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和专区都出了名，便被提拔为年青的副社长；从省城开劳模会回来后，一九六一年他入了党，并升任新风公社社长。正是仕途顺利，一路春风。但他知道这些所谓卫星和先进毕竟都是假的，并且，他每天都背着出身的包袱，觉得自己就象一只风筝那样被一阵顺风吹到半空中去了，不知什么时候会跌落来。所以，心里常常感到很空虚，总想踏踏实实地做点儿事情。眼见农村到处饥荒，生产衰退，心知这是“大跃进”上下浮夸所带来的严重恶果。但身为社长，他只能执行上级的政策，继续维护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不过，在张滔的实施农村生产责任制思想影响下，他开始冷静去考虑所面临的农村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凭着年青的一股革命热情，他亲自到一些生产队去抓点，搞调查研究。他发现，集体经济的致命伤是农民没有劳动生产的积极性，没有责任心。虽然队里上工的梆声每天照样在敲，社员听了梆声照样荷锄出工，但土地却一年年变瘦了，人一年年变懒了。世代耕田的农民吃不饱肚子，浑身没有劲，干活不出力，有的便索性不出工；年青的农民肚子饿，人在生产队，心在外面，不安心农业生产。但集体经济和公共食堂象一条无形的绳索捆绑着他们的躯壳，使他们无奈地打发着参加集体劳动的每一天，共同过着集体贫困饥饿的每一日。他想，假如有一天，外出不用经过大队和公社批准，不用开具请假证明的话，恐怕生产队里的青年十有八九都会跑到外面去谋生。世界上，没有比守着长粮食的土地而不去勤耕，却硬是要让肚子每天每日去捱饿更难受的荒唐事情了。他必须想办法扭转这种耕作被动的局面。
正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他终于下了决心去改变现状。
他所驻的生产队里有一个青年，叫高仕伦，原来竟是他的姑奶奶周惠珍的孙子。周惠珍是他爷爷周伯年的妹妹。她刚嫁去的时候，家里还算殷实。后因丈夫抽大烟，家道中落，故土改时的家庭却是吃大烟吃出来的贫农成分。夫妻都在去年饥荒时病饿死了。虽然土改过后她就没有回过娘家，与娘家的人失去联系，但她家里的人也多少知道舅家的一些情况。易志良小时侯曾经见过姑奶奶周惠珍，却不知道她的家在哪里。没想到世界并不很大，驻队后，他刚好就吃在生产队，住在她家里。他是看到周惠珍的遗像而询问起情况时，才知道原来彼此竟是血脉相连的亲戚关系的，所以，大家心里都感到十分亲切和高兴。
高仕伦初中毕业后，考不上高中，便在队里当记分员。这一日，高仕伦对他说：
“社长，明天开始，队里另外选个人当记分员吧，我要走了。”
“你走到哪儿去？”他忙问。
“表哥面前不说假话，我到新疆去。听说，那边的农场还很需要人。到那儿去干活起码能吃饱肚子，不致于留在家里饿死啊！”高仕伦睁着因饥饿而凹陷失神的眼睛说。
“有具体的目的地吗？跟谁一齐去呢？”他再问道。
“有两个相好的同村同学，一个叫罗山田，一个叫罗翔飞。罗翔飞有个亲戚在新疆石子河生产建设兵团，已经联系好了。”高仕伦说，语气充满着对美好的响往和憧憬吃饱肚子的幸福！
“听传说的不一定真实，我看你们还是谨慎一些好！”易志良劝道。
高仕伦生得高挑，但因为营养不良，显得十分瘦削。由于粮食集体控制，社员每天在食堂只能吃到点命用的半斤米，既没有油，也没有菜，所以，患水肿病的人越来越多。过这样的生活，对一个正在长身体的青年来说，无疑是一种比酷刑还痛苦的折磨。易志良见他走意已决，知道他家里还为他筹足了到新疆去的旅费，觉得现在对他做任何思想工作都是多余的，便没有阻拦他。他从袋里拿出十多块钱和几斤粮票给这个年青的表弟，叮嘱他一路注意安全，心里却充满了无限的悲伤和感叹！
没想到，大约十天过后，一封电报从西安打回来：
“高士流落西安街头，请叫你二姑速救之！”
