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月以后，表弟开着一辆美式吉普车到宿舍来叫他。上车后发现表舅已经坐在里面。车开起来后，表舅说：今天我带你们两兄弟到方步岳家里去搜查，他在家里藏了张图，你们两个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找出来！他很想问表舅这张图是什么样子，但表舅的眉头皱得很紧，他终于没敢问。
方先生的家位于一条陌生的小街。小小的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表舅亲自动手，和两兄弟一起做到了挖地三尺——将房间里的地板全部撬开。三人忙了整整一下午，到处翻了个底朝天，直到天黑才空着两手回到小洋楼。
回来后表舅说今天你就不要回宿舍了，反正学校早已停课，你回去也无所事事。你舅妈已经先走了，我和玉奎过两天也要走，家里的佣人也辞了，这两天你就住在这里做做饭吧。这时楼上突然有人把门捶得山响，一边捶一边喊：裴铭皋你把我放出来！裴铭皋你这个败类！……表弟看着他父亲阴笑一下，说看样子药劲儿过了。表舅脸色一变，领着儿子匆匆上楼去了。
那天晚上他在楼下佣人住的小房间里睡得很不踏实。楼上的叫骂声忽高忽低，中间还夹杂着表舅的声音——时而像在劝说，时而像在呵斥，有时干脆就是对骂，直到后半夜才停息下来。他不敢上去看个究竟，表舅说过不许他上楼。即使表舅没说这话他也没有胆量上去，因为他早就听出来了：楼上那个喊着表舅名字破口大骂的人正是他最怕见到的方先生。第二天表舅和表弟轮流下来吃饭，他悄悄问表弟是谁在上面吵闹。表弟说是个赤色分子，昨天上午被我爸爸关在储藏间了，这家伙一直不肯吃饭，我就不信他能够熬到底！
然而赤色分子方先生却真的熬到了底，整整两天没有吃一口表弟端上去的饭。第三天早晨，天还没亮，表舅便叫收拾东西准备动身。行李装上吉普车后，表舅在楼上呆了很久，直到十点多钟才铁青着脸走到楼梯口，对儿子说你上来帮我把他架到车里去！娘希屁！
方先生被架下来时昏昏沉沉的样子，已经没有力气喊叫和挣扎。表弟将方先生塞进汽车后座，交给坐在里面的表舅摁住。吉普车跳了两下，呜地叫了一声，撇下他绝尘而去，这就是表舅留给他的最后印象。
表舅走了不久，嘉平解放了。随后他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教务长裴铭皋和中统有秘密关系。他顿时明白了表舅为什么要叫他暗中接近赤色分子方先生，为什么要带他去搜查那张图（这张图显然是地下党的机密），为什么要把方先生关起来，最后又架上车带走……他只是不明白表舅为什么不动用真正的特务来对付赤色分子，而要把他拖进这滔天的罪恶。于是他终日提心吊胆，等着公安局来抓自己。到了公安局他会把所有的情况一五一十说清楚，说清楚了也许还能保住一条命，自己毕竟是糊里糊涂当了裴铭皋的帮凶的……
日子在恐惧中一天天过去，并没有人来抓他。最后他终于想清楚了其中的原因——除了方先生，谁也不知道他是裴铭皋的外甥，而方先生显然已经遇害了。奇怪的是也没人说起方步岳烈士惨遭迫害英勇就义的事情。人们似乎把他和方先生都遗忘了。于是他怀着侥幸心理，把这段致命的秘密深深埋在心头，同时又每天都感到良心无法安宁。
这个惴惴不安的年轻人就是薛鹏。
毕业时，薛鹏主动要求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他感到自己必须离开这个城市，走得越远越好。在大西北他干的工作与所学专业毫无关系，但他怀着赎罪的心理干得兢兢业业。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然而反右斗争一开始，他又紧张了，觉得自己随时都会因为那段罪恶的历史被揪出来。那年夏天他到嘉平出差，任务是催车皮，便住到了铁路局招待所。一天上午，他正站在窗前想心事，突然听到有人在谈论他的名字，而且是同裴铭皋这个可怕的名字一起说出来的！
