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到琉璃厂转上一遭，翻翻旧书堆，拾个便宜拣个漏儿什么的，然后就打道回府了。这一天过得逍遥又自在，对我来说，这样的一天远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或小日本袭击珍珠港的那一天更有意思。
可是，这一次，老头儿居然说他不能去，也许是他不想去，更大的可能是他的太太不让去，总之，他是不能去。好在有罗素愿意陪我去，虽然还是有一点儿失望，但是这种失望情绪毕竟打了些折扣。
“小伙子，我怕是去不成了，”老头儿笑着说，竟没有表示出丝毫的遗憾，“我很忙，根本分不出身来，你只好自己去了。”我把他的话复述给罗素听的时候，她却说，“老头儿跟过去不一样了，他已经是个有家庭的人了。”我实在想象不出，有家庭的人跟看书展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难道脚上长鸡眼会妨碍戴帽子吗？“你要理解他。”罗素说。
是的，我当然要理解他，就因为他身边多了一个女人。但愿罗素不是这样的女人。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我眯缝着眼睛动着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罗素问我是不是要睡觉，我说要睡，她咯咯笑着说，“你不是在睡觉，你只是在尽睡觉的义务——我每次失眠的时候，我们寝室的人就这么说我。”
我惊讶地问她，她也会失眠吗？她翻翻眼皮说当然会。我又问她通常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失眠？她说在失恋的时候。我不再说什么了，我不知再说什么才好。喇叭里在广播早新闻，掩盖了火车在行驶中发出的轰隆轰隆的响声。
按照我跟许佩祈的习惯做法，我也先带罗素去了“馄饨侯”，吃完早点出来，罗素不解地问：“我们起这么早跑到北京来，就是为吃这碗馄饨吗？”
“虽然都是馄饨，但这里的馄饨更多些沧桑，味道可能跟别家的差不多，意趣却迥然不同。”我给她解释说。其实，我知道我说服不了她，有些事原本就不是用语言可以说清楚的，所谓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那种。那意趣，许佩祈懂，我懂，而罗素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懂。
今年的国际书展跟往年一样的热闹，进入大厅，我和罗素约定了会合地点，就分头活动了。她喜欢西方的惊悚悬疑小说和时尚类杂志，而我偏爱哈韩的文学书，特艺术特纯的那种文学书，这两类书的展台不在一层楼上。
我找到了韩国馆的展台，这里陈列的大都是韩国小说家和随笔家的选集，我也曾学过鲜语和日语，不过，没学会，但并不妨我对哈韩文学的偏爱。在韩国小说家当中，我最欣赏的是金东仁，读过他的小说的中译本。那个韩国出版商见我知道金东仁，显然喜出望外，就超热情地跟我攀谈起来，他说汉语有点儿口吃，好在能听懂。
我希望展览结束之后，能把展品中的金东仁和与金东仁同时代作家的作品转让给我，韩国出版商说没问题，即使这些展品举办方另有安排的话，他也会从国内给我寄的，然后，就通报姓名交换通讯地址什么的。
转一圈，在筑摩书房的展台，我又跟日本人订了一套《太宰治全集》，这也是我渴望已久的一套书。我觉得我不虚此行，我也很为许佩祈没来而惋惜，我甚至赌气地想：回去以后我要添油加醋跟老头儿吹嘘一番，好好气气他，谁让他不跟我来的！
我在楼梯口碰见几张熟悉的面孔，几张我常在我的书店里遇到的面孔，都是六十来岁的样子，胡子和头发都还很黑，反衬得脸色异乎寻常的苍白。我们停下来聊了几句，他们从事什么行当的都有，近两年迷上了藏书，大都以收藏抗战时期的陕甘宁和晋察冀边区文学作品为主。
越聊越投机，他们提议去吸烟室坐一坐，我们各自点上一支烟，他们说他藏书纯粹从兴趣出发，不像一些所谓的红学家和鲁迅研究家那样，就吃的是这碗饭。他们都说他们看不起那些人——那是一群寄生虫。
