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楼，来到一扇贴着白纸的房门跟前。老头敲门的时候，我看清了那白纸上写的是“嘉华大学保卫处寒假值班室”，正在纳闷老头把我带到这里来干什么，老头已经将门推开了。
进门以后的情景，后来我回忆过许多次，所以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下面写的对话内容是完全准确的。
烟雾腾腾的办公室里，两张办公桌头碰头并在一起，左边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手里夹着一根烟卷，屋里的烟雾显然就是他制造的。他对面是个烫发的少妇，正在一面打毛衣一面磕瓜子。
小伙子一见我们进来，立即皱起眉头向老头发问：“他怎么回事？”
我抢在老头前面说：“同志，我是来找人的。请问你知不知道历史系的徐先达？”
“徐先达？”小伙子将披在肩上的军大衣往上拉了一下，询问地看了看对面的少妇，“张姐，你知不知道这个人？”
少妇嘴巴一张，却只吐出了一个瓜子壳。于是小伙子朝我很不耐烦地摆手：“没有，没有，我们嘉华大学根本没有这个人！”
这时张姐突然说话了：“徐先达早就死了……”
“是的是的，”我说，“我知道他死了，我要找的是他的侄子……”
“那你应该直接说嘛，为啥子要绕那么大个弯弯？”张姐笑起来原来挺和气的。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徐先达的侄子叫徐伯明，是制革教研室的主任，就住在我家楼下……”然后她将徐伯明的住址以及走法很详细地告诉了我。
两个小时以后，我从徐伯明家出来，心绪矛盾而复杂，灰暗之中又夹杂着一种隐隐的兴奋。我拿不准这种兴奋有没有道理，因为它的依据不是事实，而是一个早已作古之人的“心理作用”，而徐伯明今天谈到的事实，却是十分令人沮丧的。
见到徐伯明的第一眼，我心中就涌起一股强烈的失望——这个人并不是我见过的那个“老徐”。但在他开口问起方丽华母女的情况时，我察觉到他的江苏口音很明显，又生出一丝幻想：也许方丽华要找的那个“江浙口音”就是他，只是把他的相貌记错了？不过这个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方丽华母亲在什么单位工作，自然也不可能在北京对方丽华说那番话。
更大的失望发生在谈话进入实质性阶段以后。这时徐伯明将爱人和孩子支出去买年货，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门和窗户都关起来，压低声音谈起了他对方步岳的“个人印象”。我认为他根本没有必要搞得这样诡秘，因为他的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方步岳的学问人品，他与他叔叔向来都是很敬佩的，万万没有想到方步岳竟然是个特嫌分子。最后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你觉得方步岳真的是那种人吗？他说当然是啊，不然他怎么会跟特务头子一起坐飞机跑到台湾去呢！
这倒是个前所未闻的“新情况”，所以我追问了一句：“他是跟特务一起离开学校的？”
“千真万确，我叔叔亲眼看见的。那天是1949年12月4日，我叔叔和一些同事在校门口聊天，亲眼看见方步岳和那个特务头子坐着一辆小汽车，开出校门走了。当时大家也不知道他们是到哪儿去，过了几天，嘉平解放了，才听说他们那天乘车去了飞机场，从那里直飞台湾了。”
完了！我绝望地想，一边呆呆地望着他硕大的鼻子。他的鼻子与他叔叔一样呈鹰钩形，两旁光溜溜的，并没有什么瘤子。但是，他有没有瘤子，他是不是“老徐”……这些事情现在还有意义吗？既然谜底已经水落石出板上钉钉，再费心思去考虑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毫无必要了……
