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上了。
屋里很暗，只有从右边房门虚掩的屋里透出的一点光亮，我以为楼梯在里面，就推开这虚掩的门，正准备往里迈，老太太拦住我说这是我的屋，楼梯在后面。我转身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后摸，行动很慢，这时听到隔壁枪响了。枪声让我知道自己进错了门，赶紧转身出来，看到方兴国正猫着腰往里面开枪。
我问他情况怎么样，孔威有没有枪？他头也不回地说没有枪只有刀，已挨了枪。
我说那你在这里开什么枪？！心里对他很有点不以为然。
我赶紧朝前走了几步，发现地上坐着一个人，身边还有一把长长的马刀，在幽暗中发着寒光，是孔威无疑了。几乎是抵着他的人，我连连扣动扳机，也没有数开了多少枪，只到再扣扳机没有了反应。心想他肯定完了，转身走出大门说了声：撤。
大家朝学校方向撤去，显得有点慌乱，已经不能排成有序的队形。我刚走了几十米，同班的陈志忠从后面赶上来告诉我孔威还没死。没有死？那怎么行，我一听二话没说就和他一起转身回去，朝坐在地上的孔威又开了三枪。
再转身出来时大多数同学已经走得很远了，途中被告知负责堵在后门的高胜祖和岳中杰分别被流弹伤着大腿和小腿，我脑子嗡的一声像挨了一棒。这两个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岳中杰是数学课代表，绰号“学者”，高胜祖是物理课代表，绰号“老屁”，这是两个很有天赋的同学。有句很脏的话要往外涌，但想到还不是伤在要害部位，又忍住了要骂人的冲动。班上的负责人已经把他俩送往医院，我赶紧叫一个同学赶到医院去，嘱咐有什么意外情况马上和学校联系，就带领其它的同学回到了学校。
在学校的前操场，参加行动的同学稍许休息了一下，我又安排了两个同学去医院了解高胜祖和岳中杰的伤势和医治情况。然后检查了枪枝弹药，给子弹打光了的同学补充了子弹，此时才清楚包括弹夹里和已上膛的子弹，我朝孔威一共开了了十一枪。
又准备出发了，要赶在傅强知道消息之前行动。出发前我简单说了几句：一，打孔威的行动很成功，他肯定完蛋了。二，打傅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要吸取前面的教训，只许近距离开枪。
傅强的家离学校比较近，就在御碑楼，很快就到了。在只有一个出口的巷子里有一排低矮的平房，傅强的家在这排平房靠中间的位置，也是有前后门，但后门的右面是一堵墙，只需守住左边就行了。队伍分成了两组，一组负责后门，吸取上次的教训，我嘱咐只能侧身站在一旁，傅强不出这个门就不要过去；另一组守在巷子口，尽量隐蔽好。布置好后，符军上前敲门，我和方兴国站在一旁。里面的问话和外面的回答几乎同刚才在孔威那里完全一样。不同的是这回比上次顺利，只稍稍僵持了一下，门就开了，一个大妈走出来，随手又把门关上。
大概是太面生吧，她有点疑惑的看着我们几个，然后又看看四周，似乎觉得又没有什么明显的异常，但还是不放心地问是不是傅强的同学。符军说你忘了？前几天我还来了的。
她盯着符军看了一眼，在犹豫中还是让开身子推开了门，屋里没开灯，她朝里面指了指。
顺着她指的方向，借着外面路灯的余光，我隐约看到一张单人床，我朝这单人床走去。大概是看到有人过来，睡在床上的人坐了起来，看来他就是傅强了。我不认识他，怕搞错，还是想先确认一下，就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傅强？他点点头。也许是刚被叫醒，还迷迷糊糊的，在昏暗的光线下，他一脸的木然。我认出了他，在昨天发生的事中，在办公大楼三楼他站在旁边始终一言未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突然产生了一丝犹豫，握着那只已经上膛手枪的手有点沉，我开始希望他这时能开口说句软话，说句不再与红十月为敌的话，那怕说句过去的一切只不过是场误会，从来就没有有意与红十月过不去的话。这样，事情就会发生一个大逆转，我会松开枪，把手从口袋里面掏出来，拍拍他的肩膀说句这次放过你，以后不要再给自己找麻烦了，然后调头走人。我都认出他来了，他应该认出我，昨天不就是从剑拔弩张戏剧性地化为平安走人？我盯着他至少看了十秒钟。
见他没有开口的意思，想引他开口，只要他开口，就可以把内容引向我希望的地方。我再次问他是不是傅强？他仍然只是茫然地点点头。符军和方兴国不知道我在等什么，在我身后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傅强的家人更不清楚我们此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也在疑惑中不安地看着我们，大概心里在想，说是同学怎么又一问再问？
一时间屋子里悄然无声，只有无边的黑暗一阵一阵袭来。在犹豫和期待中这时间过得特别慢，对我来说，每一秒钟都是对神经的残酷折磨，但他始终只是木然地望着我，没有任何想说点什么的意思。真有点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觉，我对自己说不能再犹豫了，他们那一伙人干下的种种坏事又开始在脑海里涌现，革命导师几乎就是针对我们的箴言又在耳边响起，行动的决心在飞快地恢复。可是在告诫自己不能再犹豫的同时，又有一个声音顽强地要自己再等几秒钟，到时他还不开口再动手不迟。
