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志]"逃离"大学 作者:吴苾雯- 第25部分

　　
2000年9月18日下午，当一些几乎天天与朱海军在网上碰面的网友，正纳闷他哪去了，因为他已有好几天没在网上露面了，网上却突然出现一条消息：朱海军死了！　　　
这个消息象炸弹，将电脑前一张张面孔炸得目瞪口呆。他们不相信一个如此年轻、如此充满活力的生命会突然逝去。　　　
朱海军因心脏病猝发死于他在深圳的寓所。经法医鉴定，死亡时间大约为9月11日傍晚时分。他是死去两天后才被发现的。查看他在网上的记录，他最后的发帖时间是11日凌晨1点43分，他给网友打出的最后一个电话是11日下午4点多钟。　　　
他是累死在网上的。　　　
有网友说，这是一个“为网络而生，也为网络而死的人”。　　　
朱海军的死，在网上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　　　
在《中青在线》，只要在论坛搜索里敲上“朱海军”三个字，就能找出几十屏标题的怀念文章或朱海军的论坛作品；在西湖论坛，有朱海军的文集；在强国论坛，有朱海军的纪念文章；在榕树下，朱海军也是一个避不开的话题；在网通，有朱海军的纪念专页和灵堂。。。。。。　　　
人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悼念他，真诚地为他的死而悲痛。朱海军短暂的一生甚至成为人们讨论的一种现象：　　　
“网络的出现，使这一代人不再孤独，使这一代人可以证实自身。”　　　
“在互联网时代，朱海军对于人们的意义并不在于他表达了什么，而在于他表达了一种表达的愿望，在当今的中国，这就足够了。”　　　
“他是我们的文化和性格中所缺少的人。可能许多人看不惯他的桀骜不驯，看不惯他的无遮无拦，看不惯他的所谓放肆与大话，甚至看不惯他的真率坦荡。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自问一下，我们是不是太过于圆滑了，太过于胆小了，我们是不是太不敢面对真实了？我时常感到我自己的污浊与伪善，感到自己的虚与委蛇的可耻，当我们说出一句话时写出一行字时，总是思前想后别触动了谁得罪了谁，有时就顾左右而言他。”　　　
“朱海军走了，再也不会像一个经常在你们家的客厅里一坐半夜高谈阔论的朋友那样，介入你温暖的生活。曾经，你以为你被他无所顾忌的言行打扰了，当他再也不会在你的语言生活中出现时，你才会明白，什么叫寂寞网路，寂寞网路是什么。　　　
在朱海军原来经常光顾的“中青在线”上，我读到了网友少华的一段文字：　　　
朱海军的死亡也成了一个重要事件。　　　
他在时，我们没悟出这一点来；　　　
他走了，他是网络生活的一个象征。　　　
他真是为网络而生的人，真是生逢其时的人，虽然死非其时。　　　
正是网络才使他如此兴奋地、超量地、没有任何回报地写作，　　　
正是因为网络，他无论在河南老家的小镇还是在深圳的一家公司，都能给我们呼风唤雨、挥斥方遒的感觉。　　　
他身上的那种狂生气质，完全是网的气质。　　　
让我们想想，这样的狂生过去也许不知有多少，　　　
都被纸页的权威排除在沉默的黑暗之中，　　　
不为人知，　　　
找不到知友。　　　
他们身上的天生才气得不到世人的惊叹、磨砺、激扬，　　　
销磨余生，老死沟壑。　　　
因此，朱海军其生也短，　　　
却其生也幸。　　　
在短短的网络生活中，　　　
他的生命力得到极大的张扬和抒发，　　　
这也许就是过早地挥霍掉生命的原因？　　　
正如他那不顺遂的履历所暗示我们的一样，　　　
他是一个落拓的、流浪的形象、一个边缘人的形象，　　　
这就是一名网上客的形象。　　　
正是在网友这个边缘人群中，　　　
识与不识，　　　
皆知其名。　　　
他在纸页的领域还未曾闻达，　　　
那些知名人士也许连听都未经听说过他，　　　
但已经成我们中间的重要人物。　　　
这样的人物在过去还未曾有过。　　　
网，给了我们从不曾有过的品评人物的标准。　　　
从此，在网上，　　　
我们就想起朱海军，　　　
一个在网上活过，　　　
在网上死去的人。　　　
2001年9月11日的深夜，我又一次走进朱海军纪念堂。纪念堂里摆满了鲜花，在他去世一周年的日子，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又来到了这里，为一个逝去的生命献花、点香。　　　
