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应该怪舒雁！”唐亚辉马上反戈一击，指着我对卓娅芳说，“他跟你同桌，应该想到是你干的，可是他一开始就说是老徐，害得我对黎明也心存怀疑，其实这两个人一点问题都没有嘛……”
然后他就自得其乐地哈哈大笑。卓娅芳也再次大笑，唯有我笑不出来。因为我想起方丽华说过，“老徐”是否可疑这个问题对她很重要，而我却十分肯定地告诉她，那封恐吓信就是“老徐”写的。
“卓娅芳，你能不能找一下方丽华，把你刚才说的话告诉她？”
他俩一齐不解地看着我，好像我说的是外国话。
“给她说这个干什么？”唐亚辉问。
“这你就别管了。”我朝他摆摆手，又对卓娅芳说，“但是请你一定把这事向方丽华讲清楚，她一听就会明白的。”
“你为什么不自己告诉她呢？”卓娅芳问。
“她早就不理舒雁了。”唐亚辉替我回答。
“是吗？”卓娅芳悚然一惊，“什么时候的事？”
听我们说了以后，她若有所悟地点着头，“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
第二部（15）
“舒雁，干吗去？”
我回过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方丽华正咬着嘴唇看着我笑！
“问你话呢，怎么不吭气呀？”她又说，还把头一偏。于是整个天空都明亮起来。然后我说不干吗，不干吗……今天天气真好……
“好什么呀？看这样子，今天要下雪……”
我说不错，不错，看样子是要下雪，今年第一场雪……
“瞧你，傻样儿！”
我不说话了，直勾勾地看着那张朝思暮想的脸庞。这张脸庞容光焕发，就像一朵盛开的玫瑰，美得令人眩目。
“怎么样？”她调皮地笑着，“还是我说得对吧？那个‘老徐’并不是什么坏人……”
“卓娅芳跟你说啦？”
“她把一切都告诉我啦……”
“那，我应该请你原谅……”
“请求原谅的应该是我。我不该对你那样。”她的笑容突然变得羞涩，我浑身一下子就软了。
“别生我的气，好吗？”
“没，没有……”我觉得自己在融化。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咱们还跟以前一样，好吗？”
“那，晚自习以后，我还是在图书馆外面等你？”我小心地问，好像一不小心她就会再次消失。
“我不想到图书馆去上晚自习了。”
“为什么？”
“我烦赵军。”她很干脆地说，“他老是在那儿等我，给我占座儿，我不过去又不好，其实心里早就烦他了。”
“可是，在我的记忆中，你以前天天都去图书馆……”
“你以为我是因为他？”方丽华含笑反问。
“那你是为什么？”
她没有正面回答“为什么”，直接来了个“所以”：“所以，自从那天以后，我就不去了。我另外找了个他不知道的地方上晚自习——就在实验楼二层的阶梯教室，这个地方挺清静的，以后你要找我，就到这儿来吧。”
我这时才确信乌云已经消散，奇迹已经发生，一切不是梦境。
“那我以后也到这儿来上晚自习，好吗？”
“最好不要这样，我怕跟你坐在一起上晚自习，心里会乱……”
今天想起来，幸亏方丽华说了这番话，使我们处于一种有限接触的状态，而不是形影不离，否则后来的事情也许就会糟糕得多。
但是当时我不可能具有这种预见性，因而心里梗了一下：“好——吧。可是我直到现在也不明白，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个星期六，你说有件事情要跟家里商量，星期一回来以后，就突然不理我了，是不是你母亲……”
“不是不是，”她急忙摇头，“我根本没跟母亲说这事。那个星期六她在医院值夜班没回来，第二天一早，中学同学来约我到颐和园去玩，从颐和园回来以后，我就不想跟母亲提这事了……”
我听得云里雾里：“到底怎么回事？”
