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嘉平后，我们一起到嘉华大学找徐伯明，想要搞清楚那场祸事的真相。搞清真相并不能使方丽华的母亲重返人世，但是，人总不能死得这样不明不白。然而徐伯明已经自杀了，原因仅仅是喊错了一句口号。
更骇人听闻的是章志伟的自杀。卓娅芳父亲退休以后，他接替了十六中校长的位置，文革一来就受到学生的冲击。致命的一击来自已成为他妻子的白婉君。在白婉君揭发他的“反革命言论”那天，他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黎明也被斗得很惨。他绝望地说现在他算是彻底明白了，他的右派帽子摘了等于没有摘，顶多是换了一顶帽子。刘思秀却很镇定。她说怕什么？天大的苦难也会有个尽头，只要自己坚强，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刘思秀的话使我有了敢于面对方丽华的勇气。我想方丽华也会和她一样的坚强。我产生了一个日益强烈的感觉：方丽华已经从上海归来了。最后我迫不及待地拖着唐亚辉和卓娅芳回到北京。
方丽华仍无音讯。卓娅芳陪我去了她母亲生前所在的医院，发现她们的住宅里，已经住进了另一户长期没有分到房子的人家。在医院打听到了她姨妈的工作单位，回来后我给方丽华写了一封信。因为必须寄给她姨妈转交，我在信中没有写更多的话，只说我在学校等着她回来，同时再三请她回我一封信。
之后便是漫长的等待。西风扫净了落叶，又吹来漫天雪花，自然界的一切跟去年那么相似，人世间却已面目全非。学校里两派红卫兵斗得热火朝天，高音喇叭里愤怒的叫骂不绝于耳。我在校园里四处寻觅，走的都是同她一起来过的地方：图书馆、小湖边、九号楼前的小路、实验楼里的阶梯教室……处处都使我想起与她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每次见到一个背影有点像她的人，心里都会狂跳一阵，追上去以后，才发现是自己的幻觉。直到两派红卫兵分出了胜负而获胜的一方又分化为新的派别，我既没有见到方丽华的踪影，也没有收到她的信。
元旦过后，校园开始沉寂下来。大部分同学都出去串联，或者干脆回家过年去了，宿舍和食堂里的人数不到以前的五分之一。尽管每次开饭时间仍有两派在大喇叭上极富理论性地互相批判，但只要饭一吃完，就只听到光秃秃的白杨树枝在寒风中哗哗作响。唐亚辉几次约我到外地去“煽风点火”，谢天浩则邀我跟他一起去“游荡”。他创造性地篡改了《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的名句，要和我“两个幽灵在中国上空游荡”。我谢绝了所有这类邀请，因为我每个星期都在给上海寄信，告诉方丽华我一天也不离开学校，就在这里等着她回来。
漫无止境的等待使我的心灵日益麻木。然而又一个春天迈着缓慢的脚步到来了。积雪在阳光下无声地退却，湖边的柳枝悄悄泛出嫩绿，天上开始出现燕子的身影，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气息，一切都使我想起去年的这个季节，那是我们最甜蜜的时光。随着大地的解冻和复苏，我的心也萌生出希望的幼芽。每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听到窗外小鸟的啁啾，便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每天晚上，又怀着对明天的期待进入梦乡。我在学校后面那片白杨林中久久徘徊，追忆着与她的每一次相聚，那些日子就像一个甜蜜的梦，令人无限怀恋，却又无处寻觅……
春天来了，又离去了。同学们一拨拨地回来，又一拨拨地走了。外地闹得天翻地覆，北京的大学却是一片风暴中心的平静。狂热已经冷却，校园里更加寂寥和冷清。人们开始感到无所事事，有的把兴趣转向装半导体，有的则在宿舍里系统地提高象棋水平。毕业班的甚至牢骚满腹，埋怨文化大革命耽搁了毕业分配，整天扳着指头计算自己蒙受了多少经济损失，同时互相打听启动毕业分配的“中央文件”何时下来。只有我日复一日在白杨树林踯躅徘徊，注视天边的晚霞，聆听吹过林间的风。我从那风里听到了她的声音……
