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张云帆去了一所民办大学，学的是商贸英语，但由于基础太差，实际上是主修英语。从家里去学校，有20多里地，每天，他早去晚归，风雨无阻。那段日子，他在学校学，在家里也学，天天看英语录像带，听英语磁带，几乎把所有中国出的英语教材都学了一遍。
不到半年，张云帆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也许正是这一点给了他自信，有一天，他跟爸爸妈妈说，他要与另外两个同学一起去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学习。
明斯克是一座大学城，外国留学生特别多。张云帆读的是预科班，一星期四天课，每天上四小时，课时很松，学习压力不大，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结交朋友和了解这个国家。在那里，张云帆认识了很多外国留学生，非洲的、日本的、阿拉伯的、美国的，他们在一起聊天、逛书店、郊游，这让他开阔了眼界，了解了中国以外更广阔的世界。
虽然张云帆很喜欢明斯克这座城市，很喜欢那些来自各个国家的留学生朋友，但是他却毅然决然地作出了离开的决定。这是因为他觉得，如果在那里呆得太久，他也许会失去一种奋斗的激情，也许会失去强烈的求知欲，因为那里的生活太懒散，生活节奏太慢。他是来求知的而不仅仅只是为了一张文凭。
从明斯克回来后，张云帆想去美国继续学习。可是他的留学申请被美国大使馆拒签。母亲想请美国学校方面继续发邀请，张云帆不同意，他说：“我不去了，但迟早有一天我会去的，到时我要他们邀请我去。”
然而，一直到那个时候，张云帆其实仍一直在毫无目标地摸索着，他的兴趣和爱好还在沉睡着，他还没有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云帆沉睡的兴趣和爱好终于苏醒了。
那是他从明斯克回来后不久，母亲因为要做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课题，准备外出调研。张云帆正因留学申请被拒签，心情郁闷地呆在家里。于是他决定跟着母亲四处走走，帮他们拍些资料。
张云帆扛着一台家用摄像机与母亲一起出发了。他也许没想到，从此，他踏上了一条愿意倾心付出，愿意以一生去追寻的路。虽然，这条路有快乐，也有痛苦。
他们坐火车乘汽车，去一个个集镇，去一个个乡村，与藏族妇女围坐在一起吃青稞面喝酥油茶，跟土家族、维吾尔族妇女聊过去谈现在憧憬将来。母亲与她们聊天时，张云帆就蹲在一旁悄悄地拍下最生动的一刻或一个片断。将那些走过岁月风尘的人物，将那些浸透着喜悦和悲伤的故事定格在他的胶片上。
跟着母亲，从青海到新疆到贵州走完了一圈回来，张云帆发现，他已深深地爱上了摄影。他发现，他是那么地喜欢这种记录生活、记录历史的方式；他是那么地喜欢这种传达思想、传达感情、传达内心世界的独特语言；他是多么地愿意把自己这一生中看到的、感受到的、感兴趣的东西记录下来。当他发现了这一切后，他的心充满了激动和喜悦，他觉得自己不再象一株浮萍飘飘荡荡地找不到岸，不再捧着一颗焦灼的心东撞西撞找不到方向。他知道了自己应该学什么，知道了自己这一生应该干什么。
张云帆报名参加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办的进修班。他知道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学习。
那一年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忙碌的，也是收获最大的。但是他也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痛苦。这种痛苦就是，他发现，课余大家都在忙，都在干事，只有他自己没得干。他发现虽然自己读了不少书，却没有具备多少能力。他开始思索：将来我干什么？如何安身立命？
张云帆说有一段时间他很痛苦，很心烦意乱。
从进修班毕业后，张云帆找不到工作，只好先去了父亲办的公司做事。但半年多过去了，他根本无法真正进入角色。在那段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处在不安和焦灼之中，感受着无路可走的迷茫。
1998年8月，张云帆终于与几位理想相同、趣味相投的年轻人走到了一起，他们成立了北京创业广告公司影视制作协作体，大家一致推荐年龄最小的张云帆作了制片人和总监制。
张云帆也许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独立制片人。那年，他20岁。
20岁的张云帆，象一艘加足了油的船，终于驶进了一片宽阔的海域。
1998年8月，也就是张云帆他们的影视制作协作体刚成立不久，长江流域和嫩江流域相继爆发特大洪水。肆虐的暴雨，横扫着中国的南方和北方，暴雨所到之处，江湖水涨，河沟漫溢，大江大河隐去往日温柔美丽的笑靥，露出了凶猛可怖的狰狞面孔。
8月下旬，张云帆和他的同事扛着摄像机奔向被洪水围困的大庆，奔向被洪水围困的内蒙古的杜尔穆特。他们拍下了被咆哮的江水吞噬的一个个村庄、一片片良田、一所所学校、一座座工厂；拍下了人与洪水进行殊死搏斗的一个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