没有署名是谁打来的电报，但“高士”是高仕伦在家时大家给他起的大名。可想而知，这肯定是表弟高仕伦和同学到了西安时盘费用尽，又没法跟一些有关系的人取得联系，正举目无亲，万般无奈时他或他的同学打来的电报。易志良接到这个电报，觉得一筹莫展。因为既不知道表弟“高士”在西安街头的什么地方，而且，二姑也不认识他，她简直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他担心这事甚至还会给她带来麻烦和误会。他后悔没有问清楚他的详细计划而及时阻拦他，并且也后悔曾经告诉他知道大姑和二姑的通信地址。这一段时间，很多青年逃饥荒都到新疆去了，这其实是盲流。估计这时二姑同样也会接到这种莫名其妙的电报的，她会被弄得满头雾水。想到这里，他的心不安起来了。为了把情况说清楚，他赶忙找来一张纸，匆忙给二姑写了一封信。
果然，高仕伦一行三人，走到西安便没有盘费了，大家心里慌了起来。他找来易志良写的二姑地址看看，却只有信箱的代号，没有具体的地址。问问他人，也没有人知道这个信箱在什么地方。原来，易志良的二姑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现在还在部队里。这个部队在西北担负着国防重点工程的建设工作，是高度保密的单位，对外通讯只有信箱代号。高仕伦仨人走到西安，只剩下几块钱，上不了火车，在街上饿了两天，束手无策，急忙中便向易志良和他的二姑发出电报。他给二姑的电报多写了几个字：
你姑周惠珍的孙子高士流落在西安火车站，请速救之。
人在溺水的时候，那怕是一根稻草也会当作救命的竹子抓在手上。在高仕伦看来，他虽然不认识易志良的二姑，但只要两边都发电报，为人善良热情的易志良就会和二姑取得联系，他在火车站等侯几日也许就会有希望，就会有人来搭救他们。但他不知道，他的这个电报却差点给易志良和二姑周玉碧带来灭顶之灾。
周玉碧是解放军某师部的机要秘书，共产党员。她接到这封莫名其妙的电报之后，想不出所以然来，心里很是疑虑。工作的特殊性质使她警惕起来，甚至想到这里也许可能是一个什么阴谋。为预防万一，她便把电报交给领导，征求主管领导的处理意见。
“你有个姑妈叫周惠珍的么？”领导问道。
“有，还是在小时候见过，听说家里还是贫农。”她说。
“这‘高士’是谁呢？”
“不清楚，也从来没听说过。从电报来看是姑妈的孙子，但是也不是，我就不知道了。我离开家乡已有十多年啦！”
“他怎么知道你的通信地址呢？”主管领导又问。
“这我更不知道了。但我和家乡的侄儿还是有通信的。”周玉碧说道。
“看来，这可能是你家乡到西北去盲流的青年，来到西安遇到了困难。由于与你沾上了亲戚的关系，便想叫你帮助他。现在西安街头上这样盲流的人很多。既然不认识，我看就不要去惹麻烦了！”主管领导向她建议道。
周玉碧终于没有出去见“高士”，但心里总是觉得十分不安。后来，收到了易志良的来信，她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她想，这毕竟不是什么政治事件，而且事情已经过去了，自己又及时向组织作了汇报，估计‘高士’最终也会有个着落，心里也就把这事放了下来。但为了说明问题，她还是把这一封信又交给了主管领导。
可是，没想到这一封信交上去后，却在保密处引起了一些怀疑和争论。
“这件事情从始至终，周玉碧都把情况向组织报告，征求组织的意见，我看没有什么问题。”主管领导说。
“你说的是一个表面现象。我们可不可以从事情的反面去假设一下，或许事情有蹊跷。周玉碧也许知道我们看过电报，她不得不来个自避嫌疑呢！”另一个说话如鸭公声的也象是当领导的人说。
“事情的本身看来很简单，现在盲流的青年不少，周玉碧不可能没有一点儿亲戚的关系，不能避免会有亲戚找她。而事实上，她又没有出去见那个人。我看，没有必要把事情复杂化！”又一个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有没有坏人从中插手呢？”还是那个鸭公声说道。
