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国祥这一去远不止十分钟，据戴有手表的刘文倩后来说，他们是过了二十八分钟才回来的。印国祥回来时面带微笑，说是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跟有关领导研究过了，鉴于毕业班团支部工作担子很重，决定增加一名支委，因此今天大家提名的四位同志全部当选，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
于是我就在噼噼啪啪的掌声中成了一个多出来的人。
第二部（3）
到了星期五晚上，《祖国颂》已经完成一半，我打算毕其功于一役，吃过晚饭便跑到图书馆坐下来，这时墙上的挂钟才指到六点半。
我先把昨天写的东西看了一遍，感到不太满意，正想提笔修改，意外地发现桌子对面坐着那匹戴眼镜的马。“马”照例将他的书包挂在旁边的椅子背上“占座儿”，而他占的“座儿”却正对着我。我知道再过一会儿方丽华就会在这把椅子上坐下来，也知道我跟她这样面对面坐着是什么都写不出来的——不管怎么默念歌德的“与你何干”也写不出来。我四下看了看，靠墙那边还有一个空座位，尽管跟他们斜对着，但是毕竟远得多，因此我赶紧迁徙过去。
这一迁徙果然见效，当方丽华进来时，我已经完全进入状态了。她进来时我没有抬头，并且决心整个晚上都不抬头。但是后来我把这个决心忘了。在绞尽脑汁寻找一个恰当的形容词时，我无意中抬起头，看见“马”正在跟她嘀嘀咕咕说着什么。图书馆里到处张贴着“请勿大声说话，以免影响他人”的告示，“马”的声音并不大，然而坐在他对面的女生却受到了干扰，朝他厌烦地皱着眉头。方丽华可能是感到不安，她把头埋在书本里，想用这个办法让“马”停止说话。而“马”却没看见似的，絮絮叨叨说个不停，这小子的近视眼至少有八百度吧……这时要找的那个形容词在脑海里冒了出来，于是我重新回到《祖国颂》上面。颇为顺手地写了两段，又在一个地方卡壳了。我在苦苦思索之中抬起眼睛，正好和方丽华的目光对上。她朝我有气无力地笑了一下，是那种略带歉意却又无可奈何的苦笑，淡淡的，一闪就过去了。然而我心里却猛地一热。我觉得她那目光分明不是看一个素不相识者的目光，那笑容也不像是对着一个陌生人露出的全然无心的笑容，倒像是含有一丝会心的意味，这种微笑只有在彼此相识的人们中间才会出现……
然后我清醒过来，明白这不过是我的错觉。
不要想入非非！——我呵斥自己。接着写下去！写过北国的浩茫雪原之后，应该描绘江南的秀丽风光了——我对自己提示说。想象一下江南的绮丽春光吧，江南的春天鲜花盛开，如诗如画，就像姑娘绽开了迷人的笑颜……想到这里，我眼前真的出现了一张笑脸，正是她刚才的模样！
于是我方寸大乱，再也写不下去了……
最后是闭馆的铃声将我惊醒的。阅览室的人都已走光。我发现桌上孤零零地躺着一本硬皮的厚书，拿起来一看，是本俄语词典，扉页上写着“方丽华”三个字，原来是她遗忘在这里的。
这本词典应该交到哪儿去呢？作为陌生人的东西交到失物招领处吗？那样有可能被人冒领，而且把她作为陌生人对待，似乎有点“于心不忍”。等她明天到图书馆来的时候再说吗？然而明天是星期六，每个星期六她都要回家，不会到图书馆来的。按道理说，应该直接到电气系67级给她送去。可是按照另一条道理，我“理应”是不认得她的，自然也就“理应”不知她在哪个系哪个班，我要是直接去找她，岂不等于不打自招承认我一直在留意她吗？这当然是万万不可，尽管今天她露出了那样的目光和笑容也万万不可！……最后我想到了一个“安全”的办法——托卓娅芳转交给她。卓娅芳跟她一个系，应该是认识她的。于是我就到女生住的9号宿舍楼去找卓娅芳。
