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到厂部去说了此事，还有人说他把事捅到了劳改局，反正这贾干事受了点批评后，有一段时间没发威了，今天会不会是他憋得慌又要表现一下？
“贾干部，你最通情达理的，今天这精彩的球赛就让我们看完好不好？一赛完我们就关电视。”正在直播一场球赛。有几个犯人马上过去跟他说好话，都了解他，高帽子只管给他戴。
“你们这些坏家伙，改造不怎么样，看电视都成了积极分子，不行。”他在坚持原则。
有几个人在那里跟他嬉皮笑脸地磨，他就在那里大大咧咧地骂，其实犯人在心里也没把他当个事。他把犯人当钟敲，犯人就把他当点混。如果是队长指导员说要关电视谁敢磨？
“贾干部，就让我们看吧，已经快打完了。”我在一旁帮着说了一句。当时刚好有一本难得一见的名著传到我手里，宿舍前半截关灯在看电视，我坐在后面的灯光下看书，他就站在旁边吼，觉得他大大咧咧骂得太吵人，想帮忙说一下后让他好快点走。
“你帮忙说什么？你他妈的李乾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一边去。” 他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张口就骂。
大概是好一段时间没骂人了，他要把这损失补回来；也可能是骂顺了口，这听着很刺耳的语言在他嘴里很流畅地就放出来了。这话让我感到血直往上涌，你凭什么平白无故辱骂人？这时我有点毛了，平日里对他的鄙夷一下子从心里冲出来：
“我确实不是个好东西。我一心想沾国家的便宜，我三天两头到车间去做私活，白天不能做了就晚上做，为了不被捉到，我就在车间门口站岗放哨。我当然不是个好东西。”一下子忍不住又一吐为快了。
“你说什么？” 正在兴头上的他压根没想到我会这样回敬他，下意识的问了一句。
“我说我一心沾国家的便宜，当然不是好东西。”我一字一顿地说。
“你是什么意思？”他脸色开始变了。
“我的意思很清楚，你说我不是好东西，我满口承认。我成天只想沾国家的便宜怎么会是好东西呢？”我再一次高声说。
“你恶毒攻击政府干部，跟我出来！”他完全明白我话里面的话，脸色铁青。
在场的人都知道我说的是他，但都没有想到我会用这样尖刻的语言当面顶他。他爱占小便宜已到了变态的程度，在囚犯中已成为笑谈。×政委几次到中队来强调做干部私人的事一定要开工票。负责开这工票的也是犯人，一般都只是象征性的开点工时，就这很少的一点费用他也不愿交，他好像恨不得把车间变成他家的加工厂，从家具到餐具都要车间无偿做出来，由于量太大，已被偶尔到车间来转一转的厂部领导碰到过几回了，为了不会再次被厂部领导看见，他要做私活时就安排加夜班，只要是他值夜班就肯定要安排人为他做私活。在外面站岗放哨就成了他的独门绝技。他自以很隐秘，其实在车间里是公开的秘密，无人不知。
“这家伙太嚣张了，在监舍里公开煽动犯人闹事，非给他点厉害尝尝。”在中队办公室，贾干部一边从墙角挑出一副铁链最粗的脚镣往我脚下一扔，一边义愤填膺地对队长说。
在新生汽修厂普通干事无权决定给犯人戴脚镣，这需要指导员或队长的同意。
“李乾，怎么回事？你这段时间表现还可以嘛，怎么搞的跟贾干部顶起来了？”队长听这位贾干事告了半天状后说。
显然他没有相信贾干事的一面之词，他对这位贾干事很了解。我心里清楚这位队长对我的看法不坏，我对他也有好感。这是一位不喜欢动辄就上纲上线、给人扣大帽子的管教。抓生产的主管对生产上一丝不苟、不出任何问题的犯人总是有好感的，据传他对我的看法和指导员不尽相同，但我真的不好开口说出这件事。做私活的事几个中队干部多少都有一点，如果据实把刚才的情况说出来，这位队长会不会受刺激？他会怎么想？他肯定会多少有点难堪。他是中队里我唯一有好感的干部，虽然他很少做私活，但也有，我有点投鼠忌器。想来想去，还是决定保持沉默，就让自己受点罪，戴镣就戴镣吧，听天由命。
