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把他们视为可以消灭的另类？而我们同为上帝的子民，仅仅只是先天或后天的偶然因素使他们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和自己不在同一个层面而已。是不是在不易察觉的内心深处，我并没有把每个生命都看作是平等的？在自己要改变这个社会的某些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而全力以赴地投身入自己所向往的革命时，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用暴力剥夺了自己实际上并不了解的那一部分人追求自己理想状态的同样权利？当不同的选择和追求发生碰撞和冲突时，不是去追求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去保证程序上的正义和权利上的平等，却采取了暴力这种只有在缺乏理性的社会里才会使用的最原始，最低级、最本能的方式，而用这种解决方式是不可能有最终的胜利者的。不幸的是当时在自以为有思想时却丧失了理性，这对人对己都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为什么博爱的思想和观念在我的心中远没有上升到自由和平等那样的高度？这是不是在“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对敌人要像残酷无情的严冬”这样的说教中长大的一代人极可悲的局限性？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对任何一个生命来说都是与生俱来的，但博爱的思想和理念却是很难与生俱来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后才有可能作为一个基本的追求目标提出来，并且它被认识和接受远比接受自由和平等的观念艰难。自由平等是自身的需要，博爱却是在为他人着想。缺失了博爱，对自由的追求最终只能演变成一场血腥的杀戮，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太多了，其中也包括戴着各式各样光环的“革命”。“12。5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就是其中的事例之一？当抽丝剥茧，思想上的认识一步步走到这里时，我那颗一直很自信的灵魂第一次颤栗了。认识这一点对我来说是痛苦的，也是艰难的，对一颗不愿沉沦的灵魂来说，最终走到这一步却是必须的。
前几年在三中队我是一个动辄得咎的反改造分子，被打入了另册中的另册，有想法也只能闷在心里，别说做，就连说说也不行。但现在有了变化，从管教股到中队都给了我一定的信任，在犯人中我有足够的威信，已有可能实践自己的某些想法，我在等待着可能的机会，等待把我的思考和认识变为行动的机会。自信这和本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抵触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本意应该是创造而不是毁灭。在内心深处，我从来没认为自己是人民的敌人，相反，我始终认定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并且深深地爱着他们，这种爱是发自内心，是无法改变的，我愿意为他们的利益做出任何牺牲。现在无产阶级专政视我为敌人，但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在我眼里我没有敌人。现在我想的和做的，只不过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希望为人民、为这个社会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别人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我都要去做。如果说这是角色错位，那错位的绝对不仅仅是我。
这个机会来得太沉重，这是1983年的夏天。
劳改队里扯皮拉筋的事总是有的，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已经司空见惯，但这几天的感觉不一样，看似平静的表象下隐隐若若有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在暗暗涌动。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当我留心这平静时，十几年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经历甚至让我嗅到了引信在悄悄燃烧的气味，只不过不清楚这引信的另一端是什么。
反常的行色匆匆，反常的诡谲笑意，反常的嘀嘀咕咕，反常的外队人员进进出出。在我的记忆中好像还没有如此集中地出现过这样多的反常现象，这不像是个别人想闹点鸡鸣狗盗的小麻烦，而是一批人在悄悄酝酿一个大事端，这是要出大麻烦的征兆。究竟会是什么事？跟几个关系很近的朋友谈过，他们虽然都有点感觉，但也不能明确地说出个什么具体的东西出来。
