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6年春天先回到北京，当时一家人谁都没想到这次分离竟然成了永别。
回北京以后，母亲在一家医院当医生，每个星期都会收到一封父亲从嘉平寄来的长信。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年，到了1949年夏天却发生了变化：有时很长时间收不到父亲的信，有时却一下子收到好几封——都是前些日子陆续寄出的，在路上积压下来，攒在一起了。最后有两三个月的时间，竟然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起初母亲并没觉得奇怪：当时北京已经解放，嘉平还在国民党统治区，战争时期邮路不正常，几个月收不到信是很常见的事情。然而嘉平解放以后，父亲还是没有信来，她母亲写了几封信寄过去，都没见到回信，就着急了。于是母亲给嘉华大学校方写了一封信，询问父亲的情况，后来接到一封盖有公章的回函，简短而明确地通知说，她父亲方步岳已在嘉平解放之前到台湾去了。
母亲震惊至极。她根本不相信丈夫会去台湾。丈夫与她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感情至深，何况他是那样疼爱女儿，怎么会抛妻别女远走他乡呢？她想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她想向医院请假，去一趟嘉平，把事情问清楚，但是当时西南地区没有铁路，从北京到嘉平的路途非常难走，何况，只要把请假的原因说出来，必然会背上一条“不相信组织”的罪名。因此母亲只是不断向嘉华大学写信，希望能知道一些更详细的情况，但得到的回复始终还是那两句话。最后那边大概是烦了，干脆把信退了回来。
之后的几年，母女二人是在期待中度过的，她们期待着亲人的音信有一天会突然出现。但是年复一年，什么也没有等来。到了1957年夏天，母亲得到一个到嘉平开会的机会，就带着女儿去了嘉平。开会期间，嘉华大学正在放暑假，母亲几经周折才找到一位保卫处长，听到的还是以前那个说法，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母亲想找丈夫那位当过系主任的朋友，然而他已经去世，只留下一个侄子，也在嘉华大学任教，却在外地出差。母亲又设法打听她在抗战时期认识的其他熟人，但这些人全都早已不在嘉平，因此母亲这次嘉平之行一无所获。
回来后，母亲彻底死心了，开始相信丈夫的确是在台湾。不过这件事并没有给女儿的心灵带来多大的阴影。女儿自幼听母亲讲过许多父亲的往事，从而形成了一个清晰的印象：父亲是个正直爱国清高自傲的知识分子，一辈子除了教书没有干过也干不来别的事情，所以他去台湾一定是接受了那边某所学校的教职，决不是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她在高中时期的入团申请书中，对于父亲的情况，就是这样写的。
女儿从小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是直到高中毕业，她的入团申请也未被批准。对此，有些同学感到意外，她却并不气馁。她想自己的家庭毕竟有“海外关系”，组织上多考验一段时间也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她离开中学时，仍是那样朝气蓬勃。她才只有16岁，未来的道路还长得很。
使她性格发生突变的，是高考结束后，一名要好的女同学对她私下说的一番话。那女同学毕业前是校团委委员，为了她以后能够顺利解决入团问题，才对她指点迷津。那同学说，她的入团申请之所以通不过，是因为她前后几次写的入团申请书中，对父亲的问题都没有讲实话。根据组织上掌握的情况，她的父亲不是普通的大学教师，而是“特嫌”！
方丽华这才明白，为什么班主任老师总是叫她好好想一想，父亲的问题还有什么没写清楚。那天回家以后，她第一次跟母亲大哭大闹，质问母亲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她。母亲先是莫名其妙，后来听女儿说丈夫是“特嫌”，竟然昏厥过去了。
原来母亲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说法！
母亲大病一场，水米不进，只是反复对她说，组织上一定是搞错了！你爸爸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你爸爸对那些横行霸道的特务从来深恶痛绝，你爸爸怎么会是“特嫌”呢？不可能的！我绝不相信……
女儿说，组织上怎么会搞错呢？妈妈你和他有几年时间不在一起，也许对他的情况不了解。
母亲递给她一把钥匙，叫她打开床下那个黑皮箱自己看。黑皮箱装得满满的，全是父亲从嘉平寄来的信。看完这些信以后，女儿知道了父亲是个怎样的人，也相信了母亲的判断。于是她安慰母亲说，也许是我那个同学把情况搞错了。
然而不久之后，那个同学的说法却得到了证实。
那时母亲病体初愈，重新上班了，但仍有气无力，少言寡语。方丽华高考以后在家无事，便常去医院伴着母亲。一天母亲在急诊室值班，开了一张输液的处方，当护士把输液瓶挂上病人床头时，她发现那护士竟然把药拿错了。这个发现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医疗事故，却引起了一场灾难性的吵闹。那护士是医院人事科长的爱人，出了名的泼辣和强横，被母亲批评了几句，面子下不来，便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你神气什么你？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男人是个什么东西？你男人方步岳，跑到台湾当特务去了！你还有脸在这儿神气……”