9号楼前的球场笼罩着一片朦胧的夜色。从灯火通明的图书馆来到这里，我眼前一团漆黑，没看到几个人影。然而我知道这是假象，因为伴随着初秋的晚风灌进耳朵的，却是一片热闹非凡的嗡嗡声，仿佛有千百只蚊子正在一齐忙碌。待到眼睛适应黑暗以后，便看清梧桐树下、灌木丛后、篮球架和排球网的旁边，以及一切可以站人的地方，到处都有成双成对的人在窃窃私语。除了寒风凛冽的冬季，每天晚自习结束以后，9号楼前都是这样人声鼎沸，活脱脱一片广泛开展谈心活动的大好形势。
写到这里，为了避免有人对六十年代中期的大学生活产生误解，我必须声明一下：谈心和谈恋爱是有本质区别的，虽然两者都是“谈”。谈心，根据各种会议上的说法，乃是一种做思想工作的好形式；而谈恋爱则属于禁区，官方的正式表述是“不提倡”，非正式的表述是“不像话”。谁要是出现了这种“不像话”的苗头，便会有班干部来对其做思想工作，当然包括采用谈心这种“好形式”。既然是“好形式”，自然是耐心而细致的，因此做工作者与被工作者（一般说来二者不是一个性别）之间，便需要旷日持久地反复谈上无数次，而这种“谈”最终演变成为另一种“谈”的故事也就时有所闻。根据挨了个别谈话仍然本性难移的杨永远私下透露，印国祥两年之前当学生干部的时候，就是运用这种演变模式的成功范例。杨永远这条消息未经证实，仅供本寝室内部参考，但他说得有鼻子有眼。他说按照毕业分配的惯例，公开了恋爱关系的“对子”可以分配到一起，但只能去很差的地方。印国祥精明过人，他没有将恋爱关系公开，所以如愿地留校当了政工干部，而他的女友则分配到我的老家嘉平市去了，现在印国祥正在想方设法把她调到北京来……
怀着此种对辅导员大不敬的联想来到9号楼前，正好遇到卓娅芳。我将词典递给她，问她认识不认识这个叫方丽华的。她说当然认识，她的寝室就在我对面。我说我记得你对面住的是电65级嘛。她说65级不是毕业了吗，总务处就把她们班调整过来了。然后又问我这学期功课重不重，最近忙些什么。刚聊了几句，看见方丽华提着温水瓶从楼里走出来，我赶紧向卓娅芳告辞，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逃逸了。
第二部（4）
星期六终于向小左交了卷。星期一他告诉我，昨天他们排练了一整天，大家对我写的东西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在场的系团总支书记老王也很满意，一连说了几个很好。这虽是意料中事，但我是个善于在生活中找到快乐理由的人，因此，晚自习后从图书馆出来，晃晃悠悠向宿舍走时，想起小左的话，我便在心中自鸣得意。然后就听到后面有人叫我的名字，一转身，看见方丽华提着书包从台阶走下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她在叫我，但我站住了。
方丽华径直走到我面前，笑盈盈地说：“舒雁，谢谢你！”
我头一次发现她笑的样子原来是这样的甜，便呆呆地望着她，很不争气地丧失了语言能力。
“谢谢你给我把词典送回来。”她又说，然后抿嘴一笑，“愣着干吗？走呀！”
我这才挪动脚步，同她一起朝着宿舍的方向走去。然而一迈腿就出了岔子，我发现自己竟然是伸左手迈左脚走成了“一边顺”，赶紧悄悄更正过来，同时觉得自己必须说点什么，说点很礼貌很得体的话——结果就说了一句很愚蠢的套话。我嗫嚅着说：“这是我们应当做的……”
她不禁哑然失笑：“你说话怎么像个少先队员似的？真逗！”
她这么一笑，气氛松动了，我的舌头就流畅起来。但是愚蠢并没有缓解，所以我流畅地说了句更蠢的话：“其实我做得还很不够。”
不料她立刻点头：“这话你算说对了！你干吗不直接把字典交给我呢？字典上不是写着我的名字吗？”
我说：“我怎么知道那是你的名字……”
“是吗？”她把头一偏。
“本来就是这样嘛……”
她下意识地摆摆头，将辫子“整理”一下。我知道这是她的“热身动作”， 意识到她将要说出一番很认真的话，不禁把呼吸屏住了。
