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午饭以后，我立刻去找印国祥。路上将《祖国颂》逐字逐句回忆了一遍，实在想不出哪句话有问题，于是百思不解。直到一年以后，学校里的政工干部在文革中分成几派，不遗余力地互相大揭老底大暴内幕，我们才明白此事的个中奥妙。
奥妙就在于老王说的那句“很好”。
原来印国祥与老王一直面和心不和，但因老王是团总支书记，比他高半头，他不得不忍让三分。然而老王并不领情，直到调走时还对人说印克思咋咋呼呼没水平，一下子就把印国祥全盘否定了。这就应了马克．吐温的一句话：“要伤透你的心，那就需要你的仇人和你的朋友合作才行，一个对你进行诽谤，另一个把消息告诉你。”马克．吐温说的这两种人对于印国祥来说都是现成的，于是他的心便被伤透了。于是他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觉得当务之急就是找点老王的破绽来做点文章，以证明自己的有水平，以及老王的没水平，给他来个否定之否定！这样，《祖国颂》就作为最佳的文章题目被他选中了，因为老王那厮当众说过它“很好”。印国祥对《祖国颂》印象并不深，但他知道，诗歌这类东西具有极大的“可分析性”，怎么分析都可以——既可以说它没有问题，也可以说它大有问题，因为问题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肯去挤，总是会有的。只有一种诗歌挤不得，那就是毛主席诗词。《祖国颂》不是毛主席诗词，因此，挤出问题就是有水平，就可以论证出老王那厮没水平——这种论证印国祥当然是轻车熟路，否则他就不叫“印克思”了。
于是他叫来小左，将《祖国颂》的底稿要了去，并且当场宣布这篇东西有问题。具体问题他没有说，因为实施挤海绵的具体操作之前他还没有想清楚。不过当我走进他住的房间时，他已将海绵里的水挤出来了，因而情绪极佳，问我“有什么事”的时候，脸上一片和颜悦色。
我按照老习惯叫他老印。我说：“老印，听说你因为《祖国颂》的事情叫左爽之写检查，是吗？”
“是啊，怎么啦？”印国祥眼里闪过一丝警觉的神色。
我继续陪着笑脸：“其实《祖国颂》是我写的，跟小左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印国祥的眉头皱起来了，“他可不是这样说的啊。你们到底怎么回事？”
我三言两语把事情说了一遍。印国祥听明白了，手捂茶缸子望着窗外，冷冷地说：“那你们两个都要深刻检查。”
我打算先将小左开脱了再说。“这事小左根本没有责任，他的检查是不是可以免了……”
“不行！他非检查不可！他现在是系学生会的部长了，工艺系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他不写检查怎么行！而且，”印国祥把茶缸子一顿，“他还欺骗组织！我找他谈话的时候，他说这篇东西是他自己写的，千方百计包庇真正的……”
我很想知道在他看来我属于“真正的”什么，屏息敛气等着他说下去，然而他端起茶缸子喝了一口以后，却转换了话题：“左爽之的问题以后再说，现在先说你的问题。你今天能够主动来承认错误，这个态度还是好的，不过你写的这篇《祖国颂》，问题也是严重的，可以说非常严重，这个问题你不能回避，必须深刻检查！”
“可是……”我小心翼翼地问道，“我检查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他冷冷一笑，哗地拉开抽屉，拿出几张钉在一起的横格纸——正是我的手稿。他用两根手指拈起纸页翻看着，一面说：“你看你写的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什么大江奔流啊，鲜花灿烂啊，什么春风啊，白云啊，雪山啊，蓝天啊……”
我以为他在这些蓝天白云中间发现了什么性质严重的用词不当之处，诚惶诚恐地等着他点出来。但他翻了一半就将诗稿朝旁边一扔，表示不屑一顾，然后带着痛心疾首的表情对我摇头：“通篇全是这些玩意儿！除了这些东西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那就是并没有什么不当之词了！我心头一松，对他的痛心疾首就更加莫名其妙了：“老印，我这是……这是歌颂祖国壮丽河山嘛，这有什么问题吗？”
“唉——”印国祥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以示语重心长，“这些东西不是不可以写，但是你只写这些东西，这就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我给你归纳了十二个字，这就是——”他郑重地竖起食指，一字一顿地说，“只讲大好河山，不讲阶级斗争！”然后他两手一摊，眉宇之间露出一丝惬意，“这不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
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不禁大感委屈，“这算什么问题？《祖国颂》篇幅有限，我总不可能把什么都写进去吧？再说排练的时候老王看过，他也没说有什么问题嘛……”
“他？”印国祥猛地站起，“他说没问题就没问题了吗？嗯？那我问你，资产阶级也歌颂壮丽河山，修正主义也歌颂壮丽河山，你这篇东西跟他们有什么区别？”
