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肯说，是不是？那你可别后悔！你知道我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吗？”他意味深长地拍拍棉大衣的口袋。那个口袋鼓鼓囊囊的，但我断定不会有什么值得我“满地打滚”的内容。
“是一堆破烂。”我说。
“对！确实是破烂。具体说来，是一个破本子，上面写的字就跟狗爬似的，你猜是谁写的？”
“我不猜。”我说。我哪有心思理会他的破本子！
“就是你小子写的！你把方什么岳日记里头的东西抄在这个破本子上了……”
“快给我！”我大叫一声，向他的那个口袋扑去。他捂着口袋转身就跑，边跑边喊：“你不是说我无聊吗？”
随后我们在天井里展开了一场搏斗，吓得奶奶从厨房跑出来跺着小脚拼命叫喊。我们只好松开手，坐到谈判桌边来。
“你既然把这个本子给了我，就算我的私有财产了。你要我还你也可以，但是必须先满足我的条件，否则你就休想！”唐亚辉的态度像个真正的王八蛋。鉴于那个本子的极端重要性和武力夺取的明显不可能性，我别无选择，只能答应王八蛋的无理要挟，在他赌咒发誓绝对保密否则不得好死以后，我将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
王八蛋的好奇心得到充分满足后，便从口袋里拿出一个揉得咸菜似的旧本子。本子两面都写着字，的确“跟狗爬似的”。正面是我当年的大作，《可爱的校园》、《谈谈我的老师》之类，背面则是我抄下的日记，一共九则。看完之后，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唉——，要是徐先达当时手里有这本日记，并且把它交到军管会，方步岳就不会是特嫌了！”
“你怎么这么肯定？”唐亚辉很感兴趣地眨着眼睛。
“你看嘛，这上面处处都是证据，说明裴铭皋如何千方百计迫害他。时间也对得上，因为日记里有这么一句话：‘民国卅八年的报纸早已是谎话连篇’。你想想，民国三十八年是哪一年？”
“1948年。”
“不对，是1949年。”
“好好好，就算1949年。又怎么样呢？”
“方步岳最后这篇日记，日期是12月1日，而他坐在裴铭皋的汽车里离开嘉华大学是1949年12月4日，中间只隔三天，也就是说，三天之前裴铭皋还说方步岳是‘奸党’，三天之后，就把他带走了，这不是绑架是什么？”
唐亚辉眼睛一亮：“你说方步岳是地下党？”
“地下党倒不见得……”
“那裴铭皋为什么要迫害他？”
“这个问题日记里也可以看出来：裴铭皋是沃尔夫的帮凶。”
“沃尔夫？这日记里哪有什么沃尔夫？”
“你看这儿，”我胸有成竹地指给他看，“这儿写得很清楚：‘无怪乎众人皆假其名呼之曰狼’。这里说的‘狼’就是沃尔夫。”然后我不无得意地告诉他，这个问题是我悟出来的。沃尔夫这个姓很常见，英文写法是Wolfe，但它与另一个英语单词Wolf发音相同，而Wolf的意思就是狼。所以方步岳才会那样写。
唐亚辉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舒雁，我发现历史的错误正在重复。”
“你什么意思？”
“当初我断定日记里的‘黎明’是一个人，而今天你在重演我的错误，区别仅在于，你说得比我还玄乎！”唐亚辉说完就得意地大笑。
我知道跟他争论这个问题，就象当初争论“黎明”问题一样，是不会有结果的。“好吧好吧，这个问题咱们先放在一边。但是，不管怎么说，任何人看了这本日记，至少不会认为方步岳是特务吧！可惜徐先达没见到这本日记……”
“咳！”唐亚辉在桌上拍了一下，“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你现在把这个本子交到嘉华大学去，不也一样吗？”
“哎呀我的老祖宗，事情哪有这样简单？这本子上的字太难看了，一看就知道是小孩写的，我把它交上去，谁会相信是方步岳的日记？”
“你可以重抄一遍嘛，你现在的字不那么难看了……”唐亚辉笑眯眯地给我出主意。
