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想在北京这地方“漂”，得有本事，如果真有本事，机会也许会不期而遇。
朱骏也是一位“不就业”生。一年前，从南方某师范大学美术系毕业的他，本应该去浙江温州一所中学当老师。那份工作是他自己找的，工作协议是在毕业前的招聘会上签的。可是临到毕业，朱骏突然变卦了，他不想去温州，他要去北京寻找机会。
毁约是要付出代价的。朱骏二话没说，向用人单位交了5000元违约金。
朱骏之所以会在毕业前与温州的那所学校签约，是因为女友的家在温州，女友希望他去温州，而且温州的收入要比他所在的那座城市高得多。虽然张骏为了爱情作出了去温州的选择，但是心里却一直充满了矛盾，教书并不是他的理想，他也不愿意将自己的一生放在讲台上。他觉得自己骨子里其实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他喜欢冒险，喜欢做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事。而且他一直觉得自己在广告创意上有天赋。
学校派遣证已经发下来了，行李也都收拾好了。可是朱骏却突然告诉女友，他不去温州了，他要去北京碰碰运气。女友哭了，本以为为了爱情他会留在自己身边，没想到他竟要离她而去。朱骏对女友说：“你给我两年时间，如果混出个人样，我将你接到北京去，如果混不出来，我不来见你。”
送走了哭得昏天黑地的女友，朱骏抹掉眼角的泪花，只身背着一只旅行袋来到了北京。
他说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很艰难，他和几个“北漂”挤住在一间地下室里，那里长年见不到阳光，连墙都是潮乎乎的，被子散发着呛人的霉味。在这座举目无亲的城市里，他觉得自己好象一只漂浮在大海上的小舢板，找不到方向。
为了找到慧眼识珠的伯乐，也为了生存，朱骏在西单地铁站为过往的行人画人物素描，并出售自己的绘画作品。朱骏之所以有胆量只身来北京闯天下，是他对自己的实力有足够的信心。虽然学的是师范类的美术专业，但他的兴趣和特长并不仅仅是绘画，上大三时，他设计的一幅广告作品获得了全省大学生广告创意大赛金奖。那是一张汽车广告张贴画，不但富有极强的动感，而且充满了人性的关怀。
每天早上，朱骏象上班一样准时地背着包去西单地铁站开始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从哈尔滨来的小伙子。小伙子叫冯军，是艺术中专毕业的，学的是小提琴演奏。冯军也是到北京来寻找机会的，他说象他这样的中专生，而且是拉小提琴的，在当地很难找到工作。
朱骏与冯军成了搭档。一个拉琴，一个画画，引来了更多的驻足观望者，他们将一角、两角、五角或一元的零钞放进了冯军面前的小瓷碗。
可是这种“上班”的生活没过多久就结束了。一天，地铁站里来了一个身穿公安制服的人，将他俩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在派出所，朱骏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和随身带着的学历证书。那个穿公安制服的人将他的学历证书看了又看，怀疑地问：“你是大学生？为什么不工作，跑这儿来做盲流？”
朱骏说他是到北京来找机会的。公安制服听了嘲弄地说：“你以为北京遍地是金子，捡金子来了？”
西单地铁站是不能去了，朱骏他们又将“工作”地点搬到了复兴门地铁站。这次，朱骏将自己包装了一下，他将自己的学历证书和获奖证书摆出来，并在自己的白衬衣上写上了广告词：你面前的这个人很普通但不平庸，他来这里寻找能给他机会的人。
这个人终于出现了。那是朱骏去复兴门地铁站的第三天，一位从地铁下来的中年男人停下了匆匆的脚步，他蹲下来看了看朱骏的学历证书和获奖证书说：“你要愿意，可以到我那里去试试。”说着他掏出一张名片给朱骏。
给他名片的人叫卢辉，是一家广告策划公司的总经理。第二天，朱骏拿着名片找上门去，才知道，这是一家规模不小的公司，在广州、上海都设有分公司。见了面，卢辉甚至没有一句寒喧，他将一摞资料交给朱骏说：“你拿回去看看，两天内拿出广告设计草稿。”
朱骏知道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他岂能轻易放过机会！
回到地下室，朱骏很快就将那摞资料看完了。这是一家在中国市场上很有名的家电企业，要推出的新产品是一款性能和功能都很好的手机。这家企业的家电产品广告几乎家喻户晓，朱骏便在这方面动开了脑筋，他要利用这种已经耳熟能详的宣传效果，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一种平滑的过渡，使广告受众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它。那么，他设计的广告必须能给人一种联想，一种爱屋及乌的想像。
两天两夜，朱骏将自己关在地下室里，画出了一张又一张草稿。两天后，他带着自己认为最满意的一件广告设计草稿去见卢辉。
卢辉看了他的草稿后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说：“我就知道你能行，要不，你敢在那个地方推销自己。”
朱骏与公司签下了合同，正式加盟卢辉的公司。
签下合同的那天晚上，朱骏将冯军约到一个小饭馆，两人喝得酩酊大醉。冯军说如果找不到工作，他就做一个流浪艺人。朱骏端起酒杯说：“坚持住，哥们，说不定哪一天，你也会遇到机会。”