我目瞪口呆，印国祥立刻替我作了回答：“答案很清楚——没有任何区别！”然后他一个急转身，迈开大步在房间里走起来，边走边说，“因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抹煞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我见他扯到齐齐哈尔以北去了，试图进行分辨，然而为时已晚。印国祥已经激昂起来。他脚下越走越快，眼睛望着空气，手里打着激昂的手势，仿佛在同某个看不见的隐身人辩论，嘴里滔滔不绝密不透风越说越起劲，于是我就彻底丧失了说话的机会，只感到“印克思”这个绰号确实起得有水平。
他说：“而我们在这篇《祖国颂》里，同样看不到现实生活中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看不到怎样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看不到千万不能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思想……”
他问自己：“这篇《祖国颂》颂的到底是什么？”
他回答自己：“事情很清楚，它颂的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修正主义思想情调……”
他又问自己：“这种东西的出现，难道是偶然的吗？”
他立即断然否定：“不！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和苏修一唱一和，鼓吹的是一个调子……”
他提出了又一个问题：“这种现象，难道不正是青年学生中修正主义思潮影响的典型表现吗？”
他进一步补充：“……同时也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一种典型表现……”
他深刻地指出：“……归根结底是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作怪……”
他上升到新的高度：“……因此这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
最后桌上的闹钟响了，印国祥想起我该去上课，才结束了与隐身人的论争，令我回去好好考虑，明天必须将检查交来。
那天晚上，我坐在图书馆里心乱如麻。一开始的初衷，是打算随便写篇检查应付一下，主要目的是想解脱小左的责任。提起笔来一想，才发现这个目的是无法达到的——无论我怎么写，印国祥都会用我的“问题”来追究小左。何况印国祥的逻辑我根本无法理解——他不是说《祖国颂》里面有个什么什么东西是错误的，他说《祖国颂》的错误在于它里面没有什么什么东西。没有东西怎能算错误呢？所以我认为印国祥所说的那些“错误”都是子虚乌有。要是照他的调子来上纲，未免太歪曲事实，太违背良知。但是不照他的调子，又实在找不出还有什么“错误”可以上纲，如果硬要找的话，大概只能从语法错误、错别字和病句方面来考虑了。那天晚上我有了一个比较文化学领域的重要发现——中国的上纲与西方的黑色幽默原来是惊人的相似！
直到晚自习结束，我面前还是白纸一张。最后我把心一横，决定干脆不写了。管他的！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一把抓起那张白纸扯个粉碎。抬起眼睛寻找废纸篓的时候，看见方丽华吃惊地站在面前。
“舒雁，你怎么啦？”
“出去说吧。”
出来以后，我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她听了有些担心：“舒雁，你跟辅导员这样硬顶，是要吃亏的。”
“这个我也知道。”我解释说，“其实今天晚上我一直在说服自己写篇检查算了，可是没办法——这种违背良知的东西，我想写也写不出来……”
“是吗？”她的眼睛忽然睁大了，“你怎么和我想得一模一样？”
“怎么？是不是也有人叫你写检查？”
“不是写检查，但是对我说来，也是个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东西……”
“什么东西？”
这时已经到了应该分手的路口，她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淡淡地笑了一下：“好啦，我该回去啦，明儿见！”
她的笑容中有种苦涩的味道，我觉得心上被划了一下，便追问道：“你说的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告诉我吗？”
她已经朝9号楼的方向开始移步了，听见我的追问，又转过身来：“今天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就顺便告诉你吧，省得以后你会吃惊。我进大学以来，从来没写过入团申请书。”
我的确吃了一惊，大概脸上也表露出来了，她黑白分明的眼睛嘲笑地闪了一下：“没想到我是这样一个落后分子吧？”
说完她一个转身，撇下我匆匆而去，瞬间就消失在迷蒙的夜色之中了。
第二部（8）
“亲家母，你坐下，咱俩拉拉知心话……”卢秋生哼着家乡的梆子戏走进寝室，正好听见杨永远向楼自清发难：“楼自清，老实交待，昨天晚上又梦见哪个女生了？”
楼自清知道杨永远是在诈他，面不改色心不跳：“胡说！本人一向遵守纪律，根本不可能做那种梦。”
“遵守纪律就不做梦啦？”谢天浩把眼镜向上一推，笑嘻嘻地说，“吾未见有好德如好色者也。”
这句话太露骨了，楼自清怪叫一声，抄起晾衣架扑过去就打。谢天浩慌忙躲闪，情急之中将马克思的名言都说反了：“唉唉，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有话你好好说嘛……”
“那我就给你小子来个批判的武器。”楼自清说，“现在我讲个谢天浩的故事，大家想不想听？”
