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几个人负责敲锣打鼓。“咚咚锵，咚咚锵”，大家一齐送上山去；然后，生产队长或记分员讲几句话，便挖个窟窿就把死人埋了，到处如此。这一来，汤斋伯和几个伙计便没了抬棺的活儿。不过，大饭堂里大家放开肚皮吃饭，汤斋伯虽然没了活计，但在食堂里翘起脚来也照样有饭吃，母子俩人的日子倒也悠哉优哉过得挺舒服。
可是，这种好日子才过了不久，情况就变了，食堂的大锅饭变为大锅的粥糊；又不久，大锅粥糊竟变成大锅的粥汤。食堂打梆开饭的时候，人人都分一钵见不到几粒米的粥汤。才一咕噜喝到半钵，下面就已经尿急了，眼睁睁的把人饿得求生不能，欲死不得。没办法，汤斋伯便穿条裤衩，拿个鱼网箕，背上个竹篓，到四处池塘河沥去摸螺打蚬，捕蛇捉虾。如此，也算度过了难关。
不想，螺蚬本是水底的东西，吃多了便会惹寒湿。汤斋伯平时既是少粥饭养肚，缺乏维生素什么的，渐渐便患起水肿病来了，浑身没劲，再也不能下水去捕捞。眼看他不能找到吃的东西，母亲便去勾榆树叶或挖草根来充饥。一日，母亲挖来芭蕉根，切成片块，煮熟来吃下去后，便立即肚疼起来。开始，老母疼得咬牙切齿，双手按着肚子，哎哟哎哟的叫个不停；后来，芭蕉根塞了通道，肚子竟涨了起来。只见她一边用手刨刮着肚皮，一边哀声地呼唤着儿子：
“斋伯啊，你快来救老母，我疼得顶不住啦！”
汤斋伯虽是家境贫寒，但对母亲却极是孝顺。他早年丧父，是靠母亲替人佃耕，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据说他小时侯疾病多，母亲怕他养不活，曾许愿把他卖给和尚，长大后愿当斋公，故此得名斋伯。他十六岁就开始抬棺材了，一直抬了十多年。前些年，他到人家家里做白事的时候，把人家招待他吃的肉丸豆腐什么的饭菜，统统都拿些回来给老母亲吃，吃得母亲饱饱的；抬棺的工钱也一分不少的交给母亲。天气炎热时，他若有闲工夫在家里，还时常给老母亲梳头和拨扇哩！十多年来母子相依为命，平安过日。虽然清贫，但天生的贱体，无病无痛，倒也无忧。不想，千不该肚子饿，母亲吃了芭蕉根，肚子受不得，便要命般的疼痛起来。汤斋伯还没有见过母亲如此生病，听到母亲一声声哎呀哎哟的呼叫，慌得两脚团团转的直打颤。急忙中，他忽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从烂藤匣里翻出已有一年多未用的万金油来，往母亲的肚皮上不停的搽擦，又挑了一小块来叫母亲吞下去。
“老母，万金油能镇邪止疼。我给死人穿寿衣前自己都要先搽一搽鼻子的！”
这样又擦又吃，折腾了一会，慢慢的，母亲呻吟的声音逐渐变小了。
“老母，好一点了么？”斋伯停了搽擦，轻声地问道。
“斋伯啊，我的肠子现在如刀割着一般，好象要断了哩！”母亲又哎哟哎哟的叫了起来。
“老母，我拿热毛巾给你热一热肚子吧！记得我小时候患肚子疼，你也是这样给我弄好了的。”斋伯转身去拿来热水，把毛巾浸湿，便敷按在母亲的肚子上。才敷了一会儿，忽然，只听见母亲嗳的一声，便认真呕吐起来了。斋伯看到，母亲吐出的东西除了是一些嚼烂的芭蕉根外，还有一块块紫红色的东西。
“不好了，母亲，你吐血啦！”斋伯惊道。
“斋伯啊，这次老母怕要死啦！昨晚我梦见你那死鬼父亲叫我好去罗！”母亲呕了几次，有气没力的说道。一会儿，她便伏在棉被上，闭着眼睛不说话了，吓得斋伯抱住她呼天呛地般的哭喊起来。
