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让他受刺激的是，因为师兄是本科生，只能在公司的下层做，除了自己的那份活，基本上接触不到核心技术，学不到真正的东西。而硕士生、博士生都被安排去了研发部。
当陆东告诉家里他要考研时，父母倒是很支持，说：“你考吧，只当家里再养你几年。”
可是陆东知道，他不能再向家里要钱了，母亲有病，几年前就已病退回家，父亲厂里也不景气，工资常常拖了几个月才发下来。他决定边打工边复习。
陆东找的是一份家教，一个星期去上两次课，每次50元，是周六和周日的上午，不会影响他去辅导班听课。去辅导班听一次课50元，一个月光听课费就是200元。如果有钱还可以去名家串讲班听讲，一个月听讲费300元。可是陆东不敢去听名家串讲，如果去了，他就得饿死。
做家教每个月只有400元收入，除去200元听课费，还有200元，这200元里有他一个月的伙食费，还有买资料的费用。他必须节省再节省。去学生家上课，他从来不坐车，六、七里地，他都是走着去。
陆东几乎每天都去北大三教看书，那儿是考研游击队苦读的“根据地”。就象去新东方学英语一样，去那里图的是一个气氛，大家聚在一块儿，彷佛就找回了当学生时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这种气氛可以相互感染、互相鼓励，比自己关在小屋里学习效果要好得多。可是，那里晚上灯熄得早，不到11点校工就不停地吆喝着赶人，因为要打扫卫生了。没法子，陆东只得抱着一堆书和资料，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赶地儿，哪里灯亮就去哪里，想再多看一会儿。
陆东苦学着，苦熬着，撑不住时就给自己打气：这叫“放长线钓大鱼”，考上了就会咸鱼翻身。
有一段时间他真的撑不住了。那份被他视为命根子的家教丢了。请他做家教的那个15岁的孩子出国留学去了。一时找不到工作，陆东只好跑到老乡那儿厚着脸皮蹭饭。房租也交不起了，虽然同学不说什么，他也不好意思白住，只得从小屋里出来，跑回学校和老乡挤床铺。
后来，陆东在一家网络公司找到了一份做网页的活。虽然做网页比做家教来钱多，但是耗费的时间也很多。因为没有电脑，他必须去公司做，加上在路上奔波的时间，一周里，他有大半时间都用在了做网页上。陆东很快就放弃了这份工作，他不能因小失大，不能因为眼前的困难而放弃了最重要的东西。
在学校跟老乡挤床铺，陆东得到一个信息，附近几所大学开始安装201电话，201卡在学生中的需求量大增。他敏锐地感觉到了潜伏在面前的商机。他找同学和老乡借了1000元钱，从批发商那里买进了一批201卡。
他拿着卡，一间寝室一间寝室地推销，果然卖的不错，只两个晚上，手上的1000元卡就全出手了，陆东净赚了300元。他又去进了第二批卡，很快又销完了。他的市场从一个学校拓展到另一个学校。后来嫌时间不够用，他干脆搞起了批发，将卡批量出售给各寝室楼传达室，赚取中间的“点利”，因量大，他仍可以赚到钱。最后，陆东成了五所大学的电话卡“总代理”。
推销201卡，陆东赚了5000多元钱，半年的生活费、听课费有了着落，他一心一意备考。
见到陆东的时候，是2001年3月份，研究生考试成绩已经出来了，他以2分之差没被录取。那天，他情绪有点低落，说考完了政治，心里就一直忐忑不安，虽然考前死记硬背了一大摞资料，可是有的题还是没抓住，有两道问答题答的也不太好。后来成绩出来，果然就栽在政治上。
谈起政治考试，他情绪激动，说：“研究生考试一共才考三门课，政治就占了一门，而且不管是学文科还是学理科都要求考它。研究生考试本应该是人才选拔考试，现在却成了整齐划一的统一考试，再说，一张政治试卷并不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政治水平，更别说道德水平。考试完了，背的东西没两天就忘光了，这种考试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可是不少考生就栽在政治上，就因为政治卷上少拿了一分或两分就失去了读研究生的机会，那一分或两分真的就那么重要吗，重要到能决定人的命运？
虽然第一次考研遭受重挫，陆东仍不改初衷，他准备明年再考，他坚信自己一定能考得上。
6月中旬，学校催促陆东回去拿档案。因为按规定，没有找到工作的学生的档案学校只保留一年，要么打回原籍，要么放到人才交流中心。陆东将自己的档案存放到市人才交流中心。他说他一直相信自己能在北京留下来，真正成为这个城市的市民。
最后一次见到陆东，是今年夏天。为了能继续考研，他又找了一份家教。那天他做完家教刚回来，浅灰色的衬衣全汗透了，只见他端起桌上的大搪瓷杯，咕噜咕噜喝了一大杯子凉水。
我问他放弃就业后不后悔。他说；“如果当初我选择了就业，也许现在日子过得很滋润，不用承受考试失败的压力，也不用为钱发愁，我们班有很多同学进了大公司，现在一个月能拿七八千，有的人还贷款买了房子，可是我对自己的选择一点儿也不后悔，我一点儿也不羡慕他们。我今天不就业，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就业。今天的损失，明天我一定能补回来。”
与陆东住在一起的向阳也是不就业的考研一族。
我是在陆东那里认识向阳的，他瘦瘦高高的个子，戴着一付黑框眼镜，说话时，总爱用左手抬抬眼镜框。陆东说向阳是今年2月从四川来北京的，来的时候，拎着一只很沉的人造革箱子，打开一看，全是书和资料。他是准备到北京来背水一战的。
