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让我再查一查吧，漏记的我一定补上。”易凌胜见防线有缺口，便退了一步说。
“还有，卖藤椅的社员都是在自由市场交易的，每个月定期交给你管理费，你贪污了多少？”李广真问。
“卖藤椅的有四户人家，每月每家上交二百元。账上有写哩。”易凌胜答非所问的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
“去年八月份吧。”
“不对，去年三月份就开始了，这里你漏报了五个月！”李广真掌握事实，句句到肉。易凌胜开始紧张起来。
“再还有，你的超产粮数为什么少了一千多斤？”李广真再问。
“这、这、这，早造不足晚造补嘛。”
“不对。早造口粮的月份短，每年都是早造交足，晚造就不用交了；事实上你生产队已经交足了超产粮，但会计帐却少了一千多斤！”李广真声色俱厉的说道。
易凌胜立即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来了。他的额门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鼻子“吼、吼、吼”地发出了连续的低吼。
“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告诉你，你不坦白，我们也照样可以查出来。到时候，你就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判刑的问题了！”李广真警告道。
易凌胜耷拉着脑袋，犹如被人掴了一个巴掌，只觉得懵头转向，眼脸发麻。他再也不敢说话，失神的坐在大队民兵室的水泥地板上。
在大队民兵室隔离了五天，他一天比一天忧虑。他本来以为，这洗手洗澡的事情，能瞒则瞒，工作组没有多大的能耐的，可没料到一开始就拿他开刀，并且掌握了他的许多材料。昨天，工作组的曾组长还警告他说，现在查明，他实际是漏划的富农分子，解放前一年他家里还有够划富农成分的土地，他是混进生产队干部队伍里的阶级敌人。他利用当生产队长的权势，兼职会计，贪污的款项多，存心破坏集体经济，性质严重，不坦白就送去判刑劳改。他害怕被划为富农，更害怕判刑劳改，第六天便终于交待了许多问题。他不但贪污生产队的钱粮，还与大队的民兵营长一道，偷窃大队的粮食，并把粮食交给投机倒把份子去卖，又篡改大小队帐目。
于是，第六天，民兵营长刘古泉也被捉到公社去了。他在公社隔离审查了七、八天。回来之后，被停止工作，半个月也不敢踏出家门。
岭塘大队四清工作旗开得胜，第一阶段就清出了大小队干部贪污公款一万捌千多元，贪污粮食六千多斤。曾组长把材料整理好后，上报到公社的工作队。
第二十回 周伯儒动中思忧；易贝车趁火打劫
石陂公社工作队集中研究了各大队交上来的第一批材料，觉得岭塘大队的材料很是典型。这份材料说明农村的阶级斗争确实复杂，完全符合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中关于形势问题的分析。有些情况是很明显的：
第一、农村中还有在民主革命时漏划的地富分子，他们有的钻进生产队干部的队伍里来，篡夺领导权，破坏集体经济，并且拉拢出身好的干部，贪污舞弊。如翻身楼生产队长易凌胜，解放前两年，家里还有富农以上的田地，解放前一年破了产，解放后却是贫农，现在在生产队担任队长，品质恶劣，与投机倒把分子勾结一起，为非作歹；他拉拢民兵营长刘古泉（此事实质是刘古泉拉拢他），贪污舞弊，破坏集体经济。第二、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使一些干部腐化变质，革命意志衰退，成了四不清的干部。如大队治保主任共产党员张道迁就是腐化变质（其实是本质没变），甘愿堕落的典型。同时，根据群众的反映，大队各个干部或干部的子女有兼手经济，贪污集体财产的现象，情况不容轻视。这些事实说明，农村干部队伍蜕化变质和被敌人打进来、拉出去、分化瓦解的现象都很严重。这些干部，没有基本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政治上和平共处，组织上稀里糊涂，经济上马马虎虎。”
工作队长张滔认为，正如中央文件中所指出的，这些事实集中的表现就是四不清，性质是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是地富反坏与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只有揭露这些矛盾，才能达到教育干部，提高干部群众思想觉悟的作用。工作队必须充分利用这些典型材料，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第二阶段四清，要求各大队干部在经济上、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要做好自我检查。
岭塘大队的第二阶段四清工作开展得很顺利。第二阶段的做法是在揭露第一阶段材料的基础上，大队干部人人下水，主动洗手洗澡。先是干部自查，然后进行背靠背的他查，再通过贫下中农核心小组审查核实，最后得出结论。
这一阶段的工作，初步落实了大队干部的一些四不清情况：
易天华，大队书记，利用职务，两年来多记工分三千五百分，又为儿子贪污耕岭队烟叶提供方便。两年来儿子共贪污两千八百四十七元。
