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顺年的陶坭炉子生意也越来越难做。炉子的销量少，交税和管理费却没有减少，生产队的上交款又增多，父子四人即使汗流浃背的一天干它十二个小时，也只能顾及糊口，积存的货时常卖不出去。眼见炉子生意被人层层剥皮，落得他人鱼酒肉，自己喝稀粥的结果，加上销路不好，已实在难做下去，便要打算另谋生路。幸好周志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曾经喜爱学画，并在有些名气的教师指导下，擅长人物素描和临摹。前些日子他见到中学读书时候的一个同学在县城的街上给人画像，收入不菲，便灵机一动，心想何不自己也去干这种勾当呢，总胜过辛辛苦苦做泥模儿。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在袋里装上几支铅笔，把画板画纸往肩上一背，便走进深山去，试试给山里的老人家画肖像。深山沟里，许多老人一辈子没出过山门，也就没有去过照像馆照像，因此死了也没个留念。这几年家家户户卖木薯赚了些钱，盖了几间茅屋，口袋里又能掏出几文银纸来，儿女便要给老人家画像。因周志民画像的功底好，画的素描和临摹的肖像都很逼真，铅墨又浓厚，形象甚是鲜明，收费又便宜，故很受山民的欢迎。一个画开了，便有几个相继要画。铅笔纸张，原是不值钱的东西，一旦画出画来，就有代价了。虽不能赚大钱，但做一得一，点点成金。十天半月下来，画画的工钱竟也能买上一担谷子。于是，他便建议父亲索性把炉子生意停下来，小兄弟俩也都在家学画像，待日后有了功底时，兄弟仨便可一齐出外靠手艺谋生。
这几日，他在山里画完了好几个像，不觉就已经有四五天没有回家了。因心里牵挂着父母，又想着兄弟学画像的事情，这一天他吃完早饭，画完最后一幅肖像之后，便背上画板赶着回家去。一路迤逦而行，虽是道路曲折崎岖，却也山影青翠，风光明媚，空气清新，令人精神爽利。心想如此手艺生涯，出门轻装，能远离“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尘世，吃四方，住百家，日子快过，倒也潇洒。小道高低，走过几个山坑，翻过几面山冈，再绕过一个水库，看看日头，已是中午时分了。才要走出山门，只见前面路上，有几个拿枪的民兵在把守山口，检查着进山的行人。
“你从哪里来的？”一个露着牙齿叼着烟卷的民兵望了望他问道。
“我是到山里去画像的。”周树民答道。
“进山时可有证明？”露牙的再问。
“我几天前进山画像，当时没有人说要证明哩！”周志民从衣袋里掏出一包丰收牌香烟来，向几位民兵各敬了一支，笑脸说道。
“这个人是常进山画画的，我见过。”有个小个子的民兵说。
“告诉你，以后进山要带大队的证明来。这些天到处在捉坏人，贯彻上级布告！”露牙的抽着他刚递上来的烟，深深地吸了两口，再从牙缝中徐徐地吐出来，笑着道。
周志民点了点头，匆匆地走出山口，急忙忙加快脚步往家里走。真是“洞中才一日，世上已千年”。他才进山几天，山外的形势就变了。出得山来，经过墟镇，但见镇上的店铺都没有开，街上行人稀少，路口几处设了岗卡，民兵们正在检查和盘问一些可疑的行人。直觉告诉他，也许正发生着什么重大的事情。但想自己遵规守法，良民一个，又没参加什么派性，倒也没有顾虑。
回到家里，他赶忙到周建儒那儿去打听情况。周建儒告诉他，这些天来，全县都统一戒严。原来，为了早日结束到处武斗的社会混乱局面，继学校进驻工宣队后，各地军管会开始全面贯彻中央文革小组发布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全国统一行动，坚决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军管会明确表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则他们就是土匪，就要实行歼灭！