向阳是西南一所重点大学的毕业生，学的是中文，梦想是做一个象胡适、陈寅恪、吴宓那样的学者。
他是奔北大来的，向阳认为，只有北大那样具有丰富文化底蕴，能容纳百川的高等学府，才能培养出胡适、陈寅恪、吴宓那样的大学者。
到北京的第一天，向阳就去了仰慕已久的北大，他在校园里来来回回走了两遍，又在未名湖畔伫立良久。他说，一切都跟他想像的一样，只是未名湖比他想像的要小一些，水也没他想像的那么清澈。
向阳说他是和父母闹翻后离家出走的。毕业前，父亲已经给他找好了工作，是去一家省级银行的办公室。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不但收入不菲，很稳定，而且通往仕途。可是向阳不干，他说他要考研，他要过一种学者生活，而不是做一个一天到晚盼着升迁的机关干部。
父母不是不同意他考研，而是不能接受他出了校门就成了没有单位的待业青年的现实。他们苦口婆心地劝他先去上班，可以边上班边复习，能考上就走，不能考上也有份工作。父亲甚至很动感情地跟他讲述他如后如何地求人，如何如何地疏通关系，讲到伤心处甚至掉了眼泪。向阳知道找到这份工作不易，知道为了给他找份好工作父母受了很多委屈，可是他不能因为感恩就放弃自己的追求，那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辈子的事，他不能妥协。
正是因为父母的阻拦，在这之前，向阳错过了大四下学期考研的机会。可是他考研的决心却不可动摇。
见不能说服他，父亲背着他去学校拿了毕业分配通知书，并帮他办好了所有的手续。父亲以为生米煮成了熟饭，就能让他就范。谁知这反而促使了他的出走。
那天早上，父亲催促他去银行报到。说与他一批分到银行的大学生都已经上班了，让他快去。向阳知道，如果去上了班，也许会动摇自己考研的决心。而且他担心一旦进入那个惯性的轨道，会不知不觉地改变自己，会慢慢地磨损自己的斗志。一个没有做过梦的人，也许不会有梦想没有实现的遗憾，但是如果今生他没有去考研，没有能去做一个学者，那将会是他终生念念不忘的遗憾。
他已经错过了一次实现梦想的机会，他不能再错过了。就在那天下午，向阳给父母留下了一封短信后，悄悄地登上了北行的火车。
向阳说他走的时候身上只带了400块钱，到北京的第二天，他就到处寻找招聘信息，他先得养活自己。通过老乡介绍，他在一家报社找到了一份临时工，是清晨的时候给报贩子分发新印出来的报纸。虽然每天早晨三点多钟就要赶到报社，但是干两个小时可以拿到60元钱，他很满足。他说比起那些总为肚子操心的考友来说，他算是很幸运的了。
向阳说到北京后他跟家里通了电话，母亲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在电话那头哭开了，一遍遍地叮嘱他一定要吃好了穿暖了，有了病一定要去看医生。向阳笑了笑说：“我都22岁了，我妈还老把我当孩子。后来我妈说要给我寄钱，问我的地址，我没告诉她，我说我不需要钱，我能养活自己。现在，我每个星期都跟家里通一次电话。我爸再不跟我提去银行上班的事了。”
几乎所有铁了心要考研的不就业族都对未来充满了信心，都认为未来是高学历高收入，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得到。
但是一些身处高等学府的专家学者也表示了他们的忧虑。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家孙喜亭教授认为：“近年来愈演愈烈的考研热，一方面反映了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和求知热情，但也暴露出社会在人才选拔标准上的偏差，惟学历倾向日趋严重。惟学历导致追学历，年轻人不得不为了一纸文凭，殚精竭虑地应付一场场考试。其实，学历和真才实学之间并不能完全划等号。目前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客观地讲，在很多岗位上大学本科完全大有用武之地。但现在一些用人单位盲目追求高学历，施以高待遇，势必导致考研热的一再升温。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同时他也认为，考研一族积极进取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但放弃已有的岗位和可能获得成功的希望，孤注一掷，把最宝贵的时间耗费在这条路上，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考研上，代价太大太沉重！每年研究生都在扩招，但报名考研的人数增长得更快，基本上10多个里边录取1个，名校名专业的，差不多几十个里挑一个。竞争逐年升级，能跨过这道门槛的幸运儿毕竟是少数。
“北漂”里有明天的比尔。盖茨
有谁能说今天的“北漂”里面，没有明天的比尔。盖茨。
2000年6月，在回家乡和留京之间，张懋忠选择了留京。
于是，当他在毕业分配表上填上了“不就业”后，他的户口和档案被打回到老家湖南岳阳。这件意料中的事，并没有影响他留在北京的决心。
张懋忠学的专业是信息工程与管理。这个专业回到家乡找份安稳的工作并不难，可是张懋忠不愿回去，他说他已经习惯了压力下快节奏的生活，习惯每天接受丰富密集的行业信息，更习惯身边有许多有共同话题的朋友。他说如果回老家，他会找不着北，他会痛苦万分。