她看了我一眼，声音很轻地说：“其实我们早就互相认识了，对吧？”
我一下子懵了，不知道该承认还是该否认。幸而这时已经到了一个路口，我们该在这里分手各奔自己的宿舍，她没等我回答，笑嘻嘻地说了声“明儿见”，就朝9号楼的方向走去了。
“明儿见”？这就是说，从今以后我跟她就算是熟人了？
第二天在校园里遇到，她果然朝我点头微笑，就像见到老熟人那样。而且以后每次相遇都是这样。如果碰巧同路，她还会跟我边走边聊上几句。虽然只有寥寥数语，我已经很满足了。
第一次超过十分钟的交谈是在医务楼旁边的小湖。那天我去看扁桃腺，出来时正好遇见她。两人都说自己不急着到哪儿去，就绕着湖边的小路转了一圈，这时我早已不再“一边顺”，走得轻松自如，跟没事似的。
她问我是不是和卓雅芳很熟。我说我们初中就是同学了，不过以前接触并不多，因为那时我们很分男女界限。她忽然咬着下唇笑了一下，说我看你现在也很分男女界限吧，要不怎么会这样不懂礼貌，明明早就知道人家名字，偏偏装作不认识！我反问她：你怎么知道我是这样？她却说：因为我也早就知道你叫舒雁，我知道你和我是一样的，可你一直装聋作哑！我禁不住有点狼狈，半天才想出一句话：你不也是这样吗？她跺了一下脚，说可你是男生我是女生呀，哪有男生等着女生先开口的？我说正因为你是女生，而且是北京的女生，我才不想跟你说话。她立刻把头一偏：“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有些北京的女生对外地人有种……”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措词，便做了个含糊的手势。
“有种什么？”她很专注地看着我。
“有种……怎么说呢，”我把手一挥，“傲慢与偏见。”
她噗的一声笑了：“你呀你，真逗！连贬斥人都要引经据典。”
“我什么时候引经据典了？”
“《傲慢与偏见》，简．奥斯汀，还不算引经据典吗？”
我明白过来，也笑了。她又说：“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你知道吗？”我摇摇头，她就接着说下去，“简．奥斯汀一开始将这本书的初稿命名为《第一次印象》。哎，你怎么这样看着我？傻样儿！”
我当时肯定是一脸“傻样儿”，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像她这样的女生。我在中学时代曾有一个错觉，以为所有大学的校园都充满“五四”延续下来的那种浓厚的文学氛围，人人博览群书，个个谈吐风雅，进来以后才发现，在我们这所工科院校里，许多人与文学是绝缘的。特别是女生。女生普遍比男生更务实，更不愿意花费时间去看那些“闲书”，也就（请妇联恕我无礼）更加孤陋寡闻。因此当我发现她对文学比我懂得还多时，就心荡神驰了。
她对我的思想活动一无所知，只顾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你还记得咱们的第一次印象吗？”
“记得，是在图书馆。”
“又装！”她剜了我一眼，“怎么是在图书馆呢？咱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嘉平。我相信你没有忘记，因为咱俩在图书馆碰到时，一下子就互相认出来了！”
我感到一阵眩晕，就像窒息很久的人猛然吸到一口清新的空气那样。原来她什么都记得！