“废话！重抄一遍也不是方步岳的字。嘉华大学肯定能够找到方步岳以前写过的东西，比如旧档案旧书信什么的，对照着一看，就知道不是他的手迹。只有把方步岳的日记原件交上去，经过笔迹鉴定，才能作为证明。可是这本日记被我搞丢了……”
“准确地说，是被狗日的汪油嘴偷去了。”唐亚辉今天好像很讲究用词严谨。
“那还不是一样？我真是他妈的该死，干吗要带着它去踢什么足球……”我懊悔不已。唐亚辉同情地看了我一会儿，又出了个主意：“要不咱们去找找汪油嘴？”
“找？到哪儿去找？”我觉得唐亚辉简直是异想天开。汪油嘴早已不在嘉平了。他的初中生涯是以几门功课不及格结束的，所以没拿到毕业证，他在家里呆了一阵以后，外地有家工厂来嘉平招工，他就报名走了。
唐亚辉却说：“当然是到他爸那儿去找啰，他说不定也回家来过年了。”
“找到了也没用，他肯定早就把这本日记丢掉了……”
“那也不一定。比如说你这个作文本吧，我以为早就不在啦，昨天晚上却在家里翻出来了。所以咱们还是去碰碰运气吧，反正也没什么坏处……”
十分钟后，我们向街口的茶馆走去。今天与昨天一样，又是个难得的好天气，茶馆一片热热闹闹行将过年的气氛，茶桌一直摆到了敞开的铺面外边。几个顾客懒懒地靠在竹椅上，尽情享受着暖烘烘的阳光。其中有个穿新衣戴新帽的汉子，怀里坐着一个小男孩，父子两人穿着同样颜色的新衣新帽，都在打瞌睡，神态惟妙惟肖，煞是有趣。我们观赏了一会儿，便见汪油嘴他爸提着铜壶走出来逐桌斟茶。自从初中毕业以后，我们便不大敢在他面前提起汪油嘴，一提起来他就脸色发紫，仿佛我们成心气他似的。因此，当我很有礼貌地叫着汪伯伯，问他汪得财回来没有时，心中有些惴惴的。
不料汪伯伯却笑得很灿烂，带着几分神秘几分狡黠反问我们：“你们两个当科员没有？”我们不禁愕然。汪伯伯突然将声音提高八度：“你们还不晓得哇——我们汪得财当科员啰！”
那对打瞌睡的父子被他猛然惊醒。父亲睡眼惺忪地茫然四顾，儿子则抗议地哇哇大哭。汪伯伯毫不理睬，又问：“你们两个活学活用没有？”唐亚辉噗地笑了。汪伯伯却爆发出新的亢奋，音阶也提高到川剧高腔的水平，显然是要让整个茶馆的人都听见：“我们汪得财，又当科员又要活学活用，忙得很，哪有时间回来过年嘛……”
回来以后，唐亚辉躺在我的床上大笑不止，我却越想越绝望，懊悔得直捶脑袋。唐亚辉笑够了，就爬起来劝我：“别打啦，别打啦，再打就把脑壳打烂啦。你的脑壳有什么错误？不就是装了点资产阶级世界观吗？改造世界观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用不着这么着急嘛……”
“滚你妈的蛋！”
“你这个急性子总也改不了。”唐亚辉大大咧咧地笑着，“还是听我给你再出个主意吧。这个作文本虽然不是方步岳的日记，但它的确是日记的内容，对不对？所以你可以写个情况说明，把咱们怎么找到那本日记，后来又怎么丢了它这个过程说清楚，连同作文本一起交上去，请组织上调查，不就行了吗？”
“这个情况说明怎么写？说是我把日记的内容抄下来了，又是抄得断断续续的，谁看了都会怀疑：你抄这些东西干什么？说是方步岳因为一张图才遭殃的，却又拿不出这张图来，无凭无据的事情谁会相信？怎么查得清楚？只会说我是胡编乱造的！你纯粹是他妈的出馊主意！你的神经是不是短路了？”
人和人的神经不一样。有的人挨了如此痛骂会真的短路，有的人挨了骂却会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唐亚辉就属于后者。他在我的骂声中眨了一会儿眼睛，水平突然超常发挥，说出一番宏论来：