大概是由于我在信中越来越不安地询问方丽华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初秋的时候，终于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信是她姨妈写的，用冷冰冰的口气告诉我，方丽华永远不想见到我，叫我自重一些，不要再打扰她。看这封信的时候没有锐痛的感觉，因为一切早已在我意料之中。
黄昏的时候，我又去了白杨树林。夕阳在天际挥洒着最后的光辉，血一样的凄美，血一样的惨烈。密林深处传来絮絮的语声，无意识地回头一望，是一对情侣面对面站在那里，各自背靠着一棵树。那女生也有两条长长的发辫，她玩弄着辫捎小声说了句什么，然后我看见那男生稚气未脱的面孔突然容光焕发，连周围的空气都被他照亮了。就在这一刻，我蓦然意识到我的苦苦等待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方丽华已经永远离我而去，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像被烫了似的收回目光，感觉到胸中的一颗心已是血迹斑斑……
那天晚上，我来到实验楼那个阶梯教室，在黑暗中坐到深夜。坐的是方丽华以前经常坐的座位，最后面也是最高的一排，靠近窗户的地方。窗外是宁静的夜。梧桐在秋风中瑟缩，仿佛惧怕行将到来的枯萎。梧桐枯萎了，明年春天还会长出新叶，我的枯萎却不可能改变了。逝去的春天再也不会回来，剩下的只有回忆。
我一天一天地回忆与她共度的日子，几乎不敢相信真的有过那样的岁月。我觉得这段岁月足有一个世纪的长度，仔细一想才发现，我们从“相识”到分手，竟然只有半年的时间。这样短的时间，怎能容纳这样多的甜蜜？
一切就像一个童话，绚丽，而又虚幻。但这一切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天上的星星可以作证，梧桐和白杨可以作证，在星空和白杨下面，我们曾经互相真挚地爱过，尽管我们从没有说出那个“爱”字，但是我们毕竟曾把命运连在一起。也许我不配，但我确曾拥有过她给于我的幸福，这种幸福不是任何人都能遇到的。
然而这幸福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没有她的一张照片，没有她的一封信，甚至没有她写给我的一张纸条。我唯一的财富只是回忆。回忆使人肠断。回忆使人心醉。只有回忆才能使我回到她身边，使我痛苦的灵魂得到慰藉……
第二天我到商场买了一个笔记本。柜台里所有的笔记本都是红海洋的颜色，每一本扉页上都印着一段“最高指示”。我挑了一本硬皮封面的，它的扉页最简练，只有“要斗私批修”五个字。
然后我回到那个阶梯教室。打开笔记本以后，方丽华的音容笑貌重现眼前。没有人看见我在哭泣……
第三部（1）
“叮叮叮……”铃声急骤地响起，将一个中年男人从酣睡中惊醒。这个男人几小时前还在火车上，由于没有买到卧铺票，他坐了两天硬板凳，困得要命，一上床就睡得跟死猪一般。他艰难地睁开酸痛的眼睛，朝闹钟瞥了一眼，闹钟静静地指着11点。这就是说，吵醒他的不是闹钟而是桌上那部电话机。于是他觉得倒霉透了。
这个倒霉的、懊丧的、疲惫不堪的男人就是我。
电话还在不停地响。我摸到桌边抓起话筒，睡意朦胧地喂了一声。
听筒里无人答腔。但是听得到轻微的电流声，说明电话是通的。
恶作剧！我想。正要掷下电话，听筒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请问是舒雁先生吗？”
我很不情愿地嗯了一声。
“舒先生你好！刚出差回来就打扰你，实在不好意思得很呀，希望舒先生不要介意啦。”
对方的普通话略带广东口音，不是时下流行的仿港台腔，是林正礼那种咬文嚼字斯斯文文的腔调。于是我也恢复了礼貌：
“请问你是哪位？”
“我姓欧，你就叫我欧小姐吧。”
“欧小姐你好。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
“好事啦——舒先生，我们公司想跟你进行一次合作。”