我说，“我也看不起那些人，我觉得您用寄生虫来形容他们挺恰当的。”其中一个谦逊地说，“信口开河，信口开河而已。”我从他们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许佩祈的影子，他们有点儿相像，而且不仅仅是年龄。
他们说他是“油纸伞书坊”的常客，遗憾的是，那里的解放区文学实在少得可怜，京派海派的作品却很完备。我承认，情况确实如此。
只顾聊天了，我差一点儿把罗素忘掉，赶紧告别他们，跑出吸烟室。我们约定坐同一趟车回去，路上还可以继续聊。
“你跑哪里去了，到处找不见你？”罗素显然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一脸的焦急，“你要是再不来，我就准备一个人上路了！”她跺着脚说道。看到她跺着脚的样子，一种怜惜的感觉就油然而生。
我搂了搂罗素的肩，“你有什么收获吗？”我问她。她说她得到了几张乔治·西默农的推理小说的英文电子版光盘，“都是可以开心解闷的玩意儿。”
我放弃了去琉璃厂和全聚德的计划，这两样罗素都不感冒，况且和那些老书友还有约定，约定结伴返程的。我和罗素一人拎着一个矿泉水瓶子，一边喝着，一边晃晃悠悠地往火车站方向走。“我饿了，我要吃肯德基。”中途，罗素突然说。她提要求的时候，两只圆眼珠就像两条张着嘴的小鱼在眼眶里游动，令人不忍拒绝。
快到火车站入口处，我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我接的时候，只能听见对方急促的呼吸声，却不说话，“谁，说话呀！”我嚷了几句，对方仿佛像是跟我比赛耐力似的，就是不吱声，沉默着，我只好把电话关了。
罗素问我是哪个来的电话，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模仿着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里面的台词说：“小姐们都昏过去了。”
“一定是打错了。”罗素说。
“也许吧。”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隐隐的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不过，挺奇怪的。”
“奇怪什么，打错个电话有什么奇怪的，接到个打错了的电话就犯嘀咕才叫奇怪呢。”罗素冲我做了个鬼脸，表示她的轻蔑。
最后，我还是鬼使神差地按手机上的来电显示，打了过去，响了两声，对方接了，“您找哪位？”他低声问道，有气无力地。
我听出对方是谁了，我一下子就听出对方是谁了，“嘿，汉奸，你他妈的神经搭错线了，通了电话又不接，逗我玩呢！”我说。这家伙喜欢恶作剧，作案工具以电话为主，有一回，我收到一条短信——我的宣言：我决定打破老公终身制，实行小白脸股份制，引进丈夫竞争制，推广情人合作制，试行红杏出墙制……我还以为是哪个半老徐娘发的呢，查来查去，原来是他。
“我刚才是给你打过电话，可是想一想又没什么事，就挂了。”汉奸的喉咙像是被砂纸打磨过一样，特粗糙。
“我靠，你是吃饱了撑的，拿我来找乐子？”我习惯于用这样的口气跟汉奸说话了，大概汉奸也习惯于我用这样的口气跟他说话了。
挂断电话以后，我仍然有一点儿怀疑，当然是怀疑汉奸了，他不会是出了什么事了吧？我同罗素一走进站台，就见那几位老主顾已经等候多时了，他们正在东张西望地找我们，脸上是极讲诚信的业务员那样的表情。
车厢里的乘客寥寥无几，我跟几个老主顾可以旁若无人地交谈，而这时候罗素则坐在对面座位上，一个人玩纸牌打通关，显然她对我们的话题不感兴趣。
“现在的鲁迅研究居然庸俗到了只关注脐下三寸的地步拐弯抹角地去考证鲁迅和许广平究竟哪年哪月哪一天开始发生的性关系，你觉得无聊不无聊？”其中一个愤愤不平地说，“奇怪的是，这样的文章不但有人写，而且有人发，更而且还煞有介事地当做学术问题来讨论。”
“鲁迅先生有那么伟大的作品，鲁迅研究家顾不上去研究，偏削尖脑袋去打探些犄角旮旯的小道消息，敷衍成篇，然后公之于众，声称是‘最新发现’。”他们用胳膊肘支撑在车窗边的小桌上，望了一阵窗外的风景，“许多鲁迅研究家就是这样起家的，你说荒唐不荒唐？”