大家（当然不含谢天浩）立刻欢呼，连老实巴交的林先生也兴奋不已：“快讲快讲，一定是个谈乱爱的故事。”
林先生一口粤腔普通话，老是把“恋爱”说成“乱爱”，每次都令人捧腹。其实他的说法更接近班上的真实状况。本学期以来，因为临近毕业，许多人都蠢蠢欲动，各种“乱爱”故事便层出不穷。有些是确有其事，例如杨永远与刘文倩。有些则极不可信，例如林先生与尤春秀——他俩“乱爱”的可能性比贾府的焦大与林妹妹还要小。有些介于二者之间，例如关于我与“电气系女生”的各种版本。这些版本对于“电气系女生”说法不一，有人说还是以前来找我的那个，有人又说不是，双方争执不下，便要我“从实招来”。这种时候我从不接他们的话茬，静悄悄地躺在黑暗中一言不发。我心中那种感情太柔嫩了，经不起任何话语的触碰。
然而今天中午楼自清要讲的是别人的“乱爱故事”，所以我很没良心地跟着起哄。楼自清咳嗽一声便正式开讲：“话说一次寒假，谢天浩同学夹着一摞哲学书，回到农村老家……”
“我老家根本不是农村的！”谢天浩大声抗议，当即受到众人弹压，楼自清继续讲下去：“谢天浩的老爹是个老农民，见儿子回来，十分高兴，便杀了一只鸡……”
听到这儿我明白了：楼自清讲的并不是什么“乱爱故事”，而是近来流行的一个讽刺小品，讽刺的对象是个哲学系的大学生。那年头知识分子们创作了不少丑化自己的玩意儿，该小品便是其中之一，只不过楼自清为了搞笑，将哲学系大学生换成了谢天浩。
“……香喷喷的红烧鸡端上桌子时，谢天浩正在看他的哲学书。老爹说：儿子，快吃吧！谢天浩却说：爹，你说这碗里有几只鸡？他老爹说：当然是一只。谢天浩说：不对！你这是一般人的看法，按照哲学的观点，这里存在两只鸡——一只是具体的鸡，一直是抽象的鸡。他爹马上说：那就这样吧儿子，这两只鸡咱们一人吃一只，我吃那只具体的鸡，你呢……”
这时寝室的门开了，马兴旺走了进来，照例板着苦大仇深的面孔。
“你们在干什么？”
卢秋生正要答话，楼自清慌忙说：“没干什么，没干什么……”
马兴旺用眼睛扫了一圈，然后对我说：“老印叫你下午去找他。”
我点点头。马兴旺冷笑一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这话本来是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答记者问的时候，针对国外敌对势力说的，马兴旺自从兴旺以后，特别喜欢引用，经常没头没脑地来上一通，还带着一种阴阳怪气的味道，好像在对谁盘马弯弓引而不发，弄得大家莫名其妙。
今天他针对的显然是我，看来这小子已经知道印国祥叫我写检查的事情。然而楼自清一听这话就变了脸色。马兴旺走后，大家（含谢天浩本人）催他把故事讲完，他却完全没了兴致，因为他对马兴旺这番话的印象太深刻了。
这事发生在一年以前，那时学校里开展学习解放军活动，内容之一就是每天起床后必须把被子叠成一块方方正正的豆腐干。寝室里其他人都办到了，只有楼自清拿他的被子毫无办法。他这床被子颇有来历，那被面据说还是他母亲当年的嫁妆，因为儿子考上了北京的大学，母亲才将其从箱底隆重翻出，交给他带到了祖国的首都。麻烦在于那是一床很旧很绵软的软缎被面，楼自清费尽力气又挤又捏，好容易弄出一个直角，刚松手，那直角便柔柔地坍下来，又变成了平滑的圆弧。楼自清与被面展开了顽强的搏斗。他的表现完全符合领袖的教导：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气得要哭。于是我们一齐上阵，七手八脚摁住可恨的被子，用拳头捶，用手掌压，四面八方同时使劲，终于将它挤成豆腐干的形状。但是只要人一下来，那豆腐干就又变成一团不方不圆、既方又圆的东西。
马兴旺知道这事以后很开心，说是一床小小的被子说明了许多问题。我们都不明白“许多”二字从何谈起，因为马兴旺只说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事证明有些城市人比谁都笨，别说分不清韭菜麦苗，连自己的被子都不会叠！马兴旺说这话时露出了难得的笑容，他每逢发现了“城市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新例证，总是这样高兴的。
“分不清韭菜麦苗”的楼自清带着新的紧迫感投入了战斗，然而被子依然不肯就范，于是在马兴旺嘴里，它“说明”的问题就越来越多，先后包括：个别人对待学习解放军的认识问题、态度问题、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抵触情绪问题、消极对抗问题……等等。楼自清本来就胆小，当了“个别人”以后更加惶惶不可终日，以至于每晚熄灯以后我们都要安慰他一番。最后马兴旺终于升级到“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那天晚上楼自清躺在床上突然哭了。他说他总觉得有个东西悬在头上，随时都会落下来。他这话一出口，寝室里霎时静了一下，每个人呼吸的声音都清晰可闻。就是在那一刻，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大学生活的另一面。以前我一直觉得我们的校园只有欢声笑语，此刻我却意识到，在欢声笑语后面，还有一种阴森可怕的东西……
这时有人骂了一声“操！”然后我们一齐激愤起来，七嘴八舌地说小楼你别听马兴旺胡说八道，他讲的都是些105的话（在我们的语言里，“105的话”是屁的同义词）。但是不管我们怎么说，那个学期楼自清始终是度日如年，好容易熬到暑假，回家换了一床被子带来，成功地叠成豆腐干，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