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展昌夫妇挑着一担谷子回来了。这件事情震撼了卢屋生产队社员们的心。只见他们两人也餐餐到食堂去蒸饭，但是却自己再添加半合米去，因此两钵饭蒸得高尖结实，使人看了馋得直吞口水。便有人提意见到公社去，说这是搞自发势力。公社派人来调查，见卢展昌是三代贫农，又饿死过孩子，却也无话可说。
但这件事情却启发了一些农民。不久，银昌、火昌、水昌、木昌等几个昌字辈的亲房兄弟便跟着卢展昌夫妇秘密到深山开荒种地去了。自古以来，开荒种地是农人的本行，只要有土地，有水源，就能叫土地长出粮食来。如果遇上风调雨顺，，丰衣足食自然就不成问题。几户人家饿怕了，在深山里包了一片山地，向山里人借了点儿杂粮，讲明秋收后一斤杂粮还一斤米的代价，便安营扎寨的干了起来。
正是饱食嫌夜短，饥饿日月长。这几户农民好不容易捱过了荒夏，盼来了金秋。立冬一过，辛勤的耕作终于结出了硕果，只见满山梯田长着黄橙橙的谷子，在向他们点头微笑。大家心里好不欢喜。收成过后，除了上交给山里的生产队，还了借杂粮的债，各家都有几担粮食，肚子就不会饿了。于是，大家便索性都不回去，安心在深山里耕作过日。只是家里的老小不肯进来山里生活，便把谷子秘密送回家去。
昌字辈的几户人家吃饱了肚子，劳动力又不回来干活，便苦了在队里的其它社员。生产队里大家都不出工，只坐在家里等待分米蒸稀饭。眼见冬种生产就要荒废，队长卢兴昌急得没有一点儿办法。这天生产队长开会，他向大队反映。各生产队长便议论起来。
“不出工的减他饭两！”有人说。
“鸡囊儿那么多的粮食，再克扣就不要人活啦！”马上有人反对道。
“饿死了人谁负责？”有人问。
“那大家都不出工，田地谁耕？”说减饭两的人道。
“我看出工的加米才对！”有人建议。
“米从何来？米升箩里转，非劳动力就得减米哩！”有人道。
“老人小孩怎么办？都不要了么？”有人气愤的问。
“到山里开荒是走自发势力，到公社告他们！”有人觉悟性高，大声提议。
“对，这是破坏集体生产的罪，叫公社派人去捉他们回来！”有人附和。
“什么破坏生产，人家这是逃命啊！卢展昌如果不去山里开荒，早就跟着他儿子去了。”有人这样说。
“我说千罪万罪，农民耕田又无饭吃，这是天大的罪！再这样下去就大家不耕田喝西北风啦！大队应该给出工的人加粮食！”有个生产队长大声疾呼道。
这个意见立刻得到人们的附和。于是，虽然大队的粮食不多，但还是决定发给劳动工分粮。每十工分加一两米，这样，干活一天，就可以吃多半碗粥了。这个办法起到了效果，各生产队出工的人多起来了。但是，出工却不出力，捱过了一天便有十工分和一两米。于是，农田该要水的没有水，杂草该铲除的没有除，霜田该翻的没有翻，农村到处是一片衰败的景象。
不过，卢兴昌却没有这样做。眼见大家已经没有了生产的积极性，他决定学习卢展昌他们在山里的方法，索性把冬种田按照在家的人口每人一份分了。因为冬种的蚕豆和小麦不用交公余粮，也不用上交大队，所以，谁种就谁收，省得麻烦。大队发的工分粮就按照冬种面积多少发给大家。如此一来，果然见效。大卢屋生产队里，不管男女老少一齐出动。锄田的，起豆垄的，放豆种的，各户分工明确。只见田里熙熙攘攘，挥锄的男人们在争谁家的豆垄起得长和短，挑粪的娘们在嚷谁担的粪稠和稀，小孩子们在叫谁放的豆种多和少，真是热火朝天。飒飒飒，不几天就把要冬种的土地全部种完了。
这一造冬种过后，大卢屋生产队把粪窖也分了。各人拉的屎归各家做肥料，积肥归己。春节过后，蚕豆小麦长势喜人。生产队平时也排工不多，各人安心管好自己的作物。这一个荒月，大家虽然仍然饥饿，但看到冬种丰收在望，人人都暗自高兴。不过，生产队里开过会，卢兴昌交带，大家都不能对外说把冬种土地分田到户。犯了天条队长挨批评事小，大家饿肚子可就事大。
春分一到，蚕豆和小麦就都开始成熟了。果然天如人愿，每份土地少说也能收三五斗。因此，这一个端节过得好不热闹。家家户户磨麦粉蒸包子，用蚕豆蓉做馅儿，或咸或甜，香喷喷的，直吃得小孩子差点儿把舌头都吞进肚里去了。
在山里开山种地的几户人家都回来了。毕竟在山里刀耕火种，缺水少肥的，且又离乡背井，心儿想着老婆孩子。不过，罗展昌夫妇却暂时没有回来。女儿女婿给他们在那儿搭起了茅屋，又饲养了几只鸡鸭。他们生怕回来还会挨饿。
食堂还是照样的打梆开饭，人们还是照样的排队分米，可是，端阳节过后，大家都能在自己的饭钵子上加点儿米粮了。大卢屋生产队的社员饿了三百六十多天，终于开始有吃饱肚子的日子。他们把蚕豆和小麦拿到粮站去换成大米，装进自家的米缸里，计算着割禾的日子，一天天的计划着食用。
日月运转，循环往复。端节才过，小暑来临，夏收夏种就又到了。这一造夏收，大卢屋生产队虽然也与过去差不多，收了的谷子交大队。但是，夏种的安排就有不同。生产队长卢兴昌与社员们合议，仍然采取按照人口分配土地的方法，好坏搭配，责任到人，到秋收时超产奖励。这个办法社员人人叫好，个个踊跃。大家都是饿怕了的人，又都尝过冬种的甜头。便都狠下功夫起早摸黑的落力去干。结果，立秋前七天就完成了莳田，抢到了节气，比其它生产队早了十多天。
不过，没有墙儿不透风。大卢屋生产队包产到户责任到人的做法很快就在东二大队传开了。先是大队书记卢伟导早就看在眼里，但他却不声张。这一年多来，自从粮食紧张，农民喝粥水开始，群众已病的病，死的死，走的走，留在队里的劳动力也只等分米蒸粥吃，但捱日子却不出工。干活对他们来说，似乎已没有实际的意义了。可自去年冬种以后，只见社员干活个个都起早摸黑，各人都为增产增收自觉劳动。不但没有要政府和大队发补助粮，而且，生产完成得快，群众的情绪稳定，走出去的社员也都在冬种前回来了。这正是“自发势力”的积极性，是群众走进死胡同后再往回走的求生方法，是公社和大队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他觉得这是农民脚踏实地的生产自救。过去自己脚步浮浮，乱唱乱跳，好讲大话，扯大炮，对生产对群众不负责任，已经给群众带来巨大的灾难，孩子和侄子卢伟国也在这个灾难中死了。自己对不起父老乡亲，也对不起老婆孩子，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面对饥饿的群众和衰败的生产，他决定对这种包产到户的做法不声张，不反对，并任由发展。