“还有更为荒唐的呢，”我说，“这些家伙一旦成名，就可以享受鲁迅从未享受过的优惠待遇，鲁迅享受过专家津贴吗，没有吧，他们有；鲁迅享受过专用轿车吗，没有吧，他们有；鲁迅享受过公费旅游吗，没有吧，他们也有！”
“整个一本末倒置，”他们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研究曹雪芹的人比曹雪芹风光，研究鲁迅和胡适的人也比鲁迅和胡适招摇得多，俨然一个大人物。”
“听说，‘张迷’们都比张爱玲更讲究穿戴。”
“其实，不过是一群拉大旗做虎皮的小丑而已。”
“虽然是小丑，但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既得利益者。”
“我宁愿做一个兴趣盎然的文学爱好者，从过往岁月的字里行间去亲近历史，也不想成为既得利益者，省得挨骂。”他们当中的一个说，窗外的阳光照在他的侧面上，他的皮肤像块海绵一样将阳光吸附进去。
“我跟你一样，我更想做一个旁观者，因为旁观者清。”我说。从谈话中我知道他们都是个读书很多的老头儿，并不仅仅局限于解放区文学，他们也跟其他的藏书人有所不同，别的藏书人重在收藏，真正坐下来读书的时候不多，而他们凡收藏过的书都读过，而且还写读书笔记。
“我喜欢鲁迅，所以最讨厌那些所谓的鲁迅研究家，打着鲁迅的旗号骗吃骗喝也就罢了，甚至还随意玷污鲁迅，这就太过分了。”他们中的一个愤懑的态度特愤青。
“鲁迅活着会如何呢，现在许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诸位有何见教？”我问他们。
“一道上，你们就没完没了地纠缠鲁迅，累不累呀。”罗素大概是玩牌玩腻了，也坐到我们这边来，“我的导师就是研究鲁迅的，可是最怕人家跟他谈鲁迅，他说一听见谁要与他谈鲁迅，他就想拔枪；我逗他说一见他拔枪，我就谈鲁迅，没办法，他只好求饶，让我们放他一马。”
我们都笑了，而几个老主顾几乎是纵声大笑，他们说，还是钱钟书说得透彻，有了蛋，何必非得要去看一看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是啊，有《呐喊》、《彷徨》和《且介亭杂文》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我说。
火车到站了，我跟几位老主顾相约在书店再见，就分手了。我们坐出租，他们则要赶一班公车回家。天阴了，起风了，他们几个的面影酷似一棵被风吹乱了缨须的玉米穗——一个西班牙作家戈伊蒂索洛曾用过这样的句子，我觉得正好适用于来形容现在的他们。
我们的屁股刚挨到出租汽车的后排座位，汽车呼地就启动了，而且开得非常之快，我想司机大概是担心一会儿会下雨的缘故。罗素说：“你发现没有，这几位先生跟许老头儿有好多相似的地方？”
我说他们跟他绝对不一样，许佩祈把藏书作为一种理想，虔诚地去追求；而他们只把藏书当做一种乐趣，轻松愉快地去玩味。罗素不以为然地说，“反正都是藏书呗，还能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吗？”
“区别在于，把藏书作为理想的人，一旦实现了理想，他就会失去了奋斗目标，再找不到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了，像许佩祈就是；如果把藏书当做乐趣的话，他随时都可以转移兴趣，改行去弹琵琶去画国画甚至可以去写历史小说，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永远都没有绝望的感觉。”我说完，见司机一直用一种奇怪的眼神透过后视镜看着我，我也觉得说话时太一本正经了，正经得不太像我自己了，就赶紧点上一支烟掩饰一下，自己吸一口，也让罗素吸上一口。
晚饭后，罗素硬拉着我去参加一个沙龙，过去我们曾去过几次，就是上一回谈戴望舒的那个庭院沙龙。因为下午阴天，所以改在晚上的室内进行。这次的主题是“清华园·1932”，主要讨论浦江清的《清华园日记》和季羡林的《清华园日记》。
东道主是个房地产公司经理，总以儒商自居，喜欢附庸风雅什么的，罗素何以跟这样的人打得火热，让我费解。
