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忙问他们现在那里？
高胜祖送回家了，岳中杰在他寝室里。
我说走，去看看。
一行人到了岳中杰那里。
岳中杰半躺半靠，正闭目养神，我们的声响惊动了他，他睁开眼时，我们已在他面前。
我不无歉意地握着他的手说对不住你，让你受了伤。
这不怪你，又没有伤着骨头，过两天不就好了，我没事。你怎么样，你没事吧？
这个后来从锅炉工的位置考取武汉大学数学系的研究生，现在美国定居的“学者”反过来担心我，话题一下子转移到我身上来了。
舒国良说昨晚我是没睡好的，翻来覆去，总有点担心你的安全。
汪文博接着说孔威家现在围满了人，都以为是流氓打流氓，说好戏在后头。我班上几个住在汉寿亭的同学有点担心，担心街坊知道了他们的事后，传到那伙人耳朵里后遭报复。传到对方耳朵里是迟早的事，别人的密可能保得住，你的密想保住很难。
说点别的好不好？一个个都搞得紧张兮兮的，有那么严重么？该紧张的应该是他们。司子林截住大家的话题，你还没有吃吧？走，过早去。
在去食堂的路上，不论是碰到同学还是老师，大家都很关切的同我打招呼。很奇怪现在全校师生最关心不是昨晚发生的事，而是我们这批人特别是我的安全。
中午十二点钟我们还端着饭碗，仓促中革委会召开了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
革委会主任、原学校政治处主任耿祺华神色凝重地说：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我有责任。孔威、傅强两个是流氓，该不该打死？今天不议论，这里只落实三件事。一，昨天所有参加了行动的人员的名单要保密，知道的就知道了，不知道的不要打听，尤其是不能扩散。二，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现在要放在第一位，二十四小时要有人值班。三，为防止对方的报复，李乾同志要离开学校一段时间，最好是离开武汉市，等情况明朗了再说。
柳英发说赤手空拳总不行，我到水运工程学院去弄点枪来。
我感到有点滑稽，怎么紧张的变成了我们？并且紧张到这个程度。不管庄洪运，丁洪宝二人知不知道昨晚到阎罗殿走了一趟，现在应该是他们通身冒冷汗的时候，绝对不敢找上门来。不是说他们个人一定没这个胆，而是不论从天时，地利，人和的任何一方面来说，他们都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有这方面的动作，如果我们再散布一点消息出去，离开武汉的就会是他们。怎么打击一小撮流氓嚣张气焰的结果竟成了灭造反派自己的威风呢？依我的性格，会把我的意见毫不犹豫的说出来，但昨天的事情好像让我的锐气小了许多，未曾有过的疲劳感一下子袭了上来，每天不到五个小时的睡眠所透支的精力，现在集体来要债了，感到没有足够的力气说出自己的看法并争取到大家认同。
休息几天也好，该静下心来看看书了。在差不多每个人都表示同意后，我也表示没意见。
注释：
①鼓楼洞的麻雀——骇（黑）大的：武汉流行的歇后语，鼓楼洞是横穿蛇山的隧道，光线很暗，故而说那里的麻雀是在黑暗中长大的。
②烟子：武汉的方言，意思是原先结下的仇恨。
③硬糖：武汉的方言，意思是不怕事的硬汉。
④汤饭：武汉的方言，意思是胆小怕事的懦夫。
⑤钢工总：文化革命中武汉市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全称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
⑥点水：方言，意思是告密。
⑦拐子：武汉的方言，本意是哥哥的意思，引伸为一群人中的头目。
⑧“一小撮”：1967年的8、9月份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在武汉被湖北省委和老红卫兵称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于是南下的学生和支持他们的人就自称为“一小撮”。开始他们的人数是极少的，也称为“少数派”。
⑨百万雄师：当时武汉市最主要的保守派组织，核心部分是市人武部组织的以基干民兵和复员军人为主体的“红武兵”。
第三章 湖南之行
准备下午三点钟离开学校去长沙。
舒国良有一个亲戚在湖南师范学院，两位老人住一个大单元，吃住多长时间都没有问题，正岳麓山下，环境又好，闲了还可以到山上走走。燕妮丹是早饭后才听说昨晚发生的事，她赶来说早就想回湖南老家看看父母，正好顺路，要和我们一道走。
中午，三十三中钢二司的头头居国威来了，还有舒国良的哥哥舒国同。三十三中就在御碑楼，离傅强家不远。
一见面居国威就快人快语：“早上还没走到学校就看到那里堆满了人，说是一群人昨晚涌到一家屋里开枪打死了二十二中的一个流氓。一听说这事，就猜想十有八九是你们干的。我和舒国同就说一定要赶过来看看你们。你们没得事吧？有没什么要帮忙的？我想你们现在肯定差武器，给你带把枪来了。”
这可真是雪中送炭，我由衷地感谢他。
听说我们几个要去长沙，居国威执意要护送到车站。
细心的燕妮丹建议：先去李乾家一趟吧？他要多带些东西。
正准备走时水运工程学院送枪枝的车来了，柳英发要我们坐车出去，说这样安全些，何儒非送我们上车，几个人握手告别。谁也没想到此一别再聚首时，已是人到中年。
