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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过后的两个月多，各大队的工作开始了新的布署，岭塘大队的工作也有变化。首先，大队的一些厂场停办了。织布厂下放到小队自办，综合厂和耕岭队解散，辗米厂另派人经营。各大队干部都没有再兼手经济；其次，大队也不再设粮仓，生产队的公余粮和三超粮都直接交送公社粮所；同时，按照公社的指示，大队设立会计小组，计划每年定期对生产队的经济进行审核。四清运动后，张道迁没有再任大队干部工作。他一头钻在林丽美家里，当起了公开的丈夫。没有人告他，也没有人管他，欠着的赔退款也没有人追问，真是乐也悠悠。他庆幸自己由于不想当干部，因而没有急于赔退，终于便拖过了关。这事使刘春英后悔不已，也使易凌胜想起来跌腿捶胸，大呼上当！
易志雄担任大队民兵营长之后，不久就带领几个基干民兵到县上去集训，练习投弹射击。他是社交能手，酒肉过后，只几天，公社的武装部长便说他做事能干，工作有效率，同村来的几个基干民兵也与他成了朋友。他们常在各项比赛上拿到成绩，因此，这一次集训，岭塘大队民兵营训练成绩突出，受到了上级表扬。
这一天吃完午饭后，训练结束，他和几个民兵便打包袱一齐回家。途经县城百货公司，忽听人声鼎沸，大家扭头看时，只见一队学生举着大旗小旗和毛主席的画像从大街的东边走来。他们个个左臂上都戴着有“红卫兵”三个大字的红袖章，一边高喊着口号，一边飞舞着手上的旗帜。
“破四旧，立四新！”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毛主席万岁！”
队伍到了百货公司门前的闹市地方，这些学生忽然散了开来。有的张贴标语、大字报，有的拿着广播筒站在凳子上向群众演说，有的挥舞木棍砸烂一些商店的招牌，更有几个男女学生手中拿着剪刀，见了行人中长辫子的和烫头发的，走近前去嗦的一声就把头发剪了下来；见了穿漂亮的花裙子和小裤脚管的，也赶前去把它剪烂。大街上，有不少站在一边好奇地看热闹的，也有许多在听演说的，还有一些被剪了头发，剪了裤脚或裙子后大声哭喊的，更有被学生们发现但没有逮到的一些长头发和小裤脚的人拔脚逃走狂奔。学生们一边追，一边呼喊着，吆喝着，嘻嘻哈哈；街上行人见了各自慌张，都瞪着惊惶的眼睛目睹着大街上这一切突然而又狂乱和奇怪的现象。
看了一会，几个基干民兵搭乘单车回家去了。易志雄却被眼前的景象弄糊涂了。他走到演讲的人堆里，只见有十多个学生护着三、四个站在凳子上的同学，其中一个学生手拿着一份报纸在高声读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志，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吗？”
另一个学生一手叉腰，一手有力的在空中挥动道：“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我们要横扫‘四旧’，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
一个留着短发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女学生接着读道：“我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庄重宣布：第一，我们要破四旧，立四新，凡是封资修的东西统统要打倒和销毁！第二，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第三，我们警告一切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切牛鬼蛇神们，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这些学生都是胸前别着“徐昌县高级中学”校徽的高中学生。看他们的样子，就象《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卢嘉川他们那样慷慨激昂。大有似乎国难当头，一代英雄就要出来了的架势。
“这些学生早先在县政府闹得很凶，要县委书记出来回答他们的质问！”有个穿干部服装的人道。
“他们质问什么？”有人问。
“主要质问为什么县委不支持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大专院校学生回乡串联闹革命，为什么不敢参加回乡学生组织的辩论会，为什么要撕毁在县府内贴的大字报，等等。”那个穿干部服装的人继续说。
“县府关着的铁栅门都被冲破了，他们说，县人民政府是‘衙门’，要造反！”另一个人说。
“听说各大都市和省城里，省委、市委都被包围啦！”有人道。
“到处都这样搞，凡是当权派的一律都打倒！”有人感叹。
