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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几次说到宽容。书稿里好象没用宽容这个词。”
“两个词的意思是相似的，宽容与博爱相比，可能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更近一些，只要有宽容的愿望就可以随时表现出来。宽容本应该是人人都具有的天性，不幸的是太多的人缺失了这个天性，宽容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资源中最稀缺的元素。我很赞成胡适这个说法：宽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这里的宽容就是容忍。容忍异己，承认不同的思想、意见、主张都有存在的权力。只是翻遍我们的历史，很难看到它的踪影。说到宽容，我想到‘五四’。‘五四’运动都快一个世纪了，人们一提到‘五四’往往只说它的伟大意义，很少去思考它的另一面。”
“是不是你对它的另一面有想法？”
“想法是有一点，不过没有完全想清楚，等我想清楚了再和你交流。”
“那晓得又是什么时候。”
“也是的，想到哪说到哪吧。这个新文化运动给我们留下的负面遗产，我认为最可怕的就是只要认为自己是在革命，只要感觉自己是真理在手正义在胸，就不仅可以专制，而且应该专制，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地专制。这个专制最先表现在思想和言论上。在这专制面前，异己的思想要么投降要么灭亡。这个运动主观上是想开启科学与民主的新风，实际上并没有跳出愚味与专制的窠臼。‘五四’后不过几年，北京知识界策划打倒段祺瑞执政府，组织数万学生、工人手执旗帜，举着‘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蟊贼’等标语，一边高呼‘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一边把像征言论自由的晨报馆烧成灰烬。新文化运动中的言论不宽容，发展到这里，就逻辑地变成一把火，再往后这不宽容就逻辑地变成了刀，变成了枪，变成了置一切异己于死地的‘清党’，再往后双方都把对方视为匪，杀无赦。对异己思想的剿灭逻辑地发展成对持异己思想的个人和政党的剿灭，在这过程中对自己内部的异己同样是砍起头来不手软。再后来就有了胜利者大开杀戒，把‘镇反’中杀头的数量定为全国人口的0。5~1％，从容不迫、按部就班、有指标有计划地杀。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真令人心痛。谁的责任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从这个误区里走出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过去有些事情没有细想，好象都是天经地义的。现在一细想，真感到太沉重了，有点不敢细想、不愿细想。”
“再沉重也得有人细想，事实上细想的人越来越多了。从‘12。5’事件——文革——百年史这个角度来说，作为‘12。5’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不仅要跪下来忏悔，可能还必须要站起来思考，站起来细想。这也是我在写这本书时的状态。也许这正是一些朋友偏爱这本书的原因。百年来我们步履蹒跚，我们背负的历史包袱太重，而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宽容一类的思想资源又太少。这类思想资源不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我们这个民族想要有一个质的飞跃是不可能的。这个积累注定了是一个艰难曲折漫长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我不奢望这辈子能看到这个飞跃，但我们总要尽可能地为国家的未来做点什么。这本书只是我反思的第一步，我将努力迈出第二步。至于这第二步能不能迈出，只有上帝知道了。”
大巴到达武汉时已是华灯初上，大都市的喧嚣迎面扑来，一下子让人觉得刚刚看到的只不过是一段久远的历史，跟现在没有任何关系。
“今天的京山之行我会终生难忘。”小陈说。
“这是第一次有人陪我走进那段历史，谢谢你。”李乾说。
柳英发：《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节选）
1963年秋到1968年底这五年多的时间，我是在武昌实验中学度过的。前三年是我的高中生活，后两年是我文革经历中的一段。武昌实验中学是很有名的学校，从上个世纪50年代就是中南地区、湖北省的重点中学，校名是毛主席亲笔所书。1966年夏，文革开始，改名红旗中学。文革中，红旗中学在武汉三镇也颇有名气。先是当时中央文革副组长王××的儿子为领袖的老红卫兵，后是群众组织的“红十月造反公社”，在江城都很有影响。我自己是红十月发起人之一。1966年11月红十月加入武汉二司（1966年10月26日成立，后称“武汉钢二司”）。1967年2月起，我参与武汉二司勤务组的工作，是其中唯一中学生代表。1968年1月15日武汉市红代会成立，我是副主任。接着（1月20日）三结合的武汉市革委会成立，我以群众代表身份任常委。1968年12月初，我离开红旗中学，和战友们一起到湖北省潜江县插队务农。