她脸上倏地一红：“哎呀，反正都是我的错，我保证以后再不会这样了，还不行吗？”然后低着头轻轻说了一句：“卓娅芳找我的时候，我都给她说了……”
后来，从卓娅芳那里，我才听说了事情的原委：方丽华和她的几个中学同学在颐和园的时候，正巧看到我与卓娅芳并肩划船那一幕。当时唐亚辉不在船上，她以为是我们两人单独结伴去玩，便产生了误会。第二天晚上，方丽华在图书馆见到我，本想问一问这件事，然而我说楼下有人等我。她马上明白了那人是谁，因为她刚刚看见卓娅芳从阅览室出来。我走了以后，她也离开图书馆，到医务楼去看望那个因肠炎住院的同学，从病房的窗户里面又看见我与卓娅芳在小湖边谈到很晚，便决定主动“退出”，这就是她突然回避我的原因。后来她又数次见我找卓娅芳“个别谈话”，就更信以为真了……
我听了以后感到很不理解。我认为任何人面对着方丽华都不可能有“脚踏两只船”的念头，她怎么会这样误解我呢？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我把唐亚辉对此事的分析告诉了卓娅芳，她却叫我不要胡思乱想，还说我对女孩子的心思一窍不通！
第二部（16）
卓娅芳的话我听得似懂非懂，但是不久之后，我终于明白了。
那时我与方丽华早已和好如初，甚至比“如初”还要好。我仍然在图书馆上晚自习，不过铃声一响就往实验楼跑。方丽华每天都在那里等我，这个时候阶梯教室里的其他人都已走光，我们就可以畅所欲言地聊一会儿。但是也只有一会儿。方丽华总是说，咱们不能回去得太晚，我们寝室那个团支书蒲金凤可不像卓娅芳那么厚道，成天盯着抓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我可不想给她提供批判的机会。
有天晚上，快离开阶梯教室的时候，方丽华没头没脑地问我：“那次划船，你跟卓娅芳也坐在一起，是吧？”
“哪次划船？”我感到莫名其妙。
“就是昨天晚上你说的那次。”
我想了一下，才想起昨天晚上我跟她聊过我中学时期的一次划船比赛活动。
“想不起来了。”我说，“我和她可能不在一条船吧……”
“不对，你们就是一条船。”她说得很肯定。
“你怎么知道？”
“我以前听卓娅芳说过你们这次活动。她可不像你这么糊涂，对从前的事记得很清楚。”
我觉得有点被动：“反正在我印象中，我们在一起只划过一次船，就是颐和园那次，那次也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
“好啦好啦，不用解释啦，卓娅芳都给我说过了。再说，我也没说你们划船有什么不对呀……”
她越这么说，我越是觉得她对我们那次划船其实是很在意的。随后她仰脸看着日光灯管，又说：“按说，卓娅芳从来是个挺稳重的人……”
这个“按说”使我有些不解：难道卓娅芳有什么地方不稳重了？随后我猛然想起一个早已忘记的细节——那天划船时卓娅芳曾靠在我身上，顿时明白了一切。于是感到有些不妙。
“反正那天我们是三个人去的……”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在给唐亚辉帮忙。可是，按说唐亚辉与你都是卓娅芳的同学，他为什么非要通过你给卓娅芳转话呢？”
这第二个“按说”使我感到更加不妙，一时答不上来。她笑着说：“是不是因为你们从初中开始就是同桌，就坐在一起，就被大家叫做卓娅与舒拉？”
哟嗬！她怎么连这个都知道？看来她的误会还不是在颐和园倏然一下冒出来的，而是在以前听卓娅芳说起那些“记得很清楚”的旧事时，就埋下根了。我觉得问题比我想象的严重，很认真地解释说：“其实情况是这样的：那时候大家确实一直叫她卓娅，可是很少叫我舒拉。”
她见我着急的样子，似乎挺高兴，把头一偏：“那叫你什么？”
“叫我舒娃。”
“舒娃？怎么像个女孩名字？”
“这是嘉平的方言——只要是小孩，不分男女都叫‘娃’。”我继续耐心解释，“我们那个地方，姓李的小孩叫‘李娃’，姓张的小孩叫‘张娃’……”