每个人都戴着面具，像化装舞会似的，据说目的是为大家可以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依我看，其实就是一种游戏心态作祟，本来与会者就都是些闲人，而且是些中产阶层的闲人。分给我的面具是一只狼，我立马儿成了一只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
罗素选择了一个狐狸的面具，她说她喜欢狐狸，因为狐狸是美丽而妩媚的化身。她带着一种学究式的热情，穿梭于豺狼虎豹之间，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她一定觉得这里比动物园更好玩。
室内一片喧哗，所有人都像是在清华园里长大的似的，跟那些声名赫赫的人物亲昵得一塌糊涂，吴宓不叫吴宓，叫雨僧先生，朱自清也不叫朱自清，而叫佩弦师，给我的感觉，特言不由衷，就像乔治·奥威尔在他的那本令人毛骨悚然的小说《一九八四》中嘲讽的那样：说话的人说的不是真正的话，而是在无意识状态中发出来的闹声，像鸭子呱呱叫一样。
我找个角落坐下来，在所有的热闹场合，我都习惯找个角落坐着，而且是一脸乏味的神情，不，我不是觉得三十年代的清华园乏味，相反，我十分向往那里。过去的清华园旁听之风甚盛，许多没考上清华的学生趋之若鹜，授课老师也大多不以为忤，听之任之；据说，只有冰心是个例外，那时她也才三十出头，每次登上讲台，都像狮子似的吼一嗓子：凡不选本课的学生，统统出去。于是，选修生留下来，而旁听生都被赶出去。不过，晚年的冰心倒是个慈祥的老太太。乏味的其实是沙龙里这些夸夸其谈的人。
“当年清华报考时不必填写哪一个系，录取以后由自己挑，这很科学，起码比现在科学，你以为呢？”跟我邻桌的一个戴兔子面具的人，侧过身子来跟我攀谈，听声音像是人到中年的样子。
“对不起，对这个话题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当年还没我呢。”我说，如果他撩开我的面具，就会看到我紧皱的眉头和含着冷笑的嘴角，“当年我若能跟季羡林他们一起去旁听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那么我现而今起码也有九十岁了。”
“难道浦江清和季羡林两位先生的日记，你也没读过吗？”对方似乎很惊讶，惊讶的程度不亚于听说一个记者不知道范长江或是听说一个诗人不知道里尔克似的。他摇摇头，我无法看到他的表情，一定是一脸的遗憾无疑。
“我确实没读过。”我点点头，还要继续说下去，被罗素阻截了，她狠狠地掐我一把，笑着对中年人说，“他是跟您开玩笑，两本日记他都读过，我们还常在一起探讨呢。”“噢，我想也是，一个没读过什么书的人怎么可能有资格加入到这个沙龙里来呢？”中年人又仔仔细细地看我一眼，似乎仍是半信半疑。罗素压低声音警告我：“你装什么白痴，不怕人家看不起你吗！”我瞟她一下说，“我应该看不起他们才对。”她说，“人家都是些商界精英。”我说，“既是商界精英就去商界混好了，还来冒充文化先锋干吗？”这时候，一个洪亮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争执，那个人说，“诸位，你们注意到没有，浦江清的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说叶公超、朱佩弦几个人吃饭，喝法国酒，吃菊花火锅。我觉得此处很不合规矩，要喝法国酒，就该吃牡蛎；要吃菊花火锅呢，则应喝陈年花雕，对不对！”一屋子人齐声响应，我猜，说话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那位做房地产生意的东道主。
“你所说的精英，就是这类货色，简直是拿着肉麻当有趣。”我凑近罗素的耳边嘟嘟囔囔地说道。这间客厅里，挂满了名人字画，而且绝对是真迹，十之八九是从拍卖会拍来的，可是摆得欠讲究，仿佛把一堆宋版书垛成一座小山，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