我的心冷到冰点，几乎连跳动都停止了。然而徐伯明下意识地摸摸鼻子，又说出一番话来：“这件事情许多人都看见了，可以说是有目共睹，铁证如山，可是我叔叔却死也不肯相信方步岳是特嫌……”
“为什么？”我觉得心脏又开始跳了。
徐伯明不以为然地摇着头，把他叔叔的想法告诉了我：当时军管会认为方步岳是特嫌，唯一的依据就是他叔叔亲眼看见的那一幕。然而当时曾有这样一个细节：汽车从他们身边一闪而过时，方步岳在车里朝他叔叔挥着手喊了一声，由于隔着玻璃，听不见喊的是什么。他这个动作在场的人都看见了，可是理解各有不同：其他人都认为方步岳是在挥手告别，唯有叔叔觉得方步岳是在呼救，所以他当天回来就对徐伯明说，他怀疑方步岳是被教务长绑架了！
“教务长？”
“就是那个特务。这个人我几乎没打过交道，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学生，不过学校里的教师都认识他。据我叔叔说，解放前一般人并不知道他是中统，只知道他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很多人都去巴结。但是方步岳对这个人特别反感，说这个人和沃尔夫狼狈为奸……”
“沃尔夫是谁？”
“沃尔夫是个洋教士。嘉华大学最初是教会办的，学校里还有个小教堂，”里面住的牧师就是沃尔夫，不过他在解放前几个月就回国去了，跟方步岳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方步岳怕的主要是教务长，尤其是在逃往台湾之前那一段时间，方步岳不知为什么，总是躲着这个人，有一次还悄悄对我叔叔说，他有种预感，觉得自己要遭这个人的毒手。所以我叔叔一看见方步岳坐在这个人的汽车里，就认为他是被绑架了。我叔叔曾经向一位军代表谈过他的看法，军代表说，特务的活动往往是隐蔽的，你只看到了方步岳在你面前表现出来的东西，可是你并不知道他跟那个教务长私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到目前为止，他们的真实关系看来谁都不清楚。这以后我叔叔就再也没对人提过这件事。但是他临死之前还对我说，他觉得方步岳并没有去台湾，而是早已在特务手中遇害了……”徐伯明顿了一顿，突然长叹一声，“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反而好一些，至少比他是特嫌要好嘛，对吧？可是，方步岳既不是共产党，也没有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特务干什么要绑架他杀害他呢？这一点，连我叔叔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所以我看这都是他老人家的心理作用，当不得真的，你说是吧？”
我沮丧地点着头，觉得这确实是他老人家的心理作用，同时觉得再谈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只是，为了能够将方步岳的情况完整地带回去，我还需要了解一个小问题：跟他一起走的那人叫什么名字。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徐伯明马上说出一个姓名。我听了一愣，顺手拿过一张纸，将他说的名字写下来。徐伯明看了点点头：不错，就是这三个字。
我莫名的兴奋就是在这一刻产生的。我望着徐伯明苦笑的面孔，突然觉得事情并不是他说的这么简单，只是我一时说不出道理罢了。
这个道理，我在回家的路上终于理出了一个头绪：我之所以能够将那个名字准确地写出来，是因为我当年摘抄方步岳那本日记时，曾把它写过好几遍。摘抄的内容，现在已是一片模糊，但是有个印象是不会错的——方步岳在日记里每次提到这个名字，都带着一种深恶痛绝的语气。这本日记是方步岳的私密，写的当然是真心话，所以这就是他和那个教务长的“真实关系”。所以徐先达的“心理作用”就未必当不得真！何况还有另外一个姓徐的人也是这种说的：“方先生根本没有去台湾当特务。”这个人看来比徐先达更了解内情，否则他不可能说得这样肯定。