“合作”二字立时使我睡意全消。这个电话一定是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打来的——除了他们，还有谁会来找我们设计院“合作”呢？
“您说的是项目合作吗？”我急不可耐地问道。
“当然是啦……”
“您能不能说说是哪种项目？”我心想上帝保佑，这个项目可千万别是我们业务范围以外的。
“其实就是舒先生你们一直在研究的事情啦。我这么一说，舒先生想必就明白了吧？”
“明白明白，完全明白……”我赶紧回答，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们“一直在研究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水泥厂设计。今晚真是天上掉馅饼啦！
“不知舒先生意下如何，有没有兴趣啦？”欧小姐还是慢悠悠的，把“啦”拖得很长。
“有兴趣有兴趣，当然有兴趣！欧小姐，谢谢，谢谢你啦——”我受了传染似的也把“啦”拖得很长，欧小姐在电话那头开心地笑了。
“欧小姐，那，我们双方见面谈一谈好吗？”
“好啊！不过，为了在见面的时候能把这件事情搞定，我需要先和舒先生把合作的条件谈好，这就是我今天晚上打搅舒先生的原因啦。”
我心想这位欧小姐大概没有和设计院洽谈过业务，不然她不会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然而顾客是上帝，再无知再幼稚也是上帝，所以我把语调放得十分委婉：
“欧小姐，合作的条件不是在电话里几句话就能谈清楚的，能不能麻烦您明天到我们设计院来一趟？”
欧小姐又笑了：“到你们设计院干什么？我又不是跟你们设计院合作。这种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对不对？”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原来这个深夜电话根本不是什么馅饼，而是想拉我背着设计院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再说，我们之间的条件有什么谈不清楚的？不就是个价钱吗？这个你放心，几句话就可以搞定。舒先生，我的意思你懂吗？”
废话！你的意思舒先生当然懂！舒先生虽没吃过猪肉，但是见过猪跑。这年头设计院里搞此类勾当的大有人在，各种挣外快的花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最普遍的一种是在设计中为设备制造厂推销产品吃回扣；另一种是打着设计院的旗号在外面承揽项目干私活；最恶劣的则连私活都不干，干脆直接把院里的设计图纸偷偷拿出去，卖给一些想建水泥厂又舍不得出设计费的人。那些“买家”拿到图纸连工程地质条件都不复核就施工厂房基础，天晓得会造成什么后果……
“怎么样？舒先生，给你的图开个价吧！”
果然是来买图！他妈的，把我当什么人了？
“欧小姐，你说的这件事情我干不了。”
“哎呀，舒先生你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你只要把图给我就行了，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然后就各走东西，互不相干，对你说来，事情就这么简单，有什么干得了干不了的？你手里的图不是现成的吗？举手之劳嘛……”
她说得不错，我手里的确有不少图纸。我是副总工程师，又兼着几个项目的设总，这些项目从工艺到土建水暖电各专业的施工图在我办公室里都存有一套。然而这种“举手之劳”实在太恶心了。
“图倒是现成的，就在我的办公室，但是这图我不能卖……”
“哎呀舒先生，我再说一遍，你只要把你办公室的图交给我就没事了，后面的事情都是我来办。”
我气得对着话筒冷笑：“看来你是打算拿到我的图就直接破土开挖啰？”
“舒先生你说得很专业嘛。反正后面的事情你完全不必担心，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不会再来找你麻烦的。好啦好啦，开个价吧，痛快点！”
