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技术但责任却很大的苦差事。三百八十斤的毛坯缸体要一个人搬上搬下，还要在划线工作台上把这笨重的家伙竖过来横过去，六个面的线都要划到。说责任大是因为划线是第一道工序，出了废品十有八、九责任在你，有人报废了三台缸体加了一年刑期。惩罚我的原因是因为不能积极靠拢政府。一年来我没有主动到办公室去过一次，从不向他们汇报任何情况。这是他们很恼火的，但我又没有什么毛病给他们抓。而车工是技术活，不少人想往车工组钻，让这样一个反改造分子呆在车工组怎么行呢？。
说是需要是因为已有的一个划线工是一个嘴巴能说，又能靠拢政府的大积极分子，可惜他不争气，不仅在生产进度上经常拖大件组的后腿，而且还屡出质量事故。有人说如果严格一点，他可以不买手纸揩屁股，报废单就够他用了。由于积极靠拢政府，他哪个月只报废了一台缸体，中队还要在全队面前表扬他，说他这个月的质量不错。他成天叫唤缸体划线怎么累，怎么难，他忙不过来，要加人，在中队部点名要我，中队就汤下面，把我调去划线，既惩罚了我又打开了生产上的瓶颈。
这师傅倒是一点都不保守，巴不得我立刻能独立操作好让他从这苦力活中解脱出来。我一过去就热心的给我做示范，看他手忙脚乱地忙了整整64分钟，一台缸体才完工，这对他来说是最高效率，一天7台缸体的工作量够他忙的，怪不得他经常加班加点。在他做示范时我就在想如何改进他的方法，他示范完了我的方法在头脑中也成了形，又用了两天时间制作辅助工具和进行调整改进，最后我不慌不忙划一台缸体只需要18分钟。他用的是小作坊式的思维，缸体在划线台上的高度是随机的，每台都不一样，这样每划一台缸体他都要重新计算并重新调整划针盘，有多少条线就要计算调整多少次；我用的是流水线的思维，只把缸体调整到我设定的高度，每个划针盘只负责一条线，这样在划线的过程中根本不需要计算和调整划。用他的方法，不出事故不可能；用我的方法不可能出事故。我做了三年的缸体划线工，好几千台缸体，没出任何差错，大概是新生汽修厂自生产缸体以来的唯一做到这点的划线工。
对我的惩罚变成了对我的奖励——时间上的奖励，我每天实际花在划线上的平均时间就三个小时左右，有大量的时间看书和琢磨车间一些工模夹具的设计或改进，我的小改小革有的大减轻了操作工的劳动强度，有的提高了工效数倍。但不论我生产上表现怎样无可挑剔，在中队干部的眼里我始终是个危险分子，从不在任何场合表示对我有一丁点的肯定，但在所有犯人眼里我不仅是一个生产上的好手，更被大家看重的是我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不用担心我去汇报任何人任何事。对容易受其它犯人欺负那部分人，包括有轻度智障的，我从不歧视他们，从心里我就认为人人都是平等的。这态度让我在犯人中得到普遍的好感，一次全厂评选什么积极分子，名额非常少，不知那一次为什么中队初评采用了投票的方式，每个人只许写四个名子，在办公室计票的结果，我这个反改造分子在全队的票数最高，几乎是全票，这大大出乎中队干部的意料，他们做了那么多孤立我的工作没起一点作用，当然最后我肯定是榜上无名。
第二十六章 毛主席去世后的日子
现实生活中一些现象总是让我难以搞清楚究竟是纯属巧合，还是天人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怎么咱们中国这块土地上凡有重大的事件将发生时，老天爷总要用他令人胆战心惊的方式发出警告，这警告就是人们闻之色变的地震。
1966年3月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国家主席刘少奇倒台的倒计时就此开始；1970年元月云南通海地震，一年后副统帅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1975年2月辽宁海城地震，不到一年总理周恩来去世；1976年5月云南龙陵地震，两个月后委员长朱德去世。并且这几个重要人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距地震的发生时间越来越短，刘少奇是44个月，林彪是20个月，周恩来是11个月，朱德是2个月。这仅仅只是偶然的巧合吗？巧合得太有规律了，这是不是某个神秘力量明显已经开始了它的加速？一个最可怕的现实正在逼近？
一九七六年七月底发生了本世纪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破坏力最大的唐山地震，一道蓝光闪过之后，刹那间天摇地动，一座生机勃勃的城市转眼间成为一堆废墟，二十多万条生命在那一刻化作一道青烟飞向天外，人们再一次意识到自己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和渺小。“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种自诩为大自然的主人来号令世间万物的气概，作为一种文学创作上的浪漫未尝不可，但谁要真这样干，谁真要以大自然的主人自居，大自然会一直惩罚到他找不到北。
唐山大地震是不是大自然用太残酷的方式向我们发出的一个信号：一个时代结束了？