于是我决定晚上去黎明家，向他打听这个人的线索。黎明的家就是刘思秀在十六中的宿舍，卓娅芳家的对面。不过去以前需要认真准备一下，不但要带上“老徐”的照片，还要对我找“老徐”的理由编出一套可信的说法，才能打消黎明的顾虑，否则他恐怕还是不肯说实话……
“舒雁，想什么呢？撞到人身上都不知道！”一声呼喊将我惊醒。我发现自己已经走到北门大桥，面前站着唐亚辉，一手抱着足球，另一只手拍着一个大个子的肩头：“你看这是谁！”
我定睛一看，不由得惊喜地叫起来：“罗大脚！”
“你怎么还叫罗大脚？应该叫解放军叔叔！”唐亚辉说。罗大脚马上擂他一拳：“乱弹琴！”然后笑着向我伸出手来：“舒雁，你好。”
我高兴地拉着他的手，感到他的确有股子“解放军叔叔”的味道：壮实的身躯端端正正的，一双大手温暖而有力，笑的时候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显得很友善很谦和，比我们这些学生娃娃成熟多了。再叫他罗大脚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我又不知道他的名字，呐呐地不知说什么好。他察觉到我的困窘，宽容地笑了一下：“我叫罗剑云。”
“你好你好，罗剑云你好，好几年没见，原来你当兵去了。”
罗剑云还没答话，唐亚辉又叫起来：“什么当兵？人家是四个兜的。”
“出洋相！别听他咋唬。你看我身上，一个兜也没有嘛。”罗剑云笑着说。他身上果然一个兜也没有，因为他和唐亚辉一样，都穿着球衣。问了一下，才知道罗剑云是作为体育尖子参军的，一直在军区体工队，这次回家来过春节，被唐亚辉找上门去，硬拉他去铁路局体育场练足球。然后罗剑云又问我从哪儿来。我说去嘉华大学办了点小事。唐亚辉一拍大腿：对了，我们干脆到嘉华大学去练球吧！寒假期间大学里头最清净，不像铁路局体育场，尽是些中学生在那儿挤来挤去。老罗今天你可要教我几手绝活！罗剑云露出雪白的牙齿笑笑说，咱们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嘛——他的确很像个解放军叔叔。
第二部（22）
刘思秀的房门虚掩着，透出一股灯光和一片笑声。推门进去，发现是唐亚辉在手舞足蹈地说笑话，把刘思秀和卓娅芳笑得前仰后合，只有黎明还保持着正常的坐姿。两位老师见我来了十分高兴，又是让座又是倒水。互相问候一番后，我便问唐亚辉，你来看老师怎么不叫上我？唐亚辉支支吾吾，卓娅芳含义不明地一笑：他今天是来找我借书，我把书给他以后，过来看刘老师，他就跟着来了。刘思秀对唐亚辉笑着说：想不到你现在这么爱看书了，进步不小啊。唐亚辉窘得一个劲地扒拉招风耳朵，黎明赶紧给他解围：你刚才讲了一半，接着讲吧。于是唐亚辉打着夸张的手势接着讲下去，两位女同胞又开怀大笑起来。
我也在笑，但是带有陪着笑的性质。唐亚辉讲的正是八年前我与他根据那张“藏宝图”寻找“教会的财产”的故事，他把这段往事绘声绘色讲得很滑稽，在我心中勾起的却是无尽的懊悔，因为我把方步岳那本至关紧要的日记糊里糊涂地弄丢了。黎明笑得也很拘谨，还带着一丝不安的神色，我想大概是因为在唐亚辉的故事里，他是作为一个可疑的人物被跟踪的，尽管事实证明这是个可笑的错误，但他听了仍是心有余悸。
唐亚辉的故事刚结束，黎明就迫不及待地开口了，好像急于剖白自己似的：“唐亚辉你是不是记错了，那年我并没有跟一个姓徐的人在公园喝过茶呀。”
刘思秀推了他一下，很轻，也很温柔：“哎呀，他不是说了吗，这一切本来就是误会，你何必过分认真呢？”
“不是我过分认真，”黎明看着我说，“舒雁同学前些时候还专门来信问我这件事情。舒雁，是吧？”
所有的人都向舒雁同学投来疑问的目光。舒雁同学一急，索性把事先编好的所谓理由抛开，直截了当地掏出“老徐”的照片递过去：“黎老师，我问的是这个人。”
黎明只看了一眼，就释然地笑了：“原来是他呀！不错，那年我的确见过他，也跟他一起喝过茶，可是他不姓徐呀！”
“我听见你叫了他一声老徐……”唐亚辉说。