听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语录，大家都没有话说，人们开始沉思起来。“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谁能保证没有坏人插手呢？
“大家来看看这封信，我发现它有情况！”忽然有个人叫道，“你们看，这张纸的正面是书信。我们从书信里也许看不到什么；但它的背面却有一些用铅笔写的人名和代号，这是些什么意思的符号呢？”
几个保卫干部都一齐挤过来看，只见信是这样写的：
二姑：
你好！
几天前也许你会收到一封署名是“高士”打来的电报，因为我这里也同样接到他打来的电报。“高士”是姑奶奶周惠珍孙子的雅号，正名叫高仕伦。十天前，听他说是约了几个同学一齐到新疆石子河农场去他的同学的表哥那儿找工作。但他们走到西安就盘缠用尽了，百般无奈时他便给我打了一封“速救之”的电报。
记得过去我曾经把你和大姑的通信地址告诉他知道，因为他说要与你们通信，长点见识。我当时想，对于刚从学校出来的青年人来说，这也是很需要的。既然大家是亲戚，也就有这个责任，所以便没有保留的把你们的通信地址都告诉给他。可不知他有没有去找你，或者给你打电报。为此，我心里很是挂虑和不安，特匆忙写这封信把情况说清楚。
接到这封信时，估计“高士”他们现在也已经离开西安了，你不必挂虑。
我现在驻队参加劳动，也对农村的生产发展作了一些调查研究工作。驻的队是新风公社红光大队新顺生产队，正好住在姑奶奶周惠珍的家里。姑奶奶已去世一年多了，她家里大家对我都很亲热。
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安康！
侄志良（汉华）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日
再翻过信的背面，却有用铅笔写着的一些人名代号和符号。字迹虽然歪斜，但也清晰可见：
鸿记ㄆⅢㄒㄧ〥Ⅱㄒ
保记〨ㄨㄒㄆ〤ㄒ
狗记〧十ㄒ
铁记ㄆ〥
勾鼻〩〦
……
这是些谁的代号和什么符号呢？谁也说不出来。
“会不会是一些敌特的代号？”有人提出大胆的怀疑。
“我看必须调查清楚。当前，阶级斗争形势复杂，帝修反想尽千方百计打进我们内部来进行破坏。纵然周玉碧没有什么事情，但难保这里面没有其它的因素！”鸭公声说。
“对。这‘高士’就有点儿象是特务的化名！”又有人附和。
于是，为了弄清楚这件事情，在“有反必肃，有疑必查”的原则下，周玉碧所在的部队便派了两个干部不远千里到南方农村去调查。这时，事情已过了近两个月，高仕伦和罗山田已经被西安的收容所送回家来了，罗翔飞从收容所里逃出，下落不明。调查人员来到都昌县新风公社红星大队新顺小队，先找到易志良来核实信背面的人名代号和符号。易志良拿来一看，不禁长吁了一口气，冷汗从眉心冒了出来。原来，那天匆忙之中，他给姑妈写的信竟用了表叔放在桌上吊肥料用的稿纸。背面用铅笔写的人名代号都是新顺生产队里几个贫下中农在家里的五花八门的“花名”或简称，那些符号就是各人所交积肥料的斤数。表叔五十多岁，是小队的吊肥员。他不会写阿拉伯字，吊社员的肥料时用的都是古老的记数法，其中的〩、〨、〥、〤……分别是表示9、8、5、4等数字，“ㄒ”就是斤的简单记号。当易志良叫表叔拿队里登记的肥料簿子来核对时，这些人的“代号”和“符号”都尽在其中。细看吊肥簿中，除了鸿记、保记、铁记、勾鼻等人名的简称外，也有狗记、牛古（牯）、马尿、虾叔、屎肚等社员人名的俗称，甚至还有被叫做“蒋光顶”的雅号。来调查的同志看了，恍然大悟！原来，这生产队里吊肥的记录，竟被我们搞保密工作的同志们怀疑为敌特的代号哩！真是啼笑皆非！他们赶忙做好记录，并在记录上叫表叔按了个指模，回到单位，便把情况一五一十的如实向领导汇报。领导看了材料，也觉得这些同志捕风捉影终于闹了个大笑话。但他不能不打从心里称赞他们阶级觉悟的境界之高和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独到之处。最后，他在材料上写了“同意调查意见”的结论，并把它存入档案里去。