留在北京后，张懋忠在中关村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虽然他没有北京户口，没有干部身份、甚至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工龄，但他和别人干着一样的活，拿着与他的付出相对应的报酬，他并没有觉得自己比那些北京人低一等。
象张懋忠这样的“北漂”，北京城里到底有多少，没人能说得清。但只要留意就会发现，在“北漂”队伍里，每年暑假过后就会出现一批新面孔，他们说着略带乡音的普通话，背着鼓囊囊的包在京城的大街小巷穿行。遇到了机遇，他们就停下脚步，但是也许不久，你又会在一家新的公司见到他们的面孔。
他们不看重户口、干部身份、工龄，在他们眼里，就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编制、指标、户口、住房、社会保障，而是一份自己喜欢干的事，是一个自编自导自演的舞台，是一片能自由翱翔的天空。
张懋忠之所以要留在北京，是被充满魅力的中关村所吸引。在他眼里，那是一片蕴藏着巨大潜力的神秘土地，只要有本事就能在那里淘出金子。他说：“那里也是冒险家的乐园，只要有胆量，敢付出，谁能说不会出现明天的比尔。盖茨。北京有很多的机遇，对我个人来讲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虽然我现在是在打工，其实也是在积累经验，我的目标是有一天自己做老板。”
张懋忠说他已经在那家公司干了半年，他说这半年里他学到了很多东西，自己的才能也得到了发挥，并得到了同事和上司的认可和肯定。张懋忠说他会一直在北京发展，反正单身，也不在乎户口不户口的，也许有一天，北京市的户籍制度改革了，大家的身份都一样了。
从网上的一篇文章里，我认识了一位叫冯忠的“不就业者”。
两年前，当文科毕业生冯忠在班上公开宣称，“我不要分配，我选择到经济生活的第一线去”时，一些同学瞠目结舌，一个学文科的毕业生在经济生活的第一线能做什么？
毕业后，冯忠果真应聘去了一家外企，档案挂在人才交流中心。他说：“其实我的想法和这个时代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并不愿意呆在比较稳定但气氛沉闷的事业单位，在同一个位置，做相同的事情，下一段日子、未来一年、两年、十几年彷佛一眼就能看到头。毕业时家里已经为我在省委党校觅得一个职位，但我清晰地认识到，作体制内的齿轮、螺丝钉不是我的归宿和价值观。我喜欢挑战自己。年轻人有的是热情和野心，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就做了，反正单身，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冯忠到公司后从销售员做起，从编写产品目录、送货、收款到寻找客户、发展经销商……他在实际工作中一步步成长起来。一年后，他被提升为销售一部副经理。“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收获很大，很有成就感。一个优秀的推销员，不仅要推销产品，对产品有足够的了解，同时也要推销公司，推销自己。”
冯忠一直想进一步发挥自己做销售和企业管理的长处，自己做公司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他的想法得到了几位同样热血沸腾的伙伴的支持。四个人合资组建了一家新公司。冯忠说公司能不能做起来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但他有基本的信心和十足的决心。他说：“对我来说，做企业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而且发挥创造性的余地很大，企业往什么方向发展，希望怎样管理，招什么样的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想法。公司的成或败，不是不重要，但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有失败的准备。其实只要你有过这样一段经历，你曾经为之奋斗过，努力过，投入过，哪怕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无怨无悔。”
有人问冯忠在不在乎户口。他说：“不能说我不在意，是我目前没有能力得到它。但我不会因此放弃自己在喜欢的地方干自己梦想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我也很困惑，心理压力很大，现在看得淡多了，我觉得关键在于心态，我常常这样暗示自己——虽然我没有户口，但我在追求自己的事业，这样，我就会在每一个困难和问题面前看到机会与希望。而且我相信户籍制度迟早会改革。”
一位在中关村工作的朋友说：“在我周围有许多不愿进入常规就业渠道的‘北漂’，有的是大学毕业被分回原籍，然后放弃工作跑到北京来的，有的是选择‘不就业”根本不要分配的，他们除了没有北京户口，工作干得和其他人一样好，甚至更出色，因为他们必须用能力和实力来证明自己。”
有人说，想在北京这地方“漂”，得有本事，如果真有本事，机会也许会不期而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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