在杜尔穆特，他们被大水围困在一个小岛上，整整一个星期。四周全是白茫茫的水，翻滚的浊浪一波一波地涌上他们脚下的弹丸之地。但他们却拍回了不少珍贵的好片子。
现在，“做一个好的制片人”，“做好的记录片”，成了张云帆最美的理想。他说他很幸运，虽然几经波折，但他终于象选择“退学”一样，又独立地选择了此生的奋斗方向。他说他很为自己骄傲，因为15岁以后的人生选择，全部都是由他自己决定的。他说他对父母一直心怀感激，他们不但把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教给了他，而且完全信任他，尊重他的兴趣和选择，从心理上、精神上给予了他最大的支持。而这对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张云帆的母亲在谈到她的儿子时，说了一番令人深省的话。她说，我的最成功之处就在于敢于把权利移交，让孩子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要知道，一个人的权利越大，责任就越大，越没有权利，就越不承担责任。
如今，张云帆仍在他选择的事业天地里忙碌着，他说，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懈的做事，就会有付出，但是在付出的同时，也在收获。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先后次序，这看似简单的顺序，却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作为。
亚洲最年轻的数据库专家
作者：吴苾雯
只有初中学历的晓末，成了亚洲最年轻的数据库专家。（黑体）
2000年8月1日，《光明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了晓末成为亚洲最年轻的数据库专
家的消息。
当时任北京天地数码公司数据库主管、只有18岁的晓末通过了MCSD（微软解决方案认证专家
）考试。此前，他于今年6月已经通过MCDBA（微软数据库认证专家）考试，从而成为亚洲地区
最年轻的数据库专家之一。
据悉，MCSD与MCDBA是微软认证考试中难度最高的两项国际性考试。”
那段日子，如果上网在搜索里打上一行“亚洲最年轻的数据库专家”，将会出现长长的一串有关晓末的报道文章。
可是这位年轻的数据库专家仅有初中学历，而且还曾是一个成绩差得让老师失望，让母亲绝望的孩子。
晓末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厌学的，也许是从小学二、三年级吧。那时他就不明白，为什么上课时一定要坐端正，手要放整齐；为什么对老师只能说“是”，不能说“不是”。
反正小学那几年，虽说上的是一所不错的实验学校，晓末也没好好念过书，学习成绩当然好不到哪里去。晓末最怕的是学校开家长会。母亲每一次开家长会回来总是一脸失望，一脸怒气。虽然她不相信棍棒下面出孝子，可仍常常会因为晓末考试成绩不好而大打出手，每一次关起房门用竹条子使劲抽他时，奶奶就急得一边拼命捶门，一边大声喊叫：“我要告你虐待儿童”。
晓末妈妈说，我能不气吗？老师指着我的鼻子说：“看你人也挺聪明的，怎么生出那么个儿子。”可是这孩子你越打他，他对学习越反感，那时我简直到了心力交瘁的地步，全部生活内容除了工作就是和儿子较劲。我不知道，在中国，有多少像我一样焦头烂额的父母！我有时还会想，在这个独生子女的时代，由于父母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唯一的孩子身上，子女和父母之间一直都在进行着一场“战争”——过度教育与反教育的战争，而这场战争使双方的身心都备受煎熬、备受折磨。如果这种两代人的痛苦最终能培养出人才，也算是“功德圆满”，若是我们的暴力压抑了孩子的潜能，造就了无数平庸之辈，那我们以两代人幸福的代价换来的是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
进了初中，晓末还是厌学。
他说，那几年我就没怎么听讲，上课时看着老师我就走神了，或者把书码得很高，老师看不见我，我就在后面睡觉。
那时我最痛苦的就是妈和我谈话。也许妈觉得我长大了，不好再打我了，她将教育我的方法改为谈话，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只要晚饭后，我妈特严肃地喊我：“淘气，你到妈妈这屋来！”我就知道审讯开始了。每次我都假装特诚恳，要不，谈话就得持续3个小时以上。其实，她谈什么，我一句都没听进去，因为她和老师一样，动不动就谈理想，什么理想？要说理想，我就最想去当赌王什么的，不过要是那会儿说出来，我妈能背过去。
那时，我学习一点儿动力都没有，只是人人都这么学，我也得跟着，前途又十分莫测，心里特郁闷，就想找喳儿跟人打架。
初三那一年，我累，我妈妈比我还累，为了提高我的学习成绩，让我考上高中，她什么法子都想了，给我买参考书、买学习辅导软件，寒暑假还将我送进一所重点中学办的辅导班。到了初三下学期，几乎天天做卷子，做得都皮了。那时心里很矛盾，特想赶紧考完，别这么累，可又怕考试越近，复习时间越短，常常复习到夜里一、两点，主要是补化学，因为我化学最不好。