在至少二十分钟的时间里，队长反复问我是怎么回事，我默默地站在那里不愿开口。他问一次我就在心里说一次：队长，你就别再问了，我是怕你难堪才不说话的。就给我镣上让我走吧。
“你看这家伙用沉默来对抗无产阶级专政，藐视政府干部，心里对我们是刻骨仇恨，不治治，像他这样的反改造分子就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利害。”贾干事在一边不断地烧阴阳火，他生怕这脚镣上不了我的身。
“经过不说也可以，你给贾干部认个错。”队长变通了一下，看来他确实不想给我戴这个镣，也许他还考虑到我这脚前不久因工伤骨折过。
“你看他是个想认错的相？”这位贾干事听队长这样一说生怕我会开口。
我心里说：你抠错了胯子①，放心，我可以向任何人认错，就是不会向你认错。仍然沉默不语。
“李乾，我已经劝了你这半天，你再不说话，我只能认为你是在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这个镣我要跟你戴上。说不说呀？你还是不说？那好吧，戴上镣到禁闭室去好好反省，想好了你跟值班的讲一声。”队长最后也只能这样了。
队长的话还没落音，这位贾干事已经迫不及待地蹲在地上把镣往我脚上套了。直到最后我还是一言不发。
禁闭室就在犯人宿舍旁边，从中队办公室到那里还有段距离，我拖着沉重的脚镣，缓缓向禁闭室走去，内心很平静，没有愤怒、没有委屈、没有后悔，只是感到有点滑稽。
脚镣在水泥路面上发出的撞击声在冷清的夜晚显得特别刺耳，整个厂区都能听到。我想起当年在《东方红》中看到的戴镣长街行，当时就想过如果我在那个年代一定会像先烈一样威武不屈。可我现在算哪门子事呢？队长因为我不开口而同意戴我的镣，而我不说话是因为怕伤着了他，怕他难堪。
“贾干部，你怎么把我们老师镣起来了？他犯了么事啊？”路上碰到外队上夜班的人，他们感到很意外，就问这位贾干部。
“走开点，他戴镣关你么事？”
“那明天哪个来给我们上课呢？”
“你还真把上课当了个事？走开走开。”
但他们没走开，有两个小年青一直陪我到禁闭室门口。
三中队的电视还开着，没人把他贾干部的话当个话，大概是哪个队又进了个球，里面出现了一阵欢呼声。
这禁闭室里的号子非常小，放进一个马桶后只能挤下两个人。我拖着铁镣一进去，不由得想起十二年前刚踏进号子门时的情景。那时，对专政的概念一无所知，对问题的严重性一无所知，对可能的命运一无所知，很快就平静地进入了梦乡。现在，对自己的处境是清楚的：从大环境来说，最险恶的时刻已经过去，我的生命现在已经没有了威胁；从小环境来说，随着对生产的重视，对知识的重视，我的处境也有所改善。在犯人中我的价值观不再被认为是异类，慢慢被认同；在中队部，队长已表示了与指导员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个让人高兴的信息。眼前这点事会很快过去的，这不会是十二年前幼稚和天真的再版。
正想到这里，风门开了，露出了禁闭室值班员的脸。在这里值班的也是服刑人员，这个值班员是从三队出去的，应该说彼此都有好感。
“李乾，我给你把镣下掉，这样好睡一点，明天早上再给你戴上去，不要紧的。”他小声说。
“算了吧，不麻烦你了。”
“没得事的，真的。”
“那就谢谢你了。”看他一脸的诚意和十足的把握，我不应该太固执，应该接受别人的好意。
这一夜就像十二年前的第一夜，我很快就入睡了，只是没有再出现躺在实验中学床上的幻觉，也没有睁眼就会是一个阳光灿烂早晨的期盼。
“有什么要帮忙的？”天亮了后值班员在给我上镣时问。