“中央主要领导有毛、刘、周、朱、陈、林、邓，为什么他们红卫兵集会和游行都只举出毛主席一个人的画像来呢？”有人提出一个敏感的问题来问道。
“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可能这些人都有问题哩！”有人这样理解。
“现在是中央文革说了算，中共中央的文件常常发了又要撤消！”有人说。
“这不是乱了套了么？”有人问。
“唉，才平静了几年，刚刚可以吃饱肚子，又要天下大乱了！”有人叹道。
“天下大乱才有大治，‘造反有理’，我们要‘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有一个别着钢质校徽的戴着眼镜的人在一旁威严的大声说道，看样子他是回乡大学生。
人们看看这个大学生，大家都不再说话了。易志雄直到那些学生都集合队伍，并一路高歌，扬长而去，才慢慢的离开。
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些天来在城里搞训练，也听到和看到了不少的事情。他清醒地感到，山雨欲来，一场大的变革即将发生，自己必须关心时事，才能伺机进步。但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学生造反，却有上面支持，各级领导都惶惶不可终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接着，八月底，报纸报导，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和红卫兵亲切握手。从此，红卫兵的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学生们所向披靡，他们继续冲向街道、农村，冲向单位、机关。几天后，在城里的体育场上和天主教的福音堂前，从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庭及福音堂里抄出来的家具、西装衣服、花绸被褥、书籍，还有钢琴、手风琴、收音机等东西，堆积如山。不知哪个红卫兵把它们淋上汽油，燃了一支火柴，便全部被冲天的烈火淹没了；又不久，大街上，一批批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学生们认为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反动权威”，都被捉出来游街示众；再不久，公社农村的小学校长和出身不好的教师也被革命师生们捉来游村示众了。这些“牛鬼蛇神”们有的被剃了光头，有的被剪成阴阳头，有的则戴着高帽。他们胸前都挂着又大又重的木牌子或用砖头做成的牌子，牌子上写着自己打了交叉的“狗名”。他们都低头伏罪，神态黯然。世界忽然变得好象是煮沸了的一锅水，天天有人敲锣打鼓，到处有人喊打喊杀。
这一天，岭塘大队也发生了一件事情：
中午时分，小学校里来了十多个中学生红卫兵，他们押送着几个在城里工作的资本家和右派分子回乡。原来，运动开始后，县里中学的红卫兵把城里的“地、富、反、坏、右”们捉去游斗。过了不久，又把各个单位的这些“黑五类”分子集中起来，把他们押送回原籍去管制劳动。先由县城的红卫兵把他们押送到公社，再交给公社的红卫兵把他们押送回乡。岭塘大队被送回来的一共九个人。其中，有五个是在县城做生意的公私合营后的资方人员，被红卫兵定为“反动资本家”，有四个是在单位已摘了帽子的右派分子。他们到了小学校的操场后，已是中午时候了。岭塘大队在公社中学读书的红卫兵一共有六男四女，另一个领头的男生名叫张开达，是徐昌高级中学高二学生，徐昌高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大队长，曾到过北京天安门前参加过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他指挥着同村的红卫兵，下令这些资本家和右派分子一字儿排开，跪在学校操场的水泥地上晒太阳。这几个资本家和右派分子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一早起来就被人用绳捆绑着押送到体育场去参加县里的批判大会，大会结束后又被押送到公社，折腾了半日，没有吃一口饭，没有喝一口水，身体已经支持不住了，当下就有一个名叫周宗贤的资本家右派晕了过去。幸得有人发现，叫学校旁边的卫生站的医生来急救，才被救了过来。这事很快被一些小学生回去告诉大人们知道了。当时就有东方红生产队里一个名叫周胜彪的老贫农，他听到了后，连叫了几个红卫兵学生的家长，风风火火的赶到学校里来。
“你们才爬出壳儿就学得那么狼心，小心日后给恶人打死哩！”周胜彪大声喝道。
“这些是敌人，是反动派，你护着他们，什么立场？”张开达叉腰质问道。
