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葡萄架下都有一只狐狸在等着 一
每个葡萄架下都有一只狐狸在等着1（1）
“告诉你，我可不是一个随便的人！”汉奸抖了抖身上的那件皮尔·卡丹，又抻了抻前襟，仿佛他要穿的不是皮尔·卡丹，而是别的品牌西装就有伤风化似的。
我从烟盒里拈出一支烟，嗅一嗅，点上：“我压根儿就没说你是个随便的人，因为你随便起来就他妈的不是人——少在我跟前装孙子，我习惯怎么着就怎么着！”
“习惯是一种惰性，所以，朋友，要改。你知道，生活细节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生活品位，抽什么烟，喝什么酒，穿什么西装，戴什么眼镜，万万马虎不得呀。”
我本想说，“别理我，烦着呢”，可是见汉奸两手插在裤兜里，慷慨激昂的样子很像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禁又笑了起来。
那家伙注重外包装，总是一身的名牌。我呢——上身是一件旧T恤，下边是一条老军裤，还趿拉着一双轮胎底懒汉鞋。长年累月都是这么一副造型，十几年如一日。假若我就这个架势出现在汉奸他们公司里，而且走道还特摇滚，他们那位号称是中国通的日本老板见了，会是他妈的什么德行？一定特有趣。
我说：“生活品位这类词儿用在我身上太奢侈了，我不过是个做小买卖的而已。”
“老大，你做的不是一般的买卖，你是卖书的。书是什么，书是精神食粮，是意识形态的产物……”
不错，我确实是卖书的，我还给我的书店起了个名字叫“油纸伞书坊”。我只卖老书，只卖鲁迅、张爱玲、吴组缃、沙汀他们的书，店堂布置也仿造的是上海亭子间格局，老式书柜、老式桌椅板凳，还有老式的衣架，上面挂着旧礼帽、文明棍和老年间的油纸伞……生意清淡，大部分时间里，店堂中只有我和我的影子，孤独和寂寞几乎成了我的特权。可是我喜欢，喜欢静静地捧着1937年商务版的《晚清小说史》发愣。汉奸常来，算是我的一个老主顾了，因为他给日本人打工，所以我管他叫汉奸，他竟也不反感，比他妈的汪精卫还汪精卫。
我说：“得，别费唾沫了，就算我打扮得像李师师一样的花团锦簇，恐怕也招不来公子哥儿——因为这里不是风月场，只有发霉的故纸堆。”
“此话差矣，”汉奸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虽然你没什么钱赚，稍微穷了一点儿，与我们的生活水准多少有些距离，但是不能没有时尚追求呀……”
“我顺便问一句，那个大日本皇军给你年薪多少？”
汉奸踮着个脚说：“也就三万来块吧。”
“才三万，”我故意撂下脸，特高仓健地说，“还不够我一个月喝咖啡的呢！”
“吹吧你。”
我喝咖啡真的不少破费，这确实不是吹，从蓝山咖啡到哥伦比亚咖啡我柜橱里一应俱全，夜深人静时，自己研磨，自己煮，然后自己喝，感觉特好，特有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那种甘醇的坚果味从嗓子眼流过，犹如处女般的细雨淋在身上，舒坦。
也有时候，甜妞在一旁陪着，但她从不喝，嫌苦。
差不多每个周末，甜妞都来，而且风雨无阻。甜妞口口声声说打死她也不会嫁给我，我也说你想嫁我还不想娶呢，可是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在一起，在一起亲亲嘴偷偷情什么的。
除了亲亲嘴偷偷情而外，余下的时间里就是吵架。我喜欢跟她吵架，她吵架时的声音特悦耳，绝对的格莱美水平。至于为什么吵，我也说不清——男女间，许多事情原本就是说不清的，或者也不想说清，就像官僚们的灰色收入。
甜妞对我出走三年一直耿耿于怀。
那三年，我就穿梭于北京和广州之间，干些个跟偷鸡摸狗类似的营生：雇上一伙子三流歌星，进棚，翻唱港台歌，然后灌录成盒带，卖，赚了不少不明不白的钱。
