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来的东西可爱极了。到时间了，厂里的技术人员会挨家挨户验收。
村里人的看法变了，觉得几个娃娃办的厂不仅给自己，也给周围的乡亲创造了财富。他们终于明白了，在农村也能干出大事业来。
可四兄弟说，如果我们没有文化、不懂外语，我们能做这件事吗，肯定不能。
有时，四兄弟在外面会碰上原来的老同事，几乎少不了要问他们感觉怎么样，他们说，咱们不说钱，最重要的是找到发挥作用的最佳位置。虽然我的厂子办在农村，但是我们的产品全部出口，我们的用户都是在发达国家，而不是落后的农村。
只有李老汉还是有点忐忑不安，虽然儿子的厂办得红红火火，也挣了不少钱，谁知国家政策会不会有变化呢，万一有变化，这兄弟几个办了那么大的厂，雇了那么多人，如果再来个划成份，会不会将他这个下中农划成个大地主呢？一直到现在，李老汉的心里还不踏实。
失业也是新生活的开始
失业，是过去生活的结束，也是新生活的开始。
3年前的一天，当王晓楠告知父母已辞去市委办公厅秘书一职时，她母亲的高血压病一下就犯了。
其实，王晓楠想辞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1996年，王晓楠从某重点大学中文系毕业，当时正是高校毕业生开始实行双向选择的时候，深圳一家媒体到学校招聘毕业生，晓楠通过了笔试和面试，正当她准备和用人单位签合同时，一直为她的工作单位四处奔波的父亲带回了另一个消息，市政府机关同意接收她，而且去的是位高权重的市政府办公厅。
王晓楠一下陷入矛盾之中。父母力主她去市机关，认为进了机关就是公务员，工作稳定，而且有发展，去深圳虽然收入要高许多，但是风险很大，而且未来的发展也很不明朗。
于是，晓楠听从父母的劝告去了市政府机关，在办公厅当秘书。
上班没多久，王晓楠就很失望。她所在的办公室一共6个人，一个正处长，一个副处长，两个正科级秘书，一个副科级秘书。正处长59岁，还有一年退休，45岁的副处长正眼巴巴地等着他的位置。两个正科级秘书年龄相仿，在机关也都干了10来年，两人都瞅着副处长的位置，互相暗暗较着劲。那个副科级秘书也是大学毕业后分到机关来的，听说他当年是校学生会主席，非常活跃的一个人。可是在机关呆了五、六年，才二十七、八岁的年龄就已经有点暮气了，见了领导唯唯诺诺，开会发言，言必引用领导语录。
王晓楠给自己算了算，如果中间不出意外，如果按步就班地跟着往上走，她要熬到处长那个位置，恐怕需要18至20年时间。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如果按这个进度，熬到处长那个位置，自己恐怕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而且，在机关里，还有多少人熬了一辈子也许就是个科员。
王晓楠说，如果一个人能清楚地看到自己20年后是什么样的，会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别人我不知道，我的感觉是没劲。用20年的生命去等待一个也许有、也许没有的结果，况且，那个结果并不辉煌，也不令人激动。有人说，生命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因为正是不知道前面等待自己的什么，才会有幻想，才会有希望，才会有不断追求的激情和冲动。可是进了机关，我觉得自己就好像进了一条预设的轨道，在这条轨道上有着无数前人的脚印，我只要照着走就行，不需要有幻想，也不用琢磨走得更快（如果有这个野心，也许会遭来一顿乱棍），只需要一个脚印跟着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往前走，也许会有一个结果在等着。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王晓楠越来越提不起精神。而最让她难受的是写那些干巴巴的、套话连篇的公文。她觉得读了那么多书，好象都用不上，能用上的似乎只有中学阶段学习的那点写应用文的能力。而且机关的空气令人窒息，人与人之间好像隔着一层毛玻璃，同事之间说话也总爱说半句，留下那半句神神秘秘的让你去琢磨。对有些事情即使有看法，也绝对不在公开场合说出来，而是王顾左右而言它。
在机关呆了两年，王晓楠觉得自己变了很多，她不象过去那样爱说爱笑，变得有点沉默寡言。她也不象过去那样想说啥就说啥，说话也开始注意斟字酌句，注意察眼观色。她本是一个富有幻想、充满激情的人，可是机关工作根本就不需要幻想和激情。
有一天，王晓楠突然害怕起来，她觉得机关就好像一个巨大的模具，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放进了这个模具就会身不由己地改变自己，如果坚持不改变自己，就会被摔出来，跌得鼻青脸肿。她觉得自己如果再呆下去，不但会失去幻想，失去激情，还会失去自己的个性。更重要的是，她在这里看不到值得追求的东西。
王晓楠想辞职，没敢跟父母说，她想先斩后奏，只有这样才不会动摇决心。
王晓楠的辞职在市政府机关引起不小的风波，一个女孩子，在市政府机关工作，拿着稳定的公务员收入，还有升迁的希望，居然要辞职？
那天，王晓楠办好了辞职手续回办公室收拾自己的东西时，两位处长满眼都是惋惜。就在她要离开时，那位副科级秘书走过来，紧紧握着她的手低声说：“我很佩服你的勇气，要走就早点走，别象我这样……”说着，眼光暗淡了许多。