“大队的民兵队长周大勇到公社去开会，是他告诉我知道的。”周建儒对他说道。
“他们捉了些什么人呢？”周志民问。
“据说，一些小头目和武斗的黑干将都陆续被逮捕了。”周建儒说
“能那么容易就逮捕么？两派总部都有很多武器啊！”周志民觉得有些不解。
“军管会出面，首先解散两派总部，那个不听话就是土匪，就要实行歼灭！听说，解放军部队一到，两派总部立即鸟兽散。”周建儒把听到的告诉他。
“其实，大家仇杀了那么长的时间，《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都过了二个月多了，解放军早就应该出来啦！”周志民叹道。
“大概现在已到了非镇压不可的时候了！听说，这些天来解放军捉的都是红旗派的人。”周建儒又说。
“这是为什么呢？”
“军队支左呗！现在各级的领导都被打倒了，没有政府，没有党委，军队是始终要通过某一派去掌权的。”
“可两派都说自己是革命的造反派啊！”周志民道。
“这就要看军队支持哪一派了。不过，相对来说，旗派的组织确实是比较复杂一些。听说，这些天来，旗派的人被捉了一个又一个，如瓮中捉鳖一般。我们大队的张铁牛昨天上午在家里也被两个解放军带走了。”
“不是逮捕么？”
“人们看见，来了两个解放军，没有说逮捕他，好好的，没有戴手铐，说是通知他去‘办学习班’呢！”周建儒说。
“这确是个好办法。他们个个都有枪，要是逮捕的话则必然要反抗！”周志民道。
“人们都相信解放军，因为它代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逮捕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这些天里都没有听到有谁反抗的。”周建儒说。
再过一天，旗派红卫兵小头目张开达也在学校里被解放军带去“办学习班”去了。刘春英听了，吓得心慌意乱，忙到易凌胜家里来找女婿易志雄商量，要他想办法把张开达保出来。可是，这些天，易志雄也躲在家里。他已不敢出去抛头露面。
原来，学校要“复课闹革命”，红旗造反派的总部在两派武斗后不久就搬到育民中学附近的图书馆去了。图书馆地方小，容不下许多人，几十个队员吃住都挤在一块。如此过了些日子，几个头头正商议要迁到工人文化宫去，就接到了军管会贯彻中央《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要坚决制止武斗，解散两派总部的通知。那一天，部队来了一个连的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先清点和收缴放在图书馆里的所有武器，再把“毛泽东思想红旗战斗队总部”的牌子拆下来，然后，总部的所有人马被勒令立即离开图书馆。末了，解放军战士再把图书馆的大门锁了，并在门上贴了封条，带上造反总司令刘超远，浩浩荡荡的乘车扬长而去。不消一个钟头，曾在一起轰轰烈烈搞造反，热闹了两年多的“战友”们，便一窝蜂似的散了！
刘春英走后，易志雄的心开始不安起来。也许昨夜没睡好，自起床之后，他的眼眉就总是跳个不停。他有个预感，似乎要出什么事了。这些天来，听说一个一个旗派的人被带走“办班”去了，他心里就发毛，觉得凶多吉少。他担心，这学习班一办，有许多事情他是脱不了关系的。他知道两派的这种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真正含义，其实就是拳打脚踢的逼供讯。入了这个班，轻则脱一身皮，重则没命出来。不过，听说被捉人的却是由解放军“带走”的，说这是执行军管会的命令。他想，也许有解放军负责，就会有安全的保证，但愿张开达他们都能平安地度过这一关啊！
时钟咚咚咚的敲了六下，已是下午六点钟了。外面照进来一缕霞光。看看窗外，日落西山，残阳如血。他的心就像那西沉的太阳向着无边的深渊往下坠落着。
突然，妻子张小丹气喘吁吁的冲了进来，说：
“快走，他们抓你来啦！”
