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主任，他们迟早要杀你，我是来救你出去的。这里是徐江旅店的金宾楼。你现在在三楼西边的储物室里。今天下午和晚上，你把这里的砖墙挖一个洞，半夜12点钟，你把房里的床单剪成布带，绑好自己，从这里吊下去；下面是大街的转角地方。见你下来后，我就把车开过来接应你！记住，走的时候要把尖刀和剪刀带走，不留痕迹。”说完，来人再交给他一把剪刀和一合火柴，便匆匆的走了。
木门重又被锁上，房里重新恢复了黑暗。
一切是那么的突然。马向东紧张得心突突地狂跳起来。他不认识来人，但他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他是来救自己出去的。并且，危险在前，时间匆促，他必须马上行动！早先，有阳光射进来时侯，他曾看过手表，正是下午三点钟。黑暗中，他站在马桶上，点燃一支火柴，找到了砖缝，便把刀尖对准砖缝，狠命的挖了起来。
第一块砖墙并不容易挖，但终于被挖出来了，接着的第二块、第三块就跟着容易松动。原来，马向东被囚禁在三楼西边的一间独立的房子里。这个房间紧靠楼梯，平时用来储藏物品和住服务员用。由于是框架结构，上面的一层全是单砖间墙，挖砖拆墙并不需费很大的功夫，天近傍黑的时候，他已经把三块砖拿下来了。为预防万一，不被人发现，他不敢挖得太快，尽量避免声响。估计快到送饭的时候了，他暂时停止挖捣，把三块砖仍然小心的放回去，再把镜子吊上去，然后，抹净灰尘，坐到门边去等候晚饭。
果然，不一会，晚上的交接班时间就到了。换班看守的是一个彪形大汉。只见他带来一钵饭菜，放在里面的桌子上，末了，用电筒到处照射，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便走出去跟外面的那个纠察队员交接。当那大汉走进卫生间去照看的时候，马向东的心紧张得差不多跳到喉咙上去了。幸得镜子把墙洞遮住，那大汉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不能不佩服那个来救他的年青人想事的过细之处。
当一切都静下来之后，他开始吃饭。这一餐饭，他吃得很香，并且，全部吃完了。自关进这里之后的一个星期来，他都吃得很少，身体很是疲乏。这一餐饭后，觉得身体来了劲，似乎疼痛也立即减轻了。饭后，他接着挖墙砖。三块，四块，五块，不久，他终于挖开了八块砖，刚好是一个镜框大的位置。他是多么的激动啊！探头望望外面，只见天空中群星闪耀，地上万家灯火，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美好呀！可这美好的世界却没有安宁，更没有欢乐，有的只是饥饿和恐怖，自己身为一个县委办公室的主任，竟也无端的可以被人绑架到这里来。他看看街上，已没有行人，只有高音喇叭在声嘶力竭的呼喊：
“旗派的一小撮头头你们听着，你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失败的！”
这是联派的高音喇叭在向旗派组织发动宣传攻势，接着唱着语录歌。这些歌声再夹杂着撕心裂肺的“打倒×××！”“火烧×××！”的呼喊，犹如一声声狼的嚎叫，使得凝结的空气变得更加充满了肃杀的气氛。
好不容易等到夜里12点钟。他把用布条编起来的绳子的一头绑在马桶的底座上，另一头系在身上，探出身去，轻轻的爬出洞口，再用手抓着绳子，慢慢的把自己吊将下去。只一阵工夫，他就安全的落到地面上了。
街口那边，飞快地驶过来一辆农民车。一个人打开车门向他招手，他马上奔前去，钻进车里。那人关上车门，轻轻拉动方向盘下面的档杆，“隆”的一声响过后，汽车便悄悄地消失在昏黄的灯光下。
盛夏的夜晚，到了下半夜也没有一丝儿凉意。看守马向东的纠察队员吴举良喝完宵夜酒，赤着膊躺在楼梯口的凉席上睡得正香，突然被人叫醒了。