“什么立场？良心立场。这个周宗贤在解放前帮着周伯年建造这所学校，造福后代，大家的子弟才有书读，可没想到你的书却读到屁股穴里去了。你是谁家的孩子，良心叫狗吃了么？”周胜彪反问道。
几个红卫兵见家长来了，原先那种趾高气扬的劲儿便跑掉了。张开达见来的都是正宗的老贫下中农，自己先矮了半截，便没有再说话。几个资本家和右派分子被拆开绳子，由一个个红卫兵护送回家去。
原来，解放前，这周宗贤在县城里做的是木材生意。他为人厚道，热心助人，在乡里有很好的声誉。周伯年是他的近亲宗侄。周伯年筹建这育才小学时，因要占用村里大岭下的空地，便有异姓的几个混混联合起来撑顶。他们手持刀棍，废了地基，扬言建一墙便拆一墙，气焰极是嚣张，但意思却是想要挟一大笔钱。后来周宗贤通过亲朋的关系，请来了南半县的土霸王张雄。张雄在村里办了一席酒，下帖请村中几个大姓的老大赴宴，言明建学校大义，声明今后不准有人捣乱。他又派人持枪看护了几日，果然，以恶惩恶，几个混混便销声匿迹，再也不敢出头惹事。周宗贤和周伯年再出点儿钱疏通几个异姓的老大，宁人兴事，一所宏伟的两层十六室的回形楼式学校才终于建成。其校舍的规模，在县中算得上是手屈一指。建学校的时候，周宗贤还无偿捐赠了许多木材。当时，周伯年请周胜彪在工地上负责保管材料，所以，他对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很清楚。后来，学校建成之后，周伯年还请周宗贤做了两届的校董。周胜彪因家庭经济困难，又为人老实忠厚，也常得到周宗贤的帮助。所以，他对这些好心的人便常怀感激之情。现在看到这些毛头小孩子要做出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来，便不顾什么“阶级立场”，毅然出来教训他们。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展不久才有的事情。若是到了深入开展时侯，周胜彪和那些贫农家长恐怕也就不敢出来干预了。
张开达是张道迁的儿子，今年正读高二。他当了红卫兵，上过北京，又是学校红卫兵的头目，这次，岭塘村中在城里工作的地富反坏右都由他负责押送回来，一时村里的人便都议论开了。大家都说刘春英生了一个儿子很是了得，才是高中学生便能上北京见到毛主席了，日后必定有前途。易志雄听了，联想起最近耳闻目睹的事情和报纸上登载的一些报导，便觉得很有必要向张开达了解一些情况。
这一天晚上，他把张开达请到家里。张开达的母亲刘春英与易凌胜的亡妻刘春兰原也是石陂墟墟东刘屋的同宗姊妹，所以，张开达与易志雄就是疏表兄弟。两家虽然不常往来，但也不生分。煤油灯下，易志雄定睛看这表弟时，只见他身穿一套草绿色的军装，胸前别着十几个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手臂上戴着红卫兵的袖章，肩上挂着一个红色的毛主席语录袋子，一副满脸的稚气而又威风凛凛的样子，叫人看了觉得啼笑皆非。
“好表弟，这些时间来听说你当上了学校红卫兵的大队长，又听说你光荣的上北京了？”易志雄给他倒了一杯茶，十分羡慕的问道。
“是啊，毛主席第二次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时，我们学校选了十个出身贫下中农的人去，我是其中的一个。”张开达沾沾自喜般的说道。
“看到毛主席了么？”
“嗨，人山人海，离远看见毛主席向我们挥手哩！”
“了不起，你们真是前途无量啊！红卫兵的领导对最近的工作有什么新的布置么？”易志雄对张开达羡慕表扬了一番之后便开言问道。
“最新消息，我们红卫兵就要进行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连活动了。当前，造反就是大方向！”张开达说。
“造谁的反？”易志雄又问。
“要打倒一切当权派，踢开党委闹革命！”张开达激动的道。
“踢开党委闹革命，不要各级党的书记，那不是乱了套么？”易志雄觉得张开达说的话都很新鲜，但也很难理解。
“现在就是要天下大乱！北京来的红卫兵说，现在的各级书记都是1962年以来执行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右倾路线的形左实右的当权派。他们与‘三面红旗’革命路线对着干，统统都得滚蛋，得改朝换代！”张开达一语惊人。
啊，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张开达还是原来的张开达，但运动却把他的思想迅速推上了一个高度。一个中学生，竟能把如此深刻的问题说出来，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听说，北京来的红卫兵就住在县城里。他们经常要开辩论会，说起话来锋芒毕露，知识渊博，头头是道。县里的领导都害怕他们。
“你们红卫兵要各级党委都靠边站，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