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苗玲都明白单科长说的“他”是指陆院长。对于保卫科的设置，单科长比群众的牢骚还大，原因在于院里其他职能部门都是处级，唯有他这个部门叫做“科”，所以一有机会，谁都拦不住他借题发挥向全世界叫板。
踩着满地狼藉的纸张走了若干个来回，单科长终于告一段落，开始检查门锁：“咦，一点撬的痕迹都没有嘛，他是怎么进来的？舒总，房门钥匙你给过别人没有？”
“没有。”
“不过我们院办有一把。”苗玲说，“所有院长总工的办公室我们院办都留有一把钥匙，以便他们出差期间进去取个文件公函什么的。”
“你们把钥匙给过什么人没有？”单科长向她拧起眉头。
“没有。”苗玲的脸微微一红，“舒总的东西一般是我来送取，所以这个办公室的钥匙一直在我身上，你看，就在这儿。”
“这样吧，”单科长把手一挥，“舒总，你赶快检查一下丢了什么东西，我们科里马上向派出所报案。我亲自去报案。亲自去！”
其实他也只能“亲自去”，因为他那个“科里”只有他一个成员。
单科长走后，我谢绝了苗玲的帮助，关上门独自将所有东西清点了一遍。似乎什么都没丢，最奇怪的是图纸一张也不少。每套图纸都有详细的图纸目录，我是对照目录一一检查的，可以肯定全部完整无缺，只不过被踩了一些脚印（主要是单科长的）。想了一下我明白了：买图的人想要建的只可能是小水泥厂，而我这里都是大型项目的图纸，不符合她的需要。不过这女人着实有些变态，连我放在书柜最深处的几十个旧笔记本都不放过，统统扔了出来，还故意一本一本翻开扣在地上。我的笔记本跟她有什么关系？我这些笔记本记的都是历年收集的技术数据，只有两本例外。当我发现这例外的两本也都健在时，不禁万分庆幸地舒了一口气。
这两本笔记都是因方丽华而写的。第一本她看过，还曾说要在以后回忆童年的时候与我一起再来看它。第二本没机会给她看，因为直到我写了满满一本，带着它毕业离校，她仍未从上海回到北京。毕业分配的情况正如方丽华所料，部属的嘉平工业设计院果然有不少名额，我轻而易举地分配来了。同来的还有本校的一批同学，包括卓娅芳，以及我们班的杨永远和刘文倩。唐亚辉也如愿以偿地回了嘉平，分配在地质队。那时他几乎天天都到我们这儿来，借口是地质队与我们院业务联系密切，其实是为了卓娅芳。
设计院的两派斗得不亦乐乎，竞相拉我们这些前红卫兵加入他们的组织，我最关心的却是下一届大学毕业生何时分配。我想那时方丽华可能也会分配到这个设计院，因为她说过这个单位很理想。我骑着自行车在嘉平街头终日游荡，每个地方都勾起我的无限缱绻。看到火车站，我想起她曾叫我到这儿来接她；走进图书馆，我想起我们原本打算一起到这儿来办借书证。我四处打听有没有擀面棍卖，最后在东门大桥买了一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买……
方丽华那一届是68年夏天分配的，然而我们院那年没有要大学生。方丽华的去向，是卓娅芳从她的一个同班同学那里帮我问到的：她和赵军都分配到西北某个边远的省份去了，到了那里又由省机械局二次分配到下面的基层单位，至于具体到了哪个单位，那个同学也不知道。
我向那个省机械局写过许多信，这些信寄去后都石沉大海。两年以后，卓娅芳终于打听到了确切的消息。那时她与唐亚辉已经结婚，在出差途中碰到一个在那个省工作的同学，听他说方丽华是在一个叫六间房机械厂的小厂，已经和赵军结婚了。那天夜里我通宵都在给方丽华写信，写好后撕掉，然后再写，再撕……最后寄出的信是写给她和赵军两个人的。然而这封信却被退了回来，不知什么人在信封上写了四个歪歪扭扭的字：“查无此人”。
于是办公室成了我唯一的精神支点。几乎每个晚间我都在这里度过，久而久之，竟有了“工作狂”的名声。人生不是享乐，而是十分沉重的工作——罗曼．罗兰的这句话就是我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状态中过了八年，33岁的时候，我和姚娟结婚了。
