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 第5部分

太猖狂了，我们没去找他们，他们倒打到头上来了。

把华侨贮藏室抢了，还一把火烧毁了办公大楼，当时好多老师看着火光冲天的大楼急得直哭，这账还没算的。

真可惜，昨天的机会错过了，要是当时有准备，把他们一网打尽多好。

说起来造反派胜利了，怎么路过二十二中总是提心吊胆的？！

六月份，何儒非就是在学校大门口被他们砍得头破血流的，血衣还在办公室里。何儒非可是我们红十月的旗帜，这口气还没出的。

毛主席都说了要武装左派、要实行群众专政，坏人要让革命群众自己处理。

这回我们要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不搞就不搞，要搞就搞彻底，把他们好好教训一下。

……

也有少数同学只是静静坐在那里。

初一几个小个子机灵鬼不时的进进出出，随时报告二十二中那伙人的最新动态。

演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会议室里的人一直在等。

在隔壁房间里面，我自己班上的会也同时在进行。与这边的热烈相比，那边的空气有点沉闷。

有个别红十月战士的革命意志出现了衰退的苗头，好像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跟他关系不大了，据说还经常和逍遥派一起去逛商店，对大批判等工作不热心，这样下去怎么行？革命才刚刚开了个头，新的政权才刚刚建立，后面还有那么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复课闹革命，课怎么复？怎么样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如果不能落实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思想，不能扎扎实实的把这个工作做好，我们这一年多来的浴血奋战还有什么意义？中国的明天靠我们去建设，我们凭什么本事去建设？用什么精神状态去建设？每个人都要认真想一下：我们肩上的担子究竟有多重？希望每个人都谈一下自己的想法和打算。

二十二中这伙人的出现搅乱了我的心绪，只是简单讲了几句后就要班上勤务组的负责人舒国良主持会议。

我心挂两头。这边班会讲了个开场白又跑到隔壁会议室，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坐一会后又到班上去听大家的发言。班会开了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束了，看来还有点用，至少对被我关注的那几个同学有所触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我又转身回到会议室。此时演出已经临近尾声，更多的同学得到通知来到会议室，会议室都快挤得装不下，大家的情绪更高了。这时一直在探听消息的同学来讲：孔威，傅强等人离开了二十二中，走了。

这看来是个好消息，至少今天不会再有事了。

有同学说那我们就走了。有人站起来准备离开。

也许是有人觉得这是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对参加会议的几个头头发出了这样的诘问：把人集合起来一次不容易，就这样算了？

不算又怎么样？有人不以为然地反问。

到他们家里去把他们抓来。有人激动地说。

抓来搞么事，就地打死他算了。更激烈的主张出现了。

会议室里一下静下来。这个提议太突然，也太有震撼力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刚开始我也是一愣，一时不知道怎样回应这个提议，在此之前，把这伙流氓痛打一顿就是我惩罚他们的全部内容，从来没有想过要谁的命。在迟疑中趋向否定这个建议时，突然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北航红旗把李井泉的儿子打死了，一点事也没有。这个声音的出现，至少打消了我反对这提议的念头，但我还是在犹豫，毕竟人命关天。不过从这一刻开始，“人命关天”这一古训在我心中的位置开始动摇了。

开始有人发出充满正义感的声音：这伙流氓抢劫建设银行，放火烧楼，绑架，行凶，对南下的女生耍流氓，什么样的坏事没干过？打死他们也是为民除害。

提到绑架，我想起这伙人曾绑架省委农村工作政治部主任任爱生，任爱生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冒死相拼，以终生残疾为代价，纵身跳楼才得以逃出虎口。那天在医院抢救时，为不让他再次遭劫，我带人前去守护。看着面色苍白、形若枯槁的长者，看着只有呼吸没有知觉、生命垂危的任爱生；看着他那一双含泪守在病房外的年幼儿女，我曾发誓一定要严惩凶手。

有人介绍兄弟学校的情况：这不是我们一个学校面临的问题，汉口那边有几个学校的流氓打着造反派的旗号，搞了一个五校联防，为非作歹，新一中对他们一点都不手软。搞群众专政我们都有点落后了。

《文汇报》的社论说：一小撮流氓的猖狂挑衅是路线斗争的新动向，他们妄图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迎头痛击。有同学据此来说明这样做是符合斗争大方向的。

对流氓就是要镇压。

我们这是为民除害。

……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情绪开始升温。

只有高三（1）班的钟立民在一片赞同声里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我不同意打死。

马上有人不容质疑地对他说这种流氓留着干什么？你不干就站到一边去！

有同学搬出了革命导师的语录：列宁说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就是最高法律。现在公检法已经瘫痪，流氓猖獗没人管，这事只有我们造反派来做了。