方丽华笑着接过去说：“要是他在家里是老二，就叫‘张二娃’。”最后三个字是学着嘉平口音说出来的，只有几分像，因而特别好听。于是我知道所有的不妙都已是过去时了。
“你们嘉平话真有意思！我以后就管你叫舒娃！”
“那我叫你什么呢？叫你方娃，好不好？”
“不好不好，难听死了。我的小名很大气，像个男孩，叫健健。”
“健健？”我觉得有点耳熟。
“这名字是我爸爸起的，希望我健健康康的意思，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
这时我突然冒出一句话，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句话使一个重大的事件拉开了序幕。我说：“是不是贫血？”
她的眼睛倏地睁大了：“你怎么知道的？”
我被她问得一愣。是呀，我怎么会知道她小时候贫血？我在心里问自己。更准确地说，我怎么会一听到“健健”，就与“贫血”这个概念联系起来？这个问题还没想清楚，第三个概念紧接着又冒出来了。我怔怔忡忡地说：
“你母亲是不是叫瓶梅？”
方丽华更惊诧了：“我好像没有对你说过我妈的名字呀！”
“是没说过……”话没说完，脑子里就闪出一句话，把这三个概念连接起来。于是我笑了：“是这么回事——以前我在什么地方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我写给你看。”我拿过她的笔记本，边写边说，“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毛病，脑子里经常会无意识地冒出一些很久以前留下的印象，都是些没有意义的东西……”
“这种情况我也有。”她边说边拿过笔记本，把我写的东西读了一遍：“瓶梅笑曰健健已不贫血。”然后惊疑地看着我，“怪了！我母亲叫沈瓶梅，就是这两个字，一点不差……哎，不对！这句话并没有说‘瓶梅’和‘健健’是一家人呀！”
“可是我确实有这个印象，而且很肯定，大概是从上下文里面得出来的……”我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脑海里果然浮现出一些字句，正是这句话的上文，便将它们写在这句话前面，组成了这么一段：
“昨夜风急雨骤，梦中又见瓶梅与健健，仍是在孝弟之下饮茶，阖家团聚，天伦之乐，无不欢颜，瓶梅笑曰健健已不贫血。”
方丽华歪着头看着我写完以后，狐疑地问：“这些文字你是在哪本书上看到的？”
“好像不是书……这些文字好像是用钢笔写的……”
“那……会不会是一封信？”
“也许是吧，时间太久，记不清楚了。”然后我发现方丽华神色有些异常，便问：“你怎么啦？”
“我……”方丽华很不自然地笑着，“我怎么觉得这些话的口气有点像……有点像我父亲……我们家正好三口人，我和妈妈的名字，还有贫血，都对上了……但是，”她指着“孝弟”两个字，“这两个字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不知道。不过后面的话我还有印象……”
方丽华叫我赶快写出来。我边回忆边写，在笔记本上增添了这么一行文字：
“我闻之甚喜，伊丽莎白亦表欣然之状。”
我觉得后面还有内容，正想接着写下去，方丽华却说：“伊丽莎白？看来这个家庭还有个外国人呀！算啦算啦，别往下写啦，跟我们家风马牛不相及。”然后自嘲地一笑：“我们家又不是联合国……”
第二部（17）
星期一晚上，寒流随着强劲的北风袭来，校园中的行人纷纷缩着脖子一路狂奔。我刚奔到图书馆门前，意外地发现方丽华在等我。
“舒雁，我有点事想跟你谈一下。”
顶着大风交谈是一件愚蠢的事情，因此我啥也没问，跟着她直奔实验楼那个阶梯教室。进去后发现里面已有戴眼镜的一男一女，坐在第一排靠边的地方，头碰着头正在窃窃私语，对我们的到来毫不理睬。