对于我的婚姻，我所有的朋友都很满意。姚娟比我小几岁，在五金公司上班，秀气，勤快，能干，节俭，细心，沉静，酷爱整洁，一丝不苟……几乎具有作为妻子的所有优点。婚礼那天杨永远说舒雁怎么啥好事都让你小子摊上了。我的家庭被多数同事认为和谐，因为他们很少听到我们吵架。姚娟的确不爱吵架，她喜欢赌气不说话。赌气的原因无穷无尽，归根结底是对我的失望。她说，卓娅芳告诉我你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怎么会是你这个样子呢？后来才弄清楚，她有个同事的丈夫，工程师，上海人，戴眼镜，里里外外一把好手，将老婆照顾得无微不至，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买的东西总是价廉物美，最可贵的是习惯极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扑克不下象棋不看小说只看报纸并且只在上班时间看，加之衣冠楚楚，文质彬彬，很有风度，从不发火——姚娟心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就是这样的。
我处处不及该形象之万一，姚娟便三天两头不跟我说话。卓娅芳对我说这就需要你去哄。我也知道应该哄，但又苦于哄不胜哄，渐渐听之任之，“冷战”的时间便越来越长。有一次姚娟看到了我的两本笔记，三个月没有和我说话，我也不想做任何解释，只是把这两本笔记从家里转移到办公室。这次“冷战”过去后，姚娟说你这种人根本就不应该成家。我认为这是她说得最正确的一句话，但我已经无法纠正自己的错误。
如此过了三年，情况突然变化。起因是我们没有孩子，到医院检查以后，确认原因在姚娟。从此她像闯了什么祸似的，成天低眉顺眼，无论我说多少次“这不是你的错”也没用。这时她不再跟我赌气不说话了，然而我们却发现已经没有多少话可说。于是家庭更加清静。
本来是会这样过一辈子的，不料又发生了一件事：她有个伯父在马来西亚开龙眼包子专卖店，生意兴旺却无后嗣，想接她过去定居并继承财产。姚娟闻讯欣喜若狂，我却对她说我不可能到吉隆坡去学做龙眼包子。于是，在拿到护照和签证以后，姚娟与我办了离婚手续，我又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单身汉。
第三部（3）
单科长和两位警察是下午来的。看到办公室已经恢复原貌，单科长举起双手绝望地叫起来：哎呀舒总，你怎么把现场破坏了？我临走再三嘱咐你一定要保护现场嘛，现在怎么办？叫米警官麦警官他们怎么破案？
米麦二位警官倒很平静，只问我丢了什么东西。听说什么也没丢，那位年轻的麦警官马上扭头问单科长怎么搞的，没丢东西你报什么警？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忙？你知不知道有多少大案要案等着我们去办？你知不知道……
最后一个“知不知道”被年龄较大的米警官摆摆手挡住了。米警官背着手屋里屋外到处查看一圈，还趴在窗台朝楼下望了望，然后问我今天早晨来的时候房门是不是锁着的，是不是用钥匙打开的，屋里这些书橱文件柜原来是不是都是锁上的？我对这三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又问单科长，昨天夜里发现什么异常的动静没有？单科长连连摇头。米警官就说，老单是不是你们内部什么人跟这位同志（说到这里朝我扬扬下巴）有意见，故意跟他捣乱？单科长尴尬地摸摸后脑勺，忽然一拍大腿：舒总，你是不是谈对象谈出矛盾来了？我没防到他会来这么一下子，不由得耳朵发热说不出话来。麦警官忍不住扑哧一声，米警官却仍是一脸严肃：老单，以后找我们报案最好先把情况搞清楚嘛。说着瞟我一眼，不无谴责的成分。单科长立马向我投来埋怨的目光，借以表明谎报案情的是我而不是他。
晚上我照例来到办公室。出差期间积压了一些事情需要处理。正搞得起劲，电话响了。拿起一听，是陆院长沙哑的声音：“舒雁，这么晚还在加班呀？”