我们一行六人就这样离开了学校。本来只有五个人，多出一个小屈伟，他死磨硬缠一定要送。一路上全是居国威在安排，我们没有直接去中华路码头坐轮渡，而是绕道大东门再上电车过江。他还不让六个人走在一起，说这样目标大。他说小屈伟机灵，燕妮丹细心，他俩走在前面，有异常情况及时发出信号；我和他走在中间，他负责我的安全；舒家俩兄弟负责殿后。我们手里几支枪都是上了膛的，很有点如临大敌的味道。
过了江，大家放松多了。在离家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我意外看见母亲一个人站在马路边朝我们这个方向张望，平时我回家通常是坐轮渡，是在另一个方向的，未必她有什么预感？
自文化革命开始以来，我就没有让母亲过一天安心的日子。
我家住在民生路临街的三楼，离发生“6。17武斗”的铜人像很近，那天的武斗一直打到我家的凉台下。母亲几次向我说起她看到的一幕：一队彪形大汉手握长矛，追杀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而那几个年轻人满身是血没命地跑，被抓到的就往车上一扔，后来也不知是死是活。她说她腿子都吓软了，想到自己的儿子也在外面心里就更加发慌。
碰巧的是那天晚饭前后因为要拿伙食费我从水利电力学院回到了家里，母亲坚决不让我再出门。见好说不听，她搬把椅子坐在房门口说：
“乖乖，你要出去就先把妈杀了，妈不要你死在前面要妈给你收尸。”
娘儿俩从五点多钟一直僵到晚上九点多钟。
最后我说；“妈你这样是没有用的，你又不是不了解你儿子，只要他拿定了主意的事，什么时候改变过的？你不可能不眨眼地一直守到天明，晚上总要打个盹吧？你是愿意我现在坐电车平平安安地过去呢？还是让我半夜趁你打瞌睡时溜出去一个人走过江呢？”
我的话击中了她的软肋，两害相权取其轻，她无奈地作了让步。
不知是我们的神色透露了某种信息，还是一次带这多同学到家里来的少有情况引起了她的警觉，母亲看到我们一行人后的表情有点复杂，疑惑的双眼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进屋后我告诉她今晚要到外地去办点事，回来拿换洗衣服和生活费。
她没有习惯地接着问到哪里或者问什么时候回，而是不无担心地问我你们没出什么事吧？
我有点惊奇母亲的直觉，但还是不愿让她知道，就装着有点不耐烦的说没有，你想到哪里去了？！自以为这样能打消她的怀疑。
其它人也连忙向她解释是社会上发现了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传单，联合专案组怀疑与我校一个湖南籍的同学有关，学校决定派李乾去外调。这是我们路上都商量好了的。
“我也弄不清楚你们说的事，没出事就好。我去厨房弄点吃的，你们先坐一下。”她给几个同学打了下招呼，转身进了厨房。
她刚出门我们几个就相视一笑，以为把她蒙过去了。
在母亲关切的目光里，我风卷残云般地把这晚餐塞进肚子。怎么也没有想到下一次在母亲的注视下享受她亲手做出的菜肴，竟要等到磨难绵绵不绝的多少年之后，并且是在那样一个令人窒息的环境里。
我清理好了准备带的东西：一册《毛泽东选集》精装合订本，一套《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一本《联共（布）党史》，一册《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几本文化革命的资料加上两套衣服，迈腿就要走。母亲拦住我们，说她先出去看看，没什么异常再走不迟。
这下轮到我们懵了。
原来，不露声色的母亲心里镜子似的明白。难怪说母子连心，儿子的什么事能够瞒得过做母亲的？能瞒得住眼也瞒不了心。她没有追问我们，是她太了解她的儿子，生我养我十八年，什么不清楚？现在儿女大了，有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意志，而她觉得自己离这个时代越来越远了。儿女都是国家的人，自己搞不清楚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无力改变儿子什么，只有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为儿子做点什么，尽可能为儿子遮点雨挡点风。可怜天下父母心。
尽管在外面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但母亲还是坚持要我们从楼顶的凉台经另一栋楼下去。临分手时，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开，我不敢看她的眼睛，也不敢想母亲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走了许久我再回头时，依稀看见母亲还伫立在肃杀的寒风里朝我们这个方向张望。
在武昌火车站，居国威，舒国同，小屈伟和我们依依惜别，大家都有点心事，空气显得很沉闷，但究竟是什么心事也说不清楚，傍晚我们上了去长沙的列车。
一夜睡得都还不错，等我们醒来时天已蒙蒙亮，火车快到捞刀河了，下一站就是目的地长沙。
眼睛看着不断往后飞奔的窗外景物，心里却还是“12。5事件”在缠绕。我问舒国良：
“如果警司（武汉警备区司令部）知道了这件事会怎么样？”
他一时无从答起。
见他没有回答，我突发奇想，慷慨激昂：
“应该在市里开一个大会，大张旗鼓地表彰红十月为民除害所作的贡献，并奖励我们一批枪支，这样在社会上就会产生极大的震慑作用，让那些流氓胆战心惊，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在公，检，法目前基本上已经瘫痪，已不能有效地发挥维护社会治安职能的情况下，只有依靠造反派，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才能保证文化革命的正常进行。