“不就业”族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朱骏这样的运气，撑了一些日子撑不住又回去的，找不到机会碰得头破血流又回归“就业”渠道的，大有人在。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寻梦者的脚步。
郭建辉就是这样的寻梦者。
1998年，大四上学期，郭建辉经人介绍到北京一家报社实习。三个月的实习生活，不但使他对自己所学的新闻专业产生了更强烈的热爱，而且喜欢上了这个每天都有新鲜事情发生的城市。他甚至认为，要当记者要搞新闻一定要去北京。
实习还没结束，郭建辉就开始联系接收单位。他实习的这家报社让他留下了简历，同时也告诉他，机会很渺茫，因为报社这年没有进京指标。
郭建辉将简历打印了几十份，送往一家家在京的新闻单位。他的简历是骄人的，担任校报记者的他，几年里发表了近百篇新闻作品，他采写的一组关于贫困生的报道，获得了省级新闻奖，这在在校大学生中并不多见。
准备进人的新闻单位几乎无一例外地要举行考试。考试分笔试和面试，郭建辉从这家考场赶到那家考场，一个多月里考了21场。可是，那些用人单位似乎更青睐当地毕业生，尤其是北京户口的毕业生。
一家报社看中了郭建辉，因为一本厚厚的剪报本已足够证明他的实力。可是后来还是在户口上卡了壳。报社老总跟他谈话说，报社没有进京指标，如果他愿留下来，他们很欢迎，但是户口问题报社不能解决，只能按临时工对待。
12月底，郭建辉回到学校。不少同学已经落实好了工作单位，没有落实的正象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活动。郭建辉虽然很想去北京，可是眼见希望渺茫，他不得不重新找地方。他将自己的简历寄到了老家的省报。省报很快就有了回音，希望他在寒假期间去报社面试。
寒假，郭建辉没有回在农村的家，而是留在省报实习，他的几篇重点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寒假结束返校时，郭建辉带回了与省报签订的工作协议。
在郭建辉就读的这所大学，由于新闻专业是80年代后期才开设的，其知名度远不如一些老牌的新闻系，所以能签约去省级新闻单位的毕业生并不多。郭建辉能去省报当记者令许多同学羡慕。可是他似乎并不怎么高兴，他的志向不是做一个省报记者，而是要去京城做一名中央大报的记者。可是这个梦想能实现吗？
1999年7月，郭建辉去省报特稿部做了一名记者。忙忙碌碌地干了几个月，他并没有找到那种让人亢奋，让人觉得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那种充满活力的感觉。省报的条条框框多得让他感到窒息。促使他下决心离开省报去北京寻梦的是一篇报道。
一天，报社收到了一封密密麻麻盖了100多个手印的群众来信。来信反映该村党支部书记是个贪官，上面列举了种种事例。报社将采访调查的任务交给了郭建辉。
那天，郭建辉刚一走进村里，就被村民紧紧围住了，他们说村办企业原来搞得红红火火的，后来村里的书记将企业贱卖给了他自己的侄子，村里的经济少说也损失了几十万。他们说村里最好的房子是支书的，村里的帐目从不公开，他吃了多少拿了多少没人知道。……
采访回来，郭建辉写了一篇通讯。版都排好了，准备上了，稿子却突然被撤下来。部门主任告诉他，那个村是省里一位领导的挂点村，招呼打到了总编辑那里，婉转地建议稿子不要见报。总编辑左右为难，一边是领导，一边是冒着风险在告状信上摁了手印的农民。后来，他将郭建辉喊到自己的办公室说：“先发个内参吧。”
内参是发了，可是郭建辉觉得自己对不起那些农民兄弟，他的眼前老浮现出那一张张流着泪的愤怒的脸，浮现出农民兄弟送他出村时一遍又一遍的叮嘱：“记者同志，你一定要给他曝光啊，再让他糟蹋下去，老百姓就没活路了。”
那段时间，郭建辉觉得很压抑，他有一种很失落的感觉。这让他更加觉得干新闻还是应该去北京，那里的环境和氛围才最适合他。
郭建辉向报社提出了辞职，有人好心地劝他别给自己断了后路，可以先去北京看看，找好了地方再辞职。郭建辉却硬要断了自己的退路。他说，如果还有退路，也许碰到了困难我会每时每刻想逃跑。
辞了职，郭建辉也成了“北漂”中的一员。他找到了当初准备接收他的那家报社，报社筹备金融证券版正缺人手，郭建辉做了金融证券版的记者。但是，他不是报社正式职工，他的身份是临时工。
虽然是临时工，郭建辉仍干得很欢，他采写的稿件频频见于报端。半年后，他升任为版面主编。但是他的身份还是临时工，他的户口还在他老家的那座城市。
2001年11月的一天，我忽然接到郭建辉的电话，他告诉我他结婚了，爱人也是一位“北漂”，在北京一家新闻单位做没有编制的记者。他说他要带爱人来看我，说他还记着两年前求职过程中我给他的帮助。这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虽然我给他的帮助微不足道。
“不就业族”已在大学生中悄然出现。近几年，在应届毕业生中出现了大约占总数5％左右的“不就业族”。他们在毕业时并不急于找工作，更不与具体的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也不在乎自己的档案、户口被打回原籍。选择不就业的毕业生并不是真的找不到工作，而是另有打算，有的是在潜心学习，准备考研继续深造；有的是在补习外语，准备考托福、GRE，准备出国；也有的是在北京、上海、广州一些机会比较多的地方“漂”着，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
