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轮耕作，各小队出人工，公家买烟苗，出公地，易天华书记父子挂帅抓生产，干得极是红火。种烟草周期短，本钱小，又卖到了好价钱，与榨油织布磨豆腐等比较起来，显得优势许多。不过，一座大岭坡几十亩地的烟叶，全由书记的儿子一人包收包纳，大队究竟赚了多少钱谁也不知道。人们只知道耕岭队的社员的工分报酬比生产队里每十个工分就多了一角钱。这一角钱拿去供销社买粗盐的话，一家人最少也能吃用上二、三天。同时，大家还知道，岭坡上搭起了两间屋子，建了个烟丝加工场。大家又知道，国庆节那天，书记的儿子易得发娶老婆，摆了好多酒席，放了好多纸炮，人们三四年来还未见过这样的场面哩！
大队的工副业都搞起来了。不久，小队也有人开始搞副业。住在翻身楼的穷人们大都只会耕田种地，最本事的就莫过是养几只三鸟了。或卖种鸟或卖蛋，十天三日圩里转，米缸和盐钵就空不了。不过，他们只是穷忙。有道是“养鸡卖，带八败”，左手拿蛋卖钱买米，右手就拿米喂鸡，一旦发了鸡瘟，则米缸和盐钵就都打烂了。所以，做生产队长的对这些副业是不屑多看或根本就无需过问的。
但有两户人家的副业却要刮目相看。一户叫周顺年，另一户叫周昌年。他们俩是地主周伯年的亲房兄弟，就住在翻身楼隔邻的一座双合字形的小小的新屋子里，也归属于翻身楼生产队的管辖。解放前周伯年家族都在县城做生意。周顺年做的是缸瓦生意。他与人合伙在山里办了一间窑厂，又在县城开了一间通四海陶瓷商店；周昌年则办了一间简易木行，除了代卖树木之外，还制造台凳箱柜等家具来卖。因虽在城里有生意，在农村却无田地，故土改的时候划家庭成分时这两兄弟便被划为工商业家。1957年私营工商业改造，他们的店铺被纳入公私合营，两人成了资方职员。大跃进后，农村勒紧裤带喝粥，调不出再多的粮食供应城市，城市就相应也要压缩人口，减轻负担，故城里的许多人便要下放到农村来。但凡剥削阶级出身的或历史有问题的人都必须先行遣散。于是，几个月前，周顺年、昌年兄弟俩便被单位精简，也回到乡下来吃新鲜米了。
乡下拆了大饭堂，粮食闹饥荒。两家都有老婆孩子，每家人的口连起来都有二尺多长，吃饭是第一大事。见农民弟兄吃糠咽菜，自己家里也粥一餐菜一餐的过日，兄弟俩便感到要想个办法来解决才行。虽然他们在城里时也一样的吃不饱，但毕竟每餐有二两半米落肚，而且，只一个人在外，好歹随便就过去了。现在回到家来，见到老婆孩子那无神的眼睛和菜黄的脸，听到大家喝粥水时那“呖呖劣劣”的声音，做父亲的心便觉得像刀割一般的难受。正是马死落地行，穷则思变，他们到圩市上去转了几日，就有了打算。这一天，只见周顺年去附近的河沟边兜了一圈，从沟底里挖了几担白坭回来。他把这些白坭，用脚踩练得十分嫩滑粘糊，便成了一堆上好的陶坭。再摆好从窑厂里借来的做炉子的工具，把陶坭放到架子上去摇了几摇，便做出一些烧煤的炉子来。三天后，他把这些炉子晒干，再放到砌好了的小窑炉里去煅烧，只两日，一个个结实美观的陶炉子就出来了。第二天，他把这几个炉子拿到市场里去卖，只一个时辰，便就卖完，还卖到了好价钱。
正值大饭堂过后，各家各户都要买煲钵买炉子。周顺年烧的炉子便十分好卖，不久就有公社日杂部的同志发现后全包购销。于是，父子几人一齐努力，挖坭的，跺坭练料的，做炉子的，买柴运货的，忙得火红火绿，做得货如轮转。一二个月下来，除去工商管理费、市场管理费和纳税费，再除了燃料费，倒也有几百元的收入，一家七口人的肚子总算能吃饱了。