我是把现金满满当当地装在两只密码箱里拎回来的。临走，那些生意上的伙伴百般劝阻，说正是买卖兴隆的好时候，就这么激流勇退未免太可惜了。我说：老子看你们见钱眼开的丑恶嘴脸看腻了，只想解甲归田养老去！
那天，我正巧是从机场打的回家在楼梯口碰见甜妞。有点儿突然，我的喉结在脖子上翻了几个跟头，怔怔的没有说出话来——她一定是天天来，看我回没回。进屋，甜妞脱下驼色涤纶外套，坐下，托着腮瞪着我。我知道，她是在等待着我的解释。
但是，我不想解释，我羞于跟人家说我是商人，哪怕只是说我曾经是商人。说实话，我从骨子里讨厌商人，就像讨厌小布什一样。
在甜妞的辞典里，褒义词匮乏得要命，说话就带着一股子火药味，最好的办法就是先下手为强，别等她张嘴，先用吻堵住她的枪眼。一般说，甜妞可能会挣扎一下，不过只是一下，身体便绵软得似乎融化了，融化成清风，融化成云烟……重头戏当然是在床上完成的了。
结果，折腾得一地鸡毛。
“拔腿就走，连招呼都不舍得打一个，你是不是有红粉知己陪着呀？”甜妞的下巴压着我的肩，笑着问。
我说：“没有谁陪，我是单枪匹马出发的……”
“有就有呗，”甜妞突然起身离去，一边穿衣，一边冷冷地说，“关我屁事！”
每一次跟她在一起的时候，都常会使我想起一句拄棍的老头儿常说的一句俗语——六月的天，孩子的脸，说变就变。
“油纸伞书坊”开业是在我回来之后的第二个月。地点是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两侧都是树，都是枝繁叶茂的梧桐树，正值初夏时节，风一吹，树叶痉挛。
我的书架上摆着的大多是三十年代开明版、商务版和北新版的书，对那些书我一直情有独钟，抚摸着那已经泛黄的纸页，总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我始终认为鲁迅时代的作家是最具创造力的作家，没有谁以模仿魔幻现实主义及意识流什么的来招摇撞骗。我把鲁迅的书和鲁迅敌人的书故意放在一起，比如陈西滢、王平陵；而鲁迅的朋友们的书，像韦素园、许寿裳、李何、林萧红，则放在另一处。没别的意思，我只是觉得好玩。
这样的书店，生意萧条是意料之中的。来的顾客多是藏书的、教书的和大学读书的，偶尔三陪小姐在“爱的奉献”之余，也来逛逛，问问有没有余秋雨或刘墉的书。平时，我一开门就把老唱片撂在老式留声机上，于是，整个房间都下起了“毛毛雨”。我一边读书，一边跟顾客谈书，谈得兴起，还会起身给对方沏一杯英国红茶，再谈，很惬意。
甜妞问我：赚钱吗？我说：不赚，有时还赔一点儿。甜妞又问：那开店做什么？我说：喜欢。甜妞就骂：贱骨头！我说：嗨，全社会都疲软，又不仅仅是我一个店，对面的那家丝绸店不是也挂出了招牌：一次——性处理。
我管我养的小猫叫“麦当娜”，是它把我舔醒的。我睁开眼，见甜妞正俯视着我。她只在周末才在我这里过夜，我几次劝说让她从“独身女子的卧室”里搬出来，跟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她却沉着脸说：呸，美得你！对她，我总是无话可说，因为她不讲理的时候远比讲理的时候多，于是，我就说：真拿你没办法。她翻翻白眼说：不但你拿我没办法，就是我自己也拿自己没办法。
也许是受徐志摩的影响，在桃色事件中，我总是会起些浪漫念头，而甜妞则不，她更实际些。见过甜妞的男人不知有多少，能够牢牢记住她的，怕是只有我一个，因为她太普通了，普通得跟其他的纺织女工没什么两样——但是她曾经让我感动过，感动我的其实就是她的一句话：如果你真的喜欢我，那就来喜欢吧……我永远记着她的这句话。那天，从她卧室里出来，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男人了。那是我与女性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尽管我热衷于跟甜妞一起去实践弗洛伊德理论，可是，我爱她吗？我能跟她厮守一辈子吗？我没把握。