“你不是也没睡吗？”
“本来想睡的，想起一件事就睡不着了。神泉县那个项目评审会不是你去参加吗？哪天走？”
“会议的报到时间是明天，我晚饭后出发。”
“神泉这个项目就在咱们家门口，是我们嘉平院的地盘嘛，我本来还指望靠这个大项目解决今年的吃饭问题呢，没想到硬是让华北院抢过去了。他们的手也伸得太长了，兄弟单位哪有这么搞的？”
“市场竞争嘛……”
“我说呀，这次去了你不要客气，把他们报告里头的毛病都给我挑出来，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把他们的报告彻底推翻。”
“这怕不那么容易吧……”
“你尽力而为吧，反正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要是能把这个项目搅黄了就更好！宁愿大家干不成，也不能让华北院夺了咱们的地盘，要不我们院以后就别想吃饭了……”
陆院长沉重地叹息着把电话挂了。老头子的辛苦是全院有目共睹的。大家也都知道他这都是托了印国祥的福。印国祥的未婚妻比我早几年分配到这个院，印国祥与她结婚后，一直没能实现将她调到北京的计划，最后自己反而从北京调过来了。关于印国祥这次调动，无所不知的杨永远发布了一些小道消息，说主要原因还不是他们夫妻分居的问题不好解决，而是印国祥的死对头老王在学校掌了权，很有章法地给他穿小鞋，印国祥眼看苦海无边，才决定到设计院来另谋发展。杨永远的小道消息和以前一样不可考证，但印国祥到了我们院大有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他来院时革命大批判烈火正熊，而他口诛笔伐样样都是老把式，于是“印克思”的雅号不胫而走，他也就被迅速提拔为宣传处长。从此他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一路批将下去，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判右倾翻案风，批完右倾翻案风又批四人帮，批完四人帮以后就没批的了。连他妻子都说这下你该失业了吧，早听我的话，老老实实搞专业，也不至于这样嘛。然而事实证明妻子乃是妇人之见——院领导班子换届考查时，印国祥作为“四化”干部被部里的工作组看中了。工作组看中他也很符合逻辑：在所有中层政工干部中间，他是唯一45岁以下且有大学文凭的，符合“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化；而在所有45岁以下且有大学文凭的中层技术干部中间，他又是党龄最长的，因而最“革命化”。工作组的本意是让他当党委副书记，但是印国祥不干。时代变了，印国祥不想再当什么克思，他要当开拓进取叱咤风云的新型企业家。他坚决要求出任主管市场经营的副院长，其理由也很富于逻辑性：他当过宣传处长，宣传就是公关，公关就是市场经营，所以他是这个位置的最佳人选。如此一来二去，印处长最终成了印院长。
印院长果然表现出卓越的公关才能，与搞大批判的印处长判若两人。首先是酒量超凡，一个人能把一桌子客户灌得四脚朝天。另一本领是擅长讲黄段子，一张嘴就把客户笑得东歪西倒。最难得的是他的创造精神，很有创意地发明了许多新鲜段子，例如将“我们设计院”断开，说成“我们设——妓院”；将“可行性研究”的前两个字省去，说成“性研究”；对于我们在工程现场进行技术摄像，他说是“提供色相服务”；谈到项目总设计师的时候，他首先说明简称“设总”，然后加以解释：“颜色的色，种子的种。”客户没料到熟悉的“设总”倏然成了“色种”，想不笑也不行。于是纷纷称他“黄院长”，“印克思”的雅号从此失传。每当我在办公楼看见印国祥昂首挺胸豪迈而过，都会想起诸如“社会转型期”、“时代主旋律”之类的名词。