这次是方丽华当场昏过去了。
既然学校和医院两方面都这么说，父亲的“特嫌”显然是确凿无疑了。母女二人陷入无边的绝望之中。然而两天以后，这两颗死寂的心灵又燃起了希望的火星。
那天方丽华接到了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便去告诉母亲。在医院门口遇到一个中年人从里面出来，擦肩而过时，那人忽然把她叫住了：
“姑娘，你是方步岳先生的女儿吧？”
方丽华点点头，那人又悄声说：“请你告诉沈大夫，方先生根本没有去台湾当特务。”
方丽华霎时一阵头晕目眩，清醒过来时，那人已经走了。
那天晚上，她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立刻泪流满面，因为这人说的话，不仅证实丈夫如她猜想的那样根本没去台湾，同时还印证了她隐藏心中不忍说出的一种预感：丈夫早已不在人世了，否则怎么可能这么多年一直不来找她们母女？方丽华赶快安慰母亲说：妈，你别这样伤心，我相信爸爸一定还活着，他没来找咱们必定有他的原因，只是咱们不知道罢了。但是今天跟我说话的这个人一定知道，咱们找到这人再打听一下，就全清楚了。方丽华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认为这人是母亲的同事，两天前值班室那场风波闹得全院皆知，不少医生护士看她的眼神都有一种怜悯的成分，她想这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母亲想不起这人是谁，她就把他的模样形容了一番：三十七八岁，平头，身材偏瘦，鼻子旁边长着一颗瘤子，黄豆那么大，说话像个知识分子，似乎还带点江浙口音。母亲还是想不起来，但也认为这人是医院里的某个同事，而且一定是位领导同志，掌握着连人事科长老婆都不知底细的真实情况，为了安慰自己，才好心地透露给了女儿。
连续几天方丽华都去医院找这个人，然而到处都没见到那张面孔。最后母亲直接去找了党支部书记。母亲没说有人告诉了女儿什么话，她担心这样说可能会给那位好心人造成不便，所以她只是说，既然组织上知道我爱人没有去台湾，更不是特务，能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也好让我们心里踏实一些。党支部书记立刻严肃起来，质问她想干什么？你丈夫明明跑到台湾去了，你还要组织上告诉你什么“真实情况”？你想翻案是不是？想向党和人民倒打一耙，是不是？母亲吓得噤若寒蝉，不敢再说什么了。当天下午医院党委又把她叫去，正式告诉她：你丈夫方步岳就是一名“特嫌”分子。同时严正警告她必须老老实实端正态度，不许乱说乱动到处打听什么“真实情况”，任何翻案行为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母女二人这才明白，那个“江浙口音”不是医院里的人，同时也想起他使用的是“方先生”这个过时的称呼，看来的确不像是“组织上”的口气，而像是父亲解放以前的一个朋友。她们觉得这个朋友对父亲后来的情况一定很熟悉，包括父亲家里的近况，否则他怎么可能在时隔多年，母亲辗转调动过几次工作单位以后，还知道到这家医院来找“沈大夫”，并且知道已经长大了的方丽华就是“方先生”的女儿？
因此，他们对这人说的话深信不疑。特别是方丽华，她亲眼见到那人说话时有一种吐露肺腑者特有的神态，使她强烈地感觉到他说的是真话。也许是年轻的缘故吧，对于父亲的生死之谜，方丽华不像母亲那样悲观。她总是幻想有天早晨睁开眼睛，会看到父亲回家来了。她有时甚至想，她们母女的情况，说不定就是父亲告诉这个朋友的。于是，寻找这个人就成了方丽华生活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与此同时，她发现自己还出现了另一个变化——她没法写入团申请书了。倒不是怕不能得到批准，她认为写入团申请书本是表明一种态度和心愿，这是不应以能否批准为转移的。然而她知道写入团申请书的时候，不仅必须把父亲写成“特嫌”，还要按此规格写出对父亲的批判和认识。如果她相信父亲真的是那种人，当然可以并且应该这样写。问题在于她不相信。她觉得这样去写，无异于昧着良心去肆意诬蔑父亲，要是父亲有一天真的回来了，她将如何面对？她还觉得这样写也是对组织说假话，但是真心话又不能说，否则引起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她只能选择沉默和回避。她决定：在父亲的“特嫌”问题弄清楚之前，宁愿承受由此产生的种种误解和压力，也不写入团申请书。
三年的时间在隐秘的等待和寻找中过去了，父亲没有等来，那个“江浙口音”也渺无踪影。正当希望渐渐熄灭的时候，转机出现了：她在学校门前的汽车站意外地看见了“江浙口音”！那天的乘车追赶一无所获，但是不久之后的一个晚上，她又偶然得知这人姓徐，曾经在嘉平露过面……
第二部（18）
夜已经很深，远远近近的窗户都不再发亮。走廊端头的暖气片逐渐降温。呼啸的风声也平息下来。四周万籁俱寂，方丽华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晰。