“对我很失望是不是？”她说，“一个纺织女工没名没利没特长，我们能给丈夫的只有贞操，这几乎是我们拥有的全部，可惜……现在的我连这个也没有了。你假装不在乎，其实，你在乎，你比谁都在乎，这一点，在你从我身上爬起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了。”
我有点儿尴尬，涨红着脸点燃一支烟。甜妞伸手把烟抢过去，深深地吸了一口，又递给我。“我后悔，后悔那天为什么把所有的都告诉了你，”她说，“男人通常是在女人的哄骗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因为他们脆弱，不敢面对现实，只有骗他一骗，他才舒服。”
随她说去吧，沉默是金。
甜妞突然不说了，欠身说道：“时辰已到，该祭一祭你的五脏庙了。”
我一把将她揽进怀抱里，像荒原中一只饿狼。甜妞扑哧一笑说：“坏小子，肾上腺素又升高了吧？”
我喜欢早上做爱。甜妞总是很矜持，紧紧闭着眼睛任我疯狂。我贪婪地爱抚着她雪白而滚圆的乳房，还有两个软软的褐色的乳晕。幸好女性躯体的美好是一样的，迷人也是一样的，纺织女工与公司职员及大学讲师没有什么区别。
……“重体力劳动”结束以后，饿了，甜妞去厨房准备早餐，我负责整理内务，被里尚有余温。今天有个研究生罗素替我看店，我不必太赶时间。假如我需要到北京琉璃厂或上海文庙去进货，研究生也过来帮忙。工夫不大，番茄挂面汤的味道就袅袅地在房间里弥漫开来，香。
我咽着口水模仿着雪村的腔调冲厨房喊：“翠花，上酸菜！”
对了，忘了说，我叫万喜良，不过不是给秦始皇修长城的那个，我也没有一个名叫孟姜女的妻。我的身高170，我的年龄29，我的血型是AB，我的偶像是加菲猫，我的理想是开一间自己的书店，我可以尽情地品味汉文章独有的音韵和意境——就像我现在开的这样的店。
这天，柳彬已经等我很久了，他坐在书店一角，颠着罗圈腿漫不经心地翻着一册1935年文生版的《南行记》，乱蓬蓬的连鬓胡子在光合的作用下，五彩缤纷，绝对可以去做被俘的萨达姆的形象代言人。这家伙热衷于探险漂流什么的，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相互寒暄一番，我发现，他握手的架势显然是在模仿基辛格，派头见大。
柳彬说他刚从雅鲁藏布江下游漂回来，特险，把他累得够戗。我知道，他原来只是运输公司的铲车司机，后来下岗，后来老婆离婚，再后来他就留起胡子、背起行囊当起探险家了。
我笑道：“你累？活该，谁让你总想自绝于人民来着！”
柳彬也笑，掏出精致的古巴雪茄让我抽，说是赞助商赞助的。聊了没几句，总是被柳彬的电话打断，他接电话时还不忘瞄几眼店里帮忙的罗素。我告诉他：少打人家的鬼主意，人家可是个良家妇女。他问：有伴没？我说：好像还没有。他咂咂嘴儿说：让一个妙龄女孩儿耍单，就跟让漂亮寡妇守节一样的暴殄天物。大概罗素也猜出我们是在议论她，便故意把留声机放到最大音量。我和柳彬都吐吐舌头，不说了。
柳彬这次回来是为做一档电视节目的，然后就走。不知媒体又给了他什么承诺。难怪这家伙一脑门子的亚洲雄风，听说，现在他的赞助费已达数百万计，而且身边美女如云，走到哪里都有人找他签名。为此他私下里还特意苦练过花体字，龙飞凤舞，俨然一个马拉多纳或成龙似的公众人物。
柳彬辞去，我发现艾芜的那本《南行记》没了，又给他顺手牵羊了。罗素撇撇嘴儿说：脏兮兮的，恶心死了。我告诉她：甭看这德行，找他签名的都是美丽而洁净的女孩儿，他总借签名的机会写上与对方约会的要求，及时间地点，居然从未扑空过。罗素半信半疑：真的？我说：当然是真的。愈如此，他愈得把漂流进行到底了。
“也算时势造英雄了。”我最后说。
罗素不语了，凡不悦或懊恼时她就做瑜珈。她的面相与林徽因酷似，借一个风流才子的话说，她是明清木版书里插图的线条，但纸张与彩色是21世纪初年的，很淑女。