“我说正要对你说这个事，上班后你去找管教股的陈队长，说李乾在关禁闭，让你来说一下晚上的课他不能上了。”
“他要是问为么事关你我怎么说呢？”
“就说你不知道。”
下午两点多钟，陈队长来了，他把我带到禁闭室大门外的一块空地上。问我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
在他面前我没有顾忌了。陈队长绝少到车间来找人做私活，如果来他肯定是先开票，我清楚他对有些人贪小利是很反感的。我把昨晚在监号和在中队部的情况，除开当时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外，如实说了一遍。
“你呀！“他似乎猜到了我心里面是怎么想的，陈队长在听了后说了一句。
我不做声，等着他后面的话。
“就这？”他好像也在等我后面的话，看我不再做声就问。
“就这。”我说。
“再没有别的了？”他又追问了一句。
“再没有别的了。”我肯定地说。
“那好，你先进去，再委屈一晚上。”这话语中似乎有点歉意。
“给他把镣下掉。”这是他走之前对值班员说的一句话。
禁闭室的门关上了，刚才强忍着的眼泪一下子哗哗流了出来，“再委曲一晚上”这话说得我心头发热。到这里来了三年了，从未听到这样充满了理解、认同、关切的语言，这六个字不停地在我心中撞击，撞得我热泪长流，撞得我心绪难平，这是心灵渴望已久的甘露，却又是梦里也不敢奢望的春风。这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理解，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认同，是一条生命对另一条生命的关切。在这样的环境里，身边能出现这样一个人，我还有什么可要求的？连我自己都感觉不到委屈，大概是潜意识认为在二十年的刑期面前，这一晚上根本不算什么。但他感觉到了，他想到了，更重要的他明白地、直言不讳地说出来了。在这一点上他比我还细致、还敏感，还无顾无忌。我想到古人说的“士为知已者死。”
第二天上午，我出了禁闭室。
“给你换个环境。”在路上陈队长说。
“到哪？”我连忙问。
“一队。”他淡淡地说。
“太好了。”真是做梦也没想到能离开三队到一队。我一点不掩饰自己的兴奋。
“你要先到三队去办个手续，高兴放在心里，在那里说话注意点。”陈队长提醒我。
“知道。”这点常识我有。
在三队办公室里，几个干部一脸的阴沉，上次这位贾干事几拳头把那个铣工打到了一中队。在三中队总被看着不顺眼的人，到了一中队就被当成了宝，他很快就成了生产和技术骨干，成了一中队技术最好的电工，这次一脚镣又要送走一个了。在这个队整整三年，我踏踏实实地干活，只要不是逼得太甚，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更没有伤害任何人，从上到下，我回避和任何人的冲突，只想与世无争地平安服满刑期。在选举先进票数最高的情况下榜上无名，一点也不觉得谁在委屈我。我像个鸵鸟似的把头埋在自己的世界里，屁股任人踢任人打，只是一脚踢得疼到心里去了的时候，忍不住小声喊了一下，喊时还尽可能地克制，不愿让旁人听到，怕旁人听到了心生尴尬。没想到这一脚把我踢出了三中队，踢到了一个我一直希望去的环境，真是因祸得福。我骨折在号子里养伤时，指导员在中队大会上批评说有人不注意安全，出工伤影响了中队的声誉。在这个队三年，我没做任何让中队面子上过不去的事，除了这一次没能看到缸体从背后倒下来，给中队增加了一个工伤事故，这是我在这里做的唯一一件有损三中队荣誉的事了。哦，还有一次，就是毛主席逝世时我要求犯人也能举行一个追悼仪式。现在我要离开这个队了，在心里我对你们说一声：对不起了。