外面的“严打”①如火如荼，死刑的上诉期由十天改为三天，事实上跟取消上诉期的杀无赦没什么区别。枪毙人的布告一批接一批地贴在墙上，上面已看不到十年、十五年的刑期，布告上的一串串姓名几乎全用血色的油墨覆盖着，就像躺在血泊里的一具具躯体，强烈地刺激着每一个从布告前面走过的人的神经。在这样肃杀的气氛里，这监狱里出的事却越来越大，前几天三中队还差点闹出了人命。事前虽有征兆，但谁也没有想到会发展那样严重。真希望我周围的人不要在这个风头上出点什么事，在这个风头上生点事受到的惩罚可能是难以想象的。但种种迹象表明这事情可能就在眼前，会是什么事呢？我有可能做点什么？
“李乾，启贵和巫刚各号了一帮人约定明天下午在工地里对搞，两边都说这回不死几个人下不了地。”
告诉我这消息的是红炉组的组长方静，他是我一个很知已的难友，为人正直，生产上很有一套。他是属于那一种骨子里正统却生性豪爽、不乏江湖侠义的人，不管你过去是有身份的正人君子还是不入流的下三烂，他都能相处得不错。有人找他帮忙锻打匕首，他感到有点不对头，这消息是从来人的口中套出来的，一听说后连忙来告诉我。
原来我只听说启贵和巫刚在外面时有点“烟子”，但进来后几年来都相安无事，怎么一下子就闹成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局面呢？这消息太及时了，各种反常的现象总算找到了原因，但我一时好像还不能完全相信。
方静已经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上搞清楚了。
“这次盖印刷大楼从总厂调来个基建队，里面有不少人是巫刚的街坊，其中有几个是三天不闹事就憋得慌的主。分到基建队的有几个是省油的灯？不知怎么几捣咕把巫刚扯皮闹事的欲望捣咕起来了。启贵怎么会输这口气呢？几来几往，最后约定一决高下，要拼个鱼死网破。两边都说要死屌朝天，不死万万年。”
“有多少人会卷进去？”
“听那伢的口气恐怕有六、七十人。”
“会有这么多人？！”
“我感到事情有点严重，来找你商量是不是马上给陈队长说一下？”
“最好先不忙说，现在正是‘严打’期间，这样大规模的闹事，不管打起来没有，只要捅上去，肯定会列入‘严打’范围，搞得不好会有人头落地的。再说，三中队林海强的教训还放在那里。”
林海强跟一个跛子扯皮时两个人都动了手，中队把矛盾上交到管教股，管教股来人后是各打五十大板。跛子认为自己吃了亏，咽不下这口气，偷偷从车间带回一把榔头，半夜里爬起来朝林海强的脑袋砸去，林差点一命乌呼。如果不是跛子一口咬死只是想教训林一下，没有要他命的想法，恐怕不是死缓能解决问题的。
“那怎么办？”
“你去把××、××、××几个人找来，我们先商量一下。”
这时大概是下午四点钟。
在等他们来的这段时间，心里突然有点犹豫，这究竟是不是自己该做的事？前几天的一幕在脑海里冒了出来：
那天晚饭后洗澡时我在澡堂里跟人闲聊了几句，说按照现在“严打”的搞法，这里好多人都要枪毙。第二天指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头天在澡堂里说了些什么？原来那个曾给我戴了脚镣的贾干部当时也在澡堂里，不在一个中队的他特地找到我中队的指导员，把我的话掐头去尾，说我在犯人中散布这里要把好多人拉出去枪毙。指导员问清楚了后说，我也不相信你会说出那样明显的错话，但以后说话还是要注意点。这事给我提了一个醒：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份，不能忘乎所以。
这刚过去的一幕让我在这趟尚不知深浅的浑水面前有了一点犹豫。但想到这件事关乎几条性命，以可以承受的惩罚去搏几个年轻人的性命，不论从什么角度来说都是应该去做的，几经犹豫后我还是决定要努力一搏，具体的措施在心里也清晰起来。
“方静把情况给你们说了吧？”人一到齐我就问。
“在路上跟我们说了一下。”
“这个事如果我们不出手压下来，肯定有人要掉脑袋。现在就汇报给管教股，恐怕会出现林海强那样的情况，压而不服，最后还是酿成血案。我想避免这个后果出现。”
他们很注意地听着。
“具体想法跟你们说一下，你们看看可不可行。第一步我们要防止今晚他们在号子里就搞起来，这不是不可能的。现在要做的事，一、××、××分别盯住巫刚和启贵，不让他们带任何可能成为凶器的东西回监号，不让他们两个人有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把他们两个死死盯住，一有扯皮的苗头坚决把他们扯开。二、××现在回监舍去，就说我说的叫值班的把门打开，把那几个可能闹事人的床铺仔细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凶器一类的东西，然后把门锁好。叮嘱值班的要特别注意不要让人把不该带的东西带回了号子。三、今晚值班的力量要加强，把值班人员临时调整一下，换上几个责任心强脑袋瓜子反应快的，任务要交待清楚，发现异常情况马上叫醒我们几个，我们睡觉衣服就不要脱了，值班的事××去落实。四、这件事我们要内紧外松，不要八字还没有一撇就搞得满城风雨，那样肯定会有人捅到管教股去的。五、方静你跟启贵比较熟，你负责做他的工作，要跟他讲明厉害关系，如果他不听劝硬要闹，不仅他一个人会掉脑袋，还会害了一大帮子人的。巫刚的工作我来做。
最后我要讲明这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这场斗殴就算是被我们成功地制止了，管教股知道后我们很可能也要挨训；这个计划如果失败，管教股会追究我们的责任，当然首先是我的责任。大家考虑一下值不值得去做？如果你们都认为不值得，我马上去找陈队长。”
“这是救人命，值得。”
“你李乾做事我们信得足。我们又不是做坏事，会有多大个责任？要有责任我们都有责任。”
“我们还是应该要有两手准备，要设定一个最后的时间，如果到了最后的时间还不能有效的化解这个事端，我们要及时给陈队长说。”