“不对！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这些事情毕竟不是你编造的，而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对不对？实实在在的事情总会留下影子，这些影子就是凭据，你只要能够一五一十写出来，就不怕查不清楚！首先我就可以给你当证人嘛。除了我，还有好多人也是了解情况的。比如说发现日记那天，陈胖鸭、小数点、汪油嘴他们几个都在场，他们都可以作证嘛。所以当时的场面你一定要详详细细写出来，那样才有说服力。后来我们寻宝的事情也是有旁证的，当时卓娅芳她们还笑话我们嘛，我还向魏骏骐打听过居香必岛嘛。这些过程你也要写清楚，一直写到汪油嘴怎么偷了那个笔记本。你不要摇头，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觉得这样写会冤枉他。你可以不说日记一定是他偷的嘛，你只要把那天的情况点滴不漏地写清楚就行了，这总不算冤枉他吧？明眼人一看这份材料就知道应该找谁调查，说不定一调查就把日记找出来了呢！总而言之，你这个情况说明不能写得干巴巴的，要把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所有的情况都写出来，这些东西都能提供调查的线索。”说到这里他的灵感进一步迸发，用语也空前地精辟起来，俨然有点格言的味道了：“特别是细节！只有细节才会产生真实感，才能引起身历其境的感受，因为细节是编造不出来的。所以你千万不要遗漏任何细节，不管你是否意识到它的价值！”
今天的唐亚辉真是令人刮目相看了！
“你今天说话怎么像个作家似的？”
我一说他胖，他还真的喘起来了：“什么叫‘今天像个作家’？她不是早就说过我可以当作家吗？”
我费了点劲才明白这个“她”是指卓娅芳。看来这小子革命要成功了，怪不得这样神采飞扬。
“你的意思，是不是写成一篇回忆录式的东西？”
“对了！”“作家”在桌上一拍，“就是要写成一篇回忆录。不要怕长。反正这个寒假你有的是时间嘛，慢慢写呗。要不怎么办？总不能让你的方丽华永远背黑锅吧？”
唐亚辉走后，我决定立即实施他的建议。不管我的“回忆录”对于嘉华大学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至少对于方丽华是很有意义的。她看了这篇东西，对于父亲的所谓“特嫌”问题，就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痛苦的心灵就可以得到安宁了。
我在家里找到了一个未曾用过的笔记本，封面是天蓝色的，绘着几朵雪白的云彩，云朵之间印着五个字：“飘逝的记忆”。我觉得这几个字很符合我的心情，就在桌子旁边坐下，闭上眼睛想了一阵，然后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话：
“九年后的今天，回忆初中时期那段往事时，我首先想到的是那天下午的文学课。”
第二部（24）
寒假结束时，我的“回忆录”已经写到丢失咖啡色笔记本那个倒霉的日子。我当然没有把它交到嘉华大学，而是带回北京交给了方丽华。至于下一步是否要交给组织上请求调查，我想应该由她们母女看了以后再拿主意。
交给她的地点，还是学校背后那片寂静的树林。林中的积雪本已融化了一半，太阳落山的时候又冻结起来，在脚下发出干硬的咔嚓声。我向她详细说了在嘉平了解到的情况，特别是徐先达临终前说的话。方丽华身子突然摇晃一下，软软地瘫在一颗树上，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力气，眼睛也闭上了。然后，浓密的睫毛下滚出两颗晶莹的泪珠，像露水流过洁白的花瓣，将她的容颜打湿了。
我第一次看见她落泪，顿时慌了神，笨拙地伸出手去扶她，不知怎样才能拂掉她的悲痛。她猛地扑进我怀里，将头埋在我肩上，无声地啜泣起来。
时间在那一刻凝固了。我只感觉到她的身躯在我怀中轻轻颤抖。也许过了很长时间，也许只有几秒钟，我终于说出一句话：“方丽华，我让你伤心了……”
“舒雁，”她在我耳边轻轻说，“我很感谢你，真的……”然后，她忽然在我肩上吻了一下。
写到这里，我的记忆又模糊了，因为这刻骨铭心的一幕后来在我梦中出现的次数太多，以至于我早已无法分辨梦境与现实。我只知道，在那个黄昏的树林，在那片血色的夕照之中，我曾经真真切切地拥有过她的吻，尽管只有一次，尽管是吻在我的衣服上，但是，我毕竟曾经拥有过……
