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教师很合适，秋子喜欢孩子，在她的床头挂满了布娃娃，平时见到谁家的孩子总是喜欢得眉开眼笑。而且，秋子爱唱歌跳舞，钢琴已经拿了6级。秋子虽然也想上高中，然后上大学，但是她知道，对于她来讲，实现那个目标实在是太难太难了，她也想报考幼儿师范。可是父亲坚决不同意，他希望女儿上高中，然后上大学。
中考时，秋子考了558分，上了普高录取线。
虽然秋子的中考成绩只够上一所普通高中，可是望女成才的父亲却通过关系在朝阳区给秋子联系了一所重点中学。从城南的家里去城东的学校，骑自行车单程要一小时四十分钟。
每天早晨，秋子五点半钟就得起床，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到家。那个时候，父亲总是做好了饭菜在等着她，她需要这种有人等候有人关爱的家的感觉。
可是在学校，秋子的自信却一点一点被击碎。入校后的第一次考试她就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可是她仍想努力赶上去。父亲给她请了家教，上高一的那个暑假，她基本上是在补课中度过的，她从数学老师家里，赶到物理老师家里，又从物理老师家里赶到化学老师家里。仅这一个暑假，补课费就花了几千元。
从高一开始，秋子除了寒暑假补课，平时的每个周末晚上也几乎都奔波在补课的路上。父亲还给她报了芭蕾舞培训班，绘画培训班，硬笔书法培训班。他希望秋子将来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大学生。
为了鼓励她的学习积极性，父亲规定，每去一次培训班奖励10元钱，每练写一页字奖励3元钱。父亲还规定，数学成绩进入班级前20名，奖励500元，总成绩进入班级前20名奖励1000元。他将女儿的书法作品按时间一一编上号，让女儿看到自己进步的足迹。他请人将女儿画的画和她喜爱的卡通片，打磨到女儿小房间的窗玻璃上，让她高兴，让她为自己骄傲。
然而，望女成才的父亲不知道，这种“鼓励”更增加了秋子的精神压力，她害怕辜负父亲的期望，害怕对不起父亲的爱。在她的小房间里，书桌上方的墙上贴着一张张复习计划，上面写着：“功夫不负有心人，加油！”桌子上还摆放着她给自己画的自画像，像的旁边，她写着：祝秋子考试成功！
可是据她的同学讲，秋子一到考试就紧张，对分数敏感到恐怖的程度，每次考完试，她都如坐针毡掰着手算分，晚上经常做噩梦，常常一脸泪水一身冷汗地从噩梦中惊醒。这种内心的压力和恐惧她只对她的好朋友讲过，而在关爱她的父亲面前，她将内心的这种恐惧深深地隐藏起来，展现给父亲的永远是灿烂的笑容，永远是快乐活泼的身影。偶尔和父亲一起看电视，她也总是爱看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欢乐总动员》。
秋子死后，父亲回忆说，秋子跟他一起生活以来只见她哭过一次，那是她养的一只小松鼠死了，她给他打电话说：“爸爸，小松鼠死了……”说着便在电话里呜呜咽咽地哭开了，哭得很伤心。父亲不知道女儿“灿烂”笑容背后的苦涩和忧郁，不知道深夜里她偷偷的哭泣。
秋子最高兴、最放松的是去姥姥家，因为，没有文化的姥姥爱她疼她，从不问她的学习成绩怎样，从不问她拿了多少分。
可是在家里，秋子找不到这种轻松。虽然父亲从不训斥她从不指责她，但是那饱含着期待的目光，那句总挂在嘴边的“咱们一定能考上大本”的鼓励，象大山一样压在她的心上，使她喘不过气来。她是多么想做一个父母希望的让他们骄傲的好女儿啊，可是那个目标对于她来说总是那样地遥不可及。虽然她很用功，也很努力，可是在这所强手如云的重点中学，她的心里总笼罩着失败的阴影，虽然她脸上整天都带着“灿烂”的笑容，可是心里却总有一样东西抓着她，使她自卑，使她不敢正视前方。
其实，秋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孩，如果不是目前这种以分数论英雄，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教育，她也许会成长为一位很不错的导演亦或歌唱家、舞蹈家，她有很不错的组织才能和文艺天分。
高一上学期，学校民主选举校学生会干部。秋子雄心勃勃地参加了竞选，她竞选的是校学生会文体部部长。竞选那天，她以出色的演说赢得了同学们的好感和信任，成为得票最高者。这可能是秋子短暂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次成功。
1998年元旦，学校要组织一场文艺演出，秋子承担了大部分组织排练工作，她自编自导，干得很认真很投入很得心应手，在那里，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自信的秋子。
可是课堂上的秋子却难有这样的自信。在只看分数不认人的老师眼里，秋子不是一个好学生。在课堂上，她常常因为回答不出老师的提问而被尴尬地挂在座位上，每当这个时候，羞愧难当的秋子恨不能有条地缝钻进去藏起来。她也常常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被喊到老师办公室训话，每回出来都抹着眼泪。
在课堂上，一些老师常常恨铁不成钢地公开将秋子这样的差生斥之为“猪脑子”、“脑积水”。