这五年多的岁月中，我经历的许多事情一直都难以忘怀。其中就包括发生在1967年的“12。5事件”。下面我就集中说说这方面的事情。
1967年12有4日，我们学校在实现大联合的基础上，革委会成立了。那段时间，我活动的重点在校外。作为武汉钢二司的代表之一，我参入武汉军区新领导曾思玉，刘丰（曾、刘在武汉“7。20事件”之后，取代了武汉军区前任领导陈再道，钟汉华）以及武汉警备区（1967年8月成立）首长方铭、张昭剑等主持下的大联合，三结合工作，很少回校。学校革委会成立了，这是大事，是我们的盛大节日，我就被通知回学校了。第二天晚上在学校礼堂举行文艺晚会庆祝革委会诞生。当时我在礼堂所有观众后面，站在一张凳子上看节目，李乾（时校革委会委员，负责保卫工作的1966届初中生）在礼堂找到我，可能是碍于周围有人，他具体没说什么事，只是说有事要我出去商量一下，并告诉了地点，我答应了，但没有立即去，我以为没什么大事。在演出的节目看完后，我才到开会的地方，就是学校原女生宿舍楼一楼的一间寝室，时为红十月的一间办公室，当时屋里已是济济一堂了。何儒非（时校革委会副主任，红十月一号头头，66届高中生）、李乾等均在场。这时我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学校准备开文艺晚会的消息传开后，当晚22中（该校与我校仅一墙之隔）二司学生祁援朝跑过来向李乾报告，说丁洪宝（时22中学生，不时骚扰我校的学生之一）一伙，还有积玉桥的流氓头子韩转运等，在黄××（时22中一教师）的家里集中，准备过来冲击。于是李乾就通知集合些人商量怎么对付。我到时李乾正在布置去22中怎么个打法，说过去把他们抓过来。说谁要反抗就狠狠敲他，打死了也没关系。正在这时，祁援朝跑来，说丁洪宝一伙人都走了。会场顿时乱哄哄。其中不知是谁提出（我至今也记不清是谁）说：他们晚上总是要回家的，到他们家里去打，此法大家都赞成。李乾说，要打，干脆就打死。我说，不要打死，打断他一条腿一只手就行了。钟立民（1966届高中生）反对打死。说打死不好，顿时遭到激烈反对。大家七嘴八舌，说他们是一伙流氓，偷自行车，抢银行，奸污女生，打伤我红十月战友，纵火烧毁我校办公大楼，几番洗劫我们学校等，是三字兵特动分子，罪大恶极。你不打死他，待他伤一好，流氓的报复性是很强的，那我们学校一千多人的生命财产就不得安宁了，还搞个什么复课闹革命！打死流氓有什么关系？上海就是这样的，打死流氓根本没事。现在警司镇压流氓不力，公检法更是前门抓进后门放出，我们搞群众专政嘛。当时是群情激愤，同仇敌忾，被这样一哄，我就同意了。我说：好，那就打死。接着讨论打谁。大家提出来打丁洪宝、庄洪运（22中学生）二人，认为他们是老打出手的。何儒非就叫同学去叫符军（22中二司总部头头，学生，当时在礼堂看节目），是要他作向导的。符军来后听说要打死丁洪宝、庄洪运，他对大家拍着胸说：你们只管打，到时候我们负责抛材料。并说，丁洪宝还不是头头，头头是孔威、傅强，他们俩是流氓头子韩转运的左右手。经他这一说，就决定打死四人，即孔威、傅强、丁洪宝、庄洪运。并决定由李乾带队，由符军、祁援朝引路。夜12点行动。散会之前，李乾讲了一番话。主要是说法律是保护我们的。若流氓打死我们，那就要对他们实行专政。他还说，我们现在成立了革委会嘛，完全可以学巴黎公社，可以把他们的罪行张榜公布等等。
会散之后，我和何儒非回到隔壁房间，当时是何儒非的寝室。我们都没有说什么话，两个人的心情都显得沉重，完全没有以前作了什么决定之后显出的那种自信。这里我插说两件事：1966年10月，红十月成立不久，文革正处于批资反路线阶段，红十月下属的几个战斗队在学校三楼会议室开会，要开除叶××老师的党藉，准备把他的入党志愿书烧掉。有同学告诉了我。我立即跑去，一进会场我就大喝一声：停下！这时反对的人也不少。七嘴八舌地说非要烧不可。我慷慨激昂地说了一番：文化革命是干什么的？16条是怎么说的？斗党内走资派，批反动权威，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你们这样做算什么？最终多数人听我的了，志愿书未烧掉。事后有同学告诉我，有人说你这是老保的作为，我没理睬。1967年初夏，我校的三字兵贺××在学校后操场旁用垒球棒猛击索立平（时1966届高中学生，红十月战士）的头部，同学们义愤填膺，要求严惩凶手。我们几个，何儒非，李乾，我等十分冷静，妥善处理了此事。多年之后我的战友们在说及这些事时还说：夫子（我的绰号）平时办事蛮冷静稳重的，怎么在“12。5事件”上那样冲动？是呀，是太冲动。当时，说实在的，话一出口，就有些后悔了，但没有反悔的决心，内心还有不能当群众尾巴的私念，还有侥幸心理，但愿说说而已，不会成为行动，毕竟是群众组织哪能做到纪律严明，令行禁止？我和何儒非都心神不安，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入睡了。