一、二、三。我盯着他的眼睛心里尽量缓慢地数完三下，还是没动静，我掏出手枪几乎抵着他的脑袋就是两枪，他没吭一声就往后倒在床上。傅强的家人怎么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一时惊呆了。等他们反应过来，我们已经出了门，队伍迅速撤出了这条巷子。
一个惊天动地的喊声从后面传来：他们杀了我的儿子。在冬日的深夜，这声音十分碜人，让人心里发毛，这声音同时又显得那么无奈和凄凉，无助地在夜空里飘荡，钻进它能经过的每一个角落，四周没有一点回应。
在撤离的途中这支队伍又聚集在了一起，我清点了一下人数，一个不少。因为这次的干净利落，大家都有点兴奋。符军又领路往丁洪宝的家走，准备去完成最后一个任务。
我的脚步却开始有点沉，“人命关天”的古训不知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又冒了出来，可能是傅强的母亲那一撕心裂肺的喊声唤出来的，也可能是它一直就没有离开。但革命是第一位的，“革命的需要是最高的法律。”什么都不能和我们的革命理念发生冲突，在革命面前什么都要让位。要保持无情镇压这伙流氓的革命热忱，革命导师的教导还在耳边回响，该怎么办呢？队伍在继续朝丁洪宝的家行进，并且速度越来越快，几乎是在小跑，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内心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理智在告诉我打掉孔、傅二人就够了，这个行动现在可以而且应该停下来。越往后走，要停止就越困难，此时能中止这后面行动的只有我，但要中止必须得到大家的认同，而且必须和我们心中的革命理念一致。这个中止的程序该怎样开始？开个紧急会议讨论？很难，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氛围，而且人多嘴杂，重现《红十月》编辑部那一幕怎么办？必须当机立断。情急之中，心里突然闪现一个主意。我叫停队伍，快步走到符军跟前，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问他：打掉孔威、傅强后，剩下的这些人还敢不敢危害文化大革命，跟我们作对？
谁也没有想到我会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尤其是符军。但此时谁都明白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用意，符军的回答将影响下一步的行动，大家一下子都看着符军。
可能是太突然，他一时没有回答，足足有十几秒钟没吱声。我的对策已想好：如果回答是预期的，当然最好；如果不是，我就说那再观察一段时间，如果他还敢为非作歹，再打掉他也不迟，今天就行动到这里，回校。说完就带领大家往回走，就是有人反对也不理。
符军在一阵迟疑后，终于说话了：估计不敢了。
我不再给任何人说话的机会：那好，回校。说罢就让队伍调转了头，没有人反对。虽然事先有几分把握，但真正落实后还是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队伍朝学校方向走去，除了有点杂乱的脚步声，没人发出其它的声音。黑夜使我们无法看到孔、傅二人最后的模样，就视觉冲击而言没有什么感觉，但内心所受到的巨大冲击却是无法言喻的，不管此时的感觉是紧张，是兴奋，是后悔，是害怕，还是其它什么。在当时集聚了一批武汉市最优秀中学生的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一群十七、八岁的学生怀着对伟大领袖的一片忠诚，怀着对文化大革命的一腔热血，怀着对流氓恶势力的深恶痛绝，凭着对革命最单纯的理解，干出了这样一件石破天惊的事。这个行动虽然不是我的初衷，但对这个行动的正义和必要是没有怀疑的；是义无反顾且身先士卒的。尽管离完成全部计划还差一步，那也只是在我们希望的目的已达到后而自觉中止的。
听说此事的人没有不感到意外的，说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其它学校，不说正常，至少可以理解，但你们是群书生，搞文的你们怎么样出格都不意外，《江城质疑》只有你们搞得出来，没想到搞武的你们同样不同凡响，一晚上就搞掉两个，而且最初还是准备干掉四个。我曾回答其中一个人说你们来和这伙人比邻而居看看，等你们有了和我们一样的遭遇和感受，你们只会比我们更出格。
别说在武汉市，就是在全国也找不出第二个例子：一所最好的中学和一所最末流的学校只是一墙之隔地紧靠在一起。两所学校成员的认识、境界、追求，行为方式有太大的差别。对方那群人唯一的行为方式是武力，唯一的武器就是暴力，从文化革命开始直到”12。5事件”，他们除了暴力还有过什么？什么都没有。后来我想过，如果当时在听说他们离开二十二中后没人提出来到他们家里去打，或者说有人提出来但被坚决否定了，这件事是不是就过去了？
我的看法是没有过去。没有“12。5事件”，会不会有“12。7”、“12。8”事件？是可能会有还是必然会有？我的结论是必然会有。可能会没这严重，但也不一定。这里的根本原因就是两群完全不同的人之间必然会发生的冲突，以我们当时对社会的认识和处理这类问题的能力，不可能找到一个能安全释放这种冲突的渠道。只要这种冲突的能量没有安全地释放，这个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