“起来，今晚烧猪！”有人轻轻地说道。
“好的。”他一骨碌爬起来道。
“我们再进去看看么？”来人说。
“不用了，交接班的时候我去检查过。这一刻他正在房里睡觉。”
于是，两个人各拎着一桶汽油，沿着储物房的东南两边墙脚把汽油倒下去，末了，点上一支火柴。只听“呼”的一声，房子立即就被烈焰包围了。房里堆放着一些棉被、床单和蚊帐等用品，顷刻便一齐着起火来。正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近来贵宾楼又无人居住，大火烧了好一会儿才有人觉察，大声喊叫起来。待大家赶来救火时，只见烈火熊熊，烟焰涨天，这所房子已烧得一派通红。
原来，今晚的火烧金宾楼是刘超远所精心策划的秘密行动。
昨天下午，为了声讨联派发起的武斗，旗派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几十个战斗队员戴着黑纱，全付武装，走在前面，跟在后面的是几个人抬着的两副棺材。游行的队伍举着“坚决打退资反路线的猖狂进攻”，“文攻武卫”的旗号，一路走，一路高呼口号：
“控诉资反路线的迫害！”
“坚决打退资反路线的猖狂进攻！”
“揪出制造流血事件的黑手！”
“血债要用血来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
游行之后，队伍便在运动场上集会，声讨“五·二0”流血事件，以令把广大群众的造反情绪推向高潮。易志雄是红旗战斗队的民兵队长，他负责大会的安全警戒。集会的时候，一个名叫吴佑良的纠察队员曾经来问他要两桶汽油。看到吴佑良诡秘的样子，他立即想到今夜必有行动。因听张开达说，刘超远有计划要在游行示威之后，正当群情激愤的时候杀死马向东。他知道吴佑良是刘超远在纠察队里的亲信，今天是安排他在明早凌晨值班看守马向东的。他想，也许马向东躲不过明天早晨前的厄运了。
突然，一个念头浮上心头：“救马向东！”
他不禁心里为之一震。他虽然不熟悉马向东，但他知道马向东是当前徐昌县文化革命的关键人物。加入旗派组织的半个月来，他听到了许多关于两派的消息，知道军管会有支持联派的意向，加上旗派头目刘超远培植亲信，在派内搞派，工农造反队在打砸抢的财物分配上又常有矛盾，明争暗斗，心里便有走着瞧的打算。
“识时务者为俊杰！”
父亲易凌胜的口头禅常常在提醒他。对，何不留条后路，日后自有好处！主意定了，他便立即开始行动。刚好，现在看守马向东的是同村来的民兵张铁牛，他是半个月前跟着他加入红旗民兵战斗队的，是自己人。于是，他立即到五金商店去买了一把尖刀和一把剪刀，来到贵宾楼，见过张铁牛后，询问了一些情况。听张铁牛说马向东闹肚子疼要求看医生，他就叫张铁牛在外面看着，自己进去查看一下，便迅速向马向东说出了助他逃走的计划。他是民兵战斗队的队长，与张开达一起绑架了马向东，并负责着秘密看守的工作，每天都要来查看马向东的情况。所以，张铁牛对此亦毫不警觉。当浑号叫泥里鳅的吴举良接班的时候，他的同姓兄弟吴佑良已经暗中与他打了招呼，叫他好生看着，等待刘超远的命令，只在今晚便要结果马向东的性命。这吴举良、吴佑良原是农村里的泼皮，红旗农民造反派成立时，他们一齐投到刘超远、吴忠彪的麾下，敢打敢杀，心狠手辣，迅速成为旗派打砸抢和武斗的两员猛将。但凡有什么性命攸关的事情，刘超远通过吴忠彪叫他们去做，是无有不能完成的。此次刘超远意欲把马向东烧死的计谋，原以为万无一失。不料，却被易志雄识破，并神不知鬼不觉的帮助马向东逃走了。这是刘超远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天亮的时候，吴举良兄弟上得三楼去查看时，只见这间房子里面的东西全已烧成灰烬，但却不见有烧死人的尸体。再看看房屋里外，却见西边的洗手间外墙有一个大洞，知道马向东已从这里逃走了，两人都惊奇得不禁目瞪口呆。