“欧小姐，”我冷冷地说，“你找错人了！”
“找错人了？”她好像吃了一惊，“你，你是不是有个同学叫唐亚辉？”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又是唐亚辉搞的名堂！这家伙下海以后总是笑我“捧着金饭碗当叫花子”，不时给我介绍一些不伦不类的“发财机会”，说是要帮助我“脱贫”，近两年才消停下来，想不到现在又故态复萌了。
“是唐亚辉介绍你来的？”
听得出电话那头松了一口气。“舒先生，你就不要再跟我卖关子啦。唐亚辉对我说得很清楚，你虽然有图，却没有钱，无法实现经济效益，所以你一直在寻求资金……”
唐亚辉简直是放屁！我愤愤地想。
“而我这边呢，”欧小姐继续喋喋不休，“资金是不缺的，缺的就是你的图。所以这次合作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特别是对你有好处。价钱嘛，保证让你满意……”
我决定不再跟她浪费时间。“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你说的事情我没兴趣。对不起，我挂了。”
“别挂！”她叫了一声，“舒先生你到底什么意思？你要是还有什么条件你就明说嘛！”
哟嗬！她还没完没了啦！胡搅蛮缠也不是这么个缠法么！这女人怎么这样不知趣？
“明说就是我决不会把图卖给你！”
“是吗？”她居然变得阴阳怪气了，“舒先生，我提醒你可要想清楚……”
舒先生终于大动肝火：“我用不着你提醒！我清楚得很！卖图的事情我不可能答应！永远不可能！”
啪！电话被舒先生重重扣下了。
第三部（2）
第二天早晨，穿过院子朝办公楼走去的时候，我已将昨晚的不快忘得精光。满院子都是上班的同事，其中也夹杂着几张生面孔，那是住在招待所的客人。客人主要包括两个类别，一种是建设单位的代表，一种是制造厂的推销人员。前者是我们的上帝，走路的姿势透着一股子庄严和倨傲；后者则以我们为上帝，见人就笑着打招呼，整天拎个手提包在各个设计室乱窜，到处劝说人们选用他的机械设备、电器仪表、耐火材料、管件阀门……同时悄悄许诺着诱人的回扣。
站在办公室门前掏钥匙的时候，走廊端头飘来一个清脆的声音：“舒总，给你文件！”回头一看，院办公室的秘书苗玲拿着一份文件袅娜而来。我一只手插钥匙开门，另一只手把文件接过来看。是个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会的通知，会议地点在神泉县招待所。陆院长在文件上头批了一行字：“请舒总代表我院参会。”
“舒总，你哪天出发？要不要我们院办派车？”苗玲说着顺手推开房门，随即发出一声惊叫：“啊——！”
我朝门里看了一眼，顿时傻眼了。地面、窗台、桌子、椅背上面，到处都是散乱的蓝图、文件、摊开的书刊、撕破的图纸袋。所有的抽屉都被拉了出来，倒扣在地上，五颜六色的铅笔、圆珠笔、图钉、回形针滚满一地……简直就是一个仓皇败退的国军司令部。
“哎呀！昨天我往你办公室送期刊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嘛。这是谁干的？”
我当然明白是谁干的。这个欧小姐怎么如此不择手段？不就是想搞点图纸弄点钱么，犯得着这么丧心病狂吗！这年头有些人为个“钱”字简直都精神变态了！
不过这些想法我没有说出来，我知道一说就把唐亚辉牵扯上了。
“肯定是夜里来小偷了……”苗玲继续大声嚷嚷。走廊上很快聚集起一小群围观的同事，一边探头张望，一边发表着很有中国特色的议论，中心意思是说保卫科是吃干饭的，院领导设置这种部门是吃饱了撑的。据说老外的脾气是敢骂总统不敢骂老板，咱中国老百姓的特色与他们正好相反。大伙儿说着说着突然没了声音，原来苗玲把保卫科的单科长领来了。
单科长在我的办公室里挥舞着双手，神情十分激动：“看看，看看！出事了吧？出事了吧？锁给撬了吧？东西丢了吧？他还说保卫工作不重要！他还说保卫工作不重要！……”
我和苗玲都明白单科长说的“他”是指陆院长。对于保卫科的设置，单科长比群众的牢骚还大，原因在于院里其他职能部门都是处级，唯有他这个部门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