这让王晓楠很感动。在一起共事两年，他似乎就没跟她说过这么真的话。
走出大楼的那一刻，王晓楠有一种彻底自由、彻底放松的感觉。从此以后，她将是自己命运的舵手。
王晓楠准备去北京寻找发展机会。她觉得自己从根子来说还是个文化人。她早就听说北京有很多“北漂”，这些“北漂”大都是文化人，有写作的，有画画的，有想演电影的，有学计算机的，他们没有户口，没有住房，甚至没有固定的工作，他们“漂”在北京寻找发展机会。
那时王晓楠想的很简单，她觉得既然有这么多人“漂”在北京，北京的机会一定很多。
1998年，刚过完国庆节，王晓楠就拎着一只旅行箱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到了北京，王晓楠先是借住在同学那里。一住下来，她就整天在房里看招聘信息，四处寄简历，可是寄出去的简历都石沉大海。她发现，北京并非遍地都是机会。
半个月过去了，眼看随身带的钱用的差不多了，工作还毫无着落，王晓楠很着急。不管怎么说先得养活自己，总不能饿死在北京，更不能灰头灰脸地打道回府。王晓楠决定先找份能糊口的工作。
一天，她从报纸上看到一份招聘抽油烟机推销员的广告。她打个电话过去，对方让她马上就去上班。
她按照广告上的地址找了大半天，才在城南的一所小学里找到了这家公司。公司租的是一所小学的房子，一共三间，一间做办公室，两间是仓库。她去的时候，办公室里已经来了几个应聘的，有一个还是硕士生，也是刚到北京不久的，估计境遇跟她差不多。
公司经理简单地问了问他们的情况后，告诉他们，试用期为一个月，试用期间没有底薪，工资按销售额20％提成。一个月后根据销售业绩决定是否录用，如果正式录用，每月底薪为500元，奖金仍按销售额20％提成。
听了经理的话，王晓楠心里凉了半截，这算什么工作？其他几个应聘者也都面面相觑。但是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也许，走到这里来的人都是被生活逼到绝路上的人，公司提出的条件虽然苛刻，但好歹总算有了份工作。
公司推销的抽油烟机，是南方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每台售价688元。王晓楠拿着产品说明书和几份空白订单，开始了她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
那天是星期六，王晓楠背着包一大早就出去了。她走到街上先买了份北京市地图，寻找居民生活小区，她决定先去城南的方庄小区。
到了方庄小区已经是9点多钟了，她在路边买了份鸡蛋卷饼，三口两口地吃下去就开始工作。她走进了一幢十几层高的塔楼。她按响门铃。门开了，隔着防盗门，一位中年妇女警惕地打量着她问：“你找谁？”
“我是ⅹⅹ公司的推销员……”她话音还没落，对方“砰”地就关上了门。
王晓楠又按响了另外一家的门铃。一会儿，听到有人走到门后问：“谁呀？”
“我是ⅹⅹ公司的推销员……”
“你走吧，我们不买东西。”人家连门都没给她开。
……，她上上下下地爬了一幢又一幢楼，遇到的大部分都是冷脸，有的人虽然给她开了门，让她进去了，可是任凭她说得口干舌燥，对方也不为之心动。只有一户人家给她这一天灰暗的日子抹了一片亮色。那是一位老人，不但给她开了门，还请她坐，并给她沏了一杯热茶。老人说他们家已经买了抽油烟机，但是如果要买新的，一定找她，并让她留下了联系电话。
和老人告别时，老人说：“闺女，你干这行不容易，在外跑多穿点衣服别凉着。”王晓楠的眼圈一下就红了，这是那一天，她听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她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妈妈。
这一天，王晓楠爬了无数层楼梯，敲了近百户人家的门，连一份订单都没签下来。第二天，她又爬了无数层楼梯，敲了近百户人家的门，还是一份订单都没拿到。
回到住处，她一头栽倒在床上，浑身骨头象散了架似地。她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但她很快就将这种感觉硬挡回去了：没有谁逼着要我去干这份活，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应该有遭受挫折的心理准备。原来坐在大机关里，居高临下地看芸芸众生，根本就没体会过生活的艰辛，这种从未有过的体验谁说不会是一份人生的财富呢。
想到这里，王晓楠从床上爬起来，她要认真理一理思路，总结一下失败的教训，重新制定自己的销售策略。
她发现自己犯一个错误，两天来自己跑的都是一些居民入住已久的小区，这些小区的居民，家里一般都安装了抽油烟机，而且，抽油烟机不是易损品，更新换代的周期比较长，周期短的也得三五年。销售重点应该放在新开发的居民小区，而且最好是正在进行房屋装修或正准备入住的住户。
她还发现自己的宣传也有问题，产品说明虽然背得滚瓜烂熟，但是缺少产品个性的介绍，而且语言也太书面化，语言应该朴实、简洁，产品介绍应该突出产品与众不同的个性和特点，而且最好能做到不超过三句话就能将其个性和特点介绍给对方。王晓楠琢磨到半夜，终于琢磨出了一段自己认为很不错的介绍词。
