整。房屋高朗，阳光充足，只是门窗破烂，地面也不干爽。
下午，她的女儿周芳芳和养母陈洁珍带来一些吃的和用的东西来了。她们同时还请了一个木工来修理门户。女儿周芳芳已二十岁，出落得象一个下凡的仙女。她的头发很长，一直光滑地披到肩后，就像水一样的泻下来。那白中透红的鹅蛋型脸蛋嫩滑得象鲜熟的苹果，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忽闪忽闪的象两颗晶亮的星星，那端正的鼻子，那樱桃口和雪白而整齐的像玉粒一般的洁齿，无一样不象她母亲当年的俏丽。文化大革命这几年来，她参加过红卫兵，曾跟着许多同学们到处煽风点火，横冲直撞，打打杀杀，高喊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林副主席，威风一时。可是，当那个曾经被全国人民选为国家主席的人和一大批“走资派”被一顿蒙头的闷棍打倒之后，她和她的同学不久便也跟着在火热的斗争中销声匿迹，据说已是到了他们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了。于是，大家作鸟兽散，并逐渐从狂热中清醒过来。他们中有许多人觉得自己被人利用，被那些冠冕堂皇的话语耍弄了。这时，养父周树青也在县商业局里被打为“走资派”，挂着大牌子游街示众。那天，她看见善良的养父被剃了个十字头，背上插着木块标签，颈上吊着在狗名上打了红笔×的牌子。她回来哭了一个晚上，终于想清了许多道理。她开始憎恶那种为了达到权力的目的，总是利用一些人去打倒和欺压另一些人的政治。这种政治没有道义，没有真理，有的只是丧失人性的斗争和冠冕堂皇话语下的权欲。从此，她开始同情自己的受苦受难的生母，并且，在养母陈洁珍的怂恿下，她勇敢地到学校里去探望她，常常给她带去一些吃的和用的东西。这是陈兰英在这些日子里感到的最大幸福和安慰。
这些天来，她自知道母亲要回来的消息后，便与养母一直关心着这件事情。李素琼的老公在公社供销社工作，原是周树青的下属。平时她与陈洁珍亲若姐妹，所以，一吃完饭，她就叫孩子来报信了。
“妈妈，我不信天没有放晴的日子，你不要难过！”周芳芳对母亲说。
看着眼前已经懂事的孩子，陈兰英激动得热泪盈眶。许多辛酸和痛苦一齐涌上心来，她不禁紧紧地抱着女儿，失声痛哭起来。
周芳芳感受着凄切的母爱，这是她多年来的渴念。她两肩搐动着，伏在母亲的怀里泣不成声。
“妹子，俗语有说，‘藤断自有篾来驳’，你现在儿大女长了，往后的日子正看好哩！”一旁看得伤感的陈洁珍也忍不住流出眼泪。她揩了揩眼睛，走过来安慰道。
陈兰英抹干了眼泪，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她转过身来对陈洁珍说：
“今生今世，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来感谢你啊！”
“唉，做人谁能保没有灾难呢，过了就会好。往后要是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们！”陈洁珍关切地说道。
“明天再买点水泥，请个泥水师傅来铺地，这屋子就可以住了。”李素琼在一旁说。
大家忙了一个下午，终于把陈兰英的新居安置好，门窗也装得实在了。第二天一早，陈洁珍叫人担来了几包水泥和沙石，当天就把地面铺好。这些天，陈兰英都在陈洁珍的家里跟女儿住在一起，她那凄苦的心灵得到了暂时的解脱。周芳芳和陈洁珍热情地招待她，使她感受到了这些年来从未有过的安宁和清静。
几天后，陈兰英回到牛栏房里。灰亮的水泥虽然已把腥骚的气味盖住了，但从窗口却一阵阵的吹进来不远的粪坑里的臭气。新的生活开始了，她白天参加队里的劳动，一天三餐回来自己煲粥或煮饭。社员们这个今天摘给她一些小菜，那个明天拔给她一些萝卜番薯，日出日落，便又过了些时日。
这一天放工之后，陈兰英卷起裤腿在井边打水洗脚。她还没有把腿上的泥巴洗干净，转过身来，却见易凌胜站在一边正贼溜溜的睁开两只眼睛瞟着她那雪白的小腿。她不敢再洗，连忙走开。
“陈兰英，你今晚不要那么早闩门，我去给你计算工分。”他急急追上来说道，公鸭般的嗓子发出了颤抖的声音。
她没有理睬他，一回到家来，就紧紧地把门户闩上。这些天来，她看到他总是瞧着她吞口水，犹如想把人嚼碎吞下去一般。一对闪动着鬼火一样的红眼睛令人见了就提心吊胆。她知道这是魔鬼又要吃人的信号，但她不害怕。她现在已有着一股复仇的勇气。为防万一，她不脱衣服睡觉，并把菜刀放在枕头的下面，随时准备自卫。
可是，到了夜里，她却又感到了恐怖。生产队里，忙碌了一天的社员早已闩门闭户，熄灯就寝了。孤立在外面的牛栏房显得十分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