虽然累了一年，我中考还是没考好，分数只够上普通高中的三类学校。
晓末的妈妈说，当时看到儿子的分数，我真的很绝望，我说这孩子完了，没指望了，我原是对他寄托着希望的，这么多年辛辛苦苦，不就是希望他能上大学吗？我自己吃够了没有大学文凭的苦头，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说什么也得上个大学吧。
当时儿子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上普通高中，要么上中专。朋友们劝我，上普通高中，将来仍然很难考上大学。我掂量来掂量去，为他报考了中专的计算机专业。
之所以给儿子报这个专业，是因为我是个电脑发烧友。1990年，当许多人还不知道电脑为何物时，我就用上了电脑，96年又成了第一批网民，还在网易上有了个人网页。那时我只是想让儿子以后能当个网络管理员什么的，能混碗饭吃。
上学的第一天，儿子拿回了教科书，我一看，心里便凉了半截：教材上的知识基本是已经过时的知识。计算机技术发展迅猛，计算机知识的淘汰速度也异常地快，一些知识也许未能进入教材就被淘汰了。
难道让儿子花4年时间去学这些已经无用的东西？我心里很犹豫、很苦恼。但是不去上学，一个15岁的孩子又能干什么呢。
当时我就想，网络也是一所学校，何不让儿子从网上多学点东西呢。
从自己学电脑的经历中，我知道，电脑不是学出来的，是“玩”出来的，而且最好还要有一个环境。开始是我带着儿子玩，我教他上网，教他在迷宫一样的网络里如何不迷路，如何找到自己想学的知识。
刚开始，儿子在电脑上玩游戏时，也就玩一些大众化的游戏，我就跟他说：“你还玩那些低级的呀，你看，妈已经玩这个了。”我玩的是“文明”，玩那个游戏不懂英语可不行。这下他傻眼了，他知道，要想玩更好玩儿的东西，就得先过英语阅读关。
晓末说，我妈允许我上网后，一开始我只是毫无目的地在网上逛逛，也没觉得好玩到哪去。
一天，我无意间闯进了一个叫“ME”的孩子们的聊天室，我发现进那个聊天室聊天的，各个国家的孩子都有，大家都用英语交流。我用在中学学到的那点儿可怜的英语，加入了他们的谈话，可是没“说”几句，我就张口结舌地说不出话来了，不但“说”不出来，别人在说什么我也“听”不懂。这是我第一次感到知识不够用，第一次觉得自己英语太臭，懊悔当初为什么不多背几个英语单词，多记几个英语句型。
那时我就是一种好奇，我就想知道那些外国孩子在想什么，那帮家伙长得跟我们不一样，是不是脑子也不一样？要想跟他们交流，我英语太臭了，不行。这时我倒真想学点东西了。我将妈妈原来给我买的英语常用一万单词找出来背，还让妈妈给我买回了翻译软件，碰上“拦路虎”我就查英语词典或者去找翻译软件。
我开始跟很多外国人通信，一般通两三封信就断了，因为我的英语不灵，人家搞不清我说什么。为了让别人能听懂我的话，能够互相交流，我学英语更刻苦了。我还在网上有意浏览一些比较深的文章，弄懂一个句型就在信里用上，以此来炫耀自己。渐渐地我发现，我在聊天室里能听懂他们在说什么了，也渐渐能跟他们一起交流了。我在“ME”里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有一个加拿大女孩子叫阿曼达，她也十五六岁，我俩挺谈得来的。有一次，我们俩都上一个留言板的网，看上面一个日本人的贴子，他说他是北海道的，上哪个学校我记不清了。
我上了一个贴子：“你是个大狗屎。”阿曼达立刻凑趣：“真他妈是个大狗屎！”没一会儿，后面跟了一大串骂那个日本人的话，有以色列的，有美国的，还有香港的。那日本人在留言板上打了一个问号就走了。我心里特痛快，只是不明白，那些加拿大、以色列、美国人怎么也都不喜欢日本人。
我觉得在聊天室辟头一顿臭骂挺痛快的，平时妈不许我骂人，说一句粗话，能招来她3个小时的教育。其实那个“大狗屎”的单词我是刚刚学会的，想不到一下就用上了，还引来这么多响应者。那感觉真是好极了。
我觉得自己在学校呆了11年，最大的失败就是，走了许多学习的弯路，学了许多没有用的东西。比如说英语吧，从小学起，学校就开了英语课，可是一直学到初中毕业，我还不能开口讲话，死记硬背的单词和句型，真正记住的也没多少。学习效率低，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那时不是我自己想学，自己感兴趣学，而是在老师和家长的逼迫下学，所以没有学习的动力。
后来我又在网上认识了一位澳大利亚的网友，她叫曼尔，是一位大姐姐，在澳大利亚一家公司做游戏软件。我说我是中国人，我告诉她，中国有多么多么好，有长城，有长江，有黄河，还有许多迷人的东西。曼尔说她很喜欢中国，她很早就听说中国有种东西叫龙，问我龙是什么样子。我马上找了张龙的图片，传给了她。她很高兴，还照着那张图片画了一条龙给我传过来。我一看乐了，怎么将龙画成了一条大肉虫。我给曼尔写信说，龙是雄性的，它是力量的象征，而不是软绵绵的大肉虫。
从那以后，我和曼尔几乎每天都通一封信。曼尔知道我英语不大好，每次给我的信，难度都一点点地提高，这就促使我不断地要去学习一些新的知识，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曼尔每次给我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