黄金珍，大队财经主任，利用职务，两年来多记工分三千分，又贪污上面下拨的“刮共产风赔款”一千三百元，修水利补助粮五百四十斤。
许小花，妇女主任，利用职务，两年来多记工分三千分，又贪污大队产院公款三百元，贪污大队综合厂财物共五百二十元。
钟义浩，大队长，利用职务，多记工分两年共三千分，折合人民币六十元。
以上数字，与第一阶段工作组集中清帐的结果合起来，全大队四清的经济问题主要情况是：
干部贪污公款约共两万三千多元，多吃多占和贪污粮食约共一万五千多斤。以大队的人口计算，全大队人平可分到二十多元钱和约十五斤粮食。即每人可分到普通工人或干部一个月的工资和半个月的食粮。
贫穷的人们被这些事实震撼了！工作组再进一步发动群众，召开全体贫下中农大会。一方面，在方法上，把贫下中农群众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唯一依靠，通过对这些贪污腐化的行为进行全面的揭露，提高社员群众的认识，进一步成立贫下中农的核心组织——贫代会，作为今后大小队经济的监督机构；另方面，在思想上，深入触动干部的思想意识，使他们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这一天，工作组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要大家发言讨论。
“原来这刘古泉守着粮食不发给我贫下中农是留给他们大队干部内部分用和他自己贪污，怪不得对我们那么吝啬那么凶哩！他也是个大贼，怎么就没人知道？”人民大厦的凳板户吴有福咬牙切齿般的说。
“外贼易挡，家盗难防。有谁知道当干部的竟也偷集体财产呢！”有人说。
“儿女多了尚需分家，这一百人一千人一个家，他和大家又都那么穷，他们的口又不是木做的，你能怪得人家偷一点儿么？”贫农周隆昌道。
“我生产队的队长易贝车连偷带贪，朝鱼暮肉，吃的都是社员的血汗钱啊！”翻身楼的代表说。
“又做队长，又做会计，自己屙尿自己遮，这样的生产队不出问题才怪哩！”有的代表认为早就在预料之中。
“依我说，队长不能兼财会，兼财会必定贪污！”有人建议。
“贪污的钱粮若拿出来大家分才好呢！”有人道。
“土改时候斗地主，有的地主金山银山，大家贫苦人有得分；现在四清清干部，是三两清半斤，你穷我也穷！”有的代表兴趣不大。
“小寡妇哭夫：‘你矛我也矛哩！’”有人唱起来打比喻。
“不管多少，定个时间，多吃多占就得抠出来；否则，没有教训，不会牢记！”有人提议。
“贪污的干部还能再当干部吗？”有人问道。
“不是说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嘛！”有人答。
“把手洗干净了，以后再戴上手套来拿，就谁也不知道罗！”有人说。
“还是他当干部，咱就不能得罪他！”有人担心。
“大老鼠就得用热一点的水烫死它！”吴有福说。
“说来说去还是老古言语那句话，‘家大需分’。事情很简单，把田地归还大家耕，谁也饿不了，谁要贪污也贪不了。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非要大家绑在一起来挨饿又挨贪呢！”周隆昌又把话说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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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下中农代表会讨论和核心小组审查过后，接着便到了退赔阶段。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讲明政策。根据教育为主，处分为辅，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政策，有贪污的各个干部，都要定出赔退计划。
在三级干部会上，工作队长张滔说，中央认为，这次社教运动是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大约需要五六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有的地方甚至还要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把漏划的地主富农份子再抓出来。大家不能抱观望的态度和走过趟的思想。
工作队的同志还说：“凡是落实了贪污的，如果到期不赔退，就要考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这五顶帽子，哪一顶给他戴！”
于是，中耕过后，按照工作部署，四清工作就全面进入退赔阶段了。但正如社员说的那样，对农村干部四清其实是三两清半斤，清不了多少。一般贪污的，差不多都长年累月帮贴家里吃掉用掉了；个别贪污多一些的，也老鼠不留隔夜粮，三下两下就花完了，眼见没有什么财产可分。不过，贪污腐化的干部要坦白承认错误，提高思想认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要落实经济退赔数，这是工作队应实事求是地去对待的问题。一要根据坦白的态度，从宽处理，对所贪污的财物，折款定价从低；二是赔退的时间从宽，规定退赔的时间一般为二至三个月。三千元以下的，一般二个月赔清；三千元以上的，三个月完成。