哭声惊动了大家，生产队长和驻队的社长易志良都赶来看看。这些天，易志良正在汤屋生产队蹲点。他见此情况，便赶忙到不远的供销社去打电话叫来了救护车，又给斋伯一些钱，还给他写了张纸条，对他说，到了人民医院可去找刘丽珍医生，她会帮助你。到了医院，他凭纸条找到了内科医生刘丽珍，斋伯的母亲便顺利的得到了及时的诊治。据说，他母亲患的是胃出血病，是吃了不消化的硬东西磨烂胃壁引起的，幸好胃没有穿孔呢！医生给她做了好多检查，打了几支小针，安排她住院治疗，又吊了几支大瓶子的吊针。治疗了三天之后，斋伯的母亲便完全好了，只是长期饥饿，身体太弱，没得精神。出院的时候，刘丽珍医生还为她申请免了许多药费，又送了两瓶牛奶给她。汤斋伯和母亲真是千恩万谢！母亲对斋伯说，这次阎王没给她勾簿，是因为她遇上了菩萨般的好人哩！
母亲的病好了之后，易志良又写证明给汤斋伯到公社卫生院去治好了水肿。斋伯吃了一个多月香喷喷又甜津津的营养米粉，身体也逐渐康复。自此，母子俩就把易志良认作是救命的恩人。母亲信神，便早晚替恩人祈祷平安，贵人相助！
后来，新风公社实行农户耕田三包政策，又分了自留地，取消了公共食堂。由此，社员们自己手头上开始有点儿粮食，也有点儿零钱。不久，哪家死了人的，队上也不再排工送葬了，因此，汤斋伯的仵作营生便逐渐又有了活路。这几年，大家生活好了点儿，敲锣鼓吓鬼送葬的便又改为旧时哀魂送魄的吹喇叭。于是，汤斋伯便约了几个伙计，在墟上开了一间专做死人白事勾当的铺子，挂个牌，店名就叫斋古八音社。一个墟镇，只此一家，生意倒也不错。今日河东，明日河西，几个人天天有棺抬，日日有荤吃。斋伯的母亲自此也不再挨饿了。这几年，对比邻近的一些地方，新风公社的社员个个都说“三包社长”实行的“三包”政策好，斋伯母子则尤其感谢恩人易志良。
可是，一天上午，正当斋古八音社敞开店门，几个伙计在练功吹喇叭打掂锣的时候，忽然来了几个穿军装戴军帽衣袖上别着红布条的小青年男女，他们说八音社搞迷信活动，大家一齐高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毛主席语录口号后，便把店牌子拆下来砸烂了，喇叭和掂锣小鼓收缴来踏扁了，勒令八音社要立即关门。他们说，今后送葬不准吹喇叭，村里的人死了就命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们去抬棺材。于是，从此，汤斋伯们扛棺材的饭碗又被磕了。即使村里有死了人的家庭要叫他们去抬棺材时，也前门不敢进来，改走后门。喇叭不能吹了，又改为敲锣打鼓。有时侯，送葬的锣鼓还竟与贫宣队宣传“最新指示”的锣鼓相混，要不是见抬着棺材，生产队的社员听到了锣鼓声音，以为又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到来了，还要出来迎接哩！正是红白无别，好坏不分。听人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到来了，毛主席叫那些别着红袖章的红卫兵起来造反，大家都得听话，干什么都得小心一点。不然，就是反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就是犯罪！所以，斋伯也不敢计较，不理它是出太阳还是出月亮，每日只管有棺便抬，有饭就吃。
但是，不久就有武斗。武斗开始后，他的生意竟旺了起来。有私人叫他抬棺的，也有公家叫他去掩埋尸体的，有时竟是应接不暇。这些天来却又奇怪，名叫酒鬼的公社贫宣队长许载迪竟然亲自叫他负责打杀一些坏人，说这是干“群众专政”的革命工作，但有报酬，打死一个坏人，公社文革小组就给十块工钱。许载迪现在好歹也是公社文革的领导，他便听他的话。想到自己竟也能干什么“群众转正”的“革命”工作，又是公家给的钱，便感到新鲜和高兴，第一圩就棒杀了四个据说是“土匪”的年青人；第二圩棒杀了五个。