这件事情当时画上了一个句号。
可是，事情却并没有了结。几年以后，这个部队转入地方，变为科研单位的××公司。周玉碧的爱人当了单位的领导。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所有领导都是“走资派”。造反派为了打倒他，便先从打倒周玉碧开始。他们知道周玉碧是地主家庭出身，要打倒她是很容易的事情，便又有人重新翻出这份材料来做文章。他们反复研究档案，见档案的材料里有一个人下落不明，便大胆设想这个人也许已逃往苏联。假如这个设想成立，这样，就可把周玉碧打为企图泄露国家机密，与叛国投敌分子联系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为了得到这种设想的根据，于是，造反派又派了两个人来到新风公社搞材料。
其时，正是易志良被红卫兵和公社造反派轮番批斗之后靠边站并接受清理阶级队伍审查的时候。易志良被批斗的主要罪状是大搞“三自一包”，疯狂反对人民公社，破坏集体经济。原来，自从发生红星大队的青年盲流的事情之后，在表叔和几个农民的参谋下，易志良便决心推行“生产责任制”。他提出了“耕者有责任田”的一套管理办法，使当时中央推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有效地落到了实处。他把生产队的土地按照土质的好坏基本搭配均匀，实施了各家各户向生产队作两年为期的保产承包制度。实行“多产归己，少产照罚，旱涝众议”的包产、包收、包交公余粮的政策。这个政策，冲破了大集体的束缚，以户为单位，有效地体现了“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它犹如给疲惫的农业生产注入了一支强心剂，迅速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掀起了各家各户争创丰收的生产大高潮。不到半年，一些大队和小队的长期饥荒问题便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农民开始为自己耕田，收割了经过自己精耕细作得来的粮食，多收归己。生产队解散了吃大锅粥的公共食堂，各家自己掌握粮食，自己煮饭，丰俭由己，人人喜笑颜开；青年人吃饱了肚子，便再也不害怕农村了。他十分佩服张滔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张滔说，“耕者有其田”本来就是土改时候共产党提出来的正确主张，但是，这些年来却又自己把它破坏了，结果，生产也就跟着受到了破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着必须遵循的内在的客观规律，是任何人也违反不得的。它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谁违反了这个规律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通过责任田的改革试验，他深入地体会到中央在三年经济困难后提出的“整顿、巩固、充实、提高”的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确实十分必要和及时，并且关键在于理解和落实。正是顺民则昌，一年之后，不用推行，新风公社各个大队闻风而动，很快就自动地全面实行了分户包干的生产责任制。后来，又按政策给农民分了一些用来种菜养猪从而改善生活和增加肥料的自留地。此后几年，虽然农村的经济仍然落后，报酬仍然十分低微，但粮食增产了，农民已不再集体捱饿了，家家户户还养了牲畜，生产和生活开始安定。在徐昌县里，新风公社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