“你给我留下的第一次印象，就是你现在这个傻样儿！那时候你像个很小的小孩儿，我还以为你是小学生呢。我觉得这个小学生真好玩，捧着本那么厚的书边走边看，撞到别人身上都不知道。我向你问路的时候，你眼里的神情特有意思，就像脑子里在想着某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似的，半天收不回神来。后来我在图书馆向你问话，你从书上抬起头，也是这种眼神！所以，我坐下来这么一想呀，”她举起食指朝着太阳穴轻巧地绕了一圈——这是某些北京女孩表示“大脑在运转”的习惯手势，“马上就想起来了：哈，你就是那个小男孩！然后我发现你也想起我是谁了，就等着看你什么时候来跟我开口说话，没想到一等就是三年，要不是我把字典搁那儿……”说到这里她猛地咬住嘴唇，来了个“急刹车”，脸倏地红了。
我心里就荡了一下。
分手后，我反复思索她说的“把字典搁那儿”这句话。这话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是“我把字典落那儿了”。如果是这样，事情就很简单，很平常，没有丝毫的悬念。可是……可是她干吗说了一半突然噤声不语，仿佛发觉自己失言了似的？莫非她是有意将字典“搁”在我面前的？要是后面这种解读成立的话，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了……然而，这是不是太匪夷所思了？
我就这样浮想联翩，一会儿认为应作这种理解，一会儿认为应作那种理解。直到今天，我也没搞清楚那本字典究竟是“落”还是“搁”在那儿的，因为她后来再也不曾提起这件事情，而我又不好意思问。那段时间我对自己意见很大，主要是恨自己脸皮太嫩，每当谢天浩在寝室里大侃“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我总觉得他说的就是我。
第二部（5）
地质学院与我们学校门对门，中间只隔着一条马路。唐亚辉骑着一辆借来的破自行车，飞一般地穿过马路，从地质学院直接冲进我们的边门，被眼疾手快的看门老头一把扯住了。老头指着“出入下车”的牌子，问他眼睛干吗使的，这么大的字都没瞅见？唐亚辉嘻皮笑脸地说我瞅见了也没用，我不识字啊。老头说不识字你到大学来做什么？走走走我们到保卫处说去。两人正在理论，一辆黑亮的小轿车开到紧闭的中门外面，不耐烦地鸣着喇叭，催促老头快快开门。老头见是当官的来了，不敢怠慢，便想丢下唐亚辉去大开中门迎候，却反被唐亚辉扯住了。唐亚辉指着小轿车，义愤填膺地说：“您看您看，这帮小子也没下车。在您老面前不下车太不像话了，我这就去把他们叫下来。”围观的人群立刻轰然大笑起来。
当时我正从邮局回来，挤进人群一看，只见看门老头面红耳赤，在唐亚辉怀里痛苦地挣扎。唐亚辉死不松手，还搂着他的肩头说看看看，这帮坐小车的把您老人家气成这样儿，我真担心您让他们给气坏了。我叫了一声唐亚辉，他才把老头放开，叫我赶快上车，一起去找卓娅芳。
我跳上后座，唐亚辉脚下一使劲，没有铃铛的自行车丁零当啷一路乱响，不一会儿便到了9号楼前。卓娅芳和一群女生正在托排球，唐亚辉两腿一叉将车刹住，大叫一声“卓娅芳！”那群女生一齐回头，好奇地把眼睛对准我们，主要是对准唐亚辉。唐亚辉一米八的个头相当惹人注目，加上刺猬般竖起的头发，更显得雄姿英发，尽管两只耳朵依然招风如故，却恰好给他添加了一种幽默的韵味，颇有刚柔相济之妙，所以卓娅芳每次看到他都忍不住要笑。卓娅芳一笑，唐亚辉就顺势而上油嘴滑舌插科打诨，把气氛搞得越发喜人。
但是今天卓娅芳跑过来时，却故意绷着脸：“唐亚辉，你不在地质学院好好呆着，跑到我们这儿来捣什么乱？”
“咦——？”唐亚辉惊愕地向我转过脸来，“该同志怎么这样不友好？你们工程学院就是这样接待客人吗？而且这位客人还是兄弟院校的足球队长，大名鼎鼎的唐大脚！”说着他抬腿做了个旋转360度猛踢一脚的漂亮动作，随即将腿一曲手搭凉棚，化为瞭望远方的孙悟空造型。
卓娅芳绷不住了，噗地一笑，转身就走：“行啦行啦，别在这儿出洋相了。你今天到底有什么事？”
唐亚辉推着自行车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