那天方丽华没有回学校，而是带着我的笔记本回了家。过后将笔记本还给我时，她已经从悲伤的情绪中走出来了。
“舒雁，你这本‘飘逝的记忆’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几乎都不敢拿给我妈看。”
“怎么啦？”
“你干吗把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况也写进去了？”
这段往事本是从我笔下情不自禁流出来的，但我给自己找了个理由，说我之所以写出这些细节，是为了让人看了有真实感。
“真实感倒是有。我看了以后，得到了很大安慰。我妈看了也很感动，叫我替她谢谢你。不过，她说这本笔记千万不能交上去。”
“那你父亲的问题怎么说清楚？”
她淡然一笑：“说不清楚，就不说呗。我妈给我说了整整一夜，我也想明白了。既然父亲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何况别人根本就不会相信，只会说我们想翻案。这种事情，从来都是怀疑一个人容易，相信一个人难，组织上已经形成的看法，怎么可能因为你写的这些东西就改变了呢？”
今天看来，方丽华母亲这番话是完全正确的，否则文化大革命中就不会遍地都是“特务”，而且他们越是证明自己不是特务，别人就越是硬要说他们是特务。然而当时我还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没有经风雨见世面，不懂得这个道理。我把唐亚辉的理论搬出来，说有真实感就有说服力，足以证明她父亲的确留下了这样一本日记。
方丽华却说：“正因为这样，我妈希望你把这本笔记烧了。”
“烧了？”我以为我的耳朵出了毛病。
“她说她看得心惊肉跳，因为我父亲日记里提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还有那张莫名其妙的图，就像……就像真的有什么秘密勾当似的，可他从来没在信上说过这些事情。要是有人看到这本笔记，要我妈说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们这一辈子都休想太平了。”
“是这样呀……”我沮丧地摩挲着手里的笔记本，“真的必须烧掉吗？”
“这只是我妈的意思，可是我觉得烧掉太可惜了。你这本笔记写得挺好的，就像一本相册，记录着你童年的生活，而且……”她的脸突然红了，“而且也有我童年的影子。我希望你把它保存起来，别给任何人看，只作为咱们两人的秘密，留着咱们以后回忆童年的时候，一起来看……”
她紧紧地依偎着我，声音渐渐低下去。我闻到她头发上一股清香的气息，心就怦怦地跳起来，呼吸变得困难了。
“舒雁，”她深情地凝视着我，“你也别替我难过。我让你了解父亲的情况，并不是想给他平反，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能够有今天这个结果，我已经很满足了。反正咱俩既不想当官，也不一定非要入党，就这样平平常常地过一辈子，不也挺好吗？”
这声“咱俩”，分明把我和她的命运连在一起了。霎时间，一阵狂喜铺天盖地汹涌而来，将我整个儿吞没了……
第二部（25）
至今为止，我已经历过二十二个春天，以后大概还会经历同样的数目，甚至更多。但是，1966年那样的春天，此生还会再有吗？
那个春天对于我是短暂的，因为四月初我们班就要到工厂去毕业实习，所以我与方丽华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一个短短的三月。然而这个月的每一天都很甜蜜。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愿意用一年去换回那个三月中的一天。
最甜蜜的是对未来共同生活的勾画，一勾画我们就互相感到惊异。方丽华惊异于我居然没有任何具体的设想，包括毕业以后的去向。我则惊异于她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