一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英雄气概已经主导了会场的气氛。

我想起了列宁的话：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通过把盗贼就地枪决来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的。从前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使革命保持紧张状态并使它有力量去无情地镇压有害分子的那种群众革命热忱，未能长久保持下去。这真是革命的箴言，伟大的列宁几十年前就指出了这种“不幸”，要我们保持革命的“本能”，我们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不知是因为导师的教导还是因为会场上那种气氛的压力，或者就是真改变了认识，持谨慎态度的同学不做声了。

我慷慨激昂地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不然就打不掉他们的嚣张气焰，这回要搞，就要彻底打掉这个流氓团伙，要打得他们再也不敢来干扰破坏文化革命的正常进行，法律是保护我们而不是保护他们的。

此时的我，对将要做的这件事的正义性，合理性，必要性已经没有一点怀疑。甚至被大家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有一种马上要去为人民的事业建功立业的骄傲和自豪。

干不干的问题解决了，接着要解决的是怎么干的问题。我说那我们的目标确定哪几个？提出这个问题意味着我自觉不自觉地进入了主持会议的角色。此前大家在这里只是集合待命，并不是开会，就是开会主持会议的也应该是何儒非而不是我。

我话音一落大家马上说开了：

孔威，这家伙是这伙流氓的“拐子”⑦，最坏，擒贼先擒王，首先就要打掉他。

傅强，除了孔威就是他，他的坏点子最多，狗头军师。

庄洪运，他是最得力的打手，每回闹事都是他冲在最前面。

还有丁洪宝，他和庄洪运是哼哈二将，也是一个凶残的打手，除恶务尽，丁洪宝不能放过。

还有×××。有人提到了自己痛恨的人。

他就算了，只是一般成员，我们只搞首恶。马上有人发言否定。

……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着，说得最多的还是符军和二十二中的几个同学。毕竟我们分属两个学校，对这伙人的具体情况并不了解，多数人见了他们的面都不知道谁是谁。

在我的主持下，大会最后决定除掉孔威，傅强，庄洪运，丁洪宝四人；落实了枪枝及由谁持有；确定了参加行动的人员；把参加者分成了四个组，确定了各组的负责人；明确了去孔威家由老初三（4）班的同学带路，去其余三家带路的事由符军负责；十二点钟开始行动。此时才十点钟，大家先回宿舍休息，到时再通知。最后强调一定要保密，目前还不清楚对方手里有什么武器，但能肯定至少有手榴弹。如果走漏了风声，不是计划泡汤就是我们会有难以预料的伤亡。

参加会议的人差不多都走了，我还坐在那里。

虽然疾恶如仇，热血沸腾的情绪还在身上延续，但内心深处有一种隐隐的焦虑在慢慢往外渗，总觉得有点什么问题。应该说对这个行动的具体安排，自认还算是缜密的，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一向很自信，不会是这方面的问题。那是什么呢？这必须弄清楚，但一时又弄不清楚，我有点不安起来。突然觉察到是“人命关天”的古训在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不安地躁动，在察觉到这一点后，这焦虑就开始不可遏止地往外涌，按都按不住。是不是这个决定根本上错了？我反复想了一下后的结论是否定的。虽然这个决定有点突然，不是我的初衷，但不论从革命理论还是从眼前的实际情况来说，我们都是有道理的，是事情合乎逻辑的发展。那是什么让我焦虑不安呢？对，是枪毙四个人多了，要减。明确了这一点，人顿时感到一阵轻松。我找到符军，一起到了何儒非、柳英发住的寝室。

何儒非、柳英发是66届高中的，我是66届初中，比他们小三届，我们一起从最初的“一小撮”⑧走过来。虽然有时我们之间也会有不同的意见和想法，甚至可能冲突一下。但从心底里我把他俩看作是比我年长，政治上比我成熟的大哥哥。就私而言，心理上此时我需要他们对我想法的认同；从公而言，我要改变会议的决定，也需要他俩的同意。

屋子里只有我们四人。我讲了对行动的具体安排后说庄洪运昨天那一顿打挨得不轻，估计给他的教训也差不多了，肯定会有所收敛。是不是可以把他从名单上拿下？

没一个人有异议，他俩简洁的用一个“好”字作了回答，几乎连想都有没有想，看来不管他俩意识到没有，内心很可能有和我一样的焦虑。符军也连连点头，我很高兴他们的认同。他俩又详细问到一些具体的行动细节，我一一作了回答，离开时，他俩一再叮嘱我要注意安全。

午夜十二点，四十多个同学准时在后操场集合，大部分是我校的红十月战士。四周一片寂静，只有阵阵北风飕飕地袭来。虽然天气很冷，但大家情绪高昂。很显然，这次出发和“6。24”　那次迥然不同。