9月9号这天中午，大喇叭里说将有重要广播，我就有一种预感，但只在心里想，不敢说。当沉痛的哀乐从广播里缓缓流出时，心里想完了，天塌了，肯定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走了。接下来广播的内容证实了我的预感。
一个早就有自己的思想，又在牢里关了九年，也思考了九年的学生，只要他不是只在个人得失的小圈子里打转转，只要理想之火不曾在他心里熄灭，就不可能没有一些自己的认识和内心深处的质疑。尽管在内心深处偶尔也会冒出一点不甚恭敬的想法，尽管对他老人家的去世不是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但噩耗真的传来，他老人家的去世还是深深地震撼了我，巨大的悲痛袭上心头，哀伤的泪水夺眶而出。
如果不是毛主席把我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压制下解放出来，精神上早在1966年我就死了，我会在深深的负罪感和世人白眼下惨度余生。是他老人家力挽狂澜，把我从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得干干净净的那五十多天的白色恐怖中解救出来，更重要的是此举让我找到了再也不会坍塌的精神支柱。在不断的磨砺和思索中我明白了，自己的追求实质上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是这延绵了数千年的渴望和追求的中继。这是不是他老人家的本意并不重要，这一类的问题让历史学家们去争论和考证，重要的是一大批有思想，有追求，无怨无悔，执着坚定的思想者是他老人家一手培养和造就的。仅此这一点，我也要终生缅怀他老人家。
当晚一首七律和泪写出。
七律
沉痛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惊闻噩耗心欲碎，谁信尊亲真别离？
哀压巍巍五岳矮，泪添浩浩四海溢。
盖地伟绩世代颂，顶天丰碑山川竖。
悲痛化作力千钧，迎风亿万进军旗。
我跑到中队部去要求搞一个悼念仪式遭到训斥，指导员在中队大会上说全厂就只有李乾一个人这样无理取闹，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中队通知不许在押犯人戴黑纱和白花，我们运动案子的人就自制白花和黑纱戴在里层，一年后我写的《诉衷情》是这感情的延续。
诉衷情
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已整整一年了。在这牵动每一个人思绪的时刻，我有多少心里的话要在他老人家的英灵前倾诉啊！
曾经哀乐和泪闻，
白花胸中生。
不忘东风化雨，
赤子献至诚。
启心扉，
去稚气，
纯灵魂。
恩德长怀，
教诲永记，
遗愿终成。
1976年的国庆节过了不久，监狱办公室的墙上贴出了欢呼粉碎“四人帮”①的标语，各式各样的小道消息在劳改队流传，高度警惕又不乏检举揭发者的管教们显得有点兴奋，悄悄拉开了一张大网，空气骤然变得紧张神秘，改造积极分子们被召去开会，布置加强对我这样一类人的监督，不断有人被叫去反复追查在知道“四人帮”被抓时私下听到些什么？说了些什么？运动案子几乎是人人过关。我还算是谨慎的，那位涂管教在我到这里第一天给我的一记闷棍，让我实实在在认识到自己处境的险恶，心里的话绝不轻易对人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应该好好感谢他。但在很小的圈子内不可能没有一点议论，这位涂管教的嗅觉是不一般的，在他政策攻心的作用下，这个小圈子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在他看来，我这条大鱼就要落网了。此时已有因恶毒攻击英明领袖，为“四人帮”鸣冤叫屈的“爪牙”们被加刑、被重判，布告就贴在办公室外的墙壁上。这天我被叫到办公室，这位涂管教和颜悦色地开始了对我的盘问。
“李乾，听说你是独子？”
“是的。”
“你家里多不容易，你要争取早点回家，减一年刑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哪，这对家里是多大的安慰。”
“我知道。”
“你到这里来了多长时间了？”
“三个多月了。”
“三个多月都没有主动来找过我们一次，不能积极靠拢政府，这对你的改造很不利呀。”
“我只想把自己管好，老老实实把自己的二十年搞完，别的我不想。”
“你不要看我对你批评时语气有点重，有抵触情绪，那是为了你好，是怕你犯错误。但是你好像没有听进去，根据知情者的交待和揭发，你这回犯的错误很严重，不过不要紧，只要你如实向我们讲清楚，就算是你自己坦白的，就可以从轻处理。如果你还能积极主动检举揭发他人的重大问题，我们不仅不处理你，还要给你记功、减刑。你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
“你最近说过什么错话没有？”
“没有。”
“听别人说过什么错话没有？”
“没有。”
“李乾，你是为么事来的？”
“文化革命中打死人。”
“你是运动案子，你们这批人是最关心政治的，逮捕‘四人帮’这么大的事你就没有一点想法？”