可惜客户们醉过笑过叫过“黄院长”以后，却不肯与他签合同，因为印国祥的专业知识早已忘光，又没搞过工程设计，一谈到技术问题就“开黄腔”（这也是人家叫他“黄院长”的原因之一），自然无法赢得客户的信任。这一来就苦了陆院长。老头子只好亲自督着经营处长上窜下跳开拓市场争抢项目。好在经营处长是我的校友左爽之，比较干练也比较懂行，给“黄院长”补了不少台。
第三部（4）
看到华北院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之前，我认为陆院长交付的使命是不可能完成的。可行性研究这个东西，和许多舶来品一样，一进国门就变了味，早已被我们这些设计院搞成了“可批性研究”。不管什么项目，研究的结论统统是一句套话：本项目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是完全可行的——句型酷似文革期间经常听到的一句话。这些年大大小小的评审会论证会经历了不少，从没见过哪个报告被推翻。何况神泉县这个项目，客观地说也是没有问题的：新近发现的神泉山石灰石矿区资源条件非常理想，嘉平市周围又没有大水泥厂，产品的市场前景更是一片大好。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好项目怎么可能“搅黄”呢？华北院又不是吃干饭的。报告里这样那样的小差错当然是免不了的，会上讨论时倒是可以挑两条指出来，不过也必须实事求是，不可张牙舞爪搞什么“下马威”——毕竟是技术讨论嘛，起码的科学态度还是要讲的。再说我们自己搞的报告里头，差错也不见得比人家少。
不料陆院长的心愿居然得到了圆满实现，这首先应该归功于省建设银行的那位女处长。
华北院的报告我是在会场上才拿到的。我一边听华北院的设总作介绍一边翻阅，看到“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时很觉意外：投资怎么这样高？再看下去明白了原因，不禁为华北院深感惋惜，随即又生出一个新的疑问：这么大的投资额，项目的经济效益按理说应该很差，然而报告中的财务内部收益率却并不低。是不是计算错了？仔细看下去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为了维持项目的“可批性”，对所有原料、燃料和产品的价格都作了超大幅度的“技术处理”。数字游戏搞得如此出格，怕是很难遮掩过去了。
下午讨论的时候，县经委的一个科长果然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技术方面本人是外行，不过我们这里的价格情况我可是一清二楚，你们列出的煤和外购原料价格还不到现价的一半，这么便宜的东西叫我们上哪儿去买？跟着他两眼一闭摇头晃脑背出一连串当地价格数字，县工业局的吉局长使劲朝他使眼色，可惜他根本看不见。这时一个市建委的人把话头接了过去：这水泥价格也不对头嘛，你们的出厂价怎么比我们嘉平地区的市场价还高出一大截？华北院搞技术经济的老工程师口齿不清地解释说我们这是预测价格，话没说完就被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同志打断了：预测价格也不能这么离谱啊！她旁边一个白白胖胖的年轻人马上介绍说这是我们省建行信贷处的房处长（我这才明白神泉县的县长局长们为什么从早晨开始一直对她摆出很不一般的笑脸）。口齿不清的老工程师又嗫嚅了一阵，谁都没听清楚。房处长不耐烦了，把本子啪地一合：“行了行了你不用解释了，你们的价格、成本、销售收入、投资收益率都是假的！来以前我们已经测算过了，建设投资这么大，根本不可能盈利！这个项目我们不能考虑贷款，否则必然又是一笔呆帐坏帐！”
这话一出口，神泉县一干官员的笑容立刻凝固。主持会议的省建材局廖处长向那位设总皱起眉头：你们的投资怎么比同类项目高这么多，到底什么原因？
设总东拉西扯说了半天，满脸的无奈很值得同情。他当然清楚原因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