不过，夏种过后，东二大队的其它生产队的群众也知道了这件事情。于是，陆续便有一些生产队学习大卢屋队的做法，开始动了起来。大胆一些的，即刻把青苗和粪窖也按人口分了，各户包干；胆子小一点的，跟着搞分田管理，责任到人。于是，东二大队的十二个生产小队虽然还是一样的土地，一样的人，一样的三级所有，可是，情况却在悄悄地起着变化。人们发现，这里的人勤了，这里的禾绿了，一造下来，这里的粮食都实实在在的增产了。并且，按照超产归己的规定，家家户户除了交公之外，都有了一些自留的粮食。
饿了近三年的农民毕竟有时可以吃饱肚子了！
这件事不久就传到县委领导那儿。县委抓农业的副书记张滔亲自下来了解情况。这一天，他找到了大队书记卢伟导。卢伟导说，是这回事儿，这是群众饿怕了被逼出来的。
“祖祖辈辈都是这么种田的。如今有田不种，你看我，我看你，人人捱饿，大活人被尿憋死，老百姓都自发干起来了！”卢伟导道。
“可这自发势力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书记说。
“我看不管什么道路，群众能自发才是生路，否则就是死路。各枝生各叶，不要都在一条树干上绑死了啊！”卢伟导激动地道。
“包产到户不符合上级中央的政策，会犯错误的啊！”张书记担心的说道。
“古语有话，‘民以食为天’，难道让大家吃饱肚子都会犯错误么？”卢伟导感到很难理解。他提出自己的疑惑。
“这是路线问题。毛主席是要大家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张滔说。他知道眼前这个农民书记曾经积极响应号召，射过亩产四万斤的卫星，也十分理解他今天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但作为领导，他不能同意他的观点和做法，他只能用毛主席讲的那些话去对他说。因为这件事情若摊出来就是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台，就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现在是救命问题。如果上级的路线政策连命都救不了，还有什么共同富裕？大卢屋生产队十八户人家，共九十二人。一年下来，饿死了六人，逼走了四户。”卢伟导近乎悲愤地说道，“我的孩子也是因饿而死的。这是我当干部的罪过啊！”说到伤心之处，想到老婆也因此而一病不起，这个大队书记，这个七尺男儿，不禁号啕大哭起来了。
张滔呆了。眼前这个基层的领导，一个大队的书记，像一个普通农民那样哭得痛不欲生！他不知道卢屋生产队的惨状，更不知道他的孩子的死，他被他的痛哭深深地震动了，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这几年来，我们讲大话，报大数，卫星满天飞，害得农民好惨。做领导的个个好大喜功，有谁对农民负责啊！”卢伟导心情非常激动。他最近以来总是会想起劳模罗金生说的话，心里处在对过去自己好大喜功，“对上级负责”的做法的深沉的后悔之中。张副书记的“路线问题”和“犯错误”的说话，正引出了他的这种痛苦的感情。惨痛的教训已使他的思想和感情都产生了变化。由于不想再讲假话，所以，即使面对县委的副书记，他也不能不说出上级所不高兴听的话来。
但是，张滔却没有不高兴，他是个善于思考而讲求实际的人。卢伟导的说话是来自基层干部的最现实的思想反映，引起了他的深思，使他受到了深深的震撼。他本是来调查研究的。当他再详细的询问了有关责任田的一些情况，并冷静的作了一些分析后，思想便感到突然变得清晰起来。他充分的肯定了东二大队的把粮食产量责任到人的做法，认为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有现实意义，并表扬了卢伟导敢于承担责任和大胆工作的精神。同时，考虑到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他叫卢伟导要注意做到“三不”。一不要去宣扬，要由农民自发；二不要去扩大，有些集体的东西还要保留，譬如，农民的基本口粮还要在生产队掌握，公共食堂还不能散，以免带来犯忌，引起不必要的干扰；三不要把步子迈得太快，先集中精力搞好包工、包产、包收的工作。他把当前的形势和中央坚持“三面红旗”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向卢伟导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最后叮嘱卢伟导要注意做好农民的思想工作，做好三包的有关管理。他说，这三包的做法目前各地都有人暗中去搞，但与中央的方针政策不相符，这也是许多基层干部感到苦恼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是真理的东西，是必定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并能经受时代的考验的。卢伟导听了，心情豁然开朗。他没想到上级县领导中竟也有能讲得真话的人，他觉得心里平静多了！