我看见纪念堂的上方写着：每个生命都是一个独特的故事，让生命的故事在世间永远流传。　　　　　　　　
一个念头改变了他的命运　　
　　　　　　
一个卑微的念头，改变了北大教师俞敏洪的命运。　　　
在今天的中国大学校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新东方”。　　　　　　
在做着出国梦的学子眼里，“新东方”是出国前必上的“黄埔军校”，是一座通向外面世界的彩虹桥。　　　
每到寒暑期，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中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往北京，云集“新东方”。“新东方”报名处从早晚都排着长龙一样的队伍。　　　
据说学校招生报名的那几天，海淀区中关村一带主要路段的交通总为之堵塞，出租车都要绕道行走。　　　
据说在“新东方”附近卖烧饼、茶叶蛋的，一个暑假就能成为万元户。　　　
据说一到寒暑假，中关村一带的旅馆、招待所全都挂上了“客满”的牌子，连地下室都住满了人。　　　
在这一中国高校最密集的地区，能红火到如此程度的学校，可能惟有“新东方”———　　　
每年培训学生15万人，同期在校生达1。5万人，在美国、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有70％是它的学员。　　　
在许许多多人眼里，创办新东方学校的俞敏洪更是一个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有N个版本，若收集起来，恐怕能编成一本书。　　　
其中有这么一个对话场景：　　　
甲问乙：“你知道新东方的学员在世界各地有多少吗？”　　　
乙摇摇头。　　　
甲说：“我给你说个细节你就知道了。俞敏洪有次去纽约的一家餐馆吃饭，他刚坐下来，餐厅里仅有的三个中国顾客同时站起来说：‘您不是俞老师吗。我们是新东方的学员！’中国可能没有哪位老师象俞敏洪那样桃李满天下。”　　　
后来见到俞敏洪，我特地向他求证这段传说的真伪。他笑着点头承认了。　　　
俞敏洪编写的《GRE词汇精选》被学员称作“红宝书”，成为中国学生考GRE的必读书。他创办的“新东方”学校，是全国拥有学员最多的学校，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观。他身边聚集着一批陆续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他们给中国的外语教育带来了一场“学习的革命”。　　　
这位传奇人物的命运转折，竟是因为一个卑微的念头。　　　
走进俞敏洪的办公室，我的目光被一幅放大的、挂在墙上的照片吸引：在一片长着荒草的土地上，立着两间摇摇欲坠的破瓦房。　　　
俞敏洪告诉我，那是他在江苏江阴农村的老家。　　　
那时，老家很穷，穷得很多孩子都上不起学。初中毕业后，虽然他成绩很好、很想上高中，但还是不得不回乡务农。白天，他去地里干活，晚上，不管多累多乏，他都会在灯下看书学习到深夜。母亲看了心疼，知道他想上学，知道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一天，她听说村里有个孩子上了高一后不打算念下去了，便去和人商量，让俞敏洪去顶了那个孩子。　　　
就这样，在高二开学时，俞敏洪又重新走进了校园。虽然高中两年他学的很苦，但毕竟拉下了一年的课，高中毕业那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了。　　　
落榜的俞敏洪又回到了村里。虽然没考上大学，但是在村里人眼里，俞敏洪仍是个文化人，村干部让他当了拖拉机手。开了半年拖拉机后，因大队中学一位英语老师调走了，一时找不着老师，又将俞敏洪借调到中学做代课老师。做代课老师每月可以领到27元工资，但是对俞敏洪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更多的时间复习功课。他并没有放弃上大学的愿望，他仍想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说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是能考上江苏省地区师范学院，跳出农门，做一名端铁饭碗的教师。　　　
第二年，俞敏洪又一次参加高考，又一次落榜。　　　
