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来的东西可爱极了。到时间了,厂里的技术人员会挨家挨户验收。
村里人的看法变了,觉得几个娃娃办的厂不仅给自己,也给周围的乡亲创造了财富。他们终于明白了,在农村也能干出大事业来。
可四兄弟说,如果我们没有文化、不懂外语,我们能做这件事吗,肯定不能。
有时,四兄弟在外面会碰上原来的老同事,几乎少不了要问他们感觉怎么样,他们说,咱们不说钱,最重要的是找到发挥作用的最佳位置。虽然我的厂子办在农村,但是我们的产品全部出口,我们的用户都是在发达国家,而不是落后的农村。
只有李老汉还是有点忐忑不安,虽然儿子的厂办得红红火火,也挣了不少钱,谁知国家政策会不会有变化呢,万一有变化,这兄弟几个办了那么大的厂,雇了那么多人,如果再来个划成份,会不会将他这个下中农划成个大地主呢?一直到现在,李老汉的心里还不踏实。
失业也是新生活的开始
失业,是过去生活的结束,也是新生活的开始。
3年前的一天,当王晓楠告知父母已辞去市委办公厅秘书一职时,她母亲的高血压病一下就犯了。
其实,王晓楠想辞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1996年,王晓楠从某重点大学中文系毕业,当时正是高校毕业生开始实行双向选择的时候,深圳一家媒体到学校招聘毕业生,晓楠通过了笔试和面试,正当她准备和用人单位签合同时,一直为她的工作单位四处奔波的父亲带回了另一个消息,市政府机关同意接收她,而且去的是位高权重的市政府办公厅。
王晓楠一下陷入矛盾之中。父母力主她去市机关,认为进了机关就是公务员,工作稳定,而且有发展,去深圳虽然收入要高许多,但是风险很大,而且未来的发展也很不明朗。
于是,晓楠听从父母的劝告去了市政府机关,在办公厅当秘书。
上班没多久,王晓楠就很失望。她所在的办公室一共6个人,一个正处长,一个副处长,两个正科级秘书,一个副科级秘书。正处长59岁,还有一年退休,45岁的副处长正眼巴巴地等着他的位置。两个正科级秘书年龄相仿,在机关也都干了10来年,两人都瞅着副处长的位置,互相暗暗较着劲。那个副科级秘书也是大学毕业后分到机关来的,听说他当年是校学生会主席,非常活跃的一个人。可是在机关呆了五、六年,才二十七、八岁的年龄就已经有点暮气了,见了领导唯唯诺诺,开会发言,言必引用领导语录。
王晓楠给自己算了算,如果中间不出意外,如果按步就班地跟着往上走,她要熬到处长那个位置,恐怕需要18至20年时间。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如果按这个进度,熬到处长那个位置,自己恐怕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而且,在机关里,还有多少人熬了一辈子也许就是个科员。
王晓楠说,如果一个人能清楚地看到自己20年后是什么样的,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别人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没劲。用20年的生命去等待一个也许有、也许没有的结果,况且,那个结果并不辉煌,也不令人激动。有人说,生命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因为正是不知道前面等待自己的什么,才会有幻想,才会有希望,才会有不断追求的激情和冲动。可是进了机关,我觉得自己就好像进了一条预设的轨道,在这条轨道上有着无数前人的脚印,我只要照着走就行,不需要有幻想,也不用琢磨走得更快(如果有这个野心,也许会遭来一顿乱棍),只需要一个脚印跟着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往前走,也许会有一个结果在等着。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王晓楠越来越提不起精神。而最让她难受的是写那些干巴巴的、套话连篇的公文。她觉得读了那么多书,好象都用不上,能用上的似乎只有中学阶段学习的那点写应用文的能力。而且机关的空气令人窒息,人与人之间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同事之间说话也总爱说半句,留下那半句神神秘秘的让你去琢磨。对有些事情即使有看法,也绝对不在公开场合说出来,而是王顾左右而言它。
在机关呆了两年,王晓楠觉得自己变了很多,她不象过去那样爱说爱笑,变得有点沉默寡言。她也不象过去那样想说啥就说啥,说话也开始注意斟字酌句,注意察眼观色。她本是一个富有幻想、充满激情的人,可是机关工作根本就不需要幻想和激情。
有一天,王晓楠突然害怕起来,她觉得机关就好像一个巨大的模具,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放进了这个模具就会身不由己地改变自己,如果坚持不改变自己,就会被摔出来,跌得鼻青脸肿。她觉得自己如果再呆下去,不但会失去幻想,失去激情,还会失去自己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她在这里看不到值得追求的东西。
王晓楠想辞职,没敢跟父母说,她想先斩后奏,只有这样才不会动摇决心。
王晓楠的辞职在市政府机关引起不小的风波,一个女孩子,在市政府机关工作,拿着稳定的公务员收入,还有升迁的希望,居然要辞职?