然而，张滔回到县里，心里却并不平静。他觉得，卢伟导的大胆表白和东二大队的包产到户的做法，正是农民对“三面红旗”的抵制的思想说明。他说的“当领导的个个好大喜功，有谁对农民负责啊！”这句话，更是对这些年来党的领导作风的控诉，使他感到惭愧和难过！可是，从目前的中央一系列会议文件看来，上级还没有检查作风的浮夸和政策的失误，没有同情农民的痛苦，从根本上去扭转衰败的局面，却还在坚持着错误的观点和做法。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吗？他百思不得其解。作为基层的干部，明知这样做不对，伤害了生产，伤害了人民，却仍然还要继续做下去，这将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啊，他不敢想下去了！
卢伟导的“不要都在一条树干上绑死”话，还使他深思的一个问题得到了省悟。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集体所有制是中央的主张，是“先进的生产关系”。毛主席说，“它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可是，这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却没有像领导说的那样，会“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反而弄得有许多人不出工，使得生产全面衰退，带来了全民饥饿。原因在哪里呢？这是他一直苦苦思考的问题。从办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以来，生产关系的变化，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形式的每一次调整，没有哪一次不是说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它离开了历史唯物论，钻进了唯心主义的死胡同。这样的文章越做越玄乎，越做越难做，终于陷进空想社会主义泥潭而难于自拔。但东二大队的“责任田”却适应了农村当前生产力发展，它冲破了集体所有制的束缚，进行了“各枝生各叶”改革，进行生产自救，结果，调动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种在社会发展中自然产生的变革，是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必将是今后农村相当长时期的一种主流。他想，土改以后，农民分到了土地，生产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正是“各枝生各叶”的时候。可是，这些枝叶刚刚发起来，我们却把它们折断了，只剩下一条光秃秃的树干，损伤了元气。现在，这些枝叶重新再冒出来了，我们可不能把它们再“绑到一条树干上去绑死啊！”他感到，处在现实中的农民和一些基层干部的淳朴的语言和行动往往也存在着深刻的哲理，如果能深入去体味，会使人受到许多启发。这才叫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却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看来，真理并不是只掌握在会说套话的高高在上的领导者们的手中啊！
他感到责任田是农民的一种创举，决心支持这种新生事物。张滔就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思想回到县委去汇报的。为了避忌，他给东二大队的分田单干起名为“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并对他们的包工、包产、包收等做法作了详细的介召。
“什么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其实就是分田到户，走回头路！”有人道。
“这又有所不同，田还是生产队里的田嘛。”有人表示异议。
“我看目前只要农民有劳动积极性，产量有保证就行。千事万事，吃饭第一件大事！”有人说。
“这是路线问题，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不能再回到落后的分田到户的生产关系上去！”有人提出了理论。
“我认为生产力只有受到束缚时才需要‘解放’，才应该‘解放’。土改分田地和现在搞责任田都是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没有受到束缚。所以，目前这种生产关系还不能说是落后的。我看是不是可以把东二大队的做法当作一个试点呢？”张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可是我们过去不是致力于改变生产关系么？先进的生产关系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普遍的规律。”范书记说道。
“我想，改变生产关系应像女人十月怀胎一样，足了月份，才能分娩。当生产力并没有受到束缚，还在自己的母体——生产关系的胎胞中正在成长发育，还不足月份的时候，我们不能‘解放’它。生产力只有受到束缚时，才需要改变；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