这时，代课老师的位置也失去了，俞敏洪又回到了村里，这次回来，他眼睛上多了一副近视眼镜。村里人见了他，不喊名字而是喊他“大学生”，这使他挺受刺激的。这种刺激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决定重新复习，再次参加高考。　　　
就在那年的秋天，江阴县第一中学办了一个外语补习班，向全县招生。俞敏洪听说了，当天就赶到县里报了名。可是来报名的人很多，补习班只招40名学生，最后学校出卷子考试，按成绩录取。　　　
这次，俞敏洪又没考上。可是一次次挫败，并没有击倒他。这次考外语补习班的挫败，反而使俞敏洪对英语学习产生了一种狂热。经过一年的复习，不但英语大有长进，其他几门功课也有很大进步。俞敏洪信心大增。　　　
1980年，俞敏洪第三次参加高考，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考成绩出来了，英语几乎拿了满分，语文考的也不错，可是数学却考砸了，总分离北大录取分数线差了13分。　　　
俞敏洪心想，今年又完了，北大是上不了，但他仍心存侥幸，希望江苏地区师范学院能录取他。　　　
发放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俞敏洪几乎每天都站在村头眼巴巴地望着那条通往村外的小路，盼着那条小路上出现邮递员的身影。一天，邮递员终于来了，果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而且是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他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原来，北大中文系见俞敏洪的英语和语文两科成绩考的太好了，破格录取了他。　　　
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高考失败后，俞敏洪终于考上了他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临走时，他拍下了老屋，为的是永远记住那段绝望的日子。　　　
俞敏洪挑着两个麻袋走进了北京大学，一头是衣服和日用品，一头是书。他说，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大学生活是怎么一回事，进大学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时隔二十多年，讲起这件事，俞敏洪仍记忆犹新：“我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当然那时候还不认识，躺在床上拿着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在读。我觉得很奇怪，用很糟糕很难听的普通话问他：‘咦，上大学还要看这种书的？’那个同学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睛里是眼白多，黑眼珠少。这一眼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几乎改变了我的大学生活。它给我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我大学四年感到极其自卑，到最后我什么都害怕，什么都恐惧，怕跟人打交道，甚至大学期间没谈过恋爱。第二点，它使我知道，一个人要读很多很多的书。　　　
在俞敏洪上大三时，命运又一次扼住了他的咽喉，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休学一年。　　　
在那一年里，他读了很多书，有文学、哲学、也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读书，丰富了他的知识，而且使他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多的思考。　　　
出院后的恢复期，俞敏洪不愿躺在家里，他决定外出旅游。他背着旅行袋，身上几乎没带钱就出门了。这次旅游的目的，既是为了更多地走近大自然，恢复体能，也是为了检验自己的生存能力，他身上几乎没带钱，他必须靠在沿途打工，才能完成从江苏到浙江到福建到江西的长途旅行。　　　