周顺年开了个父子窑炉厂，周昌年就办了间藤椅加工场。原来，周昌年还在公私合营家具厂做职员的时侯就向师傅学会了做藤椅的本事。他见公社化大炼钢铁以来，许多家庭的木凳都烧的烧了，破的破了，大家屋里都缺少凳子，木材又缺乏，便织了几张大小不同的土藤椅拿到市场里去试卖。不想，竟也因实用和价廉而颇受欢迎。他有三个已中学毕业的儿子，他又熟悉货源，于是，一个家庭织藤厂就开张了。每天日出而作，钉椅架的，破藤条的，编织的，父子四人一直忙到乌灯黑火。但只要织得好，便卖得出去，生意很快兴旺起来。不过，由于这藤椅做工扎实，又挺美观，多卖了几日，便引起公家的注意。除了要交各种管理费外，有时还会因“破坏山林管理”的名义而被没收或被公家低价收购。但毕竟有做有吃，只要卖货的时候打醒精神，眼看四方，一有风吹草动时就要走避；或者，平时买些烟酒打点打点市场管理人员，也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刀下过人”。赚到的钱还是足够两餐温饱的。
两家的副业做开了，社员们便不免有些议论。
“还是资本家有本事，日子过得红火！”有人说。
“人家是油，咱是水，是油就得浮上来哩！”有人心里佩服的道。
“这世道要共同富裕，咱们也得想法儿揩点儿油水！”有人羡慕。
“当然罗，人人搞副业，谁肯去耕田呀？”有人找到理由。
“可人家的老婆和女儿也照样耕田出工，他们做的工分也足够吊全家的口粮嘛！”有人为之辩护。
“不管怎样，他们这是搞自发势力，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人觉悟高，呵斥般的说。
议论不分场合，老婆和女儿听到了，便回去说给男人们听。做父亲的听见了，心里便不免犯起愁来。解放以来，他们经历过许多运动，虽没有当上地主富农，却也算是个商人出身的剥削阶级，十多年来都夹着尾巴吊着卵子做人，总算平安无事。现在逼于生计，家庭副业搞起来了，但却是搞“资本主义”。名不正则言不顺，有朝一日，说不定还会被划为投机倒把或什么坏分子上台批斗呢！想到这里，他们都心慌意乱，天天担心会出事情，出入也总怕见到社员和干部。
果然，担心的事情不久就发生了。
这一天下午，生产队长易凌胜忽然来到他们屋里。
“好生意呀！”易凌胜叼着一支香烟，站在厅廊的中间。他一边从鼻子里发出吼吼的两声，一边左右两只眼睛往两边瞟一瞟这两家人手中的活计。
“啊，队长来啦！”正在干活的顺年兄弟俩抬头看见队长来了，连忙放下活计，一个倒茶，一个敬烟。
“请坐！”顺年的大儿子赶快拿来一张凳子。
“不知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不好意思！”昌年客气地道。
“哪里，哪里，打搅了！”队长坐下来，饮了一杯茶，鼻子吼了两下说。
“今日好妥当，队长有何指示哩！”顺年小心地问。
“是这样，有社员向公社反映，说你们兄弟搞自发势力，走资本主义道路。现在大队易书记传下话来，你们这是非法经营，限令你们在下个月停业！”易凌胜训话似的的说道。说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眯着眼睛呼出来，静看着兄弟俩的表情变化。
“可我们依法交了工商管理费，又交了税，还交了场地铺租费，综合经营管理费等等，县工商局和公社市管会都批准了我们办开业手续啊！”顺年颤声辩道。
“不管你什么局什么会，社员说你们这是搞自发势力，就得停业！”队长两手一袖，又翘起了二郎腿，吊高腔调说，鼻子再猛地吼了两声。
下个月停业，无异是砸了两家人的饭碗。兄弟俩都呆立着说不出话来。他们虽然早就预感到会有麻烦，但也不至于达到无端停业的地步。社员说停就得停，看来，人家肚子饿，你就不能吃饱。
“停就停吧，一个蚁民，自己有什么办法啊！”顺年的大儿子血气方刚，他有点儿愤愤不平。
“那也不一定。俗语说，路是走出来的，事在人为嘛！”队长斜眼瞧瞧他，鼻子又吼了两下道。
“我们该乍办呢？”兄弟俩问。
“俗语有话，不怕官，最怕管。你们都属生产队和大队管的，只要你们的副业打上咱生产队的名义，再在大队盖个印，就不是自发势力，而是‘集体经济’啰。咱大小队管着，便谁也不怕哩！”队长一语道破玄机道。