每一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可是秋子的尊严却在一次次的失败中被剥得精光。
用老师和家长的标准衡量自己，秋子总觉得自己很失败，这种挫折感使她无所适从，她想拼命抓住那个上大学的梦，可是那个梦却似乎越飘越远。
就在她自杀前的晚上，秋子从一位老师家拿回了当年的高考作文题，连夜写出了她的最后一篇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第一个要做的事儿……哈哈……
肥仔是我们班的尖子生，哼，瞧他整天趾高气扬的德行，这次非要把他的记忆给移了。
嘻，要是我每次都能考全班第一的话，那我该多牛呀，老师和同学还不该另眼看我！
我还想移植比尔。盖茨的记忆，那我就能自由地遨游在电脑的海洋里。我也想移植篮球巨星麦克。乔丹的记忆，让我在球场上大展我非凡的丰采。我想移植爱乐乐团著名指挥家劳林。马泽尔的记忆，那样，我国的交响乐团在国际上一定会举足轻重。我还想移植国外研制航空母舰的科学家的记忆，那样我就可以实现中国这一项零的突破。……
秋子，她是多么想找回失去的自信和自尊啊！
可是幻想毕竟不是现实。摆在秋子面前的现实是残酷的。在6月底进行的期末考试中，她有三门功课不及格。她又一次被喊到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告诉她，总成绩排在最后4名的同学，高三要分流出去，而秋子就刚好排在倒数第四名。所谓的分流，就是留级或者转到职业高中。
秋子哭了，她对同学说：“我要是上不了高三可怎么办呀。”
也许学校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在高考升学率的指挥棒下，他们只有早点将没有希望的学生淘汰掉才能保证高考升学率。在通往大学的逼仄的路上，竞争是残酷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可是这种竞争牺牲的却是大多数！大多数学生被淘汰出局，成为失败者，在以后漫长的人生中，他们也许永远也摆脱不了对这次失败的惨痛的记忆，永远也摆脱不了这次失败投在他们生活中的阴影。
7月12日，是星期一。秋子还是象往常那样5点半钟就起床了，吃了早点，笑盈盈地跟父亲打了招呼就推着自行车上学去了。
可是她并没有去学校，也许她预料老师会在那天公布会考成绩，她没有勇气再次面对失败的打击。在父亲上班后，她又推着自行车回家了。
果然象秋子预料的那样，这天上午，老师公布了会考成绩，她有两门功课不及格。秋子没来上课并没有引起老师的注意，老师只是轻描淡写地让一位同学通知秋子，让她交钱和照片参加补考。
同学在课间给秋子家去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秋子。
下午5点半钟，父亲在厨房里发现了秋子的尸体。身边放着她留下的遗书：会考两门不及格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对不起你们……。
也许秋子觉得她一定会使父亲和母亲失望，也许那永远挂在脸上的“灿烂”笑容使她太累太累，她才决定用死去早早地将人生的帷幕拉上。
还有一年就要参加高考的秋子，终于满怀遗憾地倒在通往大学的独木桥下。
这是一个令人潸然泪下的悲剧。但是，倒在“独木桥”下的又何止一个秋子。
就在秋子死后不久，江苏的一位高三女生，参加完高考后喝农药自杀身亡，原因是自认为没考好，上大学无望。可就在她死后没几天，她的家人收到了某大学录取通知书。
也就在秋子死后不久，武汉市一位中学生服安眠药自杀未遂，原因也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难以承受高考的压力。
这位从死亡线上被拉回的中学生说，因为成绩不好，期中考试时，老师怕影响全班成绩，要她回家，不让她参加考试。有的同学甚至当面对她说：“你怎么不死呢，要是你死了，高考时，我们班的分母就变小了，高考升学率就上去了。”
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扭曲的心理？是什么造成了这一起起悲剧？
一位教育专家指出，这是因为“在社会公众眼里，只有上了大学才是成功，否则就是失败，这样的评价标准人为地制造了无数失败者，而这些失败者，他们也许要用一生的岁月才会找回失去的自尊、自信和尊严。”
为了上大学，孩子从小就得背上沉重的书包，象作坊的小工一样年复一年地干着他们厌烦而又不得不干的活。为了上大学，学生幻想的翅膀被剪断了，学生的想象力被阉割了，幻想和想像成了一种奢侈。为了上大学，老师、家长不得不与孩子为敌，将他们训练成考试机器，教化成学习的奴隶。
上大学真是人生唯一的路吗？如果不上大学呢？
“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
http：//。sina。。cn 2002/07/12 15：50 新浪文化
作者：吴苾雯
教育学硕士让儿子退学，说“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
儿子小宣13岁时，他的父亲周作出了一个全家人都反对的决定——让儿子脱离正规的学校教育，从学校退学。他对儿子说：“回去吧，咱们不玩这个游戏了。”
周的学历是教育学硕士。20多年前，他的第一份职业就是当老师。周认为自己是具有