“不就业”是一种相对于过去传统的就业观念和就业方式的一种说法，选择不在体制内就业而到体制外寻求发展的大学生，往往是一些不怕压力，喜欢自我挑战的人，他们敢想敢做，勇于承担责任，对个人的发展有充分的信心。一位高校负责人指出，“不就业”一族的出现是学生就业观念转变的表现，随着社会不断开放和用人制度的改革，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第七章 东方不亮西方亮
朱海军死了
2000年9月，网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朱海军死了。
朱海军是谁？问这话的人一定不经常上网。因为，只要经常去各网站论坛打发时间的，没人不知道网络大虾（网语“大侠”的意思）朱海军。
在网上纪念堂里，有一段他的生平介绍：朱海军，男，河南洛阳人，1967年出生，1990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通多国外语，中学时的作文曾作为范文入选当地教材。毕业后曾任中小学语文教师，后辞职前往深圳，在一家网络公司担任首席创作员。2000年9月11日因心脏病突发在深圳去世，年33岁。
朱海军是中文互联网上最知名的参与创作者之一，自1998年上网，凡两年时间，创作百万字以上，在网上挑起论战无数，尽管他的观点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且屡遭围攻，但他基本上保持了一个论辩者的风度，以真面目真性情示人，因此也赢得了相当数量网友的尊重。应该说，朱海军对于网络文化的建设和挑战人们头脑中固有的观念，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尝试，他本身也构成了互联网世界的一道风景。
从讲台到互联网
他从劳动课讲台上逃出来，进了互联网的大门。
我是在网上认识朱海军的。我是从他写的一些关于母亲的记叙、弟弟的去世、少年时的老师、家乡的琐事等一些性情文字中了解到他的过去的。
朱海军的家在洛阳古城灵台与太学之间的一个小村庄。在他四、五岁时，在部队做军官的父亲回乡成了农民。父亲社会地位的突降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上学后，他凭优异的成绩为自己赢得了尊重，这使他很早就体会到了知识的作用，从此愈发发奋读书。
15岁时，朱海军因发表了两首小诗，做起了诗人梦。高中时开始疯狂地课外阅读和文学练笔，甚至自学世界语和法语。上高三时，又迷上了儿歌创作而不可自拔，临近高考时，品学兼优的他竟然宣布为了专心搞创作而放弃高考。老师和同学劝他说，从农村考入省级重点中学很不容易，不能说放弃就放弃，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决定退了学。直到过足了一把儿歌创作的瘾，才在第二年重新返校继续学业。
高考前日夜奋战，朱海军走进了郑州大学中文系。
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涂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充满了怀疑精神，原来被打入另册的尼采、黑格尔、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等大师的著作走进了校园，随便扎堆哪个沙龙，总能听到扑面而来的康德与黑格尔、尼采与海德格尔、荣格与弗洛伊德。
朱海军浸淫在异彩纷呈的人文著作中如饥似渴。上大一时，他在《中学生文学》杂志一连发表了三篇文章，在《陆军·空军·海军》这篇自我介绍里，他宣称要成为能创作、能翻译、能搞学术研究的“三位一体”大作家。此文和同时发表的另一篇散文被郑州市教委制作成了高三语文统考试题，此题又发表到了《语文报》上。朱海军的宏伟理想后来实现大半：150万字的网络作品、诸多异端的奇异理论，只是译作较少，但曾经翻译过勃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当然，这是在他成为网络作家以后的事。
四年大学生活，朱海军过得多姿多彩，他常与三五学友把酒高谈，但更多时间还是用在疯狂的读书与写作中。
大学毕业后，朱海军被分配到洛阳一家大公司的子弟中学当初中语文老师，他说他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
从朱海军后来在网上发表的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文章来看，他是一个思考型的教师，也是一个离经叛道的教师。
教语文就教语文吧，有教材、有教辅，照着讲就行了，可朱海军却别出心裁地要搞“汉英双语教学”。这使他成了教师中的另类，人们对他侧目而视。在中学呆了不到三年，朱海军就被调到了一所小学。
在小学，朱海军仍然是教语文。从他自己的一段回忆文章可以看到，虽然从中学教师降为小学教师，朱海军似乎并没有吸收教训，他仍然是那样桀骜不驯、我行我素。
“我给五年级学生读了作家汪曾琪的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