后面这段日子，王晓楠将销售重点放在两个小区，一个是望京小区，一个是回龙观小区。望京小区在城东偏北方向，按北京市规划，入住人口将达到20万人，小区的建设速度很快，隔不了多少日子就会有一片新的住宅楼建起来。回龙观小区是北京市重点建设的十大经济住房小区之一，由于房价偏低，卖的很火。王晓楠花跑了三天，在望京小区签到了2份订单，在回龙观小区跑了四天，也拿到了2份订单。一周内，王晓楠拿到了4份订单。
拿着4份订单回到公司，经理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后来王晓楠知道，在那几个应聘者中，她拿到的订单是最多的。
王晓楠从公司领到了550。4元提成。拿着这笔钱她很激动，这是她到北京后的第一份收入啊。而且几天下来，她对自己也有了信心，既然吃闭门羹、看冷脸的活自己也能干下来，别的活也没什么干不了的。
有了第一笔收入，王晓楠便从同学处搬出来，与人合租了一间平房。试用期满后，她被正式录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她每个月都能拿到十来份订单，业绩在公司销售人员中一直位居榜首。可是王晓楠明白，辞去工作、背井离乡地到北京来，可不是为了做一个每月能拿两三千块钱的推销员。她一边干着，一边寻找机会。
在这家公司干了四个月后，王晓楠得知一家计算机专卖店招聘销售人员，便跳槽去了那家专卖店。尽管公司经理百般挽留，说她是个人才，在公司干会有发展。可是王晓楠丝毫不为所动，她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那家计算机专卖店在中关村，王晓楠应聘的位置是销售小姐，每当顾客进了店，她就负责向顾客介绍各款计算机的性能、内存、显示器什么的，还要现场操作示范。
王晓楠原本就是个电脑发烧友，1996年，当许多人还不知道因特网为何物时，她就成了第一批网民。这种活儿，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
王晓楠之所以要跳槽到这家计算机专卖店，一是推销计算机毕竟比推销抽油烟机有意思，二是想在中关村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在中关村呆了一些日子后她发现，这里就象个“地球村”，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有从国外来这里淘金的，有象她这样丢掉铁饭碗、带着梦幻到这里来寻找机会的，有大学毕业后放弃当地就业机会，跑到北京来闯天下的。有在高级写字楼上班的大学生，也有在路边偷偷摸摸卖盗版光盘的大学生。有人说中关村是冒险家的乐园，是有能力的人的天下。这里似乎不太讲究出身和学历，看重的是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有本事。只有真正有本事的人，才能在这里找到如鱼得水的感觉。
在中关村，王晓楠听到了不少传奇故事：某某刚来中关村时还是个穷学生，可几年功夫就办起一家跨国公司；某某大学毕业后在中关村找不到工作，只好躲在路边卖盗版光盘，现在是一家电脑公司的CEO；某某毕业于外地名牌大学，先在中关村一小店做店小二，后来不但有了自己的店，还和人联手办起了一家网站……。
这些传奇令王晓楠激动不已。但她知道，成功的背后一定是努力、是付出，决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同时她也明白，机会总是最先光顾那些有准备的人，所以，她白天在店里搞推销，晚上坚持去清华大学的一个计算机班听课。
半年后，王晓楠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一家报社准备筹办网络版，王晓楠认识的一位朋友得知消息后，介绍她去应聘。经过一轮笔试，两轮面试，王晓楠被录用了。
一年后，王晓楠成为这家报社网络版的主编。
我是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认识王晓楠的。那天，她穿着湖兰色的套裙，长长的头发用一根黑丝带绾在后面，显得很青春、很有朝气。
我问她会不会在报社的网络版一直干下去，她笑了笑说：“也许会，也许不会，当哪一天，我觉得对这份工作已经没有激情了，我会选择离开，因为没有激情就不会有创造的冲动，也不会有工作热情，再呆下去会很痛苦，我会再次去寻找新的机会。其实，一个人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在香港，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呆了3年还不挪动，就会被人视作无能。挪一挪、动一动，会激发出新的热情，也许还会开发出新的潜能。”
她的话让我深思良久。
人往“低处”流，似乎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了机关、走出了国企，在更大的范围内谋求自己的发展，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自己的最佳位置。他们不在意饭碗是铁做的还是泥做的，只在意能不能在那个位置上找到自己的价值，获得成就感。他们不大在意目前的得失或薪水的高低，只在意未来的发展前景和未来的回报。
据2001年的一份对年轻白领（其中一半是应届毕业的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