“父性”的教师：严厉、不虚假。他也一直在用这种态度做人、做父亲。
80年代，周到海南，“下海”畅游了一番。办公司、做贸易，做过的行业不下10个。虽然远离了校园，可是他一直没停止过对教育的思考。他说：“我毕竟还是一个父亲，我不可能对孩子的成长熟视无睹。”
儿子的聪明人人都夸，不过也有聪明孩子常有的特点（是特点，而特点不一定就是缺点），调皮，不听话，坐不住，不踏实。小学毕业时，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一所高考升学率很高的重点中学。
那是个培养大学生的地方，能进那所学校的都是经过一番拼搏才挤进来的学习尖子。可是周发现，那里的孩子大都象小老头一样，不但早早就戴上了眼镜，还弯腰驼背的，而且特听话、特循规蹈矩。
上了一个学期，儿子的成绩起伏不定，周还因为儿子的调皮、不听话经常被老师叫去“训斥”。
经常在学校走动，周开始注意观察儿子受教育的环境。他发现，孩子学习的教材大都还是他当年上学时学的教材，上课时，老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
语文课，应是最具人文特性的课，可是对于学生来讲，连最基本的精神自由都没有，写青松，必须联想先烈；写石子，必须联想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写太阳、写春雨，必须联想党的温暖、党的培育；写长城，必须联想到解放军。学生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体验，不能抒发自己真实经历的内心感受，不能说出有独立精神体验的有个性的话。而是学着说假话、说套话、说空话、说大话。
有一次，政治课老师出了一道题：如果捡到10元钱，你是交给失主，还是私吞？全班同学都说：交给失主。只有小宣说：“如果找不到失主，我就私吞。”
结果，小宣遭到老师的批评，也遭到全班同学的嘲笑。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小宣说的是真话，有许多人说的是违心的话，但是这些孩子已经知道，真话是不能说出来的。他们平时也许比谁都坏，可是在老师面前他们却要做出比谁都好。这是一种可悲的双重人格。
周还发现，学生学的基本上都是死知识，考试不是考学生如何运用知识，而是考学生记住了多少知识。就拿外语来说吧，学了半天，说出的外语，不但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也听不懂。
一位已为人师的年轻教授，曾谈起当年在大学读书时经历的一件事。
一次上英语课，外籍老师让全班同学用英语写一篇作文《我的母亲》。大家都写得非常流畅，因为从小学到中学，这个题目的作文他们不知已写过多少遍了。然而英语老师在阅读了全部作文后，脸色非常难看地走进了教室，她用一种陌生的、带有几分怜悯的眼神扫了一眼她的学生，然后用手指点着目瞪口呆的学生说：“你，王！你，李！难道你们大家都长着同一个脑袋？难道你们的母亲没有虐待过你们？难道你们的母亲就没有好吃懒做的吗？难道你们对母亲就没有一点遗憾吗？”
原来，全班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都写了自己的母亲多么慈祥，多么勤劳，我们多么爱我们的母亲，连用的形容词都大致相近。因为从小学他们就是这么写的。对母亲的遗憾也许有，但写作文，他们却只会这么写，因为他们早已学会在表达中排除个人经验而服从公共套路。
那位后来“吃写作饭”的年轻教授痛愤地说：“我写作的最大困难也是最大痛苦，就是总得费力地排除来自学生作文时代的陈词滥调。倒不是说那些词调没有意义，但从文章学的角度看，它们因变成了公共语言而毫无意义……人就是这么给弄呆的。我至今也没有怨恨过我的语文老师，我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但我却无法原谅这种写作培养方式……”
周可不愿儿子就这么给弄呆了，不愿儿子为学一些死知识耗费生命，也不愿让孩子小小年纪就觉得学习是件很痛苦的事，是个沉重的包袱。周说，如果这样，也许他会终生厌倦学习，那才是最可怕的。
周认为，真正好的老师，不仅授业，更会影响孩子的人格、品质和灵魂。他觉得现在的学校，这样的老师“10个里也难有一个，有一个，就比10个都强。”
周说：“如果教育给学生带来的是痛苦，是人格的扭曲，我宁可不要这种教育。”
那一段时间，周原本打算写两本书，把自己的职称问题解决了。不过，他最终还是“下决心来真的，从我做起，咱们都不玩这个游戏了。”
他说：“我们总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生活在所谓公众的价值标准里，想想挺可悲的。按常规，我混得再惨，现在也可以评上高级职称，带个研究生什么的。不过，干嘛一定要别人叫我一声周教授呢？”
周放弃了写书评高级职称的想法。上初一的儿子也从学校退学回家了。
不过，儿子小宣却说：“退学的决定是我自己作的，老爸只是举双手赞成。”
他说：“老爸跟我商量说，如果不去学校，你觉得怎么样？虽然我一直不想上学，但想到真的要不上学了，心里还是有点怕。我知道那是个很重要的决定。”
现在回想起来，周和儿子都觉得当时的决定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