我们从心底里是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看作是一群社会的渣滓，从来没有同这类人打过交道、缺乏处理这类问题能力的我们，想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纠缠了我们大半年的头疼问题。我们不是把解决这个问题看作文化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们的思想中是想把这问题解决了好不受干扰地进行我们的文化大革命。
截然不同的两个层次的人群，仅一墙之隔，在文化革命这个只受内心信念束缚的环境里，发生剧烈的冲突是不是一种必然？这一批有责任感，有思想的中学生在使用暴力的过程中及之后灵魂受到极大的震撼，几个主要的当事人从此以一生为代价，在最残酷的精神和物质环境里体验、感受、反思，炼狱的烈火无情地在脚下燃烧，正是在炼狱里他们重新审视了自己和那个年代，让自己真正从那个年代里走出来。
对这个人生中绝无仅有的一次举动，对这个将要而实际上已经改变一大批人命运的夜晚，这批置身其中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起码的思想准备，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一个人真正转过弯来。
回到学校后我向所有参加者说了几句要保密防止流氓报复的话后，大家就散了。不住校的同学回了家，其它的同学回寝室睡觉去了，我和符军到了何儒非、柳英发那里简短地汇报了一下这次行动。他们没有在意对丁洪宝行动的中止，看似平静地听我说完后，沉默了好一会。当决议付诸行动并且成为事实时，显然这件事本身所具有的严重性在心理上对他俩的冲击同样是巨大的。
不知是一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还是什么其它的原因，何儒非有点不相信地问孔威、傅强真的死了？
我说死了。
柳英发问符军掌握孔威、傅强的材料多不多？
符军说多。
当冲击波过去后，柳英发恢复了本色，说起话来干练利落：把他们材料整出来，提上纲，贴出去。你们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
三十多年后我在《文革亲历者口述（柳英发）》中看到：李乾回来汇报的时候，“脸色嘎白，浑身发抖。”那可能是我的真实状态，一个未满十八岁的中学生在巨大的心理冲击下的真实状态，或者说是必然反应。
此时应该是凌晨三点多钟，同寝室69届初中的小屈伟还坐在床上等我，他是我班同学屈慧君的弟弟。见我回来，连忙把我的被子打开，又要去打洗脸水，我摇摇手，示意不用。真的有点累了，连衣服都懒得脱就倒在了床上。平时见了我没一点正形，走路都恨不得趴在我身上的屈伟也识趣地躺在自己床上一声不吭，没有硬挤到我旁边，要我给他讲点什么。
刚躺下，住在隔壁的汪文博拿着一小瓶浅红色的药水走进来，告诉我是镇静剂，他担心我睡不着，要我喝掉。我连忙起身说用不着，他还是坚持把药放在桌子上，握了握我的手，才离开。我在（3）班，汪文博是（4）班的勤务组负责人，能文能武，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是校初中部篮球队的绝对主力和百米冠军，文化革命前我们关系就很好，现在就更不用说了。每次有危险的时候，都会看到他的身影。这次行动他是四个行动小组的组长之一。我很感谢他的细心和关心，同时我想，如果他内心没有感受到巨大的冲击，是不会想到镇静剂的，但我确实不需要它。
重新躺下后，突然觉得刚才发生的一切好像不是真实的，怎么这样一件天大的事情就这样做了呢？真希望是一种幻觉。然而我内心十分清楚，这不是幻觉，是真实的，而且这个行动是我一手指挥的，一切都没法改变了。
抵挡不住阵阵袭来的睡意，在恍恍惚惚中睡着了。
醒来时，天已大亮。虽然睡的时间不长，但感觉已好多了。不久，舒国良，司子林，汪文博等红十月的中坚来了一大帮。一见舒国良我就问岳中杰、高胜祖的情况。
舒国良说昨晚我们把岳中杰、高胜祖送到医院不久，傅强也被他家里人送到了同一家医院。
他还活着？舒国良一开口就让我瞪大了眼睛。
你听我讲完，别着急。当时是还有一口气，医生把伤势一看就摇了摇头说，这是高手所为，这两枪中的任何一枪都是致命的，没法救。不久，傅强就没有了动静，送到太平间去了。
听到有人竟称我为“高手”，内心的活动有点复杂，平生第一次，怎么就成了高手呢？但只是心里想，没表露出来。没有问也不敢问傅强的家人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清楚：不管自己的儿子是个什么样的坏东西，那怕该杀该剐，但在父母眼里总是最珍贵的宝贝疙瘩，总是自己精神和生命的支柱。傅强的母亲那一声绝望的叫喊在我心里始终挥之不去。
舒国良接着说我们是在同一个病房里，他的妈妈看到岳中杰、高胜祖也是枪伤后，问这问那，好像对我们产生了怀疑。怕出意外，他俩又没有伤到骨头，我们就办了出院手续。
我连忙问他们现在那里？
高胜祖送回家了，岳中杰在他寝室里。
我说走，去看看。
一行人到了岳中杰那里。
岳中杰半躺半靠，正闭目养神，我们的声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