马向东脱险之后，不回家里，也不去红联总部，汽车把他送到军管会去了。军管会的主任刘文华是驻军部队的一个团级干部，小时侯还是与马向东同村的一个要好的同学。文革之前，两人就经常有联系。部队支左时，因刘文华是本地人，领导便派他做军管会的主任。这几天来，他知道马向东被旗派捉走之后，正想采取营救行动，不料马向东却自己突然安全回来了。他心里十分高兴，便把情况向上级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一面等待上级意见，一面叫马向东待在军管会里帮助做一些工作；易志雄救出马向东后，不动声色的回到旗派组织里，仍然干着民兵战斗队队长的勾当。一场武斗和一场示威游行之后，两派虎视眈眈，都在积蓄力量，准备厮杀。两派的造反队员都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天天在毛主席像前向毛主席早敬晚汇报，唱毛主席的语录歌。他们一面严管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瞪大眼睛去寻找有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一面继续打家劫舍，没收四旧或金银财物。双方的农民造反派或民兵都是没有工资的，也没有人给他们记工分，但他们的造反情绪却很高涨。特别是攻打某单位或抄家搜店的时侯，他们必然争着第一个冲进去。易志雄平时没有抛头露面，他更着意于旗派总部的保卫工作，设立明岗暗哨，编排值班人员，并时时查防。故一段时间来，红旗总部育民中学保卫森严，乱中有静，极是安全，刘超远对此十分满意。如此又过了些时日，两派势力都有发展，矛盾便越来越大，连街道也划分了势力范围。农民出城和居民出街，经过两派筑起来的街头工事时也要受到检查。正是风声鹤泪，草木皆兵，人们没想到解放了十六七年，却又象回到了红白军打仗时的那个恐怖年代，家家闭户，人人惶恐。加上粮食的定量本来就少，寅吃卯粮，粮站又时时不敢开门，老百姓缺食少吃，没有一家不在惊恐和忍饥捱饿中过日的，比起十七年前那个时侯又更是凄苦。个中灾难，真一言难尽，暂且按下不表。
不说易志雄思想一闪念，在危急中记起了其父亲易凌胜“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口头名言，因而救了马向东的性命，后来又常常在县城的红旗造反派总部出入，既当上了红旗造反派的一个头目，私下却又常与马向东联系，因而得到军管会主任马文华的重视，成了表里不一的两面派的人物。且说其父亲易凌胜自文化大革命以来，觉得样样顺心，事事顺意。儿子当上了大队的文革小组长，现在又在县的造反派里兼职，身穿军装，腰插短枪，威风凛凛；自己既报了四清之仇，又从大队拿回了部分赔退款，并且，还恢复了生产队队长之职。更且，儿子又讨回了媳妇，成了家。这些事情若在一年前是想也不敢想的，现在却一下子都涌来了。正是时来风送滕王阁，运转铁树也添辉。
但他却仍有一件要紧的心事要做。自儿子讨回媳妇之后，住的房屋就显得窄少。土改时候分到的四间房子，现在两间住人，一间厨房，还有一间房子媳妇说要用来养些鸡禽。这些房子都已撬了二棚，上面不能放东西，一时要修复又不容易。家中的杂物农具、柴、炭、禾秆还有单车等等，往后就只能占用公家的地方了。正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衣食住行是第一要紧的大事，必须着手解决。于是，多年来的一件心事又浮上来了。
他的厨房上方，紧连着陈兰英的三间房舍。陈兰英当了教师之后，十几年来，这些屋子一直无人居住。前些年听了黄寡妇谓不占白不占的说话，他早就觉得这几间房子实在应该是自己的了。不过，毕竟过去阶级斗争没有天天讲，日日讲，地富阶级还有说话的时候。若是占用起来，又被陈兰英一告，难免于理上还有些说不过她的地方。但他试着卖了她的许多桁瓦木板，她也没有吭声；眼下地富反坏统统成了牛鬼蛇神，被折得像包袱一般的服服帖帖，没有他们说话的分儿，更无人会替他们说话。现在正是良机勿失，乱中取胜的时候，他必须趁这个机会把这三间房子谋划到手。