“谁？”
“有三个解放军，早先在拐弯处问路，我刚好骑着单车经过时听到了！”张小丹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
“你把单车放在哪里？”他急问。
“在屋外的斗门内。”
易志雄的心一阵紧缩。急忙中，他立即拿了妻子的一件花衣穿了，胸前塞上两团袜子，再把妻子的头巾拿来披在头上，打了一个结，两步跨出房门，又挑起放在走廊上的一担尿桶，便低着头往门外走去。
正是深秋黄昏的时候，农人们在队上耕作了一天，都在干燥的自留地上干着浇水施肥的活计，大屋里空荡荡的没有几个人。易志雄出得门来，走到池塘边，便看见三个解放军正往自己走来。他紧张得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大嫂，请问易志雄住在哪里？”一个解放军操着普通话向他问道。
他不敢答话，装做听不懂，手指往里边指一指，只低着头向斗门那边走。待三个解放军转身向屋里走去的时候，他急忙放下尿桶，解开头巾、脱下花衣，从斗门内拖出单车，蹬的一声跨了上去。正是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若忘魂之人。只见他转了一个弯，便拐进大路，像鸟一般的飞弛而去了。
这些天里，村里村外，墙上树上，到处贴着醒目的黄纸黑字的标语：
“专政是群众的专政！”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毛主席万岁！”
…………
形势越来越紧张，每天都能听到捉人的消息。据说，最先捉的是城里的一个外号叫“印度鬼”的青年。他原是几年前印尼排华时候的归国华侨少年，在家里无心上学，却喜欢打架。文革前，他在城里就不规矩，是派出所的“常客”；文革开始后参加了旗派，是打砸抢的一员猛将。他生得浑身乌黑，高大威猛，眉粗眼突，嘴唇厚阔，声大如雷，性格粗暴，却又动作机敏。因打人用死力，杀人不眨眼，故令联派的人闻名丧胆。后来他成了刘超远的保镖，红联派曾几次派人伏击他都没有成功。不想，红旗总部被解散后，解放军要他去参加“学习班”，他也竟乖乖的去了。由此，用不上一个礼拜，上了名册的旗派干将和小头目就差不多都被逮捕归案。
忽一日，从县上回来的人说，城里有十多个旗派的打手被绑着双手，插着“武斗黑干将、土匪”的牌子，游街示众，后来就一个一个被绑在广场的柱子上，用锄头柄活活的打死了。那个“印度鬼”第一个挨棒，总共劈了五棍才被打死。死了之后，那眼睛还瞪得灯泡一般的大哩，就象庙里的黑张飞一般吓人！
又一日，去石陂墟赶集回来的人说，散圩的时候，见卖牲口的栅栏里的柱子上，也捆绑着几个本公社的农村青年，据说都是参加了旗派的人。他们个个低垂着头，像就要被打杀的猴子那样，瑟瑟缩缩的颤抖着。快散圩的时候，忽然走来一个满脸横肉，矮墩墩胖实实的汉子，人们认识他是在墟镇八音社里做扛棺材营生的仵作佬，名叫王阿九的。只见他口里叼着一支香烟，手拿一条粗大的锄头柄，醉醺醺的走到栅栏的中央，把衫一脱，露出密密的乌黑胸毛，再两手一拱，大声叫道：
“各位好汉，莫怪我王阿九，明年的今日，便是你们的周年祭奠的日子！毛主席教导我们：坚决镇压反革命！”
说完，便抡起大棒，向绑在最前面的一个人头上劈去。只听得沉沉实实的“啪”的一声，只一棒，第一个人便被劈得脑浆迸裂；第二个已吓得晕死过去，也立刻被一棒打在脑盖上，鲜血四溅，围观的群众见了惊得四散闪避；还有几个未打杀的，吓得一齐哭喊道：
“毛主席呀，毛主席！”
“毛主席呀，大救星，救救我啊！”
“毛主席呀，我们永远忠于你！”