他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过了一阵才清醒过来，听出那是两个男孩的声音，就在他的窗户下面。他失魂落魄地望出去，只见一个长着招风耳朵的男孩，手里捧着一个咖啡色封面的日记本，正在大声地念给他的同伴听。那个同伴在墙根下面，他必须把头伸出去才能看到，但他怎么敢伸头呢？接着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男孩的口中清清楚楚地念出了他和裴铭皋的甥舅关系，以及他本人的“密探勾当”。他立刻听出来了：这是方先生的口气。可是，方先生的日记怎么会在这个男孩手中呢？莫非他是方先生的儿子？……薛鹏浑身一阵颤抖，再也不敢朝窗外看了。
之后的一段日子，他几乎天天看到方先生的儿子在窗外的球场上踢球，每次他都吓得心惊胆战。当他离开嘉平时，他有一种逃离险境的感觉。可是回去以后他并没有安下心来，反而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他越想越觉得这本日记是个定时炸弹，早晚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他后悔当时为什么不找那男孩问个究竟，如果真是方先生的日记，想个办法弄过来一把火烧掉，不就永远平安了吗？于是，几个月以后，当单位再次派他到嘉平来出差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铁路局招待所，并且天天注意着窗外的球场，一心盼望再次遇到那个男孩。
男孩没有见到，却在街上偶然遇到了大学的室友黎明。黎明成了右派的消息并不意外——黎明那种性格不当右派反而是件怪事。但他听了心里还是一阵狂跳，回来的路上好久缓不过神来。经过球场的时候，他看见对面有两个男孩在人群中争吵，定睛一看，其中一个正是他要找的那个。这个机会千万不能放过！但男孩周围的人很多，他既不敢当着这么多人“问个究竟”，又不敢让他们看到自己，于是他在大树后面藏了起来，想等人群散去以后再走过去。后来那男孩与另外几个人一起离开球场，他急忙跟了上去。然而男孩刚跟那几个人分手，又与另外一群小孩玩到一起去了。他躲在路边的树林里等了半天，始终没有等到单独谈话的机会，过往的行人似乎又对他的样子起了疑心，他只好回来了。
第二天，他在街上意外地遇到了那个男孩。男孩背着书包，而当时正是学生放学的时候，所以他断定男孩是在回家的路上。他躲躲闪闪地跟在男孩后面，打算一直跟到男孩的家。稍后他又有了个意外的发现——方先生的儿子一直在悄悄地跟着一个人走，而这人就是他的老同学黎明。难道他们认识？这时他模模糊糊地想起来了，那男孩与他的伙伴在他窗下争论时，好像不止一次说起过“黎明老师”。黎明在街上走了一圈，随后回了学校，而方先生的儿子也跟着进那学校去了——这孩子果然是黎明的学生。
发现这一点以后，薛鹏认为继续跟踪已无必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能够不露痕迹地接近这个男孩。想来想去，唯一的途径是黎明。犹豫了两天以后，薛鹏冒着被人发现与右派交往的危险，给黎明的学校打了个电话。没料到居然很顺利。接电话的人啥也没问就把黎明叫来了，黎明跟他约定明天晚上在公园茶馆叙旧。
在公园的茶馆见到黎明后，他又胆怯起来，东拉西扯就是不敢说到正题。后来不知怎么的，那个招风耳朵的男孩突然出现在面前。那男孩比自己还惊慌，看了他们一眼扭头便跑了。于是他顺势问起黎明认不认识这个孩子。黎明说是他以前的学生。他马上问是不是姓方。黎明说姓唐。薛鹏又问，他家里是不是有姓方的亲戚？黎明说那就不清楚了。
第二天他接到了单位的电报，叫他明日返回。他在心中长叹一声：这本性命攸关的日记只好失之交臂了，命也！运也！
然而命运却向他微笑了。