原来，易凌胜是要把俩兄弟的副业由生产队管起来，要他们上交生产队的“管理费”。开始，他本来也心中无底，原想用和缓的口气去与他们商量的。但踏进门来，先是看到他们两家的兄弟儿女都全神贯注的在做活计，全然没有发觉他的到来，后又见他们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样子，心里一笑，便有了主意。他要搬出公社和大队的名堂来先吓唬他们一下，然后再慢慢的道出玄机来。他知道他们这些人怕字当头，一吓必妥。果然，周氏兄弟自知这事势在必然，便只有甘愿受制。正是住在低檐下，不得不低头。最后讲定每月必须上交四成利润给小队，则窑炉厂和织藤厂可以照常开业。
自此，翻身楼生产队就有了工副业。后来，有些青年看到藤椅生意好做，便也跟着学做起来，做藤的人就逐渐增多，慢慢的成了气候。由此，生产队无本净利，每月都有千儿几百元的收入。正是锅里有了碗里有，易凌胜队长兼会计，自此生财有道，丰衣足食，无忧无虑矣。更且好事桩桩，重阳节过后，地质队来招工，儿子易志雄初中毕业又被选上了，从此便能吃上皇粮哩。易凌胜想，自己真是所谓行运行到脚趾公啰，心里说不出的快活。因此，儿子离乡那天，他办了个酒席，打鱼杀猪，请了好多亲戚和大队干部来吃饭。一者，为儿子前程庆贺庆贺；二者，他要干部们领个情，日后大家多多关照；还有三者，也是更重要的，他要告诉社员们，大队里从书记到干部都与他关系亲密，对他十分的看重。因此，他们也就会更加听话，会更加的敬服他们的队长。他知道，现在工副业有得搞，千事万事，当队长掌权就是第一大事！当然，这几桌酒席要花费好多钱，但他只要在生产队的会计帐目上写上“业务接待费”，珠笔一挥，便是万事大吉，是完全不用掏自己腰包的。
大队干部听说是欢送书记的侄孙子到地质队工作，便都来庆贺。酒席就设在翻身楼原来公共食堂的大饭堂里。只见那饭堂墙上，“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天梯”的大标语还像往日一样夺目，可上面的几条横梁却不知被谁凿下来了。一个原来是雕龙画凤的厅堂，变得残破不堪。热闹之中，又显得有几分的萧条。
“正是世事如棋局局新。一年前，大饭堂还饿死人。没想到，今天却能在这里大吃大喝哩！”酒过半巡后，一个大队干部感慨地说道。
“还是归功党的政策好。”几个人有同感地说。
“好是好在新经济政策，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财经主任发表看法道。
“最倒霉的是那些曾经反对大饭堂和‘刮共产风’的人。那个时候说他是‘右倾’，批斗了一顿，加顶帽子，现在回过头来大家又认为他说的是对的。”有人说。
“所以现在就要平反啦！”书记道。
“平什么反？”有人问。
“凡是三年大跃进中，在‘拔白旗’、‘反右倾’时候受批判处分的都要平反，官复原职。”书记回答。
“你不平反不行，不平反就得坚持大饭堂，不平反就得坚持刮共产风。”有人附和道。
“不平反就没有人敢说实话罗！”
“县委张滔副书记也平反啦！”易天华继续说，“那天公社开会传达说，虽然张滔主张包产到户不对，但他的心意是好的。上级承认对张滔的处理有错误。”
“讲句良心话，张滔确是对的，农民赞成！”有几个人异口同声的说。
“哎，今朝有酒今朝醉，谁知今天说对了的明天又会不会错哩！”不知是谁吊起腔来说道。
“对，今朝有酒今朝醉，咱们干杯！”大家一齐叫道。
大碗碰小碗，这一餐饭大家吃得很高兴。
大队干部们对世事似乎都有看法，又都有点儿在认识上的分歧，大家坐在一起就不免要议论。张滔曾经是石陂公社的书记，他所主张的“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曾在徐昌县大半数的地方试行过，深合民意。虽然是昙花一现，但人们对他是十分熟悉和关心的。对他的处理，预示了上级政策的动向，影响着许多干部和群众的心理，所以，人们都无处不在谈论着这件事情。