那天,王晓楠办好了辞职手续回办公室收拾自己的东西时,两位处长满眼都是惋惜。就在她要离开时,那位副科级秘书走过来,紧紧握着她的手低声说:“我很佩服你的勇气,要走就早点走,别象我这样……”说着,眼光暗淡了许多。
这让王晓楠很感动。在一起共事两年,他似乎就没跟她说过这么真的话。
走出大楼的那一刻,王晓楠有一种彻底自由、彻底放松的感觉。从此以后,她将是自己命运的舵手。
王晓楠准备去北京寻找发展机会。她觉得自己从根子来说还是个文化人。她早就听说北京有很多“北漂”,这些“北漂”大都是文化人,有写作的,有画画的,有想演电影的,有学计算机的,他们没有户口,没有住房,甚至没有固定的工作,他们“漂”在北京寻找发展机会。
那时王晓楠想的很简单,她觉得既然有这么多人“漂”在北京,北京的机会一定很多。
1998年,刚过完国庆节,王晓楠就拎着一只旅行箱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到了北京,王晓楠先是借住在同学那里。一住下来,她就整天在房里看招聘信息,四处寄简历,可是寄出去的简历都石沉大海。她发现,北京并非遍地都是机会。
半个月过去了,眼看随身带的钱用的差不多了,工作还毫无着落,王晓楠很着急。不管怎么说先得养活自己,总不能饿死在北京,更不能灰头灰脸地打道回府。王晓楠决定先找份能糊口的工作。
一天,她从报纸上看到一份招聘抽油烟机推销员的广告。她打个电话过去,对方让她马上就去上班。
她按照广告上的地址找了大半天,才在城南的一所小学里找到了这家公司。公司租的是一所小学的房子,一共三间,一间做办公室,两间是仓库。她去的时候,办公室里已经来了几个应聘的,有一个还是硕士生,也是刚到北京不久的,估计境遇跟她差不多。
公司经理简单地问了问他们的情况后,告诉他们,试用期为一个月,试用期间没有底薪,工资按销售额20%提成。一个月后根据销售业绩决定是否录用,如果正式录用,每月底薪为500元,奖金仍按销售额20%提成。
听了经理的话,王晓楠心里凉了半截,这算什么工作?其他几个应聘者也都面面相觑。但是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也许,走到这里来的人都是被生活逼到绝路上的人,公司提出的条件虽然苛刻,但好歹总算有了份工作。
公司推销的抽油烟机,是南方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每台售价688元。王晓楠拿着产品说明书和几份空白订单,开始了她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
那天是星期六,王晓楠背着包一大早就出去了。她走到街上先买了份北京市地图,寻找居民生活小区,她决定先去城南的方庄小区。
到了方庄小区已经是9点多钟了,她在路边买了份鸡蛋卷饼,三口两口地吃下去就开始工作。她走进了一幢十几层高的塔楼。她按响门铃。门开了,隔着防盗门,一位中年妇女警惕地打量着她问:“你找谁?”
“我是ⅹⅹ公司的推销员……”她话音还没落,对方“砰”地就关上了门。
王晓楠又按响了另外一家的门铃。一会儿,听到有人走到门后问:“谁呀?”
“我是ⅹⅹ公司的推销员……”
“你走吧,我们不买东西。”人家连门都没给她开。
……,她上上下下地爬了一幢又一幢楼,遇到的大部分都是冷脸,有的人虽然给她开了门,让她进去了,可是任凭她说得口干舌燥,对方也不为之心动。只有一户人家给她这一天灰暗的日子抹了一片亮色。那是一位老人,不但给她开了门,还请她坐,并给她沏了一杯热茶。老人说他们家已经买了抽油烟机,但是如果要买新的,一定找她,并让她留下了联系电话。
和老人告别时,老人说:“闺女,你干这行不容易,在外跑多穿点衣服别凉着。”王晓楠的眼圈一下就红了,这是那一天,她听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她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妈妈。
这一天,王晓楠爬了无数层楼梯,敲了近百户人家的门,连一份订单都没签下来。第二天,她又爬了无数层楼梯,敲了近百户人家的门,还是一份订单都没拿到。
回到住处,她一头栽倒在床上,浑身骨头象散了架似地。她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但她很快就将这种感觉硬挡回去了:没有谁逼着要我去干这份活,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应该有遭受挫折的心理准备。原来坐在大机关里,居高临下地看芸芸众生,根本就没体会过生活的艰辛,这种从未有过的体验谁说不会是一份人生的财富呢。
想到这里,王晓楠从床上爬起来,她要认真理一理思路,总结一下失败的教训,重新制定自己的销售策略。
她发现自己犯一个错误,两天来自己跑的都是一些居民入住已久的小区,这些小区的居民,家里一般都安装了抽油烟机,而且,抽油烟机不是易损品,更新换代的周期比较长,周期短的也得三五年。销售重点应该放在新开发的居民小区,而且最好是正在进行房屋装修或正准备入住的住户。
她还发现自己的宣传也有问题,产品说明虽然背得滚瓜烂熟,但是缺少产品个性的介绍,而且语言也太书面化,语言应该朴实、简洁,产品介绍应该突出产品与众不同的个性和特点,而且最好能做到不超过三句话就能将其个性和特点介绍给对方。王晓楠琢磨到半夜,终于琢磨出了一段自己认为很不错的介绍词。