星期天上午，他朝窗外望去，又看到了那个叫唐什么辉的男孩。唐什么辉正在球场上和一个矮胖的学生吵架。那矮胖学生大概是吵输了，气冲冲地离开球场，跑到这边来穿衣服，一面恨恨地用脚乱踢地上的书包，踢得书包里的东西滚了一地。随后他从地上拾起了一件东西。当他手里拿着那件东西，边看边走过来时，薛鹏精神倏然一振——他手里拿着的，正是那个咖啡色的笔记本！
薛鹏马上推开窗户，叫那学生等一下。从楼里跑出来时，一个计划已在薛鹏心里形成了。
他和颜悦色地对那学生说，我看到你偷了同学一个笔记本，但是我不会说出去的。那学生说你说出去老子也不怕。薛鹏拉住他，将笔记本拿过来翻开一看，立刻认出是方先生独特的字体——同学们曾在背后戏称为“方体”的。于是薛鹏将他带到自己房间，对他说，我给你五块钱，你把这个笔记本给我，行不行？那学生登时喜笑颜开，说你不要哄老子。掏钱的时候薛鹏又解释说：其实我并不是对这本日记有什么兴趣，我只是喜欢收藏这种皮革封面，我是专门研究皮革的……那学生不待他自圆其说，抓过人民币就跑了。
薛鹏趁房间里没有其他人，匆匆将方先生的日记看了一遍。日记里果然记载着他那段可怕的秘密。看完以后他赶紧把笔记本烧了。直到笔记本化成灰烬，他才从心惊肉跳之中摆脱出来。
这次离开嘉平后，他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城市。当一切风平浪静以后，他却又意外地见到了方先生的妻子和女儿。
那是1962年夏天，他在北京出差时突发高烧，便到附近的医院去看急诊。一位中年女医生给他开了两天输液。当护士把输液瓶挂上他的病床时，那女医生忽然惊叫起来。薛鹏听说护士将链霉素拿成了青霉素，不禁吓出一身汗，他对青霉素严重过敏，要不是医生及时发现，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然而那护士却跟医生大吵起来，骂了很多难听的话。薛鹏气愤难忍，正想插言，护士嘴里冒出一番话，吓得他一愣：“沈瓶梅，你神气什么你？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男人是什么东西？你男人方步岳，跑到台湾当特务去了！你还有脸在这儿神气……”旁边有个学生模样的姑娘，听到这话就昏过去了。随后跑进来一群医生护士，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事后薛鹏问了一下，方知昏过去的姑娘是那沈医生的女儿。沈医生的丈夫叫方步岳，曾在嘉华大学教书，解放前跟一个特务跑到台湾去了，所以那护士就这样骂她。薛鹏听后，对沈医生母女有种说不出的愧疚。两天以后，他完成了最后一次输液，从医院出来时遇到方先生的女儿，那种愧疚又涌上了心头。他情不自禁地叫住那姑娘，对她说：“请你告诉沈大夫，方先生根本没有去台湾当特务。”
回到旅馆以后，薛鹏又后怕起来：万一方先生的妻女找到他，问他怎么知道方先生的事情，他岂不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吗？从此他再去北京出差时，都特意住在远离那家医院的地方，包括地质学院附近的“东风旅社”。
文革期间，他的秘密没有暴露。他辗转调动过几个单位，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文革结束后终于得到机会，得以从事自己心爱的文物考古工作。拨乱反正以后，他的胆子大了些，觉得还是应该去看看方先生的妻女，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她们。他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去到那家医院，才知道沈医生早已死在批斗会上，至于她女儿现在何处，医院里的人都说不上来。于是他想这笔良心债只能带到坟墓里去了。