“是这个话。不然真出了事，不仅仅是责任的问题，也有违我们的初衷。”
“最后的时间是不是定在明天下午三点钟？”
“我看可以。”
“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没有了。”
“再考虑一下。”
“没有了。”
“那就这样，有什么情况及时通气。”
他们几个分头去了。
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我并没有把握，没有把握也值得去做一下。这是几个卑微的灵魂在良知的指引下，尽他们最大的努力去挽救几个生命，这是几个年轻的生命，他们有父母，有的还有妻子儿女。
很感谢这几位难友在这个时候无条件地相信了我、支持了我。刚才布置任务时，他们一脸的兴奋，为能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参与这样一件事感到某种骄傲，脸上透出几分光荣和神圣，这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在世人的想象中，在这高墙电网内关的绝对是一伙青面獠牙的混世魔王。可谁能想到，此时有几个背着长长刑期的囚犯置个人得失于度外，一脸神圣地要竭尽全力挽救几个迷途的年轻生命。这群年轻人正在悬崖边上，领头的已抬起了一条腿，后面的已作好了准备往前冲。这几个囚犯冒着风险在这悬崖边拉起一道护栏的同时，正在绞尽脑汁让这群年轻人能够迷途知返，回到安全的地方。
在更大的范围内有没有这样的先例我不知道，但至少在这个劳改队是闻所未闻的。他们在这非常时期的非常事件面前表现了罕见的良知和勇气。这不只是简单的人性回归，应该说还是这几个人对自己的超越和境界的升华，这是上帝借他们的手来显示自己的无处不在。
他们的表情让我想起了十几年前在《红十月》编辑室的那次会议。
两次会议的参加者同样是一脸的兴奋，同样是兴奋里透出光荣和神圣。所不同的是那次会议是要消灭几个生命，参加者是一群单纯的一心向往革命的年轻学生。当时他们相信革命导师说的把盗贼就地枪决是革命成功的必要保证，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就是最高的法律”的理论，这个理论实际上让这群年轻人一脸神圣地草菅了人命，让这群单纯的年轻人无比虔诚地实施了暴行。所幸的是人性和良知没让他们走得不知回头，他们在痛苦中反思、忏悔、醒悟、回归。而这次会议是要挽回几个人的生命，参加者是几个身负重罪却一脸佛光的囚犯，其中主持会议的那个人已从过去的理论中走出；十几年前在策划处决那几个人时还期待人民的褒奖，十几年后在商量挽回几个人的生命时却准备接受政府可能的惩罚。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一个定数？在自认为是为了革命的最高利益而组织了枪毙两个年轻人行动的十六年后，经过痛苦的反思已回归于理性的他，那内心深处从不曾熄灭的理想之光又必然会驱使他在这个风口浪尖上，组织这个旨在挽救更多年轻人生命的行动？
当年，大会小会反复讨论，形成明确的决议，然后像执行一个神圣的革命任务一样去枪毙两个“流氓”的事件在武汉市绝无仅有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在这过程中他们一直自认为是一群有思想的人，自认为无愧于这个时代，无愧于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因为有思想，所以事后每一个相关的人都争相承担责任，不惧怕面临的一切可能，哪怕是杀头。现在同样不可思议的是以带罪之身，冒着风险，在高墙电网内冷静地分析、组织、安排，竭尽全力去挽救更多流氓的生命的行动也是同一个人策划和指挥的，也同样是绝无仅有、没有先例的。在这过程中他还是认为自己是有思想的，当然现在的思想不是十六年前的那个思想，此时博爱之花不仅在他心中绽放，而且开始结出理性之果。他知道在“严打”的形势下这是个不合时宜的举动，这个不合时宜的举动会有什么后果很难预料，在几个人的性命面前，他顾不了那么多，当心里充满神圣的时候，眼里是没有危险的。
能做出这样两件事的人，胸堂里跳动的是一颗什么样的心？是不是一切尘世间的羁绊他总是视而不见，我行我素，只受内心认识的指引，注定要干出一些石破天惊的事情来？对一个有思想的灵魂来说，十六年前的血腥和十六年后的仁爱之间是不是有着某种必然的内在联系？这究竟是一个注定要下地狱还是注定要上天堂的灵魂？这类似的挽救生命的举动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他自己也是同样艰难的时候出现，是不是命中注定他要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昭示，他的灵魂早已皈依了无所不在的上帝？这肯定是一个渐变过程，有一个量的逐渐积累，是在哪一天到达的临界点？他不知道。
不久前，总厂来人组织这些服刑的囚犯看了一部录像，是“严打”中武汉市第一次公判大会后枪毙人的现场实况。
公判大会的镜头后是一眼望不到头的一长串警车开过来，停下后一辆接一辆警车的门被打开，每辆警车上有一个反绑双手，背上插着亡命旗的死刑犯被两名法警押下车来。这几十名被判处了死刑的犯人相当一部分是面如死灰，两腿已不听使唤，是被法警架下车的，他们恐怕早已魂飞魄散了。有的神智还算清醒，下车后还留恋地抬头望了望那在他眼里即将消失的天空。在他们前面有一条长长的白线，白线的一端插着一面小旗。一声哨音响过后，一个个犯人被法警顺序押向那白线，走不动的就拖，到了那白线后就往下一按，犯人就跪在了那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