除了搞派性的“土匪”外，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据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平时不服管制，不知哪天又把印有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像的报纸给小孩揩屁股。那天他被几个贫下中农扭送过来，只说他胆敢污蔑毛主席，罪该万死。斋伯只一棍便把他的脑壳打破，倒下去死了。可是，他万万没想到，酒鬼许载迪不分好歹，他的良心狗吃了，竟然把人人称道的“三包社长”也当作坏人，并扬言要他在明天的圩日里结果他的性命。他震惊了！鸟他娘，这是什么世道啊！？他知道，平时，这个许载迪专门欺压群众，是个天生的酒鬼恶霸，没人说他是好人。那年大饭堂时，自己不会干农活没有出工劳动就挨过他的鞭子。他想，眼下文化大革命他又当了什么队长，一朝权在手，这坏人便要做坏事！他必定是公报私仇，想乘机把好人杀了，自己将来好再做“恶霸社长”哩。若如此，到那个时候，又会人人挨饿，弄得自己连棺材都没得抬！想到这里，一股被愚弄的怒火涌上心来。他顿足捶胸，深悔这些天来，听了酒鬼队长许载迪的话，自己竟错杀了那些好人。他觉得真是上了大当，得操他八辈子祖宗！于是，易志良走后不久，趁天还未亮，他便把屠宰场里绑着待杀的六个人全部放了。
却说许载迪见斋伯放走了易志良和农民红旗造反派的几条“山猪”，又受到周卫彪的批评，心里虽然十分恼火，但又奈何他不得，只有暗自晦气。他本来是想把易志良送到“阎王殿”里去吓一吓后，再叫他写出策划“叛国投敌”的事实来的。这样，可以早日落实这个大案要案。没想到三代贫农的汤斋伯却没有一点儿贫下中农的觉悟，胆大包天，竟然把易志良放了，弄得他上下不好交代。这些天，他派贫宣队员们四下侦查，并以公社文革小组的名义贴出《通缉令》，四处张贴。
但是，《通缉令》贴出后，过了几天也毫无消息。那天下午，西北××公司搞专案的同志来到工宣队，见此情况，也莫可如何，便建议许载迪他们必须先到红星大队新顺生产队的吊肥员高胜发家里去看看。
“我认为易志良目前只有三个去处：第一，可能躲在他的母亲陈兰英那里；第二，可能躲在他的亲戚家里；第三，还可能在他过去驻队的一些关系户中。红星大队新顺生产队的吊肥员高胜发是‘高士’的父亲，既是易志良的关系户，又是他的表叔。我估计，他有可能就藏在他的家中。”一个戴着眼镜的外调人员说。
“为避免打草惊蛇，要双管齐下，可一方面派人去陈兰英所在的学校联系，搞明查暗访；另方面组织人力，夜里在高胜发家的附近布控侦察。一旦发现情况，便立即搜查。”另一个同志接着说道。
毕竟是吃国家粮的人，想事便周密一些。许载迪听了他们的说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便一面派人到徐昌高中去了解情况并要求学校工宣队协助，一面安排六个年轻的贫宣队员分上下夜两班，轮流在高胜发住的屋背进行两天两夜的监视侦察。
深秋十月，夜里已有一些寒意。这天半夜，高胜发被冻醒了，心想一会要给舅表侄易志良加条毯子，便先起床来走到窗户下面去解手。才要解开裤裆，从敞开的窗户向外面望去，忽见有两三支手电筒的亮光在他的屋后划来划去，便觉得奇怪。细心一听，又听见有人在窗下小声说话。只听其中一个道：
“换班了，有没有情况？”
“听不到什么，平安无事！”另一个说。
“我看明天我们几个进去搜查便是了，别搞得那么辛苦！”来换班的人说。
“许队长说不可造次，得先侦察两个晚上！”另一个道。
“你现在该回去抱着娇妻睡觉罗！”一个邪笑着说。
“丢那妈！”
轻轻笑了两声，接着便没有说话了。高胜发踮起脚尖向外望去，见窗户下面有两个人正在点火吸烟。火光亮处，他看到了他们的脸，立即觉得事态严重。他认识其中一个笑名叫刘泼赖的青年，正是公社贫宣队敲锣鼓举语录牌子的队员，不好，莫不他们发现了什么踪迹了么？