“我坚决拥护英明领袖华主席。”
“别跟我演戏了，把你这一套收起来，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没有说过任何不该说的话。”
“×月×号晚上你在干什么？”
“加班。”
“吃夜班面时在哪里？”
“车间。”
“有哪几个人？”
“有我、王××、张×三个人。”
“这就对了，别人说得很准确嘛。在一起你们说了些什么？”
“就说了夜班面条里没有油这句不该说的话，其它再没什么了。”
“没说到‘四人帮’的事？”
“没有。”
“你没有说，他们两个也没说？”
“没有。”
“李乾，别跟我兜圈子了，‘尸骨未寒’这四个字不是你说的？”
“涂干部，我虽是运动案子，但我是刑事犯罪，我不可能说那些话。这肯定是有人立功心切，用栽赃陷害的方式想达到他减刑的目的。”
“你敢对质？”
“当然敢。”
“李乾，你不要嘴硬，门不要关早了。我还是给你一个机会，先回去想一下，想好了来找我，不过要快一点，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时间不等人。”
我心想别看他最后说是给我机会，那是在给他自己找台阶下，我没有给他留一点希望，这位涂管教应该死心。我完全想错了。
几天后我又被叫到中队办公室，里面有三个我不认识的人，中队新来的一个年轻干事坐一边。
来人在核实了我的身份后，一脸的严肃：
“我们是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你要老老实实回答我们的问题。说说耿祺华，宁汉文，何儒非，柳英发在‘12。5事件’中的情况。”
这个问题我不知回答和写了多少遍，怎么还来问？我们的问题不是已经处理了吗？怎么又翻起来了？看来几个月前我就想过的事情兑现了：对耿祺华、宁汉文、何儒非、柳英发，不是他们不想下手，是他们不能。现在他们能了。
我实事求是地说了一遍，他们好像很不满意，一遍又一遍地开导我：
“李乾，你不要以为你把责任自己扛下来，他们在外面就能保你，告诉你吧，现在他们自身都难保，你现在只有依靠我们，检举揭发他们，才有可能得到宽大。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
“那你说吧。”
“我知道的我都说了，我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看来可能你真是忘记了，我来提醒你一下。”说着他卷宗里抽出一份材料，翻到其中一页念到，“‘在新礼堂门前，耿祺华对李乾等人说：你们只管去打，打出事来我负责。’你想起来没有？”
“不记得耿祺华说过这样的话。”我心里在骂这伙人怎么敢这样明目张胆地诱供、陷人入罪？但还是尽可能平缓地说。
“你怎么这样傻呀？这样一来你的责任不是要轻多了？”
“这不是哪个责任轻和重的问题，在我的记忆中根本没这个事。”
“我告诉你李乾，你保他们没有一点用，这只能说明你的态度恶劣。外面的形势你还不清楚吧，告诉你，你们的总后台‘四人帮’已经垮台，你们犯下罪行要彻底清算。你承不承认都丝毫不影响这事实的存在，耿祺华是‘12。5事件’的主谋，这就是法律的结论。”
“你们根据你们的事实得出你们的结论，我只能实事求是地说出我知道的事实。”
想诱我上套，没门。
来人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地走了，没想到有人接着来了。
半个小时后通知我再去中队办公室，一去就见那位涂管教在里面等着。看得出他是听说法院来找我后急匆匆赶来的，还在那里整理他的呼吸。可惜来晚了一步，法院的人已经走了。他一脸的懊恼，没能借用法院的人在场的机会对我施加压力。
他这次开门见山，没跟我兜圈子：
“刚才市法院来找了你？”
“是的。”
“我们劳改部门在法院面前说一句话是很管用的，你的态度决定我们在法院面前怎么说。前几天问你的问题想好没有？现在对你来说是个关键时刻，从重从轻就在你此时的一念之差。”他两眼死死盯着我，一句一顿地把这几句话说完。
我毫不躲避他的目光，同样一句一顿地对他说：
“涂干部，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你不要再费这个心了。我李乾到了这一步，态度好坏不起任何作用。法院真要杀我的头，不是你一句话能保下的；法院不要我的命，别说那几句话无证无据，就算你所掌握的那几句话证据确凿，也改变不了什么。”
对这位想趁人之危、逼人就范的涂干部我实在有点忍无可忍了，上面这一通话脱口而出，我要一劳永逸地让他停止对我的纠缠。只是有了那次戴铐子的教训，另外一句话我没说出口，那就是：我根本不在乎对我的从严从宽，能决定我命运的法院引诱我作伪证都碰了一鼻子灰，你算什么？！
这位涂干部一下子愣住了。正满怀信心等着猎物落网的他，压根没想到他的猎物能如履平地一样走过他精心设计的陷阱，径直来到他面前，当头给了他一盆不乏揶揄的凉水。诧异和意外让他那本来极具攻击性的目光一点点收敛，直至完全消失，听完后他一声不吭，慢慢背过身，办公室里好半天没有一点声音。我以为他缓过神来后会恼羞成怒、暴跳如雷，把我大骂一通，甚至还会有什么措施，就静静地等候着暴风雨的降临。谁知他沉思了好一会后，背对着我说：
“你这样想也有道理，回去吧。”
我想他此时的脸色可能