王阿九打红了眼睛，也不答话，吐出口水来在手上擦了擦，益发狠命的抡起棍子劈去。可怜活生生的六条人命，不到半支烟的工夫，便统统被他打劈杀了。这些农村青年，本是混沌之初，迷离魍魉，思想简单。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一来，他们便凭着一时热情去参加造反组织。大家跟着红卫兵们起哄，和城里的工人阶级一齐去打倒“走资派”，反对“保皇派”，游行、示威、高呼口号，拳头举得半天高，又赴汤蹈火，参加名为“破四旧”、“捣黑窝”的打砸抢和后来两派的武斗，一心以为这就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自己成了“革命战士”！不想，这“文化大革命”却原来是一场受人指使，被人愚弄的噩梦般的游戏。领导的人本来就是随心所欲，没有什么计划，结果没想到越闹越乱，终于使得社会动荡，经济衰败，天怒人怨，一发而不可收拾！后来弄得指挥者们也乱了阵脚，相互产生对立和矛盾，常常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眼看已过了两个年头，到了难于收拾却又非收拾不可的时候了，指挥这场“革命运动”的人焦急起来，便赶忙出布告镇压。这个时候，也不理论是该“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还是该谁人教育群众，全国各地，但凡是两派闹得凶，不听话的地方，不管三七二十几，一律出动军队镇压，枪打出头鸟，快刀斩乱麻！于是，没几日，这些敢于起来响应造反的热血勇士们便都成了惩恶戡乱的替死鬼，一个个竟在棍棒下惨死。可怜直到临死之际，他们还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情。眼见丧命棒就要劈落下来了，心中还在想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甚至盼望毛主席会来搭救他哩！
全县各镇，一连打杀了三墟，直杀得昏天黑地，鬼哭神嚎。张铁牛也在第二墟被劈死了。刘春英在家里坐着只觉得心惊肉跳，每日都到易凌胜家里去打听消息。可是，易志雄又一直没有音讯，易凌胜也坐立不安。看来，做儿子和做女婿的这一回是凶多吉少了。
到了第十日，情况又有些变化，解放军已没有继续逮捕造反派的人了。原来，军队支左，联派占胜。由于已没有地方政府，县革命委员会又还没有产生，联派便要行使革委临时领导的权力。军队把逮捕来的“坏人”、“土匪”交给革委临时领导小组，这领导小组便把他们交给下面的人去审讯，下面的人立即便给他们办个“手铐加棍棒”的高级“学习班”。待他们被打得皮开肉绽，“坦白、承认”之后，按照“七·三”、“七·二四”布告的精神，便对他们实行群众专政，立即歼灭。这个时侯，到处都是抓枪杆子的话事，县上有军管会属下的革委临时领导小组领导，公社是武装部执政，各大队则由民兵营长或治保主任使权。一个星期开始，解放军已经不再捉人；十天过后，各地活学活用毛主席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教导，公社、大队的民兵或贫下中农便开始介入，各公社，各大队，甚至各小队或几个人，大家都是群众，谁都可以行使“群众专政”的权力！
王阿九每墟继续杀人。公社的文革头头传下话来，要他自己负责打杀，自己负责掩埋，做完了一条人命便可得十块工钱。他自做仵作营生二十多年来，从来未有过如此红火的生意，直乐得笑没了牙齿，于是，一棍一个，觉得比打狗还容易，好不快活。直杀红了眼睛，只要是有人被捆着拖进这墟上牛栅栏里来的，便格杀勿论，完了自有人来验尸点数。那些将要被打杀的人，还未被拖进牛栅栏，往往就已经被吓死。这一日，公社墟上土产日杂部的营业员叫沈元贵的，与兄弟仨人拖来一个五花大绑的青年。他告诉王阿九，说这个是地主仔，专门强奸良家妇女。王阿九听了，望着那青年嘿嘿的冷笑了两声。才待举起棍棒，那青年突然向外夺路狂奔。不想刚走出十几步，恰遇附近村上有几个到公社去开会的人。他们见一个被绑着手的青年狂奔过来，听追赶来的人说是强奸妇女的地主仔，便把他捉住。那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