张滔在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得到了平反。自地委宣布对他的处分后，他就被下放到县办的农场去劳动。后来，又有人检举他是叛徒，说他在解放前坐牢的时候向敌人写过反省悔过书，是由大地主周伯年保出来的。因此，受到收审，坐了半年的监狱。后来，据说，解放前他在坐牢的时候当时还未参加革命队伍，只不过是搞些抗日宣传，倾向革命，故算不上叛徒；那反省悔过书又查无实据。但由周伯年担保出来这一点却是事实。不过，旧社会里，有钱便能免罪消灾，出钱保人也是人之常情，这事也没有对党的事业造成伤害。并且，张滔家里还为此卖田卖屋，搞得倾家荡产，父亲也因此而过早逝世了。所有这些都不能构成反革命罪。所以，半年之后，张滔无罪释放，就又回到农场里去放牛了。县委范书记深知张滔是个人才。他觉得他思维开拓，又能理论结合实际，做好各项工作，且为人正直，是工作上的好助手，便对他备加保护。除指示专案组要实事求是去做好有关调查落实工作外，还常在生活上，身体上关心他。因此，虽然张滔在监狱里和农场里待了一年多，但生活上和肉体上都没有受到多大的痛苦。然而，心灵的震撼和创伤却是无法平复的。他虽然还刚上四十岁，但却头发开始班白，明显地变得有点儿苍老的样子了。
平反那天，范书记把他请到家里来吃饭。饭后，两人促膝长谈。
“老张，今年春节后，中央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五级干部会议，县委书记们都参加了。这个会开得好啊，大家听了心情舒畅。”范书记说，“现在，中央变得实事求是了，许多过去的错误都得到了纠正！”
“我完全理解我们党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挫折和困难，并十分感谢组织和你对我的关心爱护！”张滔由衷地说道。
“七千人大会之后，才有对全国千万个被错误地批判的同志的甄别平反。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对我们自五八年开始三四年来工作所造成的失误，再不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了。这是实事求是的开始。有了这，我们下面的工作就好做多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又回到了自留地，自由市场和一九五五年的初级农业社时那种小队核算的‘队为基础’上去。看来，我们过去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的研究并不是那么的简单。所以，我希望你出来后，再回到农业第一线去工作。”范书记把话说到了点子上。
“我觉得我已不适宜抓农业，我现在需要加强学习。”张滔说。
“你不要有顾虑。毛主席在会上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管，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一把手，对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就要担起责任。’现在，中央已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我相信我们今后的工作会做得更好！”范书记仍是满腔热情的希望张滔能像过去那样投入工作。从建立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再乃至经济困难时期的恢复生产，张滔的策略都是非常积极的，他喜欢这样的干部。
“老范，这些年来我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从合作化开始，到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