他把情况立即告诉易志良知道。
“我们得马上转移个地方！”表叔高胜发担心地说，“明天就到我侄儿高建中家里去。建中为人正派可靠。”
高建中是记分员，与易志良很熟悉，二十七八岁的年纪，生得与易志良一般的高大，就住在隔邻几间房舍。易志良在叔父家里避难的事情，叔父曾告诉他知道，这些天来他都在暗中的注视着里外的动静，以防发生什么事情。
易志良想了想道：
“他们既然对这里有怀疑，我就必须离开这里。你可与高建中商量一下，从后门引开他们，我前门出去。”
“这茫茫黑夜，你到哪里去好呢？”表叔不放心的说。
易志良小声的给表叔说出了一个去处，表叔点头称善。于是，高胜发再去叫醒了侄儿高建中，三人一合计，便想出了一个办法来。
已是三更时分，弯月给大地洒下了轻纱般的朦胧光亮。竹影寂寂，薄雾轻飘，阵阵秋风吹得竹叶沙沙的响。贫宣队员刘泼赖来放哨之前刚喝过半斤蔗酒，虽然浑身热乎乎的，但因没有什么下酒，肚子仍是空空的，就有点儿脚步浮浮的感觉。见不远的地方，不知哪家的自留地上正长着一陇陇的番薯，便与两个同伴商量，叫他们看着，自己拔了一支篱笆竹子，悄悄的走到番薯地里去，蹲下身子，用力扒挖起来。平时，他若是肚子饿了，也时常要在夜里出动到外面去“打游击”的，哪陇的番薯多些，一看就能知道。今夜他是贫宣队侦察员的身份，又有人在放哨看着，正可趁夜深人静，多挖它几条拿回去煲番薯饭来做夜宵哩！只一会儿，他便挖出一堆大番薯来，擦干净坭土，脱了件面衫来包着。才待起身，忽听得不远处有人大喝一声：
“有人偷番薯罗，捉贼啊！”
接着便见两个人前后包抄过来，他吓得心惊胆战，拔腿就跑。才跨过几条田陇，只听见“嗖”的一声，一根棍子从侧后面横扫过来，他的脚踝骨上早中了一着，一个趔趄，便跌倒在番薯地上爬不起来了。
原来，高胜发跟高建中商量后，高建中从大屋右侧的前门出去，约了汤斋伯一齐来掩护易志良出走。汤斋伯住在岭上汤屋，相距不远。听到情况，他立即拿了一条五尺长的锄头柄把，只一刻钟功夫两人便一齐来到高姓大屋的莹背。他们躲在隐蔽处，向高胜发家住的围龙屋背空旷地方望去，只见有两人在来回走动，不时东张西望；不远的地上，还有一人正翘起屁股在干着偷挖番薯的勾当。高建中见那儿正是自家的自留地，不由得火冒三丈！心想，鸟他娘！这些人白天敲锣打鼓宣传毛泽东思想，一派虔诚正经的样子，夜里却干这偷偷摸摸的勾当。他忙向斋伯打个手势，便大喝一声，两人一前一后的包抄过去。这刘泼赖正把番薯包扎好，猛一听有人喊“捉贼”，知道被人发现，便拎起衫包里的番薯，跳起来就跑，不想被汤斋伯一棍扫来，扫个正着，“咕咚”一声扑倒地上。高建中两脚跳将过去，压住他，拆下一条裤带来把他反手绑了。另两个贫宣队员见状，知道事情不妙，也不敢出来相救。两人立即散开，逃得无影无踪。
天亮前，易志良安全地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天亮后，刘泼赖绑着双手，被高屋生产队的民兵押送到公社民政室去。民政室的贫宣队长许载迪问清了情况，嗷嗷吼叫，举起碗大的巴掌，尽力向刘泼赖的脸上劈去。
三十回 苦雨凄风情永挚；迎刀逢刃志不摧
却说易志良当夜趁天还未亮，急匆匆逃到县城的外祖父处。外祖父见了，知道情况紧急，连忙叫醒了舅父，把他送到离外祖父家不远的表姐陈惠芬家里。陈惠芬是军属，最近随军到部队去了，家里只有六十多岁的老母亲刘三婆一人。过去他到城里去开会时，曾经几次去见过刘三婆，还替她给儿媳写过书信，知道她慈祥和蔼，为人热情诚恳，因此，在这里居住既安全又方便。
如此过了几天，外面开始安静了一些。听说，上面见杀的人差不多了，便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