尽管心里清楚这是不可能的。舒国良和燕妮丹听后都笑出声来。”
舒国良笑完后很认真的说：
“不行，不行，如果表彰了我们，那肯定会遍地开花，武汉市不乱了套？”
是啊，表彰肯定会乱套，不管会不会乱套呢？如果警司管，他们会怎么管呢？舒国良的话让我心里产生了一点小小的不安，只是“革命小将”的光环没让自己再往深处想，这不安很快就过去了。
“我送你们到湖南师院后再回家，看一下父母就来。”
燕妮丹的话让我有点意外又让我有点感动。现在才知道她这一次出行主要不是为了回家，并且后面的行程告诉我，她根本上就没有准备回家。
从火车站到湖南师院，是沿长沙市的中轴线走过的。他俩是极热心的向导和解说员，尤其是燕妮丹，一路上柔声细语，对每一处历史遗址和主要景物都不放过。哪怕不从那里经过，她也要告诉我所在方位，然后细细介绍一番。
硝烟犹闻的五一广场还在诉说着当时武斗场面的惨烈，枪弹留下的大窟小眼比比皆是，名闻天下的湘绣大楼一片狼籍，以前的风光荡然无存。燕妮丹详细叙述了当时的惨烈场面和末微细节，湘人的骠悍和义无反顾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眼前。相比之下，武汉的武斗只是小巫见大巫，尽管外地盛传“6。17惨案”死了一百多人，说像回到了二千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大刀长矛飞舞，呻吟和惨叫声不绝于耳，铜人像一带血流成河，那只是有点夸大的传言。在此想起一百多年前曾国藩湘军的骁勇善战，想起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义无反顾和几十年前湖南农民运动的狂飙横空，对已融入湘人血液中的那种尚武精神和逼人豪气，算是有了一点实实在在的感受。
小船缓缓穿过碧绿的湘江，清冽的江水被激起浅浅的浪花，伫立船头，放眼看去，湘江的尽头和如洗的蓝天和谐地融为一体，身着浅黛色冬装的岳麓山，慢慢拨开缭绕的晨雾，似乎在讲述眼底的千年风云。面对此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感受油然而生。
燕妮丹提议一定要在橘子洲头走走，沿着伟人当年留下的足迹，感受一下当年伟人心境和抱负，她说她也好久没来这里了。
我们信步走着，一股景仰之情从心底涌起。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在这里“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读透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为后来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作了充分的准备；他立足湘江，胸怀天下，写下了一系列彪炳雄文，参与领导了“驱汤”等湖南早期的革命活动；他联络了一大批立志改变中国面貌的仁人志士，以一个弱冠学子，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想到这些，就感到一股热血在心中涌动。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到他老人家当年学习、生活和战斗过的地方好好感受一下，这次大概能如愿了。
好像没走多久，我们就来到了岳麓山下，意外的是在湖南师院怎么也没有能找到舒国良的亲戚。在一个快到半山腰的地方，我们找到了那栋小楼，门牌号码是对的，但住户不对，不是我们要找的人，相邻几个号的住户也不是。这是事先谁也没有想到的，一下子三个人的兴致全下来了。舒国良好像是自己做了什么对不住人的事似的，一脸的歉疚，说可能是搬了家没来得及通知。我们想了好几个补救的措施，但都缺乏可操作性，三个人心里多少都有点郁闷。时间已是中午，肚皮开始不安份了，不管后面该怎么办，先把饭吃了再说。在一家小餐馆里，我嘴里吃着心里还在想就是现在回去也不虚此行时，燕妮丹不紧不慢地说出了她的建议：
“我有个哥哥在株洲田心机车车辆厂，虽然住的是集体宿舍，但在运动期间肯定有空出来的地方，我们可以先去住几天，然后舒国良一个人回去。一是搞清楚他那个亲戚的住址，二也可以了解我们走后学校的情况，三还可以处理一下班上的事情，然后再住到他亲戚家去。”
她还是一如往常的不紧不慢，柔声细语。
在她话音刚开始时，我就望着她并仔细听着，舒国良也停住了手里的筷子。她一说完，我和舒国良都感到这真是个好主意，甚至比顺利找到舒国良那位亲戚还要好，刚才的郁闷一下不见了踪影。
去火车站的路上，路过一家取名红旗的照相馆时，我突然想起今天是12月7号，是自己十八岁的生日。不经意间，我已是一个十八岁的大人了，且这个生日是在毛主席的革命实践开始的地方度过的。我要留个影，让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天有一个永久的纪念。
十八年后我看到了这张写着“十八周岁/六七/十二”的照片：浅浅的头发，一脸的严肃，似乎对照相有点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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