如何谋划？买不如借，借不如占。他想，文革开始以来，陈兰英在学校成了地主分子，被红卫兵揪斗游街，已是低头伏地。这婆娘只因生得太漂亮，与自己也算结上了缘分和仇恨：她曾经是自己谋占来的老婆，领过结婚证，但却对他充满仇恨，没一点儿情分，后来又告他栽赃，害得他吃官司劳教，终归脱离了关系；她的儿子易志良本来是姓周的地主仔，后来因跟了他的成分，改名换姓，又升中学读书，才能当上干部。可这易志良自调离石陂公社后就从来没给他生活费，正是忘恩负义；徐昌高中校长张滔是她的老公，担任石陂区四清工作队队长的时候，岭塘村四清工作组竟把自己当老虎来打，又要重新划定他的阶级成分，差点儿使他变成地富分子。可幸文化大革命把这个世界重新又翻个筋斗，好日子终归还是属于自己的。俗语说，有仇不报非君子，现在，红卫兵已把他们打翻在地，他还得在他们身上再踏上一脚，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想到这里，他似乎又看到了他们跪在地上遭人痛打时那种任人欺凌和宰割的令人惬意的情景。正是多情非好汉，无毒不丈夫，一种“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胜利感，使他不禁露出了阴险而又得意的笑容。
他要把陈兰英置之于死地。
自文革以来，陈兰英和丈夫张滔就没有过上一天平安的日子。张滔是学校的第一把手，被学校红卫兵定为走资派。先是抄家，戴高帽游行；接着大会斗，小会批，“坐喷气式飞机”，“拽烧鸡”，“摔飞燕”，他常常被打得脸青鼻肿；后来校革委对他实行隔离审查。由于他到学校的时间不长，所以革命师生定他的“罪行”还不算多。诸如“以抓学习质量为名号召学生走白专道路”，“打击贫下中农子女”啦，“在教学上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啦，“曾经大力推行‘三自一包’，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啦，还有“丧失阶级立场，娶地主分子做老婆”啦等等，都是一些执行政策和个人生活上的问题。但张滔生性耿直，心里对文化革命又有许多不理解。他认为一些毛孩子乳臭未干，还没有读过几本书，又还没有涉猎过社会，不懂得什么。但上边却有人利用他们来打倒一切，制造天下大乱，妄图乱中取胜，这简直是在愚弄人民！所以，当那些高中学生红卫兵审问他的时候，有时便反而被他质问，因此惹得造反派们火起，常常拳脚相加，把板凳当巴掌来打。但他是条硬汉，即使被打得抱着脑袋翻滚，也绝不求饶和哭叫，故被红卫兵认为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自隔离审查之后，他就一个人被关在学校作为危房的旧宿舍“牛棚”里。白天打扫厕所，夜晚写检查。虽然与家里只有两百多米的距离，但却很少机会能见到妻子，只有在开批判会或戴高帽游行的时候，两人才能在一起说上几句话。陈兰英是职员，没有教书，红卫兵只能把她定为地主分子，把她打入牛鬼蛇神之列，却没有什么把柄揪斗她，但限制她的行动自由。家里连蚊帐周围都贴上揭发张滔的大字报，不准她躺在床上睡觉。她知道近年来张滔的胃病常有发作，担心着他的身体健康，故时时要煲些汤来送给张滔吃。但是，即使来到门口，红卫兵也不给他们见面。
这是一个太阳吐血的黄昏，西边晚霞血一样的鲜红。张滔扫完厕所回到牛棚，被叫到审讯室。审讯室里有几个恶煞金刚般的红卫兵，中间的一个生得浓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