“……也是在那天晚上，我听你说了刘思秀和黎明的故事以后，就知道早晚有一天，我会把这一切告诉你的。”然后她轻轻笑了一下，“可是你把我吓了一跳。”
“因为我说‘老徐’形迹可疑，是吧？”
“是的。如果他是个可疑的人，那么他对我说话的动机也就令人怀疑，这一切就太可怕了……”
我心里疼了一下：“都怪我，都怪我，害得你虚惊一场……”
“不过你的话给我提供了一条线索，使我想到了一个人，因为我父亲那位当过系主任的朋友就姓徐，叫徐先达……”
“他不是已经去世了吗？”
“可是他的侄子还在呀，他的侄子也应当姓徐，对不对？”
“你认为‘老徐’就是他的侄子？”
“我没有绝对把握。但是那天你一说起‘老徐’，我马上就想到了这个人。因为母亲有一次曾经说过，父亲以前的熟人中，现在只剩下徐先达的这个侄子了，除了他，想不出还有什么人会对我说那些话。这个人我母亲没有见过，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清楚，不过父亲在一封信里提到过这个人。那天回寝室以后，我把这事仔细想了一下，觉得很可能就是他，除了姓徐这一点外，还有几个地方也能对上号：你第一次见到‘老徐’是在嘉平，而徐先达的侄子就在嘉华大学工作，我想这就是我在北京很难找到他的原因。从年龄上推算，徐先达的侄子和我见到的那个人是差不多的。另外，我母亲说过，徐先达是江苏人，一家人都说江苏话，我想他的侄子说话也会带点江浙口音。这些想法当然只是我的推测，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验证……”
听到这里，我心里一亮，我终于有一个可以为她出力的机会了！
“对呀！只要我寒假回嘉平的时候，到嘉平大学去见见徐先达的侄子，就知道他是不是咱们说的那个‘老徐’了！这事就交给我吧，我完全可以办好！”
“我知道你会这样的。不过在告诉你之前，我必须先取得母亲的同意。可是那天晚上母亲在医院值班，这事就没说，然后我对你们发生了误会，就不想跟母亲再提这事了，因为这事是不能托付给外人的……”
“现在呢？”我急于知道我现在还算不算“外人”，“现在你跟母亲说了没有？”
“说了。咱们和好以后，我看了你在颐和园拍的照片，肯定了照片上的‘老徐’就是我见过的那个人，就跟母亲说了我的打算。可是母亲直到现在都不同意。自从医院党委找她谈过话以后，母亲一直很害怕，不许我跟任何人说我在打听父亲的消息，她怕别人知道了，又会说我们想翻案……”
她怕冷似的颤抖一下，不往下说了。我这才发现钢窗张开了一条缝，一股冷风从窗缝溜了进来。冷冽的空气不知道自己承载的话语有多么沉重，轻快地从我们身边擦过，钻到走廊深处去了。我把窗户关严以后，方丽华苦涩地笑了一下：“可我今天我还是跟你说了……”
直到这时，我才真正理解她对我的信任深到了何种程度，心底最柔软的那个地方便颤动起来。于是产生了一种热切的冲动：“不管怎么样，我还是利用寒假去找找这个人，好吗？这毕竟是一个现成的机会……”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想寒假以前无论如何要说服母亲，让她写封信交给你带去。如果徐先达的侄子就是‘老徐’，我父亲的情况就可以搞清楚了。如果这个人不是‘老徐’，那么你还可以去找找那位黎明老师，向他打听一下‘老徐’是谁……”
“其实不用等到寒假，现在我就给黎明写信问一下，不好吗？”
“这事我也想过，但是母亲不同意，她说这种白纸黑字的东西，落到别人手里更容易引起麻烦。所以我想，先不要惊动你的老师，这件事情，牵扯的人越少越好……”
“没关系的。我在信中只问那个跟他一起喝茶的‘老徐’是谁，不说我为什么要打听这个人，就不会引起什么麻烦的。要不这样吧，我写好以后给你看看，你认为可以，我再寄出去，好不好？”
“好……吧。”方丽华想了一下，慢吞吞地说，“也许咱们早晚需要找你这位老师了解情况。自从前天晚上，听母亲说了你写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以后，我一直在想，你到底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这些话的。想来想去，总觉得跟‘老徐’有关系。可是你跟‘老徐’并不熟悉，你熟悉的是这位老师，你注意到‘老徐’，是在你因为一个古怪的笔记本而跟踪这位老师的时候……”
啪！——我听见脑海里清脆地响了一声。“笔记本”三个字像子弹一样划破了混沌的迷雾，一些久远的东西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
“我想起来了！”我兴奋得声音发抖，“这些话就是那个笔记本里面的！”
“是吗？”方丽华狐疑地说，“你不会记错吧？”
“应该不会错。因为这段话前面还有一些话，我们就是看了前面这些话，才对那本日记发生兴趣的。”
“什么话？”
我把那番话背了出来：“教会的财产？他怎么想出来的？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教会的财产？”方丽华满眼困惑，“这是什么意思？我父亲怎么会这样写……”
“我认为这些话根本不是你父亲写的。你还记得吧，我以前说过：写这本日记的人就住在我家里。这个人当然不可能是你父亲，你父亲应该住在嘉华大学嘛，怎么会住在我家……”
“别忙别忙！”方丽华打断了我的话，“你家在嘉平什么地方？”
“反修北路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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