张道迁是个贪污的大户。由于他和刘春英还是法定的夫妻关系，所以，赔退应由家庭承担。但刘春英无心持家；副业已早破败，加上丈夫腐化堕落，长期与地主孙女林丽美勾搭成奸，这事是奸夫淫妇的过失，于是她便不肯承担赔退的责任。到了五月底，张道迁的赔退仍无落实，工作组按照政策便要给张道迁定性。刘春英毕竟是结发夫妻，她担心丈夫一旦被划为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坏分子后会连累儿女前程，没有办法，最后只得流着眼泪，卖掉家中基本口粮和土改分来的好衣服、被褥及两间房子，完了第一期的赔退款。可怜婆媳子女，一家四口，从此过着东借一日，西借一餐的日子。张道迁躲在林丽美的屋里，朝欢暮乐，只不出来。他的意思，不想法赔退，最终就能逼使妻子离婚。而只要刘春英同意离婚，林丽美马上就会把退赔的钱拿出来，还得一清二楚。
刘古泉贪污盗窃的六千多斤粮食中有五千斤是要他负责赔退的，折款一千五百元。他本没有什么家底，幸得丈母娘这些年来靠这些粮食搞副业赚了些钱，故很快就帮他把赔退款还清，被工作组认为是问题干部中坦白认错态度较好的典型。不过，他被隔离审查时，正值老婆坐月子，家中无人料理，因而使她缺乏应有的休息和营养，遂得了子宫下垂和贫血的毛病，每天都觉得腰疼腹坠，头晕眼花的，干不了活儿。
易天华的儿子原在耕岭队任队长，开始两年种烟叶生意很好，日子过得风光。但两年后，由于没有轮作的经验，重复再种，烟草长到半人高时便都枯萎了。因此，耕岭队便只能种点儿番薯，大部分土地丢荒。正是坐吃山空，贪污来的钱，娶老婆生孩子就花光了；队员的工分款无着落，不久，耕岭队也就散伙了。最终，贪污款还需靠老爸赔退。幸得老爸在土改时分到了地主的许多财物。其中，一张描金彩漆八脚床，两张花梨木镶玉石的贵妃梳化三人凳，两个镶钳着红蓝莹石和水晶玻璃镜子的雕花衣橱，还有两张檀木大师椅子，都是很值钱的东西，守了十多年也没有卖。这次工作组规定的时间一到，便也抬到县里的旧物寄卖店卖了，并且，还卖了一只瑞士镀金手表。
对于大队干部的贪污，有人感到惊讶，有人觉得奇怪，有人却觉得平常；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愤怒痛恨，更有人表示同情，但也有人却表示异常的担心。
这一天，两个“可教子女”坐在一起，也在议论这件事情。
“真是大快人心，一只只硕鼠都捉出来啦！”周顺年的儿子周志民高兴地说道。
“别高兴得太早，这些硕鼠打不死的。我看我们现在是在踩地雷，不久会有大祸临头！”一个名叫周建儒的却表示担忧。
周建儒是大队地富子女中年龄较大的青年，二十三四岁的年纪，生得五官端正，眉清目秀，面白唇红，一表人材。五年前他在县的重点中学高中毕业，成绩优秀，因家庭出身地主，便不能上大学，毕业后就被公社的中学请去当教师，大跃进后又被精简回家。回家后，按照他父亲的意愿，“不为良相，愿作良医”，他便潜心学医，先把中药的药性、汤头背熟，又再学习《内经》、《难经》和中医临床辨证的一些医书，逐渐懂得了阴阳五行和天人合一的医理。于是，几年下来，他便摸着石头过河，渐渐的，竟医好了自己母亲多年卧床不起的高血压疾病和村里人一些奇难杂症。由此，他在医病中找到了寄托和兴趣，便投身进去，认真研究，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有时，一、二元钱的药竟能医好久治不愈的难病，因而很受群众欢迎。他不但看病不收钱，而且有时遇到穷苦的人家还送医送药，故方圆十多里路内都常有人来求医问病，名声逐渐传了开去。一个月前，远村有个老人患了中风，不省人事，被家人抬出厅堂去，只等小儿子回来料理后事。第三天，小儿子回来见父亲尚未断气，就要寻访名医来诊治，经人介召，便请周建儒去治疗。周建儒摸了脉，看了舌苔和眼睛，说是患了极度阴虚而脱阳之症，开了一剂中药，又叫家人砍来几条山中黄竹，烧制了三碗竹沥做药引，每天一剂徐徐灌将进去，不料三天过后，竟活了过来；又再医治了一个半月后，老人竟能步行如昔，上墟出入，如未曾病过的一般，村人都十分惊异！儿子在省城是给某大首长开小车的司机。两个半月后，他再回来时，见父亲病愈如常人，家中又没有花好多钱，心里万分高兴和感激，便买了一些礼物和制作了一幅“妙手回春，治病救人”的锦旗，把车子载着父亲开到岭塘大队来找救命恩人。一方面，父子要当面致谢；另方面，他觉得这件事非同寻常，因为首长的父亲不久前也患这种中风病，他的年龄还没有那么大，体质也没有那么差，但却在医疗条件很好的医院里经过现代医疗技术和设备的积极抢救，最后还是活不过来。他想请周建儒去给现在也患着高血压病的首长看病。可是，周建儒却婉言谢绝了。首长的性命自然比山民的金贵，他可不敢负此责任。这件事，因有社员目睹着，所以在村中便很快被传为佳话。
周建儒为人诚恳老实。他没有在生产队当什么干部，只规规矩矩的劳动和热心为人看病，所以，既受到社员的欢迎，有很好的口碑，又能得到干部的尊重；更且年纪长了几岁，当过教师，比一般青年的见识也就多一些，为人又正直热情，故在村里既有贫下中农子女中的要好朋友，也有地富子女中的知心伙伴。周志民与他志气相投，性格相近，住的又相距不远，所以，时常要聚在一起说话。由于都是“可教子女”，两人便无话不说。现在听他的说话，似乎有很多的顾虑，周志民不免感到疑惑。
“这是为什么呢？”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