俞敏洪说，那两个多月的经历让他受益匪浅，而且终生难忘。在那漫长的旅途中，他在农村给人打过短工，整田、插秧、推磨，不但能换来几顿热饭热菜，还能免费住宿。他还在工地给人当过小工，挑砖、和泥，能挣来一张短途硬座火车票。　　　
1985年，俞敏洪毕业后留校，被分配到英文系做教师。　　　
日子在平平淡淡中一天天过去。俞敏洪结了婚，有了孩子，开始，一家三口挤住在北大招待所地下室一间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里。那间小屋隔壁就是厕所，厕所的下水道经常堵塞，有时，大小便一直漫到了屋里。有一次，竟漫到了膝盖深，当时家里没人，等俞敏洪赶回来一看，那臭水上漂着他家的被子。　　　
到1989年，学校终于给俞敏洪分了一间10平方米的宿舍。那是一间小平房，冬天，小平房没有暖气，得烧煤取暖。夏天，小平房热得象火炉，一台电风扇从早到晚都开着。　　　
在这所人才济济的大学校园，俞敏洪不知自己要熬多少年，才能从小平房里搬出来，搬进有暖气，有卫生间的楼房，给妻儿一个舒适的家。　　　
那年的中秋节，俞敏洪和徐小平、包一凡等朋友夜游颐和园后湖，空明的月光下，有人在夜河里漂放起一盏盏纸做的船灯，红红的蜡烛无声地向着夜色深处漂逝。看着越漂越远的船灯，他们伫立湖边，一时竟没了言语。在刚刚过去的八月的酷暑中，他们送走了一批去国外留学的朋友，他们也在考虑自己的未来。虽然他们谁也无法预测未来，但他们知道，个人的命运注定是要与国家和时代的命运紧紧缠结在一起。不久，徐小平走了，包一凡也走了，他们都出国留学去了。　　　
俞敏洪在彷徨和苦闷中，也动了出国留学的念头，他既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学到更多的知识，也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他不是不想当教师，而是在论资排辈的校园里，他感到有点压抑。　　　
俞敏洪参加托福考试，很轻松地就拿了高分。他申请的几所美国大学都愿意给他提供奖学金。可是没想到的是，这条签证的路走了3年也没走通，他三次去签证，三次被拒签。俞敏洪又一次陷入了绝望。　　　
靠奖学金出国留学的路似乎被堵死了。俞敏洪也想象其他人那样走自费留学的路。可是他没有钱，家里的全部积蓄甚至不够买一张去美国的单程飞机票。　　　
既然暂时走不了，俞敏洪就想干点什么挣点钱，可是他能干什么呢？他唯一会做的就是教书。有人请俞敏洪去一个英语辅导班上课，每上一次课给30块钱。可是，靠这种缓慢的积累，什么时候才能筹够自费留学的钱呢？　　　
1992年的一天，俞敏洪走在中关村的街上，发现电线杆上张贴着英语补习班的招生广告。他心里一动，那么多人要考“托福”，如果办一个“托福”补习班，也许能招来人。　　　
俞敏洪说他办“托福”补习班的初衷是卑微的，当时他只想赚够一笔钱自费出国留学。　　　
想好了就开始干。俞敏洪起草了一份招生广告，那时，俞敏洪没什么“野心”，如果能招来一个班的学员他就心满意足了。　　　
冬夜，俞敏洪拎着浆糊桶、骑着自行车穿行在行人渐稀的大街小巷和灯光点点的大学校园，张贴自己用毛笔书写的“托福”补习班广告。浆糊刚刷上去就成了冰。冷得实在受不了，他就掏出揣在怀里的“二锅头”抿上一口。　　　
广告贴出去后，俞敏洪焦急地等待着。在等待的日子里，他开始了对过去英语教学的反思，对自己学习英语的经验的梳理。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英语一直被作为一门学问一门知识，而不是作为一种交流的技能。教学过多地注重语法分析，学习以考试为目的，学生将主要精力放在课文分析和死记硬背单词上，而不注意表达技能的训练。“哑巴英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样的教育是一种失败的教育。他不想再重蹈复辙。　　　
苦苦等了10天后，俞敏洪终于等来了两位报名者。第一期补习班结束后，俞敏洪贴出了免费举办“托福”补习班的广告。这当然是一个诱饵，先用免费听课赢得声誉，只要课讲得好就会有人来听。　　　
“免费”的魅力是不可阻挡的。俞敏洪在中关村一所中学租了一间教室，没想到，只有50个座位的教室一下涌来了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