后面这段日子,王晓楠将销售重点放在两个小区,一个是望京小区,一个是回龙观小区。望京小区在城东偏北方向,按北京市规划,入住人口将达到20万人,小区的建设速度很快,隔不了多少日子就会有一片新的住宅楼建起来。回龙观小区是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十大经济住房小区之一,由于房价偏低,卖的很火。王晓楠花跑了三天,在望京小区签到了2份订单,在回龙观小区跑了四天,也拿到了2份订单。一周内,王晓楠拿到了4份订单。
拿着4份订单回到公司,经理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后来王晓楠知道,在那几个应聘者中,她拿到的订单是最多的。
王晓楠从公司领到了550。4元提成。拿着这笔钱她很激动,这是她到北京后的第一份收入啊。而且几天下来,她对自己也有了信心,既然吃闭门羹、看冷脸的活自己也能干下来,别的活也没什么干不了的。
有了第一笔收入,王晓楠便从同学处搬出来,与人合租了一间平房。试用期满后,她被正式录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每个月都能拿到十来份订单,业绩在公司销售人员中一直位居榜首。可是王晓楠明白,辞去工作、背井离乡地到北京来,可不是为了做一个每月能拿两三千块钱的推销员。她一边干着,一边寻找机会。
在这家公司干了四个月后,王晓楠得知一家计算机专卖店招聘销售人员,便跳槽去了那家专卖店。尽管公司经理百般挽留,说她是个人才,在公司干会有发展。可是王晓楠丝毫不为所动,她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那家计算机专卖店在中关村,王晓楠应聘的位置是销售小姐,每当顾客进了店,她就负责向顾客介绍各款计算机的性能、内存、显示器什么的,还要现场操作示范。
王晓楠原本就是个电脑发烧友,1996年,当许多人还不知道因特网为何物时,她就成了第一批网民。这种活儿,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
王晓楠之所以要跳槽到这家计算机专卖店,一是推销计算机毕竟比推销抽油烟机有意思,二是想在中关村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在中关村呆了一些日子后她发现,这里就象个“地球村”,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有从国外来这里淘金的,有象她这样丢掉铁饭碗、带着梦幻到这里来寻找机会的,有大学毕业后放弃当地就业机会,跑到北京来闯天下的。有在高级写字楼上班的大学生,也有在路边偷偷摸摸卖盗版光盘的大学生。有人说中关村是冒险家的乐园,是有能力的人的天下。这里似乎不太讲究出身和学历,看重的是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有本事。只有真正有本事的人,才能在这里找到如鱼得水的感觉。
在中关村,王晓楠听到了不少传奇故事:某某刚来中关村时还是个穷学生,可几年功夫就办起一家跨国公司;某某大学毕业后在中关村找不到工作,只好躲在路边卖盗版光盘,现在是一家电脑公司的CEO;某某毕业于外地名牌大学,先在中关村一小店做店小二,后来不但有了自己的店,还和人联手办起了一家网站……。
这些传奇令王晓楠激动不已。但她知道,成功的背后一定是努力、是付出,决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同时她也明白,机会总是最先光顾那些有准备的人,所以,她白天在店里搞推销,晚上坚持去清华大学的一个计算机班听课。
半年后,王晓楠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一家报社准备筹办网络版,王晓楠认识的一位朋友得知消息后,介绍她去应聘。经过一轮笔试,两轮面试,王晓楠被录用了。
一年后,王晓楠成为这家报社网络版的主编。
我是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认识王晓楠的。那天,她穿着湖兰色的套裙,长长的头发用一根黑丝带绾在后面,显得很青春、很有朝气。
我问她会不会在报社的网络版一直干下去,她笑了笑说:“也许会,也许不会,当哪一天,我觉得对这份工作已经没有激情了,我会选择离开,因为没有激情就不会有创造的冲动,也不会有工作热情,再呆下去会很痛苦,我会再次去寻找新的机会。其实,一个人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在香港,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呆了3年还不挪动,就会被人视作无能。挪一挪、动一动,会激发出新的热情,也许还会开发出新的潜能。”
她的话让我深思良久。
人往“低处”流,似乎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了机关、走出了国企,在更大的范围内谋求自己的发展,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自己的最佳位置。他们不在意饭碗是铁做的还是泥做的,只在意能不能在那个位置上找到自己的价值,获得成就感。他们不大在意目前的得失或薪水的高低,只在意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未来的回报。
据2001年的一份对年轻白领(其中一半是应届毕业的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