在“6·24”那天，当造反派在杨园地区的唯一据点——铁道部第四设计院被人多势众，手持长矛的“百万雄师”⑨包围，铁四院的造反派在浴血抵抗，街头巷尾风传钢工总总部派去救援的装满战斗队员的三十多辆大卡车正在开往铁四院的途中。实际上当时只有五辆车（临出发时坏了一辆，最后只有四辆车）到了武汉重型机床厂，组织战斗队员去援救。在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情况下，这种援救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际意义，没有赴死的决心，没有慷慨捐躯的勇气，是不敢登上这几辆车的。武汉重型机床厂是钢工总成员最集中的地方，据称有战斗队员三千多人，此时却鲜有人影。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那边铁四院的造反派危在旦夕，这边却迟迟凑不齐这几车人。正在武汉重型机床厂准备演出的我校《红十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坐不住了，不能眼看着我们的同志、我们的战友被百万雄师屠杀，宣传队队长把队旗一挥：我们上。他的本意是男生去，不料十几个洋娃娃般的宣传队员，不论男女都抓起长矛，齐刷刷地跳上车。那几个女生怎么劝也不下去，还是旁边的工人战斗队员实在不忍心让这几个稚嫩的女孩也去送死，强行把她们赶下了车。四辆卡车飞速地向铁四院驶去，“百万雄师”早已在铁四院周围设下了路障，汽车过去连调头的机会都没有，在组织严密的数千名“百万雄师”面前，等待这四车人的将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屠杀。车队在大街上驶过，《红十月》的旗帜极其悲壮地迎风招展。沿途很多人鼓掌欢呼，但当发现只有四辆车时，更多的人说惨了，惨了，这几车人是在赶赴黄泉。当时我和几个红十月的同学正在从铁四院返回学校的路上，刚才眼睁睁看着铁四院的造反派落入“百万雄师”手中，其状惨不忍睹，我们满腔的愤怒和悲伤。这几辆车迎面开来时，沿路的欢呼声让我们知道了车上是援兵，“百万雄师”是绝对得不到市民的欢呼的，但怎么也没想到会有我朝夕相处的同学。当突然看见了红十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大旗，看到了旗帜下面的红十月战士，我的心一下子发紧，想喊都发不出声音了。我的好战友，你们真要为捍卫毛泽东思想作千秋鬼雄死不还家了。不能让我慷慨赴死的战友暴尸街头，拼着一死也要让我的战友保持最后的尊严，我们发疯似地跟着汽车狂追。所幸的是就在他们到达铁四院前的几分钟路障刚被撤掉，车队只是呼啸而过，人们所担心的惨烈场面很侥幸地没有出现，但还是有一个工人战斗队员被飞来的长矛刺中心脏。

如果说上次出发是笼罩着一种慷慨赴死的悲壮气氛，那么这次出发就洋溢着一种为民除害的高昂激情。我们这一代人是吮吸着浓稠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乳汁长大的，从小就认为自己肩负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从小就认为为革命牺牲，为人民利益而死是一种无上的光荣。“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绝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我们随时随地准备实践的誓言。现在我们出发了，虽然不是上次似的慷慨赴死，但同样神圣，我们是去打击一伙胆敢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流氓。

队伍排成两列出发了，领路的同学走在最前面。诺大一座城市似乎已经酣睡，路上看不到行人，偶尔从远处传来的零星枪声仿佛在告诉人们现在的夜并不平静。好一盏坏一盏的路灯让我们的身影时而有时而无，印象中汉寿亭离我们学校并不远，但今晚这段路好像变得有点长。终于，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领路的同学指着一处房子说到了。

我让队伍停住，和几个组长一起随领路的同学围着房子转了一圈。

这是汉寿亭临街的一处住房，两层楼，三栋连在一起。每栋只有一开间，进深不超过十米，三栋加在一起所占的面积并不大。孔威住在中间一栋二楼临街的一间，这栋楼有前后两个门。只要把这两个门一堵，他孔威插翅也难逃。四个小组四支枪正好前后门各一半，我带队在前门。

我开始叫着孔威的名字，敲那老式带上下转轴的木板门。

谁呀？许久楼上才有回音，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同学。

他睡了。这么晚了还有么事？

我们有点急事，要找他。”

……

隔了一会儿不见有动静，我又敲门时，听到头顶上窗户的吱吱声。我后退两步抬头一看，窗户慢慢打开，露出一张女人的脸。听符军介绍过孔威有个姐姐，看来就是她了。她盯了我们一眼说孔威已经睡了，有事明天来。神色显出她的怀疑和担心，但语气显示她主意已定。

在她说话时，她背后有个身影一闪，估计是孔威，虽然不认识，但只可能是他。这种老式的房子不高，虽然光线很暗，但里面明显的动静还是看得见的。

我身后有人说我们有急事一定要见他。同样没有商量的余地。

窗户关了，我们几个继续敲门。终于，我们不屈不饶的努力有了回应，开门的是一个披着棉袄的老太太。从热被窝爬出来她一脸的不乐意，冲着我说这么晚了还来做么事？吵瞌睡。她突然看见我手里拿着枪，还想说什么的嘴立刻闭上了。

屋里很暗，只有从右边房门虚掩的屋里透出的一点光亮，我以为楼梯在里面，就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