我们在最后一排的角落坐下来，跟他们形成对角线的两端。方丽华从书包里掏出笔记本，翻到我写的那几行字，放在我面前。
“舒雁，上星期六我把这个笔记本带回家，给我母亲看了。她一看就说，这些话一定是我父亲写的，时间就在我与母亲回到北京以后。那时父亲只身留在嘉平，你看到的这些话，可能就是他给母亲写的一封家信。”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难以置信。
“难道你们家真的有个伊丽莎白？”
“确实有过，只不过不是一个人，而是我父母在嘉平的时候，养的一条小哈巴狗。”
我以为她在开玩笑，探究地看她一眼，但她满脸凝重，毫无笑意。
“我妈说，那小狗挺逗人喜欢，一举一动有点贵妇人派头，我爸就给它起了这个名字。我妈回北京时带上了这条狗，可是它在半路上掉进长江淹死了……”
“既然淹死了，怎么可能有‘欣然之状’？”我禁不住笑起来。前排那两个情侣受了惊扰，两副眼镜一齐转过来，愠怒地向我们瞄准。
“咱们出去谈吧。”方丽华说。于是我们来到走廊。长长的走廊里空寂无人，两侧都是大大小小的实验室和办公室，此时一概关门熄灯。我们的脚步声显得特别响。
我们一直走到走廊尽头，方丽华看着窗外随风狂摇的树枝，很沉静地说：
“舒雁，我是认真的。我父亲这些话，写的不是他的一个梦境吗？伊丽莎白淹死的事情，我妈没给我爸说，怕他因为这事连带着想到我们母女在路上多么危险，回到北京以后又是多么艰难。我爸有点多愁善感，妈对他总是报喜不报忧。所以我爸一直以为伊丽莎白还跟我们在一起，才会有这样的梦境……”
我不明白一个梦境有什么好分析的，正想开口插话，被她摆摆手制止了。
“还有‘仍是在孝弟之下饮茶’这句话，我妈一看就明白了：说的是爸爸以前住的老宅子。那宅子的东厢房和西厢房各挂着一条横幅。西厢房的横幅写的是‘忠信’两个字，东厢房的横幅写的是‘孝弟’。我爸和我妈是大学同学，他们经常在东厢房一起看书，聊天，那条横幅下面摆着个茶几，所以他们也经常‘在孝弟之下饮茶’。其实我们回北京后住的是另外一个地方，但是爸爸心里想着的还是老宅子——他对那里印象太深了，所以日思夜梦……”她顿了一下，转过脸来，声音里有了几分急切，“舒雁，你能不能回忆起来，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这封信的？”
“让我想想吧……”我闭上眼睛，极力想要接上那天被打断的思绪。然而脑子里一片混沌，只有一个念头比较清晰：她父亲一定已经不在人世，否则她直接问父亲就可以了，用不着叫我回忆。
“别着急，一时想不起来，以后慢慢想也可以。”她温存地说，带着一种善解人意的体贴。我心里就柔柔地荡了一下。
“方丽华，你好像有些难过……是不是因为你父亲已经去世……”
“不是这样……”她凄然一笑，显得楚楚动人。
“总之我希望你不要难过，好吗？”
沉默片刻之后，她下意识地摇摇头，将辫子“整理”一下，轻声说：“舒雁，我把一切都告诉你吧。这些事情，我在学校里没对其它人讲过，但是我今天决定告诉你……”
就这样，在那个北风呼啸的冬夜，在那个半明半暗的走廊端头，这个心爱的姑娘突然向我敞开了心中的秘密，从而改变了我和她的人生轨迹。
父亲的一切，都是别人告诉方丽华的，因为她与父亲在嘉平离别的时候，还不到两岁。
父亲本想同她们母女一道回北京（那时候叫北平）的，但被嘉华大学一个要好的朋友挽留下来了。那朋友在父亲任教的历史系当系主任。抗战胜利后，许多教师纷纷从大后方返回家乡，系里很缺教师，所以那朋友再三挽留她父亲继续任教一段时间，帮他一个忙，父亲却不过情面，便答应了。于是，她和母亲在1946年春天先回到北京，当时一家人谁都没想到这次分离竟然成了永别。
回北京以后，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