“哦——”黎明恍然大悟，“我明白了。我叫的是‘老薛’，你听成‘老徐’了！”大家又笑起来。黎明继续说：“老薛是我在嘉华大学的同学，跟我在一个寝室住过，那时候嘉平还没解放，学校里上课不正常，我们成天在一起东游西逛……”
谢天谢地，线索终于接上啦！于是我不是陪着笑而是真正地笑了：“黎老师，你这位同学在什么地方工作？”
“不清楚。毕业以后他去了外地，我们就分手了。只是1957年，他到嘉平出差的时候见过几面，后来再也没有联系。那年他好像说起过他的工作单位，不是在西北就是在东北，反正远得很，记不清楚了。”黎明看出了我的失望，就歉意地笑着，好像他欠了我什么似的，“那年我刚犯错误，整天昏昏沉沉的，所以薛鹏刚说完，我就忘记了。”
“他叫薛鹏？”我觉得这名字很耳熟。
“是啊，薛鹏，薛仁贵的薛，鲲鹏展翅那个鹏。”
不错，就是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在方步岳的日记中也出现过，而且，好像跟那个教务长还有点什么很特殊的关系，所以他才会了解内情……
“黎老师，薛鹏是不是有个亲戚，叫裴铭皋？”
唐亚辉听到“裴铭皋”的名字，立即震惊地看我一眼，大概他也想起什么来了。黎明却还是那副欠着人家什么似的笑容：“不可能吧，裴铭皋根本不认识他。那时候裴铭皋是教务长，很大的官，而他只是个历史系的穷学生……”
“历史系”这三个字使我又看见了一条新的线索。“那他一定跟方步岳很熟吧？”
唐亚辉大张着嘴巴望着我。黎明则满脸困惑：“方步岳？”
“当时是历史系的一位教师。”我解释说。黎明还是摇头，于是我将手伸进衣袋，又取出一张照片。“黎老师，你看，方步岳就是这个戴眼镜的。”
黎明看了马上笑着点头：“有印象，这个人我好像有点印象。”
我再次问他薛鹏与此人是否熟悉。
“他们既然是一个系，当然应该是互相认识的。不过，薛鹏从来没有说起这个人……”黎明道歉似的笑着，看来这些年他一直是这样笑的。
第二部（23）
走出十六中的校门后，唐亚辉在我肩上拍了一下：“你给黎明看的是谁的照片？”
“这人你不认识……”
“正因为不认识，所以才问你嘛。今天上午你到我家去，也拿了一张照片叫我爸爸认，就是这张吧？”
“不是……”
“鬼话！你小子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老实交待，这个方什么岳到底是谁？”
“这事跟你没关系……”
“舒雁！你小子太不够意思了！你以为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方什么岳就是写那本日记的人，对不对？”
“唐亚辉，这事我不能告诉你，你也别问了，好不好？”
我以为我这样义正辞严地一说，问题就解决了。然而我忘记了人类的好奇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之一。这种力量表现在那些杰出的人物身上，便是求知的渴望，驱使他们千百年来孜孜不倦地探索宇宙的奥秘；而表现在唐亚辉身上，则是没完没了的纠缠。直到我逃进自己家门，还听见他在外面骂我真他妈的不是东西，“老子再理你老子就是王八蛋！”
然而第二天早晨，我还在天井里刷牙，他就登门了，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完全忘记了他昨晚说的话——他一进我家的门就将自动获得“王八蛋”的身份。
“舒雁！咱俩做个交换，保证你小子高兴得满地打滚。”
“什么交换？”我保持着应有的警惕。
“你把你那些神神秘秘的事情统统告诉我，不许有半点隐瞒和保留，然后呢，我给你一件东西……”
“无聊！”我把牙缸里剩下的水往他脚下一泼，返身进了房间，王八蛋马上跟进来。
“不肯说，是不是？那你可别后悔！你知道我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吗？”他意味深长地拍拍棉大衣的口袋。那个口袋鼓鼓囊囊的，但我断定不会有什么值得我“满地打滚”的内容。
“是一堆破烂。”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