办完了手续，最后队长说了一声到了一队好好搞。望着他我感激地点了一下头，他是三中队唯一对我有好感的人。
从三中队队部出来，只几步就到了一中队队部，一中队的队长和指导员都在办公室。
陈队长向一中队的两位主管作介绍：这个犯人根据我的了解，各方面表现都是不错的。实验中学的学生，文化素质比较好，犯的也不是歪门邪道的事，现在文化班做数学教员。三队那个环境他好像不太适应，换个环境会好一些的。
我完全没想到的是到一中队后是一路顺风。一开始就分到技术性最强的发动机组，以后又几乎每个小组都转到了，对整个汽车修理的全过程了解得一清二楚，不仅是生产上的骨干，中队技术课的教员，被人戏称为“机械油子”，“液压专家”。而且还是小组长、中队积委会②的副主任、中队生活用品的管理员、大伙房伙食管理小组的成员、《新生报》写稿小组的成员，头衔多得让不少犯人眼红。我和少数几个犯人的照片挂在哨兵的岗棚里，这是几个特例，喊声报告，不用管教带，一个人就可以出监狱大门。我也没有让信任我的人失望，除了生产上动脑筋解决了不少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降低了费用提高了效益外，多次的火警中我不顾安危冲在最前面。记功和减刑也开始青睐我了。李乾还是那个李乾，我做人的底线还是那个底线，是这里的价值观念发生了一点变化。这才使我那不多的知识有了一点用场，我的一些做法使这里避免了一些事端。我的着眼点是不让事端发生，而不是发生了后去汇报。我的这做法受到一些管教的欣赏。用一些难友的话来说：在武昌监狱，你李乾是要雨有雨，要风有风。
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终于有一天，也许是我脑袋发热，到底没有管住自己的嘴，在新来的监狱长面前说了句直话，谁知竟被看成是向监狱长权威的挑战，被他视为必须要严加打击的挑衅，这是他决不能容忍的。他信奉只要我整你，就一定能整出你的问题来这个屡试不爽的信条。监狱长要整我的要求在第一次时被中队顶住了，当时中队的指导员年纪比他大，资格比他老，指导员对我太了解了，因此敢说话：别人没问题你怎么整？整不出问题来怎么收场？
这监狱长很有耐心，他耐心地等，在他表现他的耐心时，我还以为那是他的豁达和肚量，在给同学的信中还有过对他的赞许。终于在我出狱前的一年，老指导员心脏病突发过世，新指导员上任，监狱长等到了他的好帮手。这位指导员曾恨恨地说：他妈的，有的犯人老子叫他叫不动，李乾一喊他跑都跑不赢，他比老子说话还管用。他一直想用把我整下去的方式把他的威信树起来，但他知道很多管教对我印象都不坏，又没有抓到我任何把柄，对把我整倒没什么信心。监狱长给他打气说你给我整，我在你背后，你怕什么？这句话让他信心大增，感到胜卷在握，并且还是他日后升迁的契机。随即他们合演了一场名为揪“武昌监狱黑社会总后台”的那样一部削头适帽的恐怖剧。一时间，李乾成了武昌监狱的焦点人物。令他们意外的是囚犯们竟敢一边倒地拦住政委为我鸣不平，这在武昌监狱是从未有过的。连这位指导员一手圈定的“积委会”也与他离心离德，背地里对他不屑一顾，他孤立我的某些措施就是落实不了，而他向积委会发的任何指示我很快都能知道。难友们的举动让我感动的同时也让我担心这样会不会帮倒忙？我一再劝阻但没有用，让人想起一句老话：公道自在人心。以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监狱长之尊，组织了那样一个庞大的班子，下了那样大的决心，付出了那样高的成本：全中队一半人停产办集训班，另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