八十年代初期，他落叶归根，回到自己家乡所在的县城，实现了与家人团聚的梦想，这时他的儿女都已经长大成人了。儿女和老伴对他的秘密都一无所知。然而后来他却自己对他们说了。
那件事情发生在1986年9月，那时他已是县文管所所长。一天下午，他发现钱公祠的茶馆里围了一群人，正在听一个中年人讲故事。他在外围旁听了几句，便明白这故事是个很老套的神话。这类神话近年来在社会上相当流行，情节都是一个模式：讲述者手里掌握着民国或者前清年间某个前人留下来的一笔不为人知的巨额财富，而把这笔财富变现则需要先投入一定的本钱，所以讲述者愿将这发财的机会与慧眼识珠者共享，凡出资者均可一本万利，多出多得，少出少得，天赐良机，切莫错过。今天这个中年人讲的是解放前有一笔教会的财产，基督教会留下的，埋藏在嘉平市附近某个地方，其中最值钱的是一颗价值连城的大钻石，问题是把教会的财产挖出来需要一定的资金……众人听得津津有味，七嘴八舌发了许多议论，核心问题是问他有啥凭证。那人说凭证就是一张藏宝图，上面清清楚楚地画着一颗大钻石。众人“轰”的一声笑起来。薛鹏正想转身走开，那中年人大叫一声，使他的耳朵竖起来了。
你们笑什么？中年人大叫，这张图可是大学教授画的，他姓方，叫方步岳，解放前是嘉华大学的教授！这时一个老头说话了：唐先生你不是说是基督教吗？怎么又成大学教授了？再说大学教授凭啥把他的东西给你？他是你家啥人？唐先生说他不是我家啥人，他这张图是我的一个同学偶然发现的。接着他有鼻子有眼地讲了一个故事，说是这个方步岳留下了一个笔记本，皮封套，咖啡色的，在他念初中的时候被他那个同学如何如何发现了，那里面就夹着这张图，还写了些什么什么，后来这个笔记本又如何如何被人偷走了，而偷走的人又把它卖给了另一个人，卖了以后又发现那人不知为什么把它烧了……
众人又笑起来，纷纷说烧了你还说个屁呀。唐先生说我还没有说完呢。烧掉的只是那个笔记本，方步岳画的那张图没有烧，还在我同学手里。我这个同学叫舒雁，就在嘉平工作，他对着这张图研究了许多年，终于把藏宝的地点弄清楚了。
大家听了仍不相信，但薛鹏听到一半就明白了他说的是真话。与此同时薛鹏还明白了一件事——这位耳朵大而招风的唐先生，就是当年那个叫唐什么辉的男孩。这个唐什么辉和那个舒雁无意中发现的那个咖啡色笔记本，从他所说的内容来看，毫无疑问就是方步岳的日记，薛鹏依稀记得那里面的确提到过“教会的财产”之类字眼。日记丢失以及烧掉的时间、地点和经过也说得丝毫不差。因此薛鹏判断，他们在丢失日记之前从皮封套中抽出了一张图的事情也是真实的。这显然就是裴铭皋费尽心机搜寻的那张图，但不是地下组织的机密，而是一张“藏宝图”。这时他对方先生的身份第一次产生了疑惑，他很难想象那个年代的赤色分子会与“藏宝”有什么瓜葛。然后他猛然想起，当时嘉华大学确实有个基督教堂，教堂里还有一个洋教士，他曾经不止一次地看见方先生与那洋教士在走廊上说话，好像很亲密的样子。
薛鹏顿时感到一种巨大的轻松：原来方步岳并不是什么赤色分子，他与裴铭皋之间的争斗只不过是为了一笔教会的财产，应该算是狗咬狗。自己只是帮助一条狗咬了另一条狗而已，这与参与迫害革命志士完全是两码事！
几十年的思想包袱原来是虚惊一场啊——薛鹏回家后越想越高兴。一高兴就忍不住把事情对老伴说了。老伴听了却吓得半死，因为她没有那种心惊肉跳的体验作对比。老伴说这桩事体你千万不可以对人家讲，讲了要惹麻烦的。可是她转身就把“麻烦”告诉了儿女。然后家庭内部发生了一点意见分歧：女儿女婿认为这么复杂的事情确实少说为好，儿子却说复杂个屁，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们还把尾巴夹这么紧？话没说完就挨了他妈一顿臭骂，只好宣布算我没说。
薛鹏从此变了个人。他带着一种重新做人似的感觉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发现生活原来是这么美好。这种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