凌晨时分，我们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李乾，祁援朝等人进来了，李乾脸色嘎白，浑身发抖，平时说话都有点不太联贯的他，现在向我们汇报行动经过时，紧张得话都难以说清。从他的汇报中我们得知孔威，傅强已被打死了。讲完后，我们叫他回去休息，祁援朝留在我们寝室，当时他才十五、六岁，睡在被窝里，浑身都还在发抖。此时的我，我料定还有何儒非，都觉得问题严重了。
天刚刚亮时，肖××（我校1967届高中生）推门进来，把我拉到门外，向我要长裤。我问为什么？他说打孔威时，岳中杰，高胜祖（均为1966届初中生，红十月战士）大腿负伤了，被送到中医学院。谁知傅强被其家人也送来救治。为防万一，他转回学校了，现需要裤子。我叫他等着，只身来到耿其华（时校革委会主任、原校党总支委员、政治处主任）房间，与耿其华同住一室的还有陈××老师，他们还未起床。我问耿其华有没有长裤，他问我要裤子干什么，我没告诉他，只向他要裤子。他要我自己拿。我就在他床下的一个箱子里拿了出来交给肖××，并和他一起去看了受伤的同学（岳中杰）。
吃早饭时，在食堂里同学们就悄悄议论开了，我没理会他们。怎么办？中午耿其华主持召开了革委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我记得他先发了一通脾气，说这大的事情（指跑到别人家里打死人），连我这个主任也不告诉一声。会上大家议论了一通，最后决定了几点：不要声张，相关人员主要是李乾要避避风头。要向上级报告，同时要加强学校的保卫工作。
会后我到水运工程学院借枪，水运在新河街长江边，去来都要经过孔威的家。我在汽车上看到门口拥着许多人。枪支由水运的车子送回学校，到校我即将枪支交给肖××等人。随后用车把李乾等人送出学校，说是暂避几日，谁知一去就是二十多年，90年代初（1992年？）我才又一次见到李乾。他判刑二十年，青春年华都耗在监狱了。好在他没有自弃，在里面读了许多书，还刻苦学技术，练就了一手好的钳工活。出来后先是开了个汽车修理厂，后来又搞教育事业，目前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还不错。
随后我向杨道远（钢二司一号勤务员），方保林（钢二司二号勤务员）等人汇报了此事。在他们支持下，在适当场合我也向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武汉警备区司令员方铭等领导人报告了此事。当时曾、方等领导没有异样反应。在事后约十多天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晚上都在学校值班，手握一把五四手枪和肖××等人在学校内四处巡逻。我看见武昌区支左办公室的巡逻车接连几个晚上都在学校四周开来开去。我心稍安些了，但也不敢有丝毫松懈，担心对方来个鱼死网破。
1967年12月15号晚，几辆吉普车开到学校大门附近，来了一大帮人，说要拘捕凶手。有同学赶紧来报告，我随即赶到校门口，门口已有许多同学，堵着不让来者进校。我走上前问他们是哪里的？此时不知是谁指着我问对方：你们晓不晓得他是哪个？估计对方知道我，口气和缓地告诉我，说他们是公安联司的，受警司之命来执行任务。我说毛主席有指示，你们知道吧。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抓人，就是一个组织里的坏人，也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处理。你们回去吧。对方无奈，撒走了。我是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把他挡走了，但内心已很是不安，此时耿其华、何儒非等已来到校门口了。耿见状很着急，这是拒捕呀！怎么办？于是我们几个人商定，按毛主席说的办，我们自己先把冯栋（时1967届高中学生，红十月战士）、俞国新（时1966届初中学生，红十月战士）送到警司去，要从长计议。当晚我们一行数十人，陪着冯、俞二人，一路步行，过长江大桥、汉水桥，一直走到万松园路，当时警司所在地，把冯、俞二人送进去了。从此一别，冯栋我在1998年才见到，他在牢里关得一身病差点死去，1973年保外就医。之后在一家汽车出租公司干，后来开了个复印店维持生计。俞国新却一直没有消息，我们一直还在找他。
第二天有同学来报告，说昨天晚上李乾在他的一位同学家里被抓走了。三人被抓，不少战友和同学们一时不能接受这个现实，学校一下就乱套了，复课闹革命无从搞起。而且，从此红十月内部分裂了。
我们一些人，特别是何儒非和我，受到昔日战友们的指责，说我们背叛、出卖了李乾他们。他们打出了“营救革命闯将李乾”的旗帜，宣布被打死的孔威、傅强是“十恶不赦的流氓，死有余辜”。一时间在武汉三镇造成很大的声势。我们不同意这样干，在校内一时有点孤立。当时在学校我的处境好像比何儒非好一点，对方战友好像还能和我“对话”，我委婉多次向他们表示：救李乾，我们都是一样的，但不能这样大张旗鼓的，这样会适得其反。我们造反派的地位现在同以前不同了，我们能直接见到曾、刘、方、张这些领导人，只要把材料准备好，是会有好的结果的，等等。但收效甚微。
“12。5事件”后，我找过符军，他不是在会上拍过胸吗？我要他赶紧把材料整出来，但就是拿不出来。会上罗列的那些都难以准确地落实在孔、傅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