与罗素相对，总嫌她太静，女孩子还是鲜活泼辣些才好。闲聊时，她却说她偏好谢冰莹，笔下净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最为过瘾，倒是令我惊愕不已；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让我惊愕的远远还不止这些。
以后了，门楣上悬挂着的铃铛响起，进来一个中年人，说是让我看看他的书，结果，我看到的是新月书店三十年代出的初版本，包括《梦家诗集》，品相好得令人生疑。我竭力压抑着喜悦之情，故作冷漠地收下，只花了仨瓜俩枣的价钱。他说还有，明天再来。这样的买卖每天都会有这么一两起。
临走，我问他书的来路，他说是他父亲的，接着他说了一个名字，那是一位大名鼎鼎的藏书家，收藏新文学作品的权威，老头儿身后竟如此凄凉，我不禁怅怅然。
不知为什么，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许佩祈——唉，一声叹息。
许佩祈原来是评剧院的一个小生演员，因为倒嗓，不能唱了，只好管灯光布景之类的杂役，偶尔也跑跑龙套。但是他平生最大的嗜好，其实不是戏，而是书，特别是五四以后的普罗作家的书。他是像萨马兰奇一样的好老头儿。跟我，几乎算是忘年交，有稀罕物件，自然首先会想到他。
许佩祈的家在一条有名的街上，一片殖民时代的洋楼中，半个世纪前，斜阳蝉声里，杨度曾在这里走过，张自忠曾在这里走过，唐绍仪和顾维钧也曾走过，漫步其间，不知不觉就走进历史里。知道我要来，老头儿早已等在门口，依然是中山装，中山装胸前依然佩戴着毛主席像章……
“您猜，我给您带什么来了。”才进屋，我就迫不及待地说道。老头猜半天，也没猜中，终于猜得不耐烦了，猛一拍桌子，大喝一声，“真真是难煞老夫也，快快如实道来！”
我从包里捧出蒋光慈早年在亚东书局出的《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和鲁彦的《童年的悲哀》，遮挡着，一点一点摊开展示给老头儿看。老头儿果然双眼一亮，一把抢去，啪嗒拉开台灯，在灯下翻过来掉过去地端详，嘴里喃喃地说着：“不错，就差这几本了。”
见他如醉如痴的样子，我也备感欣慰，眯眯笑着，两条腿悠然地颠蹬着，像是戏迷在欣赏名角做戏。为犒赏我，老头儿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我知道老头儿的性子，有点儿怪，见谁喝一杯可乐或抽一支“三五”，就说人家和平演变了。所以，有白开水喝，便已不错，属于破格提拔了。
然后，老头儿就追问，书是从哪里淘换来的，又问花了多少钱，我一五一十告知于他，老头儿仍是不依不饶，直问得我答不上来为止。“真不敢相信，得来的竟这么容易。”老头儿是想笑的，可是笑不出来，眼圈倒湿润了，嗓音嘶哑地说，“我为这几本书，花过多少心思，费过多少口舌，跑过多少腿儿……”
我问：“难道您不高兴？”老头儿独身一人，一箪食，一瓢饮，屋内摆设至今仍保持着“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的遗风。许是受了老头儿的感染，我心境也不免纯简而端然许多。
“如愿以偿，当然高兴，高兴极了。”老头儿说着，声音已是颤颤巍巍，“只是来得太突然了，我一时还反应不过来，跟白日做梦一样。”
“您辛辛苦苦收集，收集这些左翼作家的书长达三十年，就差这么几本了，”我说，“而今总算功德圆满，终于可以睡个踏实觉了。”
“终于齐了，终于收集齐了，你小子说得在理……”老头儿摩挲着他的藏书，表情比神甫祈祷时还庄严神圣。房间里，贴墙环立了十余个书架，书架是特制的，宽大，高至屋